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典》的上海故事

《永樂大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類書，自其問世以來，就被皇家所珍視。屢經(jīng)遷徙之后，在嘉靖時，為安全計，又被錄副，現(xiàn)存的殘本，都是這些嘉靖副本。一般的說法是，《永樂大典》的正本，在明清之際被毀。到了清雍正時，僅存的副本被從皇史宬轉移到了翰林院中，在這里歷經(jīng)了數(shù)百年風雨后，大部散失。至今，全世界已知的《大典》，共有439冊又幾張零葉，較之于原本的11095冊，缺失甚多。

《永樂大典》問世于南京，大部分時間都存貯在北京，自咸豐末年開始大量散失，至光緒三十年（1904），翰林院僅存64冊。而這64冊，便是現(xiàn)在國家圖書館所藏《大典》的基礎。遜清期間，因《大典》屬于皇家舊藏，故而很少進入公共流通領域。以此之故，上海與《大典》的故事，也便是從民初開始的。上海自開埠以來，華洋雜處，各地移民紛紛寓居于此，《大典》的故事，大都是與這些寓賢有關。

一、康有為萬木草堂舊藏

自1914年起，康有為便寓居于上海的辛家花園（泰興路新閘路口），他舊藏的《永樂大典》卷981就是購于此后。此冊為二支韻，兒字冊，共32頁。是康氏1914年9月在上海購入的。傅增湘《藏園群書經(jīng)眼錄》著錄，注明“癸丑”，即1913年，該年傅氏似僅在京津兩地活動。也就是說，在康有為購進之前，此冊曾出現(xiàn)于京津一帶，后來才到上海。封面有康有為手題：“南?？凳先f木草堂寳藏?？涤袨轭}?？鬃佣陌倭暌颐露娜眨?915年3月9日）。”卷端題：“是書藏北京翰林院，庚子之亂散出者，昔在巴黎見之。甲寅九月，以八十金購得一冊，希世之寶也?！币簿褪钦f，此冊是1914年10-11月閑，康有為所購。又封三有康氏手跋：“余既得《圖書集成》，為清朝巨典之秘籍。明世以《永樂大典》為至巨，又抄本藏之中禁，非人間所得見。自經(jīng)庚子之劫，又散在外國。余亟欲得之而苦其難難，不意竟落吾手。此雖重錄，非永樂原本，然亦三百余年物，甚可寶愛。更生記?！贝藘袁F(xiàn)存哈佛大學。哈佛大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經(jīng)由伯希和介紹從一位法國女士之手購入一冊《大典》。哈佛共收藏三冊《大典》，其中兩冊來源比較清楚，只有卷981一冊來源不太清楚，因此，此次購買者應該就是卷981一冊。據(jù)此還可以作進一步推斷：此冊原藏張元濟之手，大概于1931年之前流出，入一位法國女士之手。后經(jīng)伯希和介紹，哈佛大學以1000美元的價格購入。據(jù)1916年10月4日《張元濟日記》：“另有宋本《名臣言行錄》、《廣韻》、《續(xù)文章正宗》三種、《永樂大典》四冊，共一千七百六十三元。因價甚昂，然將來必長，有信問翰翁，應否歸館。”又1933年張元濟覆陳乃乾函：“敝藏《永樂大典》四冊（售貳千元）、宋刊《廣韻》（售伍千元），今均有人正在諧價。尊處可出若干，敬祈示悉。如前途作罷，當奉歸鄴架?！?936年張元濟致袁同禮函：“奉四月二日手教，謹誦悉。承詢敝藏《永樂大典》四冊，前歲以資用告竭，貨于周君叔弢。其卷數(shù)及隸屬何韻，均不復記憶，可就近一詢便知。商館藏二十一冊無支均也?！备鶕?jù)這些信息，大致可以推斷出，此冊從康有為處流出之后，為張元濟所藏。張元濟大概在1931年前售出，但他誤記為售與周叔弢。至于此冊何時流出萬木草堂？1916年張元濟在日記中所言之四冊中是否包括了這一冊，則尚不能確定。總之，此冊流傳路徑為：康有為——張元濟——法國女士——哈佛。

