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月峰談“梁啟超系”與新文化運動

周月峰（章靜 繪）

五四新文化運動盤根錯節(jié)、彼此呼應(yīng)，化約后的敘述往往遮蔽史事紛繁的一面。曾經(jīng)活躍地參與、影響甚至塑造著新文化運動的“梁啟超系”，就是曾被歷史記憶淡化的一股力量。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周月峰的近著《另一場新文化運動：五四時期“梁啟超系”再造新文明的努力》（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10月）以這一群體為主線，重訪“另一類”新文化理念，勾勒了一個“復調(diào)”的五四思想界。

歷史學家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在評價這本書時說：“周月峰在本書中以大量和詳實的史料將讀者帶入了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五四時期。他精細地介紹了五四時代讀書人對當時不斷變化的社會、政治、思想和人際關(guān)系的密切關(guān)注。本書與以往研究的最大區(qū)別即是將五四研究從簡單和僵硬的歷史范疇——例如文化與政治、救亡與啟蒙、愛國與民主——中解放出來，賦予了那個‘交響樂’一般的大時代以生命的活力。作者如同五四交響樂章的指揮，讓讀者聽到了多重聲音。在那個時代，新的參與者不斷涌現(xiàn)，甚至像梁啟超這樣的‘保守’學者也為中國創(chuàng)造新文化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薄渡虾u》近日采訪了周月峰教授，請他還原這交響樂章的多重聲音。

《另一場新文化運動：五四時期“梁啟超系”再造新文明的努力》，周月峰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268頁，78.00元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中的經(jīng)典題目，近年卻涌現(xiàn)出不少新作品，強調(diào)以“復調(diào)”的視角觀察五四，您的《另一場新文化運動》是其中很受關(guān)注的一本。您是如何進入新文化運動這個“老題目”，并從中找到“新問題”的？近代史研究的“幸”與“不幸”都在于資料浩繁，怎樣找到關(guān)鍵性的內(nèi)容？

周月峰：這是一個“說來話長”的問題。從大學時代開始，受當時老師的影響，我模模糊糊意識到，進入一個領(lǐng)域，就需要日常閱讀一個領(lǐng)域的基本材料，這是此后求學的“關(guān)中河內(nèi)”。在大學低年級時，我一度對三國魏晉的歷史充滿興趣（那是受中學時代讀《三國演義》以及當時流行的三國游戲影響），就全無章法地在筆記本上摘抄過《三國志》與《世說新語》，厚厚幾冊。稍后讀書興趣轉(zhuǎn)到近代，也想著找一些近代的基本書讀。不過，近代基本書的選擇需要費些思量。一方面，近代史與古代史不同，沒有多少大家都認可的基本材料，倒是有一些人物，比如章太炎、康有為、梁啟超、胡適、魯迅、陳寅恪、錢穆等等，他們所見高遠而所關(guān)心的問題又四通八達；另一方面，基本書需要日常讀，而非某一段時間“突擊”讀，我感覺那就應(yīng)該找自己閱讀時覺得親切有味，至少不會感覺“痛苦”的文字——痛苦的閱讀很難成為日常。兩個標準結(jié)合，結(jié)果就是我在大學及碩士研究生時代最日常閱讀的便是梁啟超和胡適的書（其實也十分有限）。他們兩位，在近代文化史、思想史、學術(shù)史或政治史上，可以說都一直居于中心位置，而且兩人的文字都有魔力。后來碩士論文選擇以晚年梁啟超與胡適的互動為題，這便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產(chǎn)生了關(guān)聯(lián)。

第二個原因呢，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研究異常豐富，周策縱、余英時、張灝、王汎森、羅志田、章清等老師輩學者都關(guān)注五四，有特別精彩的著作。新文化運動領(lǐng)域有今天的研究高度，與他們的研究密不可分。我是讀他們的書長大的，受影響最深。此外，我那時還有一個稍“天真”的想法，覺得學生時代本身便是一個“學習”過程，而不是為了如何“創(chuàng)新”以求盡快發(fā)表（那時也確實沒有如今碩博士生的發(fā)表壓力），既然是學習，在選擇研究方向時就不妨選一個有更多高手過招的領(lǐng)域，這樣就會迫使自己沉浸于他們的一招一式中，默默模仿或者拆解，先盡量把自己的眼界提高。即使畫虎不成，至少也能有一個貓樣。

第三個原因，與我的導師羅志田老師有關(guān)。我2006年進入北大讀博，羅老師讓我們這些面臨學位論文要求的學生每兩周提出自己感興趣的題目，梳理既存的相關(guān)研究并說出自己論文可能做出的貢獻。這對于當時的我來說壓力極大，每兩周都像一場“大考”?，F(xiàn)在回想，卻又特別感謝有這樣的訓練機會，甚至懷念。我想羅老師絕不僅僅想讓我們找到一個“題目”，而是想教會我們發(fā)現(xiàn)題目的方法。但當時因為自己讀書程度低，時間又緊，所以梳理的論題很多都與我相對熟悉的五四那一段有關(guān)。羅老師根據(jù)我的研究基礎(chǔ)和意愿，最后才建議我選擇“梁啟超系”與新文化運動這一論題。

這是我進入五四這個“老題目”的因緣。至于找到“新問題”，那是在讀博很多年之后，慢慢才勉強有的一點感覺。實際上，在確定選題時，我只不過模糊地意識到這個故事有被敘述的價值，這是另一群人所做的另一個“新文化運動”的故事。接下來的主要工作便是比較系統(tǒng)地閱讀材料。

