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柏拉圖對話”還是“與柏拉圖學者對話”？

【引言】拙著《西方古典學研究入門》提出了“經(jīng)由古典學術通達古典精神”的設想。那么，如何在西方主流古典學界完全拋棄古典精神的現(xiàn)狀下，努力重建古典學術與古典精神的關聯(lián)？如何在中國為西方學界所不為、所不能為？這是吾輩古典學人應當迎接的歷史挑戰(zhàn)。我們只有另眼去看西方學界的古典學，方能擘畫進入中國的古典學的未來，讓它真正走上與中國文化相遇的道路。

柏拉圖（前429年-前347年）

學界閱讀柏拉圖的常見方式，不是讓我們“與柏拉圖對話”，而是“與柏拉圖學者對話”。我們學會翻檢各種評注和論著，斤斤于其他學者對柏拉圖某段文本或某個學說的解讀和詮釋，浸淫于學院式的論爭，意在躋身柏拉圖學者的團體，成為其中的一員。

要加入柏拉圖學者的團體，需掌握他們閱讀柏拉圖的三重秘密。首先，一位柏拉圖學者閱讀柏拉圖原著并沉潛其中的時間，要遠遠少于閱讀其他柏拉圖學者的時間?！鞍乩瓐D研究”已高度國際化，英、德、法、意這幾種歐美主要語言的論著當盡收眼底，還有荷、西、希、俄等次要歐洲語言，亦不容錯過?？傊?，對于任何一個學術問題，若欲發(fā)柏拉圖學者所未發(fā)，必先窮盡所有二手文獻。結果便是，竭力追隨學術主流，與其他柏拉圖學者對話，而柏拉圖原著倒退居其次了。

其次，即便是柏拉圖原著，柏拉圖學者閱讀某些片段的時間也遠遠超過整體。因為他的閱讀時間有限，已被大量的二手文獻占據(jù)，留給原著的時間嚴重不敷，所以挑選與研究課題“直接”相關的章節(jié)段落，乃最為經(jīng)濟之法。這些片段被從整體當中割裂出來，與對話錄的整個進程脫離，以更類似于哲學論文的方式被閱讀。

最后，即便是閱讀這些片段，柏拉圖學者基本上也無知無感，而需借助其他柏拉圖學者的論爭，來發(fā)現(xiàn)自己的“興趣”所在。因為他與柏拉圖原著存在精神上的巨大隔膜，而其他柏拉圖學者的論爭倒讓他倍感親切，因為那是用一種他所熟悉的學術話語表達，而柏拉圖的文字卻遠離學術話語，用高度原創(chuàng)性的思想寫就。

保守這三重秘密的柏拉圖學者，當然不愿“與柏拉圖對話”。他與柏拉圖處于不同的思想層次和精神境界，柏拉圖所關注的問題本身，他要么毫無興趣，要么毫無置喙的余地。他達不到柏拉圖的思想高度，便只能反向而行，把柏拉圖拉到學術研究的層次，在那個層次，他倒是找到許多同氣相投者，并熱烈地與他們展開“對話”。

然而，真正的對話——柏拉圖所言的dialogos——意味著一來一往，一方的logos與另一方的logos向著同一個問題的探索緊密交織起來。柏拉圖著作里的思想及其背后的精神，乃古人一方的logos，而我們今人一方的logos當與之諧調、應聲，此乃一來一往也。柏拉圖學者之所為，惟時下學術風尚是務，把古人一方的logos當作時下學術的競技場，務必令其趨時而讓自己從一眾柏拉圖學者當中勝出。

既然“與柏拉圖學者對話”不通向“與柏拉圖對話”，我們先來找尋“與柏拉圖對話者”，向他們學習。西方歷史上，自柏拉圖的高足亞里士多德始，便不乏“與柏拉圖對話者”。亞里士多德那句振聾發(fā)聵的名言“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吾師”指柏拉圖，“真理”為何？指向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共同關注的問題本身。亞里士多德雖頗富學者精神，卻并未對乃師的著作采取學術研究的態(tài)度，而是從思想上直接與柏拉圖對話，譬如《詩學》《政治學》與《理想國》里的“詩論”和“教育理論”的對話。

拉斐爾所繪的雅典學院，柏拉圖手指向天，亞里士多德手指向地。

如果說亞里士多德距離我們太遠，屬于一個學術研究剛剛萌芽的時代，那么讓我們從十九和二十世紀的德國各舉一例。早期尼采在《悲劇的誕生》（1872）里提出的“蘇格拉底問題”，貫穿了他的一生，直到《偶像的黃昏》（1888）還在奏響。尼采與之辯駁和纏斗了一輩子的“蘇格拉底”，正是柏拉圖思想的一種形象化，尼采的“蘇格拉底問題”正是與柏拉圖思想（例如“理性樂觀主義”“辯論法”“美德即知識”）的對話，還要在對話中超越柏拉圖，成為比柏拉圖更加緊密、更有機地將詩與哲學結合起來的思想家。另一位是海德格爾。他的成名作《存在與時間》（1927）的題辭用的是柏拉圖《智術師》里的一段希臘語，他注明出處，緊接著追問道：“我們今天對這個問題有答案了嗎？不。所以現(xiàn)在要重新提出存在的這一意義問題?！边@部著作便是與柏拉圖（還有亞里士多德）的深入對話。此后數(shù)年，海德格爾撰作《柏拉圖的真理學說》（1931/2）一文，更要昭示“柏拉圖思想中還未被說出來的東西”，通過對“洞寓”的翻譯、解說和闡釋來與柏拉圖展開對話，并超越柏拉圖的思想。（順帶一提，現(xiàn)代哲學家懷特海家喻戶曉的名言“兩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學只不過是柏拉圖哲學的一系列腳注而已”，其實不得要領，一定要說的話，當改寫成“兩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學是與柏拉圖哲學的一系列對話”。）