康有為舊藏本

二、張元濟涉園舊藏

戊戌變法失敗之后，張元濟就出京至滬，先后任職南洋公學和商務印書館，從此定居上海。張元濟舊藏《永樂大典》，從目前所見材料來看，多為委托傅增湘代購所得。但張元濟購書，往往與為商務購書交織在一起，很多書都是買來之后，先由商務擇優(yōu)選用，剩下者則留為涉園自藏。因此，張元濟到底藏過幾冊《永樂大典》并不清楚。只是向來根據(jù)其后來與友人的通信中所提及者，認為他藏過四冊。但顯然，我們根據(jù)書上的藏印，現(xiàn)在至少可以確定五種。除上述萬木草堂舊藏一冊之外，張氏舊藏還有：1、卷485-486，一東韻，忠字冊，1914年傅增湘代張元濟購入，1933年售予周叔弢，1946年售予央圖，1949年運臺，現(xiàn)存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卷849-851，二支韻，詩字冊。1913年傅增湘經(jīng)眼，后為張元濟購藏。1934年5月東洋文庫購自北京松筠閣。3、卷3579-3581，九真韻，村字冊。1913年傅增湘經(jīng)眼，1929年前歸張元濟，1933年售歸周叔弢，1946年歸央圖，現(xiàn)藏臺北漢學研究中心。4、卷7602-7603，十八陽韻，杭字冊。1914年11月傅增湘代張元濟購，約1933年售予周叔弢。1951年8月20日，由周叔弢捐國圖。張元濟舊藏的這些《永樂大典》，在他與傅增湘的通信中，都曾有所涉及。如1912年10月31日傅增湘致張元濟函：“《永樂大典》已為留下（日內寄申）。聞授經(jīng)新在京購數(shù)冊，每冊至一百廿五元，內中有鈔《通鑒》《宋史》及《學》《庸》者，不知何以出如此重價也?！?912年12月6日函：“《永樂大典》遵交朱君寄上，前途固來索回矣。然前葉又非原裝，究遜一籌，第內容較董購為佳耳?！?914年6月24日函：“外《永樂大典》三冊，遵命購得。其價已向伯恒兄取用，共一百五十元?！濉忠粌运聘?，此外如有佳者，再為購一冊，以足四冊之數(shù)，但可遇不可求耳?！?914年9月22日函：“又見《永樂大典》一本，‘忠’字號（《忠經(jīng)》《忠傳》皆全），內附圖數(shù)十葉（工筆劃人物），真乃罕見之物。湘所見數(shù)十冊矣，然有圖者絕少。公如收入樓中，亦罕見之秘籍矣?！吨覀鳌芬粫匆娭?，亦無撰人名。第此冊索價至一百元，不知公愿收否？近來此書通行價約五六十元，若特別者自須稍貴，希速示是幸?！?914年9月27日函：“又有《大典》一冊，乃‘杭’字，皆記杭州宋時風俗物產(chǎn)，如《武林舊事》《西湖老人繁勝錄》（此書不見[著錄]，有十余葉），均佳。但亦索百元，購否？”1914年10月13日函：“《永樂大典》一冊，價八十六元，已付之……《大典》‘杭’字冊《西湖老人繁勝錄》《都城紀勝》二種皆完全，而不見著錄。書主視此甚重，與前冊無殊，然湘觀之則尤勝?？滔鲁秩ィ剷翰皇?，湘欲假一鈔亦不可得。然鄙意其靳而不示人者，殆欲為居奇地耳，竢有機會當為謀之。”又該年12月27日函：“‘杭’字《大典》小山前輩以百元購去，款固未付。當時屬交尊處，刻既由公留之，則自請收湘之（帳）[賬]，其款候將來撥作他用可也?！敝劣谶@些《大典》的散出，據(jù)1935年1月13日張元濟致傅增湘函：“需用《大典》‘門’‘冀’‘學’字三冊遵屬檢出，遇有妥便，即托帶呈。至‘村’字冊，為弟所藏，已于前歲售與叔弢矣。”與此相應的是，1946年周叔弢在《古書經(jīng)眼錄》記載道：“《永樂大典》四八五、四八六，東字，忠經(jīng)、忠傳，一本（售去）。《永樂大典》三五七九至三五八一，村字，一本（售去）。《御題永樂大典》七六〇二、七六〇三，杭字，《都城紀盛》《西湖老人繁盛錄》一本（贈北京圖）。”