您說的非常對，近代史研究的確資料浩繁，無論多具體的論題，要想窮盡史料，都幾乎不可能。不過好在這些資料對于不同的論題而言，仍有輕重緩急之別。在浩繁的近代史資料中，盡力擴充史料或著意發(fā)現(xiàn)“新材料”，確實有可能比較容易有新的貢獻。但我讀書時潛移默化中受到的教誨是進入研究時主要任務(wù)不完全是“搜集材料”。如果純粹以“搜集材料”為目的，那前提就需要一個比較明確的“問題”或待證的觀點——那是我當時所不具備的；同時，因為在搜集時，史料層出不窮，也更容易感覺到資料浩繁。相比于此，我更傾向于閱讀能真正呈現(xiàn)故事過程的基本材料。新文化運動的故事主要在雜志報紙中展開，因此，雜志報紙就是這一論題最核心的史料，也成為我讀博期間最日常的閱讀對象——這一習慣到現(xiàn)在也仍然延續(xù)著。這些核心史料的數(shù)量其實是相對有限的，《解放與改造》《時事新報》《國民公報》《晨報》是“梁啟超系”的主要刊物，《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是《新青年》同人最重要的言論陣地，《民國日報》《建設(shè)》《星期評論》是國民黨陣營參與新文化運動的發(fā)聲機關(guān)。其他相關(guān)材料當然還有更多，但上述核心材料已大致能呈現(xiàn)出“梁啟超系”逐步展開他們事業(yè)的具體過程。有了這個故事之后，再試著去與既有研究中的那個新文化運動圖景對話，“新問題”方才慢慢出現(xiàn)。當然，這個過程仍然充滿困頓與痛苦，但當自己讀出一個有血有肉、元氣淋漓的故事時，那種喜悅完全可以治愈此前的困頓。

從另一方面而言，近二三十年來，新文化運動相關(guān)史料的大量涌現(xiàn)的確幫助了這一研究領(lǐng)域的推進。故事的主線或許可以在核心材料中讀出一個大概。即便如此，哪怕僅僅是前面所說的那幾種報刊，當年就很少有圖書館能夠集齊。我那時是依靠北大圖書館民國報刊室和國圖縮微室才勉強湊齊讀完。更何況任何故事都是更大的整體中的局部。局部與整體的關(guān)聯(lián)、局部與其他局部的互動，都是千頭萬緒的，想要回到某種原生態(tài)，除核心史料外，即使無法系統(tǒng)閱讀，也仍然需要十倍百倍的史料支撐。在二三十年前，很多史料還不易獲取，但隨著近年大量相關(guān)史料的整理以及越來越多史料類數(shù)據(jù)庫的出現(xiàn)（比如“抗戰(zhàn)文獻數(shù)據(jù)平臺”），從故事主線出發(fā)的順藤摸瓜、按圖索驥的工作相較以往已容易太多。

但是，這些促使新文化運動研究得以有較大推進的物質(zhì)基礎(chǔ)，我想仍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經(jīng)過我前面所提到的老師輩們的嘗試與示范，這一領(lǐng)域的研究眼光與思考問題的方式發(fā)生了轉(zhuǎn)變，更加重視“歷史上的”新文化運動。換句話說，要梳理千頭萬緒，首先需要有關(guān)心“歷史上的”千頭萬緒的思考方式。這種思考方式的轉(zhuǎn)變，使得新近大量涌現(xiàn)的史料有了更好的用武之地，我們這些后學才有可能做一些更具體的研究。

以梁啟超為中心的團體，過去一般稱“研究系”，您的論文曾使用“梁啟超諸人”這一提法，在《另一場新文化運動》中又提出了“梁啟超系”的概念。何為“梁啟超系”？如何處理概念與研究對象之間的縫隙？除梁啟超本人外，您較多地論述了張東蓀、張君勱、藍公武、蔣百里的言論與行動，此外“《新青年》派”的胡適、錢玄同、陳獨秀乃至國民黨諸人，都在您的考察之列。但是對“梁啟超系”內(nèi)部的一些人卻很少提及，比如羅志田先生在序言中指出的丁文江，還有同樣跟隨梁啟超游歷歐洲的徐新六，以及“研究系首領(lǐng)”林長民等人。能否談?wù)勀目剂浚?/p>

周月峰：這問到了我的“痛處”。

對于如何稱呼這一個以梁啟超為中心的團體，我曾反復糾結(jié)。我在博士論文中，使用的是“研究系”，后來論文發(fā)表時，又用過“梁啟超諸人”，之后又改為“梁啟超系”。

借用羅老師在序言中所說，其實“梁啟超系”本身是個有些說不清道不明的稱謂。以梁啟超為中心的“派”或“系”，如一般常說的“研究系”，是當時人的用語，可以說是確有那么一個“系”存在。但“研究系”側(cè)重政治，與文化有些偏離，用來說文化運動顯得不甚合適。而且，時人認知中的“研究系”本是一個成分非常復雜的團體，更多被認為屬于“研究系”的人不關(guān)心也基本未參與“梁啟超系”的文化事業(yè)。而在梁啟超歐游期間及回國后，確有那么一些在相當程度上感覺志同道合的學人圍繞在他身邊，如張君勱、蔣百里、丁文江、張東蓀、藍公武等，并有不少共同的文化努力。但這只是一個以梁啟超為中心的松散群體，界定為一個“派”或“系”，或有些牽強。而我之前曾使用過的“梁啟超諸人”又過于泛稱，雖不那么“派”“系”，卻又總感覺缺少點社會群體色彩。因此，我在這本書中折中“研究系”與“梁啟超諸人”兩稱呼，另立“梁啟超系”來指代五四前后梁啟超周圍所形成的文化群體。反復斟酌下，仍不滿意，但好像也沒有更合適的稱謂，只能不得已而為之，暫時這么用著。

至于您說的概念與研究對象之間的縫隙，確實存在，所以只能在不那么“絕對”的基礎(chǔ)上使用。實際上，在近代中國，多數(shù)“群體”“派別”的劃分往往只能是模糊而非精確的。吳宓便認為新文化運動“其中人之所主張，固互有不同之處，而前后亦多改變”。具體到“梁啟超系”，就思想言，其中各人的觀念未必一致，而同一個人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也常常見解前后不一；就內(nèi)部關(guān)系言，他們各自在這一群體中的位置以及所具有的主導力量，也前后變動（甚至中途退出或新加入）。所以，在處理時只有將模糊的“梁啟超系”整體和其中具體的人以及他們所從事的特定之事置于具體的時空語境中進行考察分析，方有可能更接近實際發(fā)生的歷史，也將發(fā)現(xiàn)歷史上的新文化運動比我們過去所認知的要復雜曲折和豐富得多。

