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壓縮現代性下的韓國》：韓國社會的“執(zhí)拗低音”

《壓縮現代性下的韓國：轉型中的家族政治經濟學》，[韓]張慶燮著，司炳月、孫彤彤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308頁，58.00元

最近兩條來自韓國的新聞頗受人關注。2月下旬至今數以萬計的韓國實習、住院醫(yī)生集體辭職，意在反對政府針對醫(yī)學院的擴招計劃——因醫(yī)學院擴招而導致醫(yī)生罷工，這在全世界都是罕見奇聞。罷工潮如火如荼之際，韓國統計廳發(fā)布了2023年人口統計數據，不出意外的是，韓國以二十二點九萬的新生兒數量、零點七二的生育率再創(chuàng)歷史新低，并蟬聯全球生育率最低國。

這兩條貌似毫無關聯的新聞，實則折射出韓國社會某種共通的結構性問題。江蘇出版社近日翻譯出版的“西方韓國研究叢書”中《壓縮現代性下的韓國：轉型中的家族政治經濟學》一書，便為我們理解這一問題提供了一套令人信服的解釋框架。

作為一名社會學家，作者張慶燮尤為關注家庭在韓國急劇經濟社會轉型中的角色與處境。他批評過去有關韓國經濟發(fā)展和社會政治變革的學術研究，只關注宏觀層面韓國的資本主義工業(yè)化、政治民主化、社會結構變革，卻對明顯反復出現的以家庭為中心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秩序視而不見。在他看來，家庭是韓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的日常條件和基礎，也是洞悉韓國現代性特征的一個重要窗口。

何謂壓縮現代性

本書將韓國社會轉型的爆發(fā)性和復雜性凝練地表述為“壓縮現代性”，顯而易見，其參照對象是中世紀后漫長歷史中緩慢自主形成的西方現代性。為了說明其性質，作者將壓縮現代性分成五個維度，由時間/空間和凝聚/壓縮兩個軸交互構成。這么說難免流于抽象，我們不妨嘗試以更為通俗的方式來理解。

如果隨機詢問外國人對韓國的印象，我們常會聽到一個評價：這是一個傳統與現代交融、外來與本土文化共存的國度。不論首爾街頭的風景、還是風靡全球的韓國影視劇作品，似乎都會給人這一感覺。所謂壓縮現代性，便分別對應著“傳統與現代交融”這一時間層面的壓縮，以及“外來與本土文化共存”這一空間層面的壓縮。這么看來，這一概念似乎也同樣適用于其他后發(fā)國家。那么，韓國獨特的壓縮現代性特征是什么？

首先，與幾個世紀內緩慢現代化的西方國家相比，韓國現代化的首要特征在于其速度。長期偏安亞洲大陸一隅的朝鮮半島，是近代東亞最后一個與西方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本書開頭有個絕妙比喻，將十九世紀末朝鮮半島比做電影《本杰明·巴頓奇事》中身體年齡與心理年齡顛倒的主人公，在西勢東漸的強大壓力下，這一老朽的“隱士之國”被迫一夜之間回到幼年時期，并在整個二十世紀經歷了驚人的成長。僅以上世紀六十年代后韓國產業(yè)結構轉變速度為例，從農業(yè)轉向早期工業(yè)化，制造業(yè)從勞動密集型輕工業(yè)轉向資本密集型重工業(yè)，再次轉型至技術密集型信息、通信技術產業(yè)與服務業(yè)，如此劇烈且根本性的變化只用了不到半個世紀——不過是一個人一生的工作年限。

其次，現代化通常伴隨著激烈的內部社會革命，對傳統的殊死抵抗，然而韓國卻在沒有發(fā)生社會革命的情況下急速地融入了現代性——這“得益于”日本、美國等外部勢力的殖民與統治，以及韓國人自身對西方文明各種要素的積極引進或復制，作者將之定義為一種外部依賴與仿制的現代化。進而指出，韓國制度的建立主要通過對美國式政治制度和社會經濟制度的移植或疊加，然而韓國人只是以非常物質的方式消費了這些美國/西方元素，并未基于對傳統秩序的創(chuàng)造性繼承或逐步取代。相反，很多時候韓國的現代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恰恰依賴于傳統（本土）價值觀和制度的存在，家庭主義便是這樣一股潛伏于韓國壓縮現代性表層之下的“執(zhí)拗低音”。