周叔弢《古書經(jīng)眼錄》

三、商務印書館涵芬樓舊藏

涵芬樓為商務印書館的善本收藏地，自1909年正式成立，曾利用所藏出版《涵芬樓秘籍》，影響深遠。不幸的是，1932年1月29日上午，日軍空襲上海，將商務印書館之印刷廠、編譯所、東方圖書館等設施全數(shù)焚毀。東方圖書館中的涵芬樓，連同它所庋藏的所有善本珍籍，盡付劫灰。值得慶幸的是，為避北伐戰(zhàn)亂，早在1924年，商務印書館就將涵芬樓所藏善本中的5300余冊寄存在了上海金城銀行倉庫，故而此次得以幸免于難。關于這一宗“劫余”之物，張元濟在致傅增湘函中痛心而又略感幸運地說道：“閘北交通漸復，連日勘視總廠，可謂百不存一。東方圖書館竟片紙無存，最為痛心?！覙巧票炯拇娼鸪倾y行庫中及臨時取出者，宋本凡九十二種、元本百○五種、明本同校本八十一種、抄本百四十七種、稿本十種，總共五千余冊。弟不自揣，竊以為尚在海源閣之上……”事后，張元濟又曾就這些遺存善本撰寫《涵芬樓燼余書錄》，其自序謂“題曰‘燼余’，所以志痛”者也。顧廷龍后序則稱，發(fā)表《書錄》“不僅燼余之書有一詳細之紀載，亦且示舉世毋忘日寇之暴行，更惕勵后人作勿替之愛護也”。涵芬樓舊藏《永樂大典》21冊，就包括于此中。故而，這批《大典》，不僅是國家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者，更是國家艱苦抗爭，民族奮力向前的見證物。

張元濟《涵芬樓燼余書錄》

這批《大典》，每冊鈐印“海鹽張元濟經(jīng)收”“涵芬樓”，可見全部是由張元濟經(jīng)手收購。至1951年7月23日，商務印書館董事會決議將其全部無償捐贈國家。1951年8月6日辦理捐贈交接之后，于13日由文化部文物局撥交北京圖書館收藏。同年9月7日，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副局長王冶秋共同署名為商務印書館頒發(fā)褒獎狀，以對這一捐獻之舉表示感謝。

商務印書館捐獻《永樂大典》細目

四、蔣汝藻傳書堂舊藏

蔣汝藻本系湖州南潯富商，其家所有之傳書堂為南潯四大藏書樓之一。因藏宋版《草窗韻語》，故又取齋號密韻樓。蔣氏早年經(jīng)商，先后寓居上海寶昌路、西摩路。后以投資失敗，將所藏大都售予涵芬樓，其舊藏十冊《永樂大典》，即因此而轉為涵芬樓所有。傳書堂舊藏十冊《大典》為：1、卷2539-2540二卷，一冊，七皆韻，“齋”字冊。2、卷3525-3526二卷，一冊，九真韻，“門”字冊。3、卷6558-6559二卷，一冊，十八陽韻，“梁”字冊。4、卷7513-7514二卷，一冊，十八陽韻，“倉”字冊。5、卷15140-15141二卷，一冊，八隊韻，“隊”“兌”二字冊。6-9、卷11127-11134八卷，四冊，賄韻，“水”字冊，即酈道元《水經(jīng)注》上半部。此四冊1925年前系傅增湘雙鑒樓舊藏者。1926年1月，蔣汝藻以經(jīng)商失敗，將藏書精華售予商務印書館，包括有《大典》十冊，因蔣氏所藏中，還有一冊（《水經(jīng)注》）為民國鈔本。四冊《大典》原本在蔣汝藻聘請王國維撰寫的《傳書堂善本書志》中曾經(jīng)著錄：“《永樂大典》四冊，卷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七至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四，凡八卷，皆韻水字注，乃《水經(jīng)》河水自丹水注，即酈氏書之卷一至卷二十也。酈氏書自明以后諸刻均闕自序，惟《大典》有之，《四庫》本及武英殿聚珍板本均從此錄出。補正明以后刊本甚夥，蓋修《大典》時所據(jù)者猶宋刻善本。此雖僅存二十卷，亦書府之瑰寶矣?！贝怂膬浴洞蟮洹分匾?，由此可知。