誠如您所說，在本書中，除梁啟超本人外，我比較多關(guān)注張東蓀、藍公武，其實連張君勱、蔣百里、丁文江的討論都不夠，其他如林長民、徐新六更幾乎未涉及。這樣的呈現(xiàn)大約有兩種原因。第一是像林長民、汪大燮等“研究系”領(lǐng)袖，他們在五四學生運動的故事中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在新文化運動的故事中，尤其是在梁啟超周圍所形成的推動文化事業(yè)的群體，主要并不是由這些人構(gòu)成。當然，這并不是說他們與“梁啟超系”的文化努力全無關(guān)系。梁啟超、張君勱等人一度希望林長民在他們的文化事業(yè)中發(fā)揮更重要的作用，但就我所閱讀的史料來看，林是比較疏遠的，直到梁啟超等人有實際的政治活動時，他才顯得更為親近。此外，徐新六在“梁啟超系”的事業(yè)中，原計劃主要負責經(jīng)濟事務(wù)，后來這部分事業(yè)未實際展開，他也就逐漸淡出了。

其次是張君勱、蔣百里、丁文江等人。他們與梁啟超的私人關(guān)系極其密切，也是“梁啟超系”中的核心成員，是他們文化事業(yè)的主要推動者，理應(yīng)有更多筆墨來梳理?！傲簡⒊怠钡奈幕\動大致以歐游歸國為界，分前后兩個階段。1918年底梁啟超、張君勱、蔣百里、丁文江等人游歐，國內(nèi)文化事業(yè)由張東蓀、藍公武主持，又以張東蓀為主導，這一狀況持續(xù)到1920年初；之后梁啟超、蔣百里、丁文江歸國，梁啟超親自主導他們的“新文化運動”，對此前的事業(yè)與方針均有重大調(diào)整。

我在寫作時的考慮是，在梁啟超不在國內(nèi)時，“梁啟超系”雖自認為有連帶關(guān)系，也被外界視為一個群體，但實際上國內(nèi)國外相隔萬里，“軍令有所不受”。那段時期這一松散群體在思想界的表現(xiàn)主要以張東蓀、藍公武為主。因此，我用了較多筆墨呈現(xiàn)他們加入新文化運動以及五四學生運動后逐漸激進的過程。而在梁啟超等人歸國后，因這一群體的“團體性”更為明顯，一舉一動都以梁啟超為核心，所以多側(cè)重描述以梁啟超為主導的群體面貌。

不過，這樣的處理仍不盡如人意。在群體面貌之中，梁啟超的光芒太盛，蔣百里、張君勱、丁文江的個體面貌就不夠鮮活。所以，我希望有機會在后續(xù)的研究中增加他們的篇幅，能在整體的“體相”中呈現(xiàn)他們更具體的“不共相”。

從左至右：梁啟超、蔣百里、丁文江

從左至右：張君勱、張東蓀、藍公武

“梁啟超系”是新文化運動的后來者，卻能與如日中天的“《新青年》派”“爭個你偏我正”，原因何在？您在書中細致地探討了兩個團體之間的論辯、“痛罵”或聲援，追隨、競賽與調(diào)節(jié)，指出“梁啟超系”“蠶食、重塑并重述”了新思潮，這個過程又是如何發(fā)生的？但被重塑的新思潮似并未朝著“梁啟超系”所期望的方向發(fā)展，而在后來的歷史敘述和歷史記憶中，“梁啟超系”也逐漸淡出，或僅以反對者的形象留存，是為什么？

周月峰：我們首先要承認“北大-《新青年》”一派在新文化運動中獨一無二的地位。這并不是說從1915年《新青年》創(chuàng)刊或1917年文學革命開始，他們所推動的思想革新就如何聲勢浩大。與此相反，魯迅就注意到，在1918年上半年時，《新青年》也仍是銷路“大不佳”。他后來回憶說那時的《新青年》同人“許是感到寂寞了”，當時“不特沒有人來贊同，并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關(guān)鍵正在于，即使在那段思想界并不怎么關(guān)心他們所討論的話題的時期，他們?nèi)栽趫猿种约旱脑掝}（也有變動）?！缎虑嗄辍吠藦挠懻摽捉獭自捨膶W、思想革命、中西（新舊）文明等問題，一路而來，相知深切，逐漸形成自己的一套“語言天地”。

真正的轉(zhuǎn)變或許從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開始，當時“全世界思潮都添許多活氣”，受此影響，中國思想界在短時間內(nèi)紛紛轉(zhuǎn)向關(guān)注思想文化問題。那時人們才發(fā)現(xiàn)《新青年》討論這些話題已持續(xù)數(shù)年，其結(jié)果就是新加入者若要討論這些話題，大抵只能在贊成或反對的基礎(chǔ)上與《新青年》對話，使用的也多是《新青年》早已熟練的話語。換句話說，新文化運動的后來者，其實是在《新青年》所設(shè)定的議題和他們的“語言天地”的基礎(chǔ)上開展言論的。甚至可以說，他們所加入的那個“思想界”，某種意義上本身就是《新青年》同人所開拓的。這也正是藍公武在1919年初所觀察到的，當時《新青年》“居然有許多贊成的、反對的，令一般人把諸君所說的話，都成了一個問題研究。這真是諸君開拓思想界的大功”。與魯迅前一年的觀察相比，可謂天壤之別。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梁啟超系”是新文化運動的后來者。不過，相較于其他勢力而言，他們的響應(yīng)非常迅速?！稌r事新報》在1918年3月創(chuàng)設(shè)副刊《學燈》，至遲到1918年下半年，《國民公報》《晨報》等已全面轉(zhuǎn)向思想文化議題。這種響應(yīng)對《新青年》同人來說意義深遠?！秶窆珗蟆讽憫?yīng)《新青年》的時間甚至早于《新潮》與《每周評論》的創(chuàng)刊，因此胡適說它“響應(yīng)新思潮最早”。那是在《新青年》同人篳路藍縷、孤立無援之時，而非在“從風而靡”之后。借用胡適《一顆遭劫的星》的詩中所說，正是在“寂寞”中，“好容易”有了積極響應(yīng)他們的《國民公報》，他們才“知道夜涼將到了”，于是“心里不煩躁了”。而且，《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均是北大同人的自家刊物，即使再熱鬧，多少都有點自說自話的味道。而《國民公報》《時事新報》《晨報》的響應(yīng)，無疑帶來了更多心理層面的支持。所以胡適才稱之為《新青年》“征服了一塊地盤”。

