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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羅介夫《中國財政問題》:反思近代中國財政轉型困境

在羅介夫身上,能清晰地看到20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渴求國家擺脫積貧、積弱的焦慮和心切。1933年出版的《中國財政問題》一書,很難界定它的學科性。

在羅介夫身上,能清晰地看到20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渴求國家擺脫積貧、積弱的焦慮和心切。1933年出版的《中國財政問題》一書,很難界定它的學科性。它包含財政學理論,卻不完全從一個理性人的角度去討論;它針砭時弊,像是一本時事評論,卻旁征博引,從古埃及述至日本明治維新;當然,它更不像是一本歷史學著作,不以討論史實或歷史規(guī)律為目的??勺x下來后,卻有一種觸動,似乎切真切實地聽到,在那個愚昧與希望交織的年代,知識分子為民族存亡的吶喊。今日看來,這本書的意義,一是理論內容,二是史料功用,三是精神價值。

這本書受李斯特的影響很大,這與羅介夫接受教育的經歷有關。1880年,羅介夫出生于湖南省瀏陽縣,幼讀私塾,后官費派赴日東京都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受李斯特政治經濟學影響頗大。大藏省官員若山則一(Wakayama Norikazu)在1870年就出版了宣傳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保護稅說》,在書中提出日本必須實行貿易關稅保護政策,他認為自由貿易在日本不僅難行,而且倘若行之,則其國必衰。保護主義論得到“維新政治家”大久保利通的支持,另一位政治家犬養(yǎng)毅也翻譯和發(fā)表了多篇著論,宣揚保護論,“保護文明劣等國之產業(yè),防御文明優(yōu)等國之物產濫入。故保護稅者,實為制造未興、商業(yè)未振之國所必行之政也?!比毡镜尼绕?,是李斯特政治經濟學和保護主義在東方國家的實踐,讓很多國人看到后進國家迎頭趕上西方工業(yè)國家的希望。

羅介夫在日本讀書期間,中國留學生翻譯了大量有關李斯特的作品。1901年,留日學生在《譯書匯編》上以《理財學》為名連載介紹李斯特學說,認為李斯特“力倡保護貿易之說者,以德國當時之情形,與我國相仿佛也”。梁啟超在日本創(chuàng)辦的《新民叢報》中,也有多期文章在介紹李斯特學說,比如重遠的《外國貿易論》,稱“李斯德氏國民經濟之論……國民經濟者,近世國家主義日益發(fā)達,知經濟上之厲害,亦不可不以國民為標準?!绷羧掌陂g的羅介夫,既恨著日本,讓中國陷入“東亞病夫”的泥潭,正如他在書中所講,“列強以為中國尚有難侮的實力,自清日戰(zhàn)后,以無名弱小的日本,而牛大的中國,與之連戰(zhàn)連敗,竟至屈辱為城下之盟,于是驚愕世界的視聽,目中國為東方老大病夫。”然而,他卻又羨慕著日本,將李斯特、德國和日本視為中國財政改革的出路,渴望用財政上的先進改變中國的積貧積弱,“財政上的根本整理,庶有一線曙光,而國家前途,亦將未可限量?!?/p>

羅介夫投身于政界和教育界的時間遠大于學術界,他對財政的發(fā)聲,是以一位政治家的身份,其次才是一名學者。這與他早年接觸的革命理念,以及認識的革命志士有很大關系。湖南籍留日學生在近代中國占據著重要的地位,黃興、宋教仁、楊篤生、陳天華、章士釗等都是早期篤定的革命者。羅介夫在日本留學期間,也秘密加入了同盟會?;氐胶弦院?,與很多湘籍革命者一樣,羅介夫投身于教育界,開辦新式學堂,秘密傳播革命思想。禹之謨、黎尚雯、寧調元、廖鈞燾等早期湖南革命黨人與羅介夫甚是要好,其中,同是留日學生的禹之謨對他的影響頗大。1906年,禹之謨領導湘鄉(xiāng)學界發(fā)起反對鹽捐浮收運動,也因此被湖南巡撫龐鴻書逮捕,羅介夫雖奔走相救,也挽回不了禹之謨被殺害的結局。此事對羅介夫的觸動很大,羅介夫受禹之謨囑托,繼續(xù)辦學,為掩人耳目,將禹之謨的惟一學堂改名為廣益英算??茖W校,暗中從事革命事業(yè)。

