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檔案很有緣，四十五年來見了不少中文和英文檔案，我出版的書都利用了檔案。從1992年讀研究生以來的三十年間，更是日常與檔案為伍，抄檔案、讀檔案、用檔案占了我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時光，也是我念茲在茲的工作，我還教過兩次辨識英文手稿檔案的課。
（一）結緣中文檔案
我和檔案的緣分始于1977年幾乎同時接觸的兩種檔案：臺北的“中央圖書館”檔案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外交檔案。當時我是“中央圖書館”的總務組主任，經(jīng)常巡視館內(nèi)各處環(huán)境與設備等。有天我在特藏組的雜物儲存室看到兩個頗大的竹篾箱籠，好奇打開一看，里面裝滿了“中央圖書館”在南京和重慶兩個時期的公文，都是1949年時運到臺灣的文書檔案，一直就層層堆在角落的竹籠里，這一幕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8年我調(diào)往秘書室工作，辦公室的環(huán)境比起擁擠又嘈雜的總務組好得多，便想起了那兩個裝滿檔案的竹籠。征得特藏組的同意后，我將竹籠移到秘書室，每天利用中午休息的時間，獨自一人慢慢地依照我自訂的一些主題整理，并收納在一個個黑色或藍色卷夾里，再豎起排列在辦公櫥柜中。大約經(jīng)過一年時間，漂洋過海來臺已經(jīng)三十年的檔案全部重見天日，我也得天獨厚有幸徜徉在前人留下的文獻手澤當中。
在這些檔案里，最吸引我的是抗日戰(zhàn)爭中在淪陷區(qū)搜購古籍的大批文獻。在教育部與中英庚款董事會支持下，圖書館館長蔣復璁自重慶潛赴香港、上海，聯(lián)絡一些淪陷區(qū)內(nèi)的學者、專家，冒著生命危險，以“文獻保存同志會”之名，暗中搜購已經(jīng)流出和可能流出的私人藏書，分別藏在上海、香港各地。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在香港的部分藏書被日人運往東京，直到抗戰(zhàn)勝利后經(jīng)過交涉才回到祖國，和分藏各地的古籍會合團圓。相關人員的冒險犯難、整起行動的曲折艱辛，猶如小說或電影般的離奇情節(jié)，在一頁又一頁書信的字里行間，一幕接一幕扣人心弦地上演著搶救文獻的真實大戲。我深深感受到整起行動的震撼，于是將這些簡直令人難以置信的人和事，寫成《抗戰(zhàn)時期秘密搜購淪陷區(qū)古籍始末》一文，刊登于1979年11月號的《傳記文學》月刊上。
以這批檔案為基礎，我陸續(xù)又撰寫發(fā)表一些藏書家的生平與藏書事跡，后來集成《近代藏書三十家》一書，1983年由《傳記文學》出版社印行。也主要因為此書，我在圖書館的職位從編輯升等為編纂。沒想到從儲藏室角落塵封的竹籠中發(fā)掘出來的檔案，竟帶給我這樣的幸運。
在整理圖書館檔案的同時，我也關注“中研院”近史所收藏的外交檔案。當時我對清末學習外國語文、培育外交翻譯官的同文館很感興趣，也利用業(yè)余時間搜集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和廣東同文館的史料。由于京師同文館隸屬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我試圖到“中研院”近史所借閱外交檔案中的總理衙門檔案，可惜的是其中的同文館部分早已在八國聯(lián)軍侵華時全部亡佚，所以我在1978年出版的《清季同文館》一書中，沒能利用到總理衙門的檔案。不過我繼續(xù)修訂并擴充內(nèi)容，增加十篇關于同文館師生的文章，為此又屢次前往近史所借閱外交檔案，從其中的《出使設領檔》抄錄了不少同文館出身的外交官文獻，將先前的《清季同文館》增補修訂成《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一書，于1985年自行出版。如今偶爾翻出尚存約一百張（兩百頁）抄錄外交官文獻的資料卡片，上面抄錄的小字密密麻麻，想起當年為求快速，盡量以小字密密抄錄，沒想到經(jīng)過約四十年歲月以后，字跡都變得有些模糊漫漶了。