不過，這一“地盤”過于龐大?！暗乇P”就意味著有秩序、有斗爭，即使胡適認為“梁啟超系”的響應(yīng)是《新青年》“征服了一塊地盤”，也不得不正視被征服的“領(lǐng)土及其人民”，更何況對手是“梁任公”。首先，梁啟超自身的影響力就是巨大的，甚至胡適自己就是讀著《新民叢報》成長。其次是，“梁啟超系”的機關(guān)刊物《時事新報》《晨報》《國民公報》以及稍后創(chuàng)刊的《解放與改造》的影響力也都不容小覷。更何況，報紙與《新青年》等雜志不同，是天天與讀者相見的，這在五四學生運動之后，成為巨大“優(yōu)勢”。那時的思想氣候每隔幾天都會有較大轉(zhuǎn)變，只有報紙具有迅速回應(yīng)思想界動向的及時性。在那段時期，甚至連《新青年》同人也常常不得不借助這幾種報紙發(fā)聲。第三呢，如果“梁啟超系”真的純粹追隨《新青年》當然不成問題，但實際上他們有自己一整套涵蓋政治經(jīng)濟等多方面的欲推動國家改造的文化運動方案（前后有變動），具體目標雖暫未十分清晰卻仍不失系統(tǒng)性，相較于胡適、陳獨秀等的文化主張，有其鮮明特性。就此而言，“梁啟超系”是以一種全新的政治態(tài)度和文化立場加入思想界，帶著不輸于《新青年》同人的抱負，在當時正在進行的文化運動中，“空投”了一種勢力與理念，攪動原本的思想環(huán)境，也刺激了原有的新文化社群，帶來一系列反響。因此，他們與《新青年》同人的異同也不僅是思想的異同，更是新文化方案的競合。孫伏園在1922年看到“現(xiàn)在的文化事業(yè)，被任公包辦去了”，以至于胡適產(chǎn)生“時時刻刻在敵人包圍之中”的感覺，足以說明“梁啟超系”的巨大能量。

換句話說，五四思想界本由《新青年》同人一手開拓，然而，在它不斷地“征服”一塊又一塊“地盤”的同時，思想界的邊界也在不斷地延伸，直到作為“征服者”的《新青年》同人，既無法完全控制又不能全都認同。他們“征服”時所種下的響應(yīng)《新青年》的“瓜”，得到的卻又是自己所不能忍受的“豆”。從“梁啟超系”一方而言，面對當時《新青年》所主導的新思潮，他們并不是簡單地拷貝《新青年》的觀念?！稌r事新報》《國民公報》等報紙，在加入思想界之初，雖然以討論《新青年》的話題、使用《新青年》的語言為主，但因為他們有自己的獨特方案，會逐漸為思想界帶來新的話題、語言和觀念，直到改變思想界的整體色彩。事實上，“不同的生活方式就如同神奇的煉丹爐，它會孕育、篩選、改變”思想，他們通過參與、對話，持續(xù)地蠶食（cannibalized）、重塑并重述（reiterate）新思潮。

需要說明的是，這并不是說此種參與和重塑就使得新思潮往“梁啟超系”所希望的方向發(fā)展，事實上也并沒有，但這樣的參與和重塑仍具有意義。它不僅本身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們理解新文化運動“肌理”（Sinews）的關(guān)鍵。正如梁啟超所描述的，歷史是“合無量數(shù)互相矛盾的個性，互相分歧或反對的愿望與努力，而在若有意若無意之間乃各率其職以共赴一鵠，以組成此極廣大、極復雜、極致密之‘史網(wǎng)’”。歷史研究者的職責，就是要在“此種極散漫、極復雜的個性中而覷見其實體，描出其總相”。

“梁啟超系”的淡出過程也與此相關(guān)，他們參與但并未左右新文化運動。在梁啟超等人歸國之后，一改張東蓀所主導的具有相對革命性的文化運動方案，退回到改良的方式。這是“梁啟超系”新文化運動根本精神“大轉(zhuǎn)彎”的展現(xiàn)，此后便放棄“解放”的革命精神，從高談主義轉(zhuǎn)向研究問題。在思想界整體逐漸走向革命的潮流中，“梁啟超系”卻從革命回歸到改良，成為激進時代的漸進者，很快便失去了年輕人的追隨。

同時，即使是漸進的方案，“梁啟超系”也未能明確提出。他們試圖提供一套超越“歐化”“俄化”或“復古”的型范，然而理想中的型范最終未能如期呈現(xiàn)于世人眼前。此種展緩判斷的審慎及終未提供型范的現(xiàn)實，被時人視為“想不出更好的制度”、“并沒有找到出路”。而且，這在新文化運動的領(lǐng)袖們看來，反而可能給新文化運動帶來危機?！傲簡⒊怠北鞠胝{(diào)節(jié)思想界“歐化”“俄化”之“橫流”，卻反而被視為《新青年》同人的敵對方，在后來共產(chǎn)黨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中，被歸為“封建宗法思想”，要被胡適“所信的實驗主義”和共產(chǎn)黨人“所信的唯物史觀”聯(lián)合“掃蕩”。