在此過程中,羅介夫與國民黨人焦達峰、陳作新熟識,參與辛亥革命時期的長沙新軍起義,從此步入政界。羅介夫頗得譚延闿的賞識,其所在的廣益中學在長沙北門外熙寧街的永久校舍就是譚延闿主政湖南時所撥。后來,羅介夫追隨譚延闿參加“二次革命”和護國運動,投奔孫中山的國民革命軍,任職第三革命軍政治部主任。北伐成功后,任職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指導委員會委員,與譚延闿的親信彭國鈞與張炯聯(lián)系緊密,彭、張二人控制著湖南國民黨黨部,是牽制湖南軍閥何鍵的重要一股勢力,羅介夫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參與到地方派系斗爭中。實際上,這背后又有CC系的身影。也正是在陳果夫的暗中支持下,彭國鈞和羅介夫先后成為監(jiān)察院監(jiān)察委員,成為國民黨中央制約何鍵的一枚棋子。

不過,羅介夫雖深陷湖南的派系斗爭當中,但其斗爭不以個人升遷為目的,他的彈劾對象既有何鍵一派,也有與他毫無瓜葛的其他地方官員。比如1931年彈劾河南特稅處長李慕青提倡販運、吸食鴉片;1936年,羅介夫彈劾衛(wèi)生署長劉瑞恒對部分收入隱匿不報、舞弊營私,結果直接導致劉瑞恒辭卸了衛(wèi)生部署職務,赴港從事醫(yī)藥器材的籌備運濟工作。當然,羅介夫的彈劾矛頭主要還是何鍵,所指控事項以橫征暴斂、搜刮民財、貪污受賄和盜賣砂礦等財政經濟事務為主。盡管羅介夫的主要精力在政界,但他似乎又不太懂得官場的圓滑世故,知識分子的執(zhí)拗在他身上體現(xiàn)的淋漓盡致。何鍵主政湖南時,花重金欲收買他,他不為所動;后來何鍵軍權被剝,從湖南下野,調往內政部后,羅介夫仍聯(lián)絡“倒何派”方克剛、賓步程等人,成立湖南各界清算委員會,要置何鍵于死地。這樣的執(zhí)拗,也最終引來殺身之禍。1938年,何鍵秘派內政部警察總隊中隊長劉明善回湘?zhèn)刹榱_介夫的行動,劉明善指使一位欲攀附何鍵的基層官員孫毅(別號陽升)將羅介夫殺害。羅介夫被害后,國民政府以高規(guī)格的禮儀公葬,湖南地方也為之立起紀念碑,湖南省主席張治中親自下令要嚴查兇手。不過,這場明眼人都清楚的刺殺,最后不了了之。何、劉、孫三人都未受到懲罰,羅介夫終究成了政治斗爭的犧牲品。

羅介夫的眼中,中國千瘡百孔,與當時的歐、美、日相比,財政上的問題從上到下百弊叢生。在書中,羅介夫從四個方面展開了論述,分別是“財政機關”、“收入與支出”、“各項具體租稅”、“內外公債”,這也是全書的基本框架。