（二）結緣英文檔案
1992年再度接觸檔案時，我已經(jīng)不是圖書館員，接觸的也不再是中文檔案。這年我四十六歲，辭去圖書館特藏組主任的工作再當學生，前往英國利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英文系攻讀“目錄學、出版史與?？薄钡拇T士學位。撰寫學位論文《上海墨海書館研究》時，必須利用墨海書館所屬的倫敦傳教會檔案，可是倫敦會的檔案保存在倫敦的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圖書館。我兩次從利茲到大約三百公里外的倫敦，第一天的時間幾乎都花在交通轉車和旅館上，第二天可以專心抄錄檔案，第三天下午又得趕回利茲，以便次日上課，因此抄錄所得不多。
后來改到在利茲東北方約三十公里的瓦爾屯（Walton）鄉(xiāng)間的大英圖書館文獻供應中心（British Library Document Supply Centre），看倫敦傳教會檔案的縮微膠片，可以當天來回。但縮微膠片看一整天下來，總是疲累加頭昏腦脹、眼花，加上當時才剛面對英文手稿不久，即使主持墨海書館的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筆跡并非很難辨識，我還是有些如讀天書一般，幸好最后總算完成了學位論文。至今難忘的景象是每當黃昏時刻離開文獻供應中心，落日余暉逐漸黯淡，飛鳥或盤旋田野上空，或在傾頹的農(nóng)舍屋頂啼叫，我獨自一人在荒郊路旁候車，四顧茫茫，真有遺世而獨立之感，身體疲倦加上心頭蒼涼，恨不得公交車能早些在路的盡頭出現(xiàn)。
盡管不便和困難，在利茲的經(jīng)驗卻開啟了我三十年來利用傳教會檔案做研究之門，只是想不到還有更困難的事在后頭。我完成碩士學業(yè)回到臺灣，原來在信上表示歡迎我再回圖書館的館長，當面告訴我已無缺可用，愛莫能助。我也找不到其他合適的工作，在中年無業(yè)、進退維谷的窘境下，我孤注一擲賣了僅有的房子，怏怏再往倫敦攻讀博士學位，并以《倫敦會的中文印刷事業(yè)》為博士論文題目，其廣度、深度和難度都遠過于碩士論文，單是得看的檔案就大量增加。幸好就讀的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就在亞非學院近旁，宿舍也在倫敦近郊，于是我從1994年年初開始了為期三年與倫敦會檔案日常為伍的生活。由于博士課程不必上課，我的大部分時間都耗在亞非學院圖書館抄錄檔案，有人還以為我是亞非學院的學生。
既然不久前才在利茲嘗到檔案手稿不易閱讀的苦味，何以再赴倫敦又選擇同樣性質(zhì)而更為困難的論文題目，豈不是自尋煩惱或自討苦吃？原來我從撰寫近代藏書家以來，不免會遇到十九世紀末年西式活字印刷在中國興起，并導致木刻版印衰落的問題，但遍讀相關的記載與論著后，都無法清楚了解西式中文活字印刷究竟如何興起并取代木刻，只含糊籠統(tǒng)知道是基督教傳教士造成的結果，因此心中抱著期望，有機會的話就自己動手一探究竟。前往利茲研讀西方的目錄學、出版史與?？?，是為這種想法打下基礎，碩士論文撰寫墨海書館則是試探性的行動，接著再前往倫敦就讀，進一步以和西式中文活字印刷密切相關的倫敦會為研究對象，似乎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說來容易，實際動手卻困難重重。掌握第一手史料當然是研究的起步，以西式活字取代木刻印刷的傳教士檔案已在眼前，而如何轉寫出英文手稿的內(nèi)容卻是一大難關。在利茲，開始時還真是舉“字”維艱，我曾向附近座位的讀者求教一些難以辨識的文字，卻沒有一位能幫得上忙。我也領悟到唯有靠自己才行，于是一字一字慢慢辨識抄寫，認不出的字暫時擱著，過會兒或隔天甚至兩三天再回頭辨識，實在認不出也只能留白放棄。到倫敦后，又經(jīng)過一段時日的摸索，逐漸熟悉那些傳教士書寫的習慣或模式，大約一年后才算是比較上手了。回首前塵，每每想起當年轉眼半百、已無退路的自己，在異鄉(xiāng)的圖書館內(nèi)獨自竭力辨識傳教士書信中的一字一句，此情此景，是此生不能磨滅的記憶。