五、劉承幹嘉業(yè)堂舊藏

嘉業(yè)堂一向被稱為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其藏書數(shù)量、質量均臻上流。嘉業(yè)堂主人劉承幹好學佞古，據(jù)其所編《嘉業(yè)堂所藏永樂大典引用書目》，先后共收得44冊《永樂大典》。1931年6月，應滿人金梁之請，售出2冊。剩余之42冊，于1938年全部售予滿鐵大連圖書館。后大都幸得歷盡劫波，輾轉入藏國圖，僅缺損一冊。

據(jù)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癸丑（1913）五月十四日：“至虹口東有恒路德裕里訪章一山，坐談良久。由伊經(jīng)手購《永樂大典》三冊，其書系庚子之難散佚于外，均系恭楷繕抄，想見成祖時一代人文之盛。本有數(shù)千冊，自庚子兵燹，只存二百余本，今只存數(shù)十冊矣。文字之厄，一至于此。此種明知無用，不過留為文玩品，每冊京平銀一百兩，共計三百兩，合洋四百六十元有零。”這是現(xiàn)在所見劉氏收藏《大典》的最早記錄。另據(jù)《求恕齋日記》癸亥（1923）十一月十六日：“午后，李紫東來，與之購成《永樂大典》二本、宋本《通鑒總類》二十冊，兩共洋六百元。”目前所見劉承幹收購《大典》事僅此而已。

前言嘉業(yè)堂舊藏《大典》42冊均被滿鐵收購。至日軍投降，這些善本便皆落入蘇軍之手。據(jù)《王子霖古籍版本學文集·海源閣珍本流東記》載：“次年（1946年），蘇聯(lián)派遣了所謂波波夫調查團到大連滿鐵圖書館檢查圖書，名為借閱有關蘇聯(lián)與近東中外資料，依庫逐架檢查半月之久。當中抽出中外各善本，有關交通、宗教、考古，以及珍貴稿本三千余部冊，連同善本書庫全部圖書四千余部冊，由日本人大谷武男造冊存館。這批珍貴圖書后被捆裝了50個大木箱，運往蘇聯(lián)莫斯科列寧圖書館。在這批所謂借書當中最為世人珍視的是世界聞名的《永樂大典》四十二冊，和海源閣舊藏的宋刊子集六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蘇聯(lián)于五十年代歸還《永樂大典》五六十冊，可惜海源閣宋刊子集六種仍未還歸，真是憾事?！?/p>

《大典》卷2190-2191這一冊，原為劉承幹嘉業(yè)堂藏書，后被日偽滿鐵大連圖書館購入，抗戰(zhàn)后被蘇聯(lián)取走，至今下落不明。該冊亦曾經(jīng)被改裝過，冊后銜名葉為乾隆時補錄。該冊所收主要為《帝王經(jīng)世圖譜》一書，而乾隆曾作有御題詩“題《帝王經(jīng)世圖譜》”。因此，該冊冊前可能有乾隆御題詩。乾隆御題詩本為自《大典》輯出之書而作，后多改裝入《大典》，共13種，現(xiàn)可確定存2種。此冊《大典》，如能再次面世，或許又為乾隆御題本增加一新品種。

總而言之，這批42冊《大典》的遞藏情況為：原藏劉氏嘉業(yè)堂，1938年售予大連滿鐵圖書館。1945年10月蘇聯(lián)從大連圖書館選走了55冊《永樂大典》。1954年6月，蘇聯(lián)政府歸還給中國政府其中的52冊，入藏北京圖書館。