“財政機關”一編,討論較多的是財權問題。他認為,我國歷來的政治組織系采用地方分權主義,財政紊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所有上下財政機關,沒有統(tǒng)屬連鎖的關系,復沒有統(tǒng)一權力的運用,且沒有責任明白的劃分規(guī)定?!彼麑δ暇﹪裾械接葹槭?,“號稱革命政府,而關于重要問題的財政組織,僅為名目上的更改,而實際內容,毫未變動。”事實上,盡管南京國民政府名義上有了中央財政部,也不過只是管理中央政府所在地的財政而已。為解決問題,羅介夫分析了當時歐美各國的財權分配體制,比如英國,“英國財政總裁,通常以首相兼攝,地位極高,權力甚大,其財政最高監(jiān)督的職權,實行自易,故英國財政基礎,異常穩(wěn)固”;又如法國,在世戰(zhàn)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各黨派協(xié)力,主張根本的救濟策,惟在財政獨裁,擴大財政長官的權力,所有租稅增加,稅率變更,不交議會議決,僅依于財政長官自由決定施行,于是財政整理,才發(fā)生效力?!币虼?,羅介夫主張財權集中,“整理財政應首先注重財政監(jiān)督機關的完備,宜提高財政部的行政權力,使能夠負財政上的最高責任?!痹诩瘷嗟耐瑫r,他認為還應實行獨立的財政監(jiān)督制度,讓行政監(jiān)督、立法監(jiān)督和司法監(jiān)督三者并行不悖。其中,行政監(jiān)督的機關為財政部,其職權在整理財政行政,及核實收支。執(zhí)行立法監(jiān)督的機關為議會,其職權在制定財政法規(guī)、議決預算。執(zhí)行司法監(jiān)督的機關為審計院,其職權是依據法令及預算來審定收支。羅介夫認為,唯有如此,“則財政整理,庶有一線曙光。”

“歲出入”一編,主要討論中央與地方的收支平衡,以及財政劃分問題。羅介夫認為,國民政府成立后,關、鹽、統(tǒng)稅的增收改善了過去中央政府羸弱的財政力量,但政府當局,仍抱武力統(tǒng)一主義,導致中央直屬軍隊增加甚多,每月經常軍費、政費和黨費迅速膨脹,最后仍是入不敷出。各省財政,也是紊亂不堪,雖有劃分國家與地方稅收,但地方截留稅款、私自設局征稅的現(xiàn)象仍是“層見迭出,中央無法禁止?!敝匀绱?,羅介夫認為在于預算制度的缺失,“今我國政府的財政方針,惟在于寅支卯糧,借款度日,破壞預算制度,莫此為甚?!币虼?,在羅介夫看來,預算、決算和金庫制度,是財政整理、改變收支不平衡狀況的根本政策。

“各種租稅”一編,羅介夫依次介紹了當時主要稅收的狀況及制度沿革,包括田賦、鹽稅、關稅、厘金、煙酒稅、印花稅、所得稅、交易所稅、礦稅、牙稅、當稅、茶稅、牲畜稅及屠宰稅、房屋稅及宅地稅、錫箔稅等等。在羅介夫看來,我國課稅種類雖少,但科目繁多,如同一田賦,有所謂地丁,租課、漕糧、屯餉、耗羨、米折、串費、帶征等,同一鹽稅,有所謂灶課、票課、加價、鹽捐等,同一茶稅,有所謂茶捐、茶厘、引價、紙價等,名目復雜,使一般納稅的人民,不容易查悉了解,而征收官吏,可上下其手、舞弊營私。另外,地方還設立種種陋規(guī),如紙費、食費、車費、腳費等等,征收官吏可任意誅求。當征收的時候,多以銅元、銀元、銀兩三種貨幣并用,這三種貨幣,沒有一定的比價,其換算率,都是征收官吏居極有利益的地位。總之,當時稅制亂雜糾紛,實有違反“便宜人民”的原則。因此,羅介夫認為,政府應直接管理各項稅收,藉以聯(lián)絡人民與國家密切的關系,以使公民養(yǎng)成一般國民的國家觀念,使納稅人民得以諒解,并以注意養(yǎng)成國民公德心,為將來實施所得稅等直接稅做預備條件。

“內外公債”一編,羅介夫主要分析了中國政府發(fā)行內債和外債的過程及其利弊。羅介夫認為,自民國以來,各軍閥為爭奪地盤,連年內戰(zhàn)不息,十余年間發(fā)行內債達到二十余億元之多。然而,這筆債款絲毫未投于生產事業(yè),并專用以破壞社會經濟,致使國家與地方的財源,都陷于缺乏不可救藥的境界。外債雖有所謂政治借款與經濟借款兩種,而羅介夫認為國民政府的經濟借款不過徒有其名義,其實大半流用于軍政費,因此當時只交通部無力償還的外債,就達到十余億元,與美國、日本等當初外債的用途完全不同,而其結果當然是完全相反。在羅介夫看來,中國的內外債募集,不是吸收社會游金,純粹是蠶食事業(yè)的資本,變一國的生產資金為不生產的浪費,使得一般金融日益枯竭,企業(yè)資本日益減少,工商業(yè)日益衰敗,而人民因而貧乏,無以生活者日益加多。因此,羅介夫主張不發(fā)行或者少發(fā)行一切不生產的公債,“除非常事變的天災地變或對外戰(zhàn)爭外,應絕對抱定非募債主義,債額無論多寡,期限無論長短,總以不再發(fā)行為原則?!?/p>