被現代化動員的家庭主義

家庭主義意指在生活的各個領域中，家庭在思想和實踐上凌駕于個人和社會之上，這通常被視作與儒家文化有關的韓國傳統。但作者強調，它更是一種現代性實踐——是二十世紀后半葉韓國高速現代化過程中有意的政策選擇，也是韓國家庭適應社會急劇變化轉型的生存發(fā)展策略。

眾所周知，“半個世紀走完西方幾百年發(fā)展歷程”的發(fā)展奇跡，離不開韓國政府的高效干預與強力動員。尤其在奉行“先發(fā)展、后福利”的樸正熙政府時期，韓國將有限資源集中在經濟發(fā)展——為了保持出口競爭力，必須壓低勞動力成本；為了優(yōu)先達成增長目標，必須將分配、福利、社會正義等問題視為次要問題。作為解決方案，韓國政府有效地利用了家庭主義。

在這一背景下，忠于家庭、服從權威、重視孝道等儒家家庭倫理與道德規(guī)范，以傳統之名被積極調用到韓國的現代化工程之中，不僅賦予威權主義統治以道德合理性，也有助于形成一大批半無產階級群體。所謂半無產階級，意指暫時的工人階級，他們缺乏穩(wěn)定就業(yè)、組織手段與談判能力，簡言之，是可被靈活剝削的廉價勞動力。女性由于其在文化上被強化的“最終回歸家庭”的性質，成為半無產階級的主要構成群體，她們不僅自身為早期工業(yè)化提供了靈活、廉價的勞動力，也承擔著家務、養(yǎng)育子女、贍養(yǎng)老人等家庭重任。另一個重要的半無產階級群體，是前往城市打工的農村人口。在急速的城市化過程中，農村家庭為其前往城市的子女、兄弟姐妹和親屬提供持續(xù)的經濟補貼，支持后者扎根城市。由女性與農民構成的半無產階級，不僅使低工資結構得以穩(wěn)定再生產，也很大承擔上承擔了政府的福利公共開支與社會轉型成本，為韓國勞動密集型工業(yè)的起飛做出了莫大貢獻。

以家庭主義為媒介的現代化動員之所以行之有效，不只因為傳統慣性，抑或自上而下的政策導向，也在于韓國家庭受“代際向上社會流動”的欲望驅使而自下而上地積極配合?！敖逃裏帷北闶堑湫褪吕?。書中指出，韓國家庭教育熱情之高，甚至超過了政府的發(fā)展需要，這使得政府企業(yè)在公共教育支出極少的情況下，意外地獲得了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勞動力群體，從而發(fā)展出世界上最先進的產業(yè)結構之一。

“教育熱”的成因，與其說是儒家文化傳統，毋寧說是韓國家庭對壓縮現代性的積極回應。一來在無與倫比的發(fā)展轉型速度之下，教育資本很容易轉化為經濟、社會和政治資本；二來也與韓國的依附性現代性特征有關——行政、司法、醫(yī)療、大學等一切外來移植現代機構引入的現代性，沒有經過任何的當地社會建設或重建過程，而需要一夜之間形成精英群體，入場券便是正規(guī)的教育證書。可以說，壓縮現代性使得教育在韓國變成了一場激烈的集體運動，斗爭激烈程度不亞于資本主義階級斗爭。而在這場斗爭中，家庭往往成了成員競爭社會地位、財富和權力的主要工具。

韓國醫(yī)生殊死反對醫(yī)學院擴招，便可從這一脈絡下加以理解。尤其在教育投資回報越來越低的當下，嚴格設有行業(yè)準入限制的醫(yī)生一職，幾乎是韓國碩果僅存的、家庭可通過漫長且昂貴的教育投資來獲得的穩(wěn)定高薪職業(yè)。通往醫(yī)學院的考場，早已成為舉全家之力、爭奪社會地位與階級身份的戰(zhàn)場，其激烈程度不難想象。對于那些在殘酷斗爭中的既往勝出者（以及家庭）而言，大幅擴招無疑意味著“背叛”與“不公”。