六、陳澄中荀齋舊藏

陳澄中名清華，湖南祁陽人，曾任中央銀行總稽核，寓居上海武康路、湖南路交界處。所藏古籍善本碑帖，名震一時，以海內孤本宋版《荀子》最為寶愛，故取室名為“荀齋”。抗戰(zhàn)勝利后，陳澄中赴港定居。至上世紀50年代，國家曾委托徐伯郊從清華手中購得包括四冊《永樂大典》在內的善本126部，現(xiàn)藏于國家圖書館。此四冊之詳細情況，據(jù)趙愛學《國圖藏嘉靖本永樂大典來源考》所述：“卷5248、5249遼：世宗、景宗、圣宗（藏號9652）；卷5251、5252遼：天祚、九主年譜、遼控制諸國（藏號9653）；卷7213、7214：堂：明堂十九文、二十文（藏號9654）；卷8706：僧、僧講、僧律、僧官、僧隸、僧封、僧謚、僧號、僧衣、僧籍、度僧、鬻僧、汰僧（藏號9655）。此四冊皆鈐有‘祁陽陳澄中藏書記’印，館藏采訪卡片記錄為‘文化部文物局撥交1955.7.7’。則此四冊1955年為文物局從香港陳澄中手中購回，同年7月?lián)芙槐本﹫D書館?！?/p>

荀齋所藏四冊中，有兩冊為劉承幹嘉業(yè)堂舊藏。據(jù)葉昌熾《緣督廬日記》丙辰（1916）七月：“廿九日，……益庵攜《永樂大典》簫韻遼字兩冊，一部《遼史》，旁及《契丹國志》，幾乎包括在內，為周頌芬介紹求售，索三百元?！倍鴦⒊袔帧肚笏↓S日記》記錄次日葉、孫自蘇州至滬。第三日“夜，與菊裳、益庵談”。再據(jù)1927年，袁同禮、劉國鈞《永樂大典現(xiàn)存卷數(shù)續(xù)目》記錄，此兩冊均藏劉氏。則劉承幹購歸此二冊，很有可能就是1916年由葉、孫二人作緣。這兩冊因為與東北歷史相關，故為滿族學者金梁所喜，特為購求。據(jù)1931年5月21日劉承幹致張元濟函：“茲又有懇者：遼寧皇宮博物館金息侯都護去冬迭次函商，欲得《永樂大典》遼字二冊。侄藏弆已久，頗類敝帚之珍，后因不忍拂其拳拳之意，允許出讓。當時議定代價壹千元，而都護來書欲先寄書再行交款，并云遼滬匯費太昂，最好托商務印書館劃轉等語。侄因從前書去而銀不來之事數(shù)見不鮮，且該館系公共性質，不得不慎重出之。輾轉思維，惟有將《大典》兩冊送上，拜懇長者函托沈陽商務書館妥友送去，將書價隨手帶轉，劃至滬館，以便領取?，崿崬^神，不安之至?！庇?931年6月12日張元濟致劉承幹：“前承交下《永樂大典》兩冊，囑為轉交金君息侯，當經(jīng)寄往沈陽敝分館，昨得覆函，知已代交，所有議定價銀一千元亦已如數(shù)收到。”但想必是因東北局勢在“九一八”后急轉直下，此兩冊《大典》在金梁處數(shù)年后即被轉手，約40年代初，歸荀齋所有。