左：尼采《悲劇的誕生》中譯本書影；右：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中譯本書影

我們且從兩個層面向“與柏拉圖對話者”學習如何“與柏拉圖對話”。其一為思想層面，也就是柏拉圖的文本所傳達的思想，可以是總體性的核心問題所關注的思想（如尼采與“蘇格拉底問題”的對話），也可以是局部的、支撐核心問題的細節(jié)性的思想（如亞里士多德與《理想國》里的“詩論”和“教育理論”的對話），還可以是文本并未致力于傳達卻隱含的、內設的思想（如海德格爾與“洞寓”所含的“真理學說”的對話）。這個層面的對話，可以是對思想的闡釋和引申，也可以是批評和反駁。其二為精神層面，也就是文本所傳達的思想背后的精神，這不在文本的字里行間，而在文本作者之所以有所作的精神動力和根本體驗。體悟此精神，貫注己身，言作者所未言，言作者所不能言，此乃更深層的對話。這一層面的對話終將引向我們自己的有所作，引向與對話者的精神處于同一層次的有所作。

我們不僅要向“與柏拉圖對話者”學習，還要鼓起勇氣離開柏拉圖學者的團體，嘗試自己“與柏拉圖對話”?！芭c柏拉圖學者對話”，如前所言，意在躋身柏拉圖學者的團體。那是一個由學術（連同它的機構化和制度化保障）營建起來的安全之地，加入這個團體，依傍它的信條，便不再有思想的冒險，甚至不再需要思想，因為學術的信條已經(jīng)為學者規(guī)劃了思想的畛域，他不能越其雷池一步，否則便會遭到“學術共同體”的驅逐。可是，“與柏拉圖對話”，并不通向馴良無害的學術，而通向思想本身。思想本身無所依傍，只有它自己才能開辟新的道路，而那會是一場未知所終的冒險。

讓我們拋開所有柏拉圖學者的著作，直接進入柏拉圖的對話錄，直面對話錄里的思想，試看這思想能否激起我們對話的沖動，考驗我們能否與這思想對話，就像對話錄里的那些對話者，面對蘇格拉底，有無對話的意愿，是離開還是留下，是留下后靜聽，還是主動與蘇格拉底對話，是對蘇格拉底所言唯唯諾諾，還是真正地與蘇格拉底對話，直至挑戰(zhàn)蘇格拉底而將對話推進到前所未有的境地。

惟當我們自己“與柏拉圖對話”，柏拉圖的真精神才會向我們顯露。因為“與柏拉圖對話”，不止于一種“言說”，而更是一種“行動”，是一場思想的冒險?？偸峭Ａ粼凇芭c柏拉圖學者對話”的階段，會讓我們沾沾自喜地重復自己；“與柏拉圖對話”，則意味著永不滿足地超越自我?！芭c柏拉圖對話”，從根本上而言，是一場與自我的對話。這場對話讓那個更高的“我”來不斷地提升眼下的我，那個更高的“我”好比是柏拉圖對話錄里的蘇格拉底，而眼下的我好比蘇格拉底的對話者，總是在被高他一籌的蘇格拉底提升，蘇格拉底的更高位置也隨著他的對話者的處境而不斷地變化。一篇篇對話錄原本是柏拉圖的內心戲劇，他的我與他更高的“我”（以蘇格拉底的形象出現(xiàn)，是基于歷史上的蘇格拉底的文學人物）之間的對話。“與柏拉圖對話”，就是去重現(xiàn)這一場場與自我的對話，直至與蘇格拉底這位原型哲學家發(fā)生精神上的撞擊，將蘇格拉底所進行的思想的冒險推向新的境地。

以上三個階段，正可喻學問之進步。學問之進步，有別于學術之進步。后者為人（天下之公器），前者為己（道問學）；后者為物（研究對象），前者為我（問學者）；后者純?yōu)榍笾弥R取代真理，前者志于求道，用真理統(tǒng)御知識。

學問三階段，亦為人生三境界（此論可與靜安先生“詞藝三境界說”對參）。雖非涇渭分明，但總體進程，當由一而二而三。吾輩或莫不始于“與柏拉圖學者對話”，然不應將其等同于“與柏拉圖對話”而終生不悟。個人天資有高下，境界三或可望而不可即，然由一而二且向往著三，吾輩非不能為，不愿為也。

甲辰年正月二十日于秘索思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