進一步說，“梁啟超系”的新文化方案與后來得勢的“左右”兩種主張都不同。在后來的歷史敘述和歷史記憶中，“梁啟超系”從新文化運動中逐漸淡出，或被認為是新文化的反對者，與過去百年來海峽兩岸不同的意識形態(tài)與政治訴求有關(guān)，有“被排斥”的一面。但也需要注意，在這個淡出過程中，他們又未必完全被動。在時代風氣不斷趨于激進的1920年代，原本內(nèi)涵外延混雜的“新文化運動”這一名詞的含義就慢慢固定、清晰，相關(guān)話語逐漸為“左右”兩種勢力所“壟斷”，在此背景下，“梁啟超系”也主動與時人所接受的“新文化運動”含義保持距離，所以在1922年之后，他們便很少提及“新文化運動”這一名詞。

“梁啟超系”的機關(guān)刊物《時事新報》《國民公報》《晨報》

您花了兩章來寫“梁啟超系”核心成員張東蓀的“走向革命”。五四學生運動發(fā)生才十天左右，張東蓀在思考運動的過程中就迅速地從改良走向革命，在梁啟超等人歐游回國后又隨之退回改良。如何理解張與梁之間的矛盾與妥協(xié)？就整個“梁啟超系”而言，分歧似乎可以劃分為滬上同人（黃群、張東蓀）與北方同人之間，與當時南北思想界的輿論環(huán)境有關(guān)嗎？

周月峰：上海與北京的差異的確很重要，后來張東蓀差點參與組黨，就與上海的小環(huán)境有關(guān)。但梁啟超與張東蓀產(chǎn)生分歧的主要原因或許還不在于南北，與南北的輿論環(huán)境相比，“歐游”期間梁啟超等人身處歐洲的現(xiàn)場，與張東蓀身處五四學生運動的國內(nèi)現(xiàn)場，這樣“在場”與“缺席”的差異對他們各自思想的影響或許更為明顯。

張東蓀是被五四學生運動改變的一人。他當時主持“風靡一時”的《時事新報》，在觀察、參與、指導運動的過程中，受學生運動影響，思想逐漸激進，形成一套以階級競爭推翻中國現(xiàn)狀的“總解決”方案，從改良走向革命。正如我剛才所說，因受五四影響，張東蓀甚至還是發(fā)起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的最初成員，與陳獨秀、戴季陶等人“籌謀如何結(jié)黨（共產(chǎn)黨）”。

同一時間，梁啟超在歐洲體驗到慘淡的生活境況，物品的匱乏尤其讓他們留下極深印象。他從戰(zhàn)后歐洲的慘淡，聯(lián)想到東方的生活，再對物質(zhì)崇拜、西方文明有所質(zhì)疑。不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對思想界的影響并不限于歐洲，國內(nèi)的氣氛同樣濃烈。張東蓀在歐戰(zhàn)后對于西方文明的悲觀情緒也不亞于梁啟超?？梢哉f，他們對于西方文明的不滿，以及對新文明的向往是相互分享的。但對于實現(xiàn)怎樣的新文明尤其是實現(xiàn)新文明的途徑卻并不相通。梁啟超已經(jīng)在歐洲看到社會運動不如人意，所以對社會主義、社會革命均有所保留。而張東蓀卻剛剛從五四學生運動中感受到社會運動的力量，同時想象著歐洲與蘇俄的社會革命，仿佛看到了改造中國的途徑。

總之，在1920年初梁啟超歸國時，張東蓀與梁啟超在如何改造中國以及改造成怎樣的中國上都有著不小的思想歧異，這在整頓《解放與改造》雜志一事中有集中體現(xiàn)。不過，梁啟超與張東蓀兩人無論在思想界或“梁啟超系”中的地位并不對等，且又有著師生之誼，所以即使有矛盾，張東蓀常常以“聽將令”的方式自我壓抑（也有少數(shù)不那么壓抑的時候）。需要說明的是，我們也不宜高估張東蓀思想的激烈程度。張東蓀趨向革命需要在具體語境中分析，在1919年下半年，他倡導社會主義，無疑是激進的，但進入到1920年，他那“渾樸的社會主義”比起稍后國共強調(diào)的列寧主義與武裝革命，在目標與手段上已被嫌含糊、穩(wěn)健。更何況張東蓀在1919年時期待的“全國民眾大結(jié)合”，本就是他認為在“革命運動”與“國會運動”之外的第三種選擇。而1919年輿論界對群眾運動的普遍期待，到了1920年間已有趨于失望的跡象。五四時期是一個時勢急劇變動的時代，個人的主張也常因時勢的變動而有所調(diào)適。就此而言，張東蓀的轉(zhuǎn)變除“聽將令”之外，也有自己在日漸清晰的陣營分野中主動選擇的成分。正是張東蓀的《由內(nèi)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開啟了1920年代的社會主義論戰(zhàn)。

張東蓀于1919年創(chuàng)辦《解放與改造》，1920年9月刪去“解放”，更名《改造》

1918年底至1920年初，梁啟超一行人“缺席”了國內(nèi)如火如荼的學生運動，游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蕭條肅殺、物質(zhì)匱乏的歐洲。這樣的“缺席”和“在場”，如何影響了梁啟超對西方文明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看法？“梁啟超系”試圖再造的新文明是怎樣的？

周月峰：梁啟超等人在國內(nèi)之時，已預(yù)測歐戰(zhàn)對西方影響巨大、世界潮流將改變，甚至新的文明將要產(chǎn)生。當時中國人對西方文明的推崇，本是建立在對其物質(zhì)能力的信仰之上。梁啟超等人在歐洲看到戰(zhàn)后的物質(zhì)匱乏，更加堅定放棄模仿西方文明的舊轍。而他們所拜訪的西方哲學家，反而肯定了中國傳統(tǒng)學問，這使得他們確信“中國文明實全人類極可寶貴之一部分遺產(chǎn)，故我國人對于先民有整頓發(fā)揚之責任，對于世界有參加貢獻之責任”。不過，如果據(jù)此說當時梁啟超否定西方文明，回歸到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我想是不夠準確的。實際上，當時梁啟超認為中國“自春秋戰(zhàn)國以還”的諸子百家，其政治思想有三大特色：世界主義、平民主義或民本主義、社會主義。不難看出，這是在“未來”影響下重新“發(fā)明”的中國傳統(tǒng)。梁啟超是先對新潮流中世界主義、平民主義、社會主義有了判斷，而后方才在諸子百家中“發(fā)現(xiàn)”了此三種主義。這使得世界的未來與中國的過去有了某種聯(lián)結(jié)，使復古有了前瞻性的依據(jù)。