辨識的速度逐漸加快，三年下來，我從1804年倫敦會決定開創(chuàng)中國傳教事業(yè)起，到1873年結束中文印刷工作，先后抄錄了該會的理事會及秘書處，第一位來華傳教士馬禮遜，接踵而來在南洋各地，以及鴉片戰(zhàn)爭后在香港與上海傳教士的相關書信文件，大約150萬字的內(nèi)容。此外，由于馬禮遜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廣州商館兼任翻譯及中文秘書，而該公司和中文印刷出版頗有關系，我分別到大英圖書館與公共檔案局（Public Records Office）兩處，抄錄它們所藏東印度公司的部分檔案；也到倫敦的衛(wèi)爾康醫(yī)學史研究所（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抄錄所藏的馬禮遜與傳教醫(yī)生合信（Benjamin Hobson）的家庭檔案；又因為英國圣經(jīng)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經(jīng)常補助倫敦會的印刷經(jīng)費與機器，我又前往收藏該會檔案的劍橋大學圖書館抄錄相關的內(nèi)容；英國宗教小冊會（Religious Tract Society）同樣補助印刷費用，而該會檔案收藏在亞非學院圖書館，我當然也就近抄錄了一些。以上這幾個機構團體的檔案，連同最主要的倫敦會檔案，都成為我撰寫博士論文的基礎史料。就因為有這些自己辛苦一手建立的文獻作為憑借，我得以在規(guī)定最少三年的修業(yè)期限內(nèi)完成論文并通過口試，總算沒有白費了賣屋讀書之計。當時正值我年過半百，邁入五十一歲。
蘇精教授在講座上展示檔案中的英文手稿
（三）更深濃的緣分
回臺灣后，我從1997年初開始在大學任教，也繼續(xù)研究工作。由于才從英倫的檔案寶山回來，有如看過黃山不看岳一般，總希望還能繼續(xù)利用第一手史料的檔案進行研究。正好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藏有豐富的基督教傳教會檔案，雖然并非正本，而是縮微膠片和膠卷，卻已經(jīng)非常難得而且足夠我用。此后十多年間，我每年總不止一次專程前往香港看檔案，遇有研討會赴港時，也必然要順便看些檔案才肯心滿意足離港。等到2004年我決定專注研究而自教學工作退休，此后更常到港，但浸會大學圖書館的檔案部門晚上不開放，我無處可去，就留在館內(nèi)瀏覽鴉片戰(zhàn)爭前《廣州記事報》（The Canton Register）和《廣州新聞報》（The Canton Press）兩種英文報的縮微膠卷。如此斷斷續(xù)續(xù)過了四年，竟然將林則徐《澳門新聞紙》內(nèi)容的所有出處找齊了，這是以往沒有人知道或做到的事。后來我將這些“發(fā)現(xiàn)”整理出版成《林則徐看見的世界：〈澳門新聞紙〉的原文與譯文》一書（2017）?？礄n案還能附帶這么大的意外豐收，確是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好處。