羅介夫不認可經濟自由主義,他講到“近代個人自由主義,達于極點,其消費的方向、手段與內容等,都沒有何等規(guī)律。一般民眾的智識低下,容易為惡劣社會所引誘,于不知不覺之間,耽溺于奢華,以至釀成全體社會的浪費?!庇绕涫菍τ诤筮M國家,只有國家有效地干預,才能“變社會上浪費的資金,而投于有效生產的事業(yè),這是為國家直接的生產經費?!绷_介夫尤為主張財政集權,只有將全國財政權整個收回,統(tǒng)籌兼顧,才能夠發(fā)生效力。為此,他希望能盡力地削弱地方政府在政治上的權力,擴大財政部在政治上的權力,只有這樣才能夠完全收回中央政府的財政管理權及監(jiān)督權。他強調財政監(jiān)督的重要性,“僅樹立政府的治權,而無人民的政權,來負監(jiān)督的責任,而政府必至于漸趨腐化,財政尤然。”羅介夫極力反對將大量的財政用于軍事,他在書中所提出的“大緊縮政策”,事實上就是削減軍政費,“中央與地方政權,概為軍閥所把持,不顧一切財源,妄行擴張軍隊,致使軍費一部分,有超過全體收入至1倍以上者……我國不談整理財政,使歲計得以均衡則已,否則非先從事于大緊縮政策,削減軍政費,實無第二辦法?!彼粲鯂裾帽?,統(tǒng)一軍令軍政,整理軍隊。

羅介夫主張政府應保護國內幼稚工業(yè),以振興社會經濟、開辟財源。他痛惜國中所有幼稚工業(yè)無法用海關政策保護,徒受先進國的貨物打擊,無以自存。為此,他主張國家實行保護貿易的政策,切實提倡國貨,呼吁各地立即廢除苛捐雜稅,實行保護貿易制度,訂立獎勵出產品及推銷辦法,保護國內幼稚工業(yè)的發(fā)展。他在文末講到,“中國為資本落后之國家,自以發(fā)展生產、開浚富源為亟?!痹谒臅?,依稀能看到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影響,盡管書中有些觀點和立場,在今日看來未免有些極端,但羅介夫的觀點,代表了那個時代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救國理念,我們既可將其作為一種學術觀點,也能將其視為史料供今日研究所用。

事實上,羅介夫將自己的學術理念,絲毫不差地投身于政界,在任職監(jiān)察院監(jiān)察委員之際,不留任何情面地控訴湖南軍閥何鍵的種種橫征暴斂和不法行為,也不可避免地深陷湖南地方派系斗爭,最終因此而喪命。羅介夫取本書名為“中國財政問題”,其中所講的問題,很多時至今日也沒有妥善處理,比如他講到“我國國地收支,僅將省地方劃分,而縣與鄉(xiāng)鎮(zhèn)市,都未劃分清楚?!笨h級財政長期處于困境的狀況,今日同樣棘手??傊魏我粋€時代,都需要羅介夫這樣知行合一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

羅介夫這本書出版于1933年,在書中,議題是當時中國所面臨的財政問題,很明確且很具體。每一個問題,羅介夫都旁征博引,以歐、美、日為參照,提出自己的理論和改革方案,這樣的成書模式,并不多見。不過,當我們了解完羅介夫的一生,看到一位不成熟的政治家和一個堅定的知識分子結為一體時,也就能感受到此書背后的拳拳之心。

(本文摘自《中國財政問題》,羅介夫著,于廣整理,上海遠東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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