不過正如前面提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對思想界的影響并不限于歐洲，國內(nèi)的氣氛同樣濃烈。歐戰(zhàn)始終以編年紀事的意象投射在中國，戰(zhàn)后有“六個月的樂觀”，而戰(zhàn)爭初期國內(nèi)就懷抱“山東問題”心系歐洲戰(zhàn)場，五四愛國運動也與此密不可分。某種意義上來說，梁啟超以另一種方式“在場”，《歐游心影錄》的陸續(xù)傳回，構(gòu)成了國內(nèi)關(guān)于歐戰(zhàn)、西方文明敘述的一部分。在他歸國以前，東西文化論戰(zhàn)已興，而“梁啟超系”提供了“第三種方案”。

梁啟超的再造新文明之路，是以文化改造國家，以應(yīng)對民初以來“拿舊心理運用新制度”的困局，且試圖同時改變心理與制度，比早期新文化運動側(cè)重國民性改造更進一步。而在制度的改造目標上，不同于“歐化”“俄化”或“復古”，梁啟超強調(diào)不必“先有預(yù)定的型范”，希望在解放思想的基礎(chǔ)上化合中西文化、吸收社會主義精神，摸索、試驗一種全新的理想制度。同時，因為沒有預(yù)定的型范，且為使未來的理想制度“植基于國民意識之上”，所以梁啟超認為，（重新“發(fā)明”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不僅有可能、也有必要加入理想制度的“試驗場”，即中國之改造需要在舊文化基礎(chǔ)上溫故知新，創(chuàng)造新的制度，并養(yǎng)成新的國民心理。

需要強調(diào)的是，標舉“無型范”或試圖“化合中西”，都是梁啟超創(chuàng)造新型范的途徑，在否定了諸多型范之后，他實際上并未明確提出自己的型范。因此，他所說的新文明，并非是一種“完型”，而是期之于將來的“研究所得”，需要在摸索、實驗中實現(xiàn)。

梁啟超（前排左三）、蔣百里（前排左二）、張君勱（前排左四）、丁文江（后排左二）、徐新六（后排右一）等一行人在巴黎

您在解釋“梁啟超系”的尷尬境地時提到，他們是“激進時代的漸進者”?！傲簡⒊怠敝T人對于這個激進的時代是否有所察覺？何以自覺成為時代的“落伍者”？

周月峰：我想梁啟超他們對于這個激進的時代是有自覺的。張東蓀觀察到當時的人“都喜歡聽激烈的論調(diào)”，討論者說得動聽（激烈）遠比主張進步重要。蔣百里同樣注意到，當時“已漸入于主義運動時代”。藍公武就指出，時人談改造，“其所求者乃一服頓起之萬能良藥”，“唯在以何種主義、何種方法，可使中國立時化為黃金世界而已”。稍后梁啟超也說，在那時“漂亮點的便販些‘主義’來談?wù)?，調(diào)子越唱得高，鋒頭越出得足”。從這些表述中可以看到，“梁啟超系”中人明知那是一個激進的、主義的時代，有主義的激進的主張更能在時代論說中脫穎而出，但他們卻仍一直強調(diào)穩(wěn)健與更慎重地研究，不愿或不能提供一個清晰的型范?！傲簡⒊怠辈⒎菬o主張，而是主張不夠“積極”、激烈或斬釘截鐵。他們在當時的尷尬境地，實源于此。

確實，“梁啟超系”對五四思想界，尤其是《新青年》同人所主導的傾向，有自覺且持續(xù)地“調(diào)節(jié)其橫流”之努力。在時代的洪流中，相比于“調(diào)解橫流”，顯然順流而下會更受歡迎。但這是一群“天下士”，常常以天下為己任，他們希望為“新思想界力圖締造一開國規(guī)?！?。這樣的“開國規(guī)?！北囟ㄊ怯兴鶊允氐?，“雖千萬人，吾往矣”，不全以是否迎合社會潮流為取舍，而是要引領(lǐng)潮流。

不過，“梁啟超系”成為時代的“落伍者”，又不全是自覺的選擇。以“調(diào)節(jié)”為主張，也就意味著他們更多是一種既跟著跑又調(diào)節(jié)，邊跟著跑邊調(diào)節(jié)的狀態(tài)，并且用盡全力跟著跑也未能跟上。以“梁啟超系”想要提供一個明晰的方案為例，他們何嘗不想有一套更清晰的方案來響應(yīng)時代的要求。1925年時，張君勱提醒梁啟超應(yīng)盡快提出政綱，蓋“青年心理要求救國方案，此事殊不可緩”。雖明知事不可緩，卻依舊不了了之。直到1927年，梁啟超又提到自己“倒有個方子，這方子也許由中國先服了，把病醫(yī)好，將來全世界都要跟我們學”，并說“這方子大概三個月后便可以到你們眼邊了”。但即使此時，梁啟超“對于政治上的具體辦法”，仍“未能有很愜心貴當?shù)摹?，僅僅只是“確信代議制和政黨政治斷不適用，非打破不可”。可見，為中國乃至為世界尋找一種治病的“方子”，是梁啟超數(shù)年中念茲在茲之事。吊詭的是，他在還沒有找到“愜心貴當”的辦法時，卻將出“方子”時間定為“三個月后”，反暴露出內(nèi)心的急迫和緊張。尤其是在國內(nèi)戰(zhàn)事升級、矛盾加劇且“俄化”之風如日中天的環(huán)境下，若開不出方子,無論是對時局的解決或?qū)Α岸砘钡呐斜憔鶎贌o的放矢。梁啟超自己其實全無自信，他感嘆：“中國病太深了，癥候天天變，每變一癥，病深一度，將來能否在我們手上救活轉(zhuǎn)來，真不敢說?！庇终f：“我們總是做我們責任內(nèi)的事，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見，都不必管?！闭婵芍^知其不可而為之，甚至亦不知如何為而又不得不為。正如羅志田老師所指出的，從清末以來，不同時段的各種所謂舊派，對問題的認知與各種新派相當接近，而對新派的各種解決方法卻又不能茍同。梁啟超他們此時的急迫最能代表各時期的舊派那種所慮者遠而當下無策的無奈心態(tài)。