人口危機是家庭的罷工

關于“漢江奇跡”的成因，向來有兩派相互競爭的主流見解。一派將其歸功于自由貿易與市場開放，另一派則歸功于發(fā)展型國家，強調高效的國家官僚機構扮演的不可替代性角色。然而這兩派見解都忽略了一個簡單的常識——戰(zhàn)后一窮二白、資源匱乏的韓國，幾乎僅具備人力資源這一個發(fā)展要素，而勤勞、溫順、廉價、高素質的豐富勞動力絕無可能從天而降。

本書的一大亮點，便是從壓縮現代性與家庭主義之間的關系出發(fā)，有效地回應了這一問題：以家庭主義為基礎的壓縮現代性，是韓國在未健全養(yǎng)育、保健、教育、養(yǎng)老保障等社會保障體系的情況下，實現高速現代化的有力保障。儒家家庭主義促使家庭自發(fā)承擔起撫養(yǎng)子女、贍養(yǎng)老人、照料疾病殘障成員等一系列福利責任；工具家庭主義促使以家庭為單位積極投身教育競爭；情感家庭主義要求家庭合睦，并成為庇護、撫慰成員的避風港，每一次成功且急速的產業(yè)結構調整背后，都伴隨著大批產業(yè)工人的淘汰，而家庭幾乎是為其兜底的唯一港灣……

然而作者并未止步于此，或簡單地轉向對“儒家資本主義”“亞洲價值”的頌揚，而是進一步指出，以家庭主義為基礎的壓縮現代性，也是當代韓國社會陷入不可持續(xù)危機的根本癥結所在。

高速現代化的成本轉嫁給家庭的后果，是后者長期處于功能過載的過勞狀態(tài)，以及不可避免地陷入內部多元價值觀沖突的緊張狀況。1997年金融危機引發(fā)的失業(yè)潮與就業(yè)危機、及后來全面新自由主義經濟結構調整，激化社會競爭同時，擴大了社會兩極分化，“代際向上社會流動”的希望越來越稀薄，這使得早已罹患慢性疲勞綜合癥的韓國家庭愈發(fā)不堪重負。

作為結果，二十一世紀以來韓國社會的離婚分居、晚婚晚育、不婚不育等一系列去家庭化現象不斷高企。這些現象在韓國常被解讀為個人主義盛行的結果，并招致不少（尤其是針對年輕女性的）道德批判；女權主義者則將矛頭指向韓國社會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尤其是家庭與職場內部的性別不平等。作者卻一針見血地點明，這些現象都是家庭關系和家庭負擔過重的征兆，而超低生育率的本質，正是過度人口開發(fā)之下的家庭罷工。

文末，作者不無諷刺地說，直到韓國成為全球生育墊底國后，保守派官僚、企業(yè)家和知識分子才突然意識到，分擔家庭撫養(yǎng)子女的負擔是公共責任。然而，不論政府如何出臺刺激生育政策，韓國的家庭政策仍執(zhí)拗地保持了長久以來的慣性，即“國家一直鼓勵，有時甚至強迫私人家庭承擔撫養(yǎng)、保護、教育、懲戒、安慰、支持和護理這些所有繁重的任務”。

他也同時哀嘆，多數韓國人仍然不習慣把家庭的痛苦看作社會問題，將撫養(yǎng)、保護、教育、支持和照顧公民更多地看作是家務事，而非國家的責任。書中舉了另一個頗讓人唏噓的例子，近年許多韓國中產家庭選擇離開韓國，向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美國進行所謂“教育移民”，然而他們在新的目的地又復制了極端的教育競爭文化。這意味著，即便韓國家庭不堪重負而或罷工，或逃離，也終究難以擺脫以家庭主義為底色的壓縮現代性帶來的精神束縛。或許這也是當下很多中國年輕人看待韓國問題時，不時或惺惺相惜、或自嘲地吐露出的那個詞匯——“東亞性”的要義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