陳清華另藏卷8706一冊，1929年前為武進陶氏涉園所有。1934-1940陶湘去世前在上海售出，歸荀齋。而堂字冊之流傳情況，則尚須進一步挖掘。

七、徐伯郊詩外簃舊藏

徐伯郊系文博界前輩徐森玉先生長子，大學畢業(yè)后進入上海銀行界工作。自1937年底，開始與家人寓居于寓福熙路（同孚路西）升平街內百花巷105號（后先后改為升平街百花巷47號、延安中路632弄47號）。伯郊最大的功績，是在上世紀50年代開始，受國家委托，在香港文物市場搶救流失文物，代國家分別購回。與此同時，他受乃父影響，酷嗜書畫文獻，收藏甚富。鄭振鐸曾于1955年5月28日致徐森玉先生信中說：“森老：……陳澄中書得成交，從此了卻一件大事……至此，國內藏書，已歸于‘一’。私藏中，只有傅忠謨和伯郊兩家了。這兩家不成問題的遲早會又歸‘公家’所有。惟既歸于‘一’，則必須妥求保護、保管之方。”由此可見伯郊藏書的質量。而這批21種善本，最終于1956年售歸國家。雖然如此，伯郊所藏并未全部出讓，事實上，詩外簃所藏仍有可述者，如《永樂大典》卷7328一冊，十八陽韻，“郎”字冊。此冊的流傳過程，至今尚不明朗，僅知在1929年前為上虞羅氏所藏，但雪堂的相關文獻之中，并未言及，故其遞藏，尚需進一步勾稽。而伯郊何時何地購得此冊，也因文獻缺失，無據(jù)可依。又據(jù)數(shù)種文獻記載，此冊系徐伯郊1951年捐獻國家，如師陀在回憶鄭振鐸文章中就說，在潘氏寶禮堂藏書1951年被運回上海內部展覽時：“其中有一冊《永樂大典》，徐伯郊說：‘這是我送給國家的。’”但事實上，該年八月曾在京舉辦“永樂大典展”，其中并無伯郊此冊。而當時親手操辦此事的趙萬里、鄭振鐸、王重民等人關于展覽的介紹、研究文章中，也都沒有提及此冊，可見此時并未捐出。事實上，此冊首見于1958年所編《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中，且其登錄號也與1958年入藏圖書相近，故當為該年捐贈者。

八、袁樊魚千里室舊藏

據(jù)2018年3月9日《中國青年報》所刊《〈永樂大典〉滄桑600年：原稿毀于大火 正本失蹤》一文介紹：“國家圖書館的程有慶先生回憶到：2007年5月，國家圖書館成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隨后派遣專家組到各地調研古籍的相關情況。11月，程有慶和楊成凱一組，前往江浙滬，同一時間，故宮博物院的施安昌也在這三地調研金石碑帖?！翘煜挛纾┌膊覀冋f，有一個上海的老鄰居有《永樂大典》，想請我們看看。當時覺得遇到的可能性很低，但還是答應了?！逃袘c記得，那天晚上8點，這位已經(jīng)移民加拿大的袁女士，在招待所一樓等他們，進到房間，拿出兩冊《永樂大典》?！谝粌?，是影印本，大家心里有一點涼；第二冊，從古籍真?zhèn)蔚蔫b定來看是真的，書還保存著明代的包背舊裝，可幾位先生都不敢相信?！逃袘c讀過中華書局1986年出版的張忱石《永樂大典史話》，書中收錄有《永樂大典》目錄和已知現(xiàn)存的冊目，‘只要查那個表，就能知道這一冊的內容對不對得上。我當即打電話給我父親，請他幫我查，確認了這一冊不在現(xiàn)存冊目’物和內容都確定了，程有慶和楊成凱才敢跟國家圖書館匯報此事。后來，袁女士又帶著此書專程到北京，國家圖書館和國家文物局組織傅熹年、張忱石等專家先后進行了四次鑒定，確認無誤。最終，這一冊《永樂大典》回歸故土，入藏國家圖書館。該冊《永樂大典》從封面至紙頁皆無缺損，品相完好，其內容為有關“湖”字的唐、宋、元詩文，字跡端工的館閣體。湖字韻為卷2260-2292，凡33卷，今存19卷。今國家圖書館藏卷2270-2271這一冊，往下正好是鑒定的卷2272-2274這一冊，再往下卷2275-2276這一冊又為國家圖書館所藏，袁女士所捐此一冊，彌補了湖字韻的缺卷，達到了承上啟下的聯(lián)結作用?！边@冊《大典》，卷末鈐“南通沈燕謀印”“江南六俊世家”“曾藏沈燕謀家”“曾在袁安圃處”四印。2009年文物局以文物征集經(jīng)費購回，2013年國家圖書館借藏至今。

上述文中所言袁女士，指的是袁樊之女袁葰文。這冊《大典》就是經(jīng)她之手回歸大陸的。根據(jù)書上的藏印可知，此冊先為南通沈燕謀所有，后歸袁氏魚千里室收藏。袁樊號安圃，室名魚千里室。出身蘇州舊家，業(yè)于銀行，精鑒別，富收藏，寓居富民路41號。此冊藏于上海，再現(xiàn)于上海，最終落戶國圖。