《另一場新文化運動》細致描摹了這一時期纏繞中的文化與政治。您提到，在文化與政治之間游移、分歧，“梁啟超系”并非特例，而是曾持續(xù)、普遍地困擾著新文化人。在您看來，“梁啟超系”處理文化與政治關(guān)系的方式，與五四時期其他團體有什么不同？

周月峰：“梁啟超系”中人與陳獨秀、胡適等《新青年》同人都深受“政必須教、由教及政”這一傳統(tǒng)影響，所以他們各自的文化運動都以政治為主要著眼點。不過，《新青年》同人多是學界中人，按照胡適的敘述，他們是“要想從思想文藝的方面替中國政治建筑一個非政治的基礎(chǔ)”。

與《新青年》同人既有相通又有不同，“梁啟超系”的文化運動從一開始就有著筑基礎(chǔ)與造勢力兩種相互糾葛的訴求。這兩種趨向雖都以政治為依歸，但與政治尤其是現(xiàn)實政治的距離并不相等。在“筑基礎(chǔ)”一面，“梁啟超系”的文化運動體現(xiàn)出更多精英色彩：他們的文化事業(yè)除提高國民程度外，比較多注意于“教成選舉人，教成議員，教成新式文官”。同樣是文字鼓吹，他們也與《新青年》同人面向社會、采取較超脫姿態(tài)不同，常常寄希望能有政治實效。而在“造勢力”一面，更是時時有以文化“改黨造黨”從事上層政黨政治的預(yù)備。梁啟超在民初是政黨領(lǐng)袖，參與領(lǐng)導護國運動，更曾兩度入閣，本是政界首腦人物，其同人蔣百里、張君勱等也曾任政府要職，往來密切者多是政界人物，對上層政治有更深入的參與和更大的影響力，故在文化運動中仍時時有介入政局的意圖與舉動，使得其文化運動有更顯著的政治色彩。因此，不同于早期《新青年》同人多注意改造國民性，“梁啟超系”的文化運動除面向社會“筑基礎(chǔ)”外，更有面向政治“造勢力”的用意。

這一點反而是孫中山與梁啟超有相似處。孫中山是政治當局的革命者，故亦時時注意政局，雖是以敵對的姿態(tài)，但心理距離同樣貼近。當他看到新文化運動的巨大影響后，曾告知革命同志：“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绷簡⒊c孫中山都希望借新文化運動的機緣，都容易從影響政局（或顛覆政局）的立場出發(fā)，只不過寄望的“效果”不同，前者指向“政治運動”，后者指向政治革命。但就五四思想界而言，胡適、梁啟超的言論“皆非尋?！保鴮O中山的影響主要則在胡、梁的“思想界”之外。如果說胡適的“新文化運動”雖有政治意涵，但側(cè)重則全在文化，有“超政治構(gòu)想”（有限度的）傾向的話；那孫中山的“新文化運動”便更傾向于宣傳、社會動員，指向革命，文化運動只是他政治方略的一部分；而“梁啟超系”的“新文化運動”本身便包含了政治構(gòu)想，試圖文化與政治兼顧。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學生”“學界”才成為一支重要力量。您提到，包括“梁啟超系”在內(nèi)的團體或政黨，注重借文化運動吸收青年學生，成為新的政治力量。能否談?wù)劇皩W生”在近代政治生態(tài)中的特殊意義？“梁啟超系”對學生運動持怎樣的態(tài)度？

周月峰：在近代中國，尤其是五四學生運動之后，學生或青年地位急劇提升，是特別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錢玄同就曾提出“人到了四十歲便可以槍斃”，周作人也認為“中年以后的人大抵胡涂荒謬的多”，也有人認為三十歲以上的人都是靠不住的。此種認知背后的原因是復雜的，有進化論的影響，有時代劇變的現(xiàn)實，以及代際之間的矛盾等等。不過，此種認知一旦形成，會影響到時人（無論是否是青年）的行為方式。周作人就注意到，那時的“文學是以年青人為對手的讀物”，即使在作者方面，也往往“沒有把四十歲以上的大人們”算在計劃之中。

在這里我可以分享一些我所看到的“梁啟超系”及其他時人在五四前后對學生的觀察。梁啟超、張東蓀在五四前注意到青年，有部分原因是對既有勢力與人物的不滿。梁啟超在1917年時就提出，當時活動于各種舞臺的，都是“十年前之青年”，因為“修養(yǎng)不足，準備不充，是以一經(jīng)開演，便鬧笑話”，他的應(yīng)對方法則是從現(xiàn)在的青年下手改良，因為“今之青年，即為十年后作種種活動之人物”。這是在五四之前，梁啟超更多是將青年、學生視為“成年”的預(yù)備，看重的是青年學生作為潛在的“社會中堅分子”。但在五四之后情況就很不一樣，類似梁啟超這樣的看法雖仍然存在，但更多時候青年學生已成為一支獨立的重要力量。張東蓀看到五四學生運動的能量后，就提出改造中國只有一條路，那就是要“造成一個青年的大結(jié)合”。這樣的認知在當時相當普遍。

這一認知轉(zhuǎn)變后的結(jié)果之一，是各方在舉辦事業(yè)時，會將能否得到青年的支持，作為重要的考量因素?！傲簡⒊怠本驮驈垏鵂c等五四學生發(fā)出邀請，希望他們的文化運動可以得到“青年學者贊助”；判斷事業(yè)是否可行的標準也是“青年集者必眾”，甚至一度寄希望于組織“青年團”。