1997年起我研究的范圍略有擴大。在印刷出版史以外，還包含以傳教士為中心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例如傳教士與華人的互動、傳教士辦理的學校教育、華人基督教徒的想法與行為等，而我抄錄與利用的傳教會檔案也隨之擴充，在倫敦會以外，又包含對華傳教的四個重要團體：美部會、美國長老會外國傳教部、美以美會，以及大英公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從2000至2010年這十年間，我陸續(xù)撰寫出版《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2000）、《中國，開門！》（2005）、《上帝的人馬》（2006）、《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2010）四部書，其中固然有許多關于印刷出版的內(nèi)容，也包含不少其他主題的研究，但整體是以先前抄存的倫敦會檔案，加上新增的幾個傳教會檔案為史料基礎而完成的。
我的研究范圍超出了印刷出版史，但自己心里很清楚，關于西式中文活字印刷興起的研究，我只完成一半，即倫敦會從馬禮遜來華到香港英華書院的探究；另一半根本沒有進行，那是后起但同樣重要的美國長老會外國傳教部的中文印刷事業(yè)，也就是從澳門華英校書房、寧波華花圣經(jīng)書房，到上海美華書館的系列探討。
2011年時我決定還是收拾一下“玩”心，至少應該完成長老會這一半的研究，才不負自己多年來關注西式中文活字印刷興起的初衷，于是開始我研究“工序”的第一步：抄錄檔案。稍早時我推薦“中央圖書館”購買一些傳教會檔案的膠卷和膠片，當時都已到館可用，其中就包含長老會外國傳教部的檔案在內(nèi)，因此我不必再赴香港，在臺北即可抄錄。同時自己已有將近二十年辨識英文手稿的經(jīng)驗，進行起來比以往順暢得多。在圖書館的膠卷閱讀機器前接連坐了約半年后完成抄錄，再以將近兩年工夫?qū)懗鑫迤撐?，并同已有的文章合成《鑄以代刻》書稿，先由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印繁體字版，入選“《南方都市報》2014文化年鑒圖書榜”，再由中華書局出簡體字版，又獲得“《新京報》2018年度好書獎”的榮譽，還有一些媒體也給予好評。這是我生平寫文章、著書和研究難得一次的獲獎，我真高興以檔案為依據(jù)寫成的書能獲得普遍的肯定。
《鑄以代刻》是我工作生涯的頂點，而自己年逾七十，理應知足并見好就收。一轉念又想起在抄寫傳教士檔案時，經(jīng)?？吹剿麄冇∷⒊霭嬉酝馄渌ぷ鞯挠涊d，如講道、辦學、醫(yī)療、慈善等。其中我比較有興趣的是醫(yī)療活動，也順便抄錄了許多這方面的檔案內(nèi)容，還不乏人所不知或知而不盡的記載，如果就此不用，似乎可惜了這些有價值的文獻。因此不顧自己是醫(yī)療史的外行人，決定整理所抄的醫(yī)療活動相關檔案，再補抄一些新的內(nèi)容，一并撰寫成文，于2019年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印行《仁濟濟人》一書，專注于上海仁濟醫(yī)院的歷史；2020年再由中華書局出版《西醫(yī)來華十記》一書，較廣泛涉及十九至二十世紀初年西方醫(yī)學傳入中國的人和事。兩書的內(nèi)容有四篇重復，事先已經(jīng)雙方出版社同意。沒想到《西醫(yī)來華十記》問世后反響不錯，各種媒體上的書評不少，而且鼓勵遠多于指責，我著實感到意外，因為我并未，也沒有能力高談宏論書中的人和事，只是將檔案的內(nèi)容平實地呈獻給讀者，再略抒自己的感想而已。想來或許正是如此，大家認為我沒有功勞也有苦勞，而對我厚愛有加了。
2018年我到上海參加仁濟醫(yī)院舉辦的院史論壇，同時與會的復旦大學高晞教授在論壇結束后告訴我，坐在她后面的兩位聽眾低聲交談，其中一位說，我以該院檔案內(nèi)容為本的報告，應當是一個研究團隊整理和討論后的成果，而演示文稿也應該是“我的助理”制作的，只是由我出面演示。那位聽眾可能是以當前一般研究（尤其是科學研究）的情形來衡量我的報告和演示文稿，卻不知道我是名副其實的“個體戶”，從在圖書館借閱、抄寫或復印，到辨識手稿、錄入電腦、閱讀吸收和撰寫論文，再到制作演示文稿，都是自己一手包辦，從來沒想過可能會有研究助理的一天。