九、上海圖書館藏本

上海圖書館雖然是國內第二大館，所藏古籍質量與數(shù)量也位列前茅，但所藏《大典》卻僅有一冊又一葉。一冊是卷7322-7324，十八陽，郎字冊。有“顏退省堂”、“鄗客棣生過目”兩印。系顏惠慶舊藏，上世紀70年代抄家曾入上圖。后退還，在1983年時又經(jīng)顏惠慶女婿孫子敬捐獻上圖。另有卷1191，二支韻，存第四葉。系1951年，上海圖書館籌備處以舊人民幣八萬元（今八元）從上海博物館工作人員夏玉琛處購得，內容為《易經(jīng)》。關于這一冊一葉的《大典》，沈津先生有詳細文章介紹，可參考。

十、國家圖書館藏本

1933年5月，教育部電令北平圖書館將所藏宋元精本、《永樂大典》、明代實錄等古籍南遷，以防不虞。經(jīng)若干周折之后，1935年11月，北平圖書館將包括館藏善本甲庫、乙?guī)熘械木窊褚\往上海、南京兩地，其中《永樂大典》當運往上海保存，隨后又成立國立北平圖書館上海辦事處負責保管善本事宜。

當時北平圖書館共藏《大典》64冊，但是否全部南運至滬，尚不清楚。1940年秋，因風傳汪偽政府將有收回租界之舉，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與美駐華大使約翰遜等人經(jīng)籌劃后，將平館存滬善本擇要運美保存，其中就包括了60冊《大典》。1965年2月，袁同禮先生在美國華盛頓去世，在時任“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建議下，臺灣方面聯(lián)系美國國會圖書館，在本年末將原國立北平圖書館運美善本全部送往臺灣地區(qū)。另外，1942年10月，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治下的“北京圖書館”責成秘書王鐘麟赴滬，將部分存書北運，其中就有一冊《永樂大典》。據(jù)國家圖書館現(xiàn)存盤案記載：“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王秘書主任由滬帶來明抄本《永樂大典》卷二〇四二四至二〇四二五壹冊。陳恩惠收。”也就是說，至少有61冊《大典》曾經(jīng)先后存儲于上海。另外，還有卷901-902，二支韻，“詩”字冊。原藏日本京都府立圖書館，1946-1948年由平館上海辦事處收購。但具體收購過程如何，尚不清楚。此冊至1948年也運返北京。

十一、《大典》與上海新緣分

2020年7月7日下午4時47分，二冊《永樂大典》在法國Beaussant Lefèvre拍賣行二號拍賣廳舉拍，估價5000-8000歐元，經(jīng)過11分鐘的激烈競拍，最終由現(xiàn)場的一位中國女士以640萬歐元的落槌價拍得，拍賣傭金為27%，因此，兩冊《永樂大典》的最終成交價為8128000歐元。這兩冊《大典》，為卷2268-2269一冊，六模韻，“湖”字冊；卷7391-7392一冊，十八陽韻，“喪”字冊。此兩冊四卷與國家圖書館藏“湖”字、“喪”字冊均相連，并且此“湖”字冊的出現(xiàn)，使得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的“湖”字卷全部相連（2260-2283），實屬難得。這兩冊《大典》經(jīng)由浙江藏家購入之后，于2021年1月26日自上海自貿(mào)區(qū)保稅區(qū)入關，經(jīng)上海市相關專家進行鑒定無誤之后，隨即運至杭州。這兩冊留存上海時間雖短，但一則以疫情期間沖破重重障礙，始得購成；再則以海外回流，意義深遠；三則以價格昂貴，令人咋舌。種種因素迭加，又為最新發(fā)現(xiàn)的前此未知之卷，故而尤其引人矚目。

從清廷遜位至今已過百年，《永樂大典》未來要有新的發(fā)現(xiàn)，想必越來越困難。但回想過去，這部包羅萬象、迄今為止最大的類書，曾經(jīng)與上海這座城市發(fā)生過這么多的故事，不能不說是淵源甚深，足以令人感慨萬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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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強著《袁同禮年譜長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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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編撰《傳書堂善本書錄》

王子霖著《王子霖古籍版本學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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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愛學著《國圖藏嘉靖本〈永樂大典〉來源考》

周叔弢著《古書經(jīng)眼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