南齊國史限斷小考

建元二年（480），南齊初置史官，以檀超與江淹掌史職，上表議國史條例：

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志：《律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曄，合《州郡》。班固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行》，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元為始。帝女體自皇宗，立傳以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傳》。

前人對“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存在兩種不同的理解，周一良先生認為“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和“以建元（齊高帝紀元）為始”，就是說“修齊朝國史的限斷不再從本朝建立向上延伸，而是從蕭道成即位之年算起”。徐沖指出“開元紀號，不取宋年”若果如周氏所言，則南齊國史須自建元元年開始書寫，這顯然與《本紀》通常自皇帝出生就開始書寫的一般原則不符。此外，建元元年時蕭道成已經(jīng)五十三歲，且三年后即別于人世，“難以想象南齊國史會舍棄其創(chuàng)業(yè)之主在劉宋時期的創(chuàng)業(yè)事跡于不顧”。因此徐沖把“開元紀號，不取宋年”理解為“在對本王朝開國史的書寫之中，于高帝蕭道成起事創(chuàng)業(yè)之后，盡管事實上仍當宋世，也要開始以齊之紀年（‘齊元年’或者‘齊公元年’之類）書寫其創(chuàng)業(yè)經(jīng)緯”。

齊高祖像（明代 王圻 繪）

本文認可徐沖對周一良先生觀點的看法，但他沒有明確“高帝蕭道成起事創(chuàng)業(yè)”究竟以何事為標志，其事發(fā)生在何年，僅籠統(tǒng)地指出蕭道成創(chuàng)業(yè)在劉宋之時。從晉、宋二朝的例子看，王業(yè)之始并非不言自明。西晉創(chuàng)業(yè)史始于司馬懿受詔輔政還是高平陵事變，晉初朝臣存在爭議，故有“正始”和“嘉平”兩種國史限斷動議。劉裕雖身自創(chuàng)業(yè)又復受禪，也無法避免宋臣對王業(yè)之始的爭論，因而提出了元興三年（404）、義熙元年（405）和義熙十四（418）年三種國史限斷選擇。由此可見，新朝“起事創(chuàng)業(yè)”的具體時間與標志事件，通常需要經(jīng)過群臣博議，君主裁定后方能為斷。

若以晉、宋二朝王業(yè)之始的討論為參考，回顧蕭道成自臣而君的過程，有幾個時間節(jié)點甚為關(guān)鍵：第一是宋后廢帝元徽元年（473），此前一年宋明帝遺令時為右衛(wèi)將軍的蕭道成與尚書令袁粲、護軍褚淵、領(lǐng)軍劉勔輔政。第二是元徽五年（477），此年七月后廢帝為近侍所殺，蕭道成趁勢入主中樞，迎立順帝，獨掌大權(quán)。第三是昇明三年（479）三月，蕭道成加九錫、受封齊公。第四是建元元年四月，宋順帝禪讓，蕭道成稱帝。齊人究竟選擇哪件事為王業(yè)之始，同樣存在討論的余地。況且劉宋昇明三年也是蕭齊的建元元年，如果將封齊公或受禪讓作為王業(yè)之始，那么南齊國史都是以“建元元年”為斷。徐沖推測的“齊元年”、“齊公元年”等紀年方式，就無法分辨這兩種“起事創(chuàng)業(yè)”的區(qū)別，也無法借由類似的表述“書寫其創(chuàng)業(yè)經(jīng)緯”。那么該如何理解“開元紀號，不取宋年”的含義呢？

檀超與江淹提出的國史條例，遭到了左仆射王儉、秘書丞袁彖的批評，王儉議曰：

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宜加編錄，以崇務本?！冻瘯尽非笆凡粫嚏叻Q先師胡廣說《漢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無煩錄。宜立《食貨》，省《朝會》?！逗榉丁肪女牐辉晃逍?。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為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革。又立《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列女》，若止于常美，則仍舊不書。

王儉對檀超、江淹所上條例的意見是，應該在諸《志》中增加《食貨志》，刪去《朝會志》，將日蝕載入《五行志》；列傳部分，刪去《帝女傳》，帝女有高德異行者載在《列女傳》。袁彖的意見見于《南齊書·袁彖傳》：