在我與檔案為伍的生涯中，有一次特別的美國之行。2019年，耶魯大學慶祝其圖書館中文書收藏150周年，邀我于當年10月31日以《衛(wèi)三畏與中文印刷》為題在圖書館發(fā)表演講，內(nèi)容當然還是奠基在檔案上頭。在演講前后，我有機會到該校圖書館的特藏部與貝內(nèi)基（Beinecke Library）善本與手稿圖書館，分別閱覽和拍照衛(wèi)三畏遺留的部分檔案書信，又與孫康宜教授師生同訪該校神學院的圖書館，參觀一些來華傳教士的英文手稿。
離開耶魯大學后，我轉往費城的長老會歷史學社，借閱以美華書館為主的檔案，為期一周。該社收藏美華所屬的外國傳教部檔案，自最早的1837年至1911年部分，于1960年代拍攝成縮微膠卷后已經(jīng)全數(shù)銷毀無存，1912年以后的原件則尚在該社庫房中，利用者只有造訪該社才見得到。我借閱的主要是1912年至1931年美華結束前二十年間的檔案原件，該社允許拍照，因此那幾天我利用這難得的機會盡情多看，也手不停地拍照，共拍攝一千多頁的檔案，轉寫成約二十萬字的史料，據(jù)以寫成《盛極而衰：美華書館的后半生1888—1931》長文。曾經(jīng)長期是中國最大印刷出版機構的美華，究竟如何衰退以至結束，其原因與經(jīng)過如何，以往欠缺研究，我竟有機會掌握第一手史料探討美華歷史的最后一頁，實在深感榮幸。
造訪長老會歷史學社期間，我曾獲邀進入檔案庫房參觀。只見廣大的庫房中密集排列的書架，幾乎自地板至天花板都放滿檔案，頗有汗牛充棟、滿坑滿谷之感。我不禁想起昔日檔案保管者對于利用的態(tài)度極為保守。大英圖書館的東印度公司檔案閱覽室內(nèi)，有穿著制服的警衛(wèi)不停地在座位旁來回巡視；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只準以鉛筆抄寫，其他一概禁止，更別談拍照，但長時間手握鉛筆抄寫會使手指僵硬不靈，檔案管理員只擔心檔案是否完好，才不理會利用者的痛苦不便，管理員還經(jīng)常從圖書館天井式的二樓往下監(jiān)視利用者，發(fā)現(xiàn)有人以其他筆抄寫，便立即通知圖書館員制止。曾幾何時，新一代的檔案管理員觀念已經(jīng)大為改變。2010年我得到臺灣“清華大學”資助，再度前往亞非學院看檔案兩周，竟已準許拍照，連執(zhí)筆抄錄之煩都免了，盡管回臺灣以后還得轉寫出來，但估計那兩周所得或許還多于以往抄錄一整年的數(shù)量。
在利用檔案的生涯中，陸續(xù)有人問我如何學習英文手稿的辨識。由于我自己沒有特意學過，而是從看檔案中積累經(jīng)驗，所以也只能告以多看和要有耐心，至今我還是常遇到怎樣也辨識不出的難字。不過我確實教過兩次手稿辨識班，可說是我教過的課中最特殊的一門。先是2010年前后在臺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兼職時，整理出自己檔案入門以來的各樣心得，配上由易至中等難度的各種手稿樣本，除教室上課外，還有課后作業(yè)，如此教了一學期辨識英文手稿的課，學生六七人，其中一位后來在出國深造前告訴我，他學以致用，為一名學者解決了幾個手稿辨識的難題，我聽了非常高興。2019年，武漢的華中師大中國近代史研究所邀我教同樣的課，分兩學期，每學期三周，每周三次，相當于平常一學期課的時數(shù)。我根據(jù)先前教課的經(jīng)驗大幅度修訂教學方式和教材，華中師大的老師、博士后、研究生都有人上課。后來聽說幾名學生即學即用，在課余整理該所收藏的貝德士（Miner S. Bates）教授遺稿，進步之快真讓我感到后生可畏。希望她們不論是自己深造，還是為人服務，都能在手稿辨識和利用上繼續(xù)精進，我不但欣慰，也與有榮焉。
（本文摘自蘇精教授新著《美華書館：檔案如是說》中《我與檔案》一文，該書于2024年4月由中華書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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