議駁國史，檀超以《天文志》紀緯序位度，《五行志》載當時祥沴，二篇所記，事用相懸，日蝕為災，宜居《五行》。超欲立處士傳。彖曰：“夫事關(guān)業(yè)用，方得列其名行。今棲遁之士，排斥皇王，陵轢將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長風移俗，故遷書未傳，班史莫編。一介之善，無緣頓略，宜列其姓業(yè)，附出他篇?！?/p>

袁彖認為嘉遯之風不可長，國史不應立《處士傳》?？梢钥吹?，王儉、袁彖主要對《志》、《傳》的安排與取舍有不同意見，并未對“開元紀號，不取宋年”提出不同看法。齊高帝的批示是“日月災隸《天文》，余如儉議”。這都表明南齊君臣對王業(yè)始于建元元年沒有異議?！伴_元紀號，不取宋年”就是朝野認可的國史限斷，它還可以表述為“開元紀號，只取齊年”，即以“建元元年”為斷。

既然“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已經(jīng)確定了國史限斷，那么何必要再次強調(diào)“以建元為始”呢？徐沖認為“以建元為始”只是針對《天文志》而言。仔細審視《檀超傳》所載內(nèi)容，其對國史義例的討論可以分為如下幾個內(nèi)容：紀、表、志、傳，這一編排內(nèi)容顯然受《漢書》體例的影響。據(jù)此對上引《檀超傳》的材料進行劃分：“開元紀號，不取宋年”是統(tǒng)攝整部國史的限斷原則；“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是不設(shè)諸侯年表；“立十志”是對諸志內(nèi)容與條目的安排；最后討論列傳，主要集中在《處士傳》、《列女傳》和《帝女傳》等類傳的取舍?！耙越ㄔ獮槭肌睂儆凇笆尽辈糠值挠懻摚粌H是對《天文志》的限斷，更是對整個“十志”記事內(nèi)容的限斷。所以特別強調(diào)諸志“以建元為始”，與當時前史諸志的撰寫情況密切相關(guān)。

自班固之后，歷朝史家續(xù)接《漢書》，撰述紀傳體斷代史，前后不絕。至南齊初年，所撰漢、魏、晉、宋諸史繁多，諸書或有志、或無志。有些史書雖然僅載一代之史，但其志所錄內(nèi)容則可能逸出一代的范圍。沈約《宋書·志序》言：

《天文》、《五行》，自馬彪以后，無復記錄。何書自黃初之始，徐志肇義熙之元?！沃?，東海何承天受詔纂《宋書》，其志十五篇，以續(xù)馬彪《漢志》，其證引該博者，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馬遷共為一家者也。其有漏闕，及何氏后事，備加搜采，隨就補綴焉。

以上內(nèi)容反映了沈約撰寫《宋書》時，當世所存宋代諸志的情況。何承天《宋書》的十五篇志上接司馬彪《續(xù)漢志》，其中至少包含《天文志》和《五行志》，兩《志》記事始自黃初。徐志或是新撰，或是刪削何志而成，“徐志肇義熙之元”說明徐爰諸志以義熙為斷。沈約《宋書》諸志“及何氏后事，備加搜采，隨就補綴焉”，透露出沈約諸志大體欲遵循何承天始自黃初（220）的舊例，如司馬彪《禮儀志》述東漢禮制，沈約《宋書·禮志》就從黃初記起。而如《符瑞志》為前史所無，沈約立之以“補前史之闕”，其記事就從上古太昊時記起。沈約《宋書》紀傳部分成書于永明六年（488）二月，諸志中最晚成書者可能已在梁代。因此，建元二年南齊國史修纂時，沈約諸志尚未完成，南齊史官究竟是選擇續(xù)接徐、何《宋書》諸志，還是補綴諸家《后漢書》、《晉書》之志，自然需要有所決斷，“以建元為始”一語即特別針對此情況而發(fā)。

簡言之，南齊國史的紀、傳、志皆以建元元年為斷，諸《志》的內(nèi)容不再上及此前數(shù)朝。此后沈約《宋書》諸志，多從黃初元年記起，未從義熙之斷，應是受到南齊國史諸志限斷的影響。由司馬彪《續(xù)漢志》、《宋書》八《志》和南齊國史諸《志》，就可構(gòu)成東漢以降首尾連貫的典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