具體到“梁啟超系”對五四學生運動的態(tài)度，在道義上，“梁啟超系”無疑是站在學生一邊。《時事新報》《國民公報》《晨報》均是學生運動中的重要報紙，不僅替學生發(fā)聲，也是五四新青年們發(fā)表言論的重要陣地。更重要的是，張東蓀（也包括藍公武）本身就是運動中的重要人物，在言論上或私下里（與胡適、蔣夢麟等一起）都為運動前后奔波、出謀劃策，深度參與其中。后來張東蓀自己回憶說，當時“急急忙回到上海來，想從言論上促進國民的自覺”，其結(jié)果則是“沒有幾時全國的青年奮興起來，組織起來”。在五四學生運動時，梁啟超尚在歐洲考察，但歸國后立刻拜見徐世昌、奔走軍警當局，為學生說項，要求釋放被捕學生，并在言論上公開支持學生運動。不過，在道義上雖支持，但無論是張東蓀或梁啟超對于學生持續(xù)的街頭行動又有所保留。張東蓀在六三運動之后，很快就希望學生運動能告一段落，而將精力轉(zhuǎn)向新文化運動，從培養(yǎng)上著手，做“總解決”的預(yù)備工夫。梁啟超在肯定學生運動之后，也倡導“今日之青年，宜萃全力以從事于文化運動”。

總之，“梁啟超系”希望借文化運動吸收青年學生，反過來又借青年學生來擴大他們的文化運動。胡適到晚年時對此仍頗有印象，他曾提到在五四后“國、共兩黨的領(lǐng)袖們，乃至梁啟超所領(lǐng)導的原自進步黨所分裂出來的研究系，都認識到吸收青年學生為新政治力量的可能性而寄以希望”，他們“覺察到觀念可以變成武器，學生群眾可以形成一種政治力量”，并舉例指出“梁啟超派所辦的兩大報北京《晨報》和《國民公報》里很多專欄，也都延攬各大學的師生去投稿”。

不過，在五四之后，當能否吸引青年學生成為新文化運動事業(yè)成功與否的主要表征時，“梁啟超系”最為被動。在那個青年學生逐漸激進的年代，他們恰恰提供不了一個能足夠吸引學生的方案。張國燾等青年學生就認為梁啟超他們的“改良路線并沒有找到出路”。幾年之后，梁啟超自己也已意識到，青年們聽了他那些話，“一定戟手唾罵道：‘你這人真頑固’”，可他仍堅持“我頑固的話還有呢”。張國燾等學生輩的態(tài)度，似乎已隱約預(yù)示著“梁啟超系”在1920年前后所開展的新文化運動“失敗”的歷史命運。

“新文化運動”這個詞是“梁啟超系”發(fā)明的嗎？又是如何流行起來的？新文化運動與文學革命、五四運動是被人為地“焊接”在一起的嗎？

周月峰：我其實不太能確定“新文化運動”這個詞是不是“梁啟超系”所發(fā)明的。魯迅有過類似的暗示。他說五四運動后，革新運動表面上有些成就，于是主張革新的人也漸多，這里面“有許多還就是先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們，但他們卻是另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運動”，“后來又將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罵譏笑”。從中可以看出，魯迅自己未必喜歡“新文化運動”一詞。但要說這個名詞是《新青年》的對手有“預(yù)謀”地“另起”的，卻也未必。至少傅斯年、羅家倫、陳獨秀等與《新青年》關(guān)系密切的北大師生在這一名詞流行之初就已開始頻繁、正面地使用。

實際上，是誰最先發(fā)明的“新文化運動”也許沒那么重要，當時人的反應(yīng)是“我們也不曉得是哪一個人開始造的，但這本是群眾心理的一種現(xiàn)象，不足深怪”。真正重要的或許是它什么時候開始流行，并成為時人思考問題時的核心詞匯，這關(guān)系著當時的“群眾心理”。

“新文化運動”一詞大約在五四學生運動后的半年中開始流行。關(guān)于其流行過程，梁漱溟說得最為清楚，他在1919年6、7月間寫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導言，使用到“文化運動”一詞時，尚“自疑杜撰”，可見那時還幾乎無人使用，但到1920年初，“才六個月功夫，竟成腐語濫套”。在這個過程中，“梁啟超系”的張東蓀確實是較早的使用者之一，他在1919年9月已經(jīng)將當時“中國最需要的是什么”的答案“歸根到文化運動”，到1919年底時，更自定位為要“做我們積極的、基礎(chǔ)的、穩(wěn)固的、建設(shè)的新文化運動”。

從當時的材料來看，“新文化運動”一詞的流行，大致反應(yīng)出五四學生運動后的兩種趨向：一種是不滿足于學生運動前思想界偏書齋式的討論思想文藝問題，希望它更加“運動”，可以稱之為走向“運動”的文化；另一種趨向是不滿意于或厭倦于五四后街頭式的學生運動，傅斯年、羅家倫就表露出希望從街頭回到書齋，改而從事新文化運動，可以稱之為走向“文化”的運動。兩種趨向的人逐漸匯聚于“新文化運動”的旗幟之下，使得該詞成為他們定位自己、指導行動、理解外部世界的最重要的名詞之一，于是才有了“新文化運動”一詞的大流行，成為當時最“時髦”的詞匯。

周作人認為新文化運動與文學革命、五四運動是被人為地“焊接”在一起的，他的原話是：“五四從頭至尾，是一個政治運動，而前頭的一段文學革命，后頭的一段新文化運動，乃是焊接上去的。”不過，周作人這段話有現(xiàn)實針對，他是為了反對胡適“力說五四的精神是文學革命，不幸轉(zhuǎn)化而成為政治運動”，有“故意說”的成分。何況他與胡適共同使用的“五四”含義廣狹本就不同。

將文學革命、五四學生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三者一定程度地分開思考，確實有其意義，可以呈現(xiàn)出時人所關(guān)心問題的不同側(cè)重。但進一步來說，所謂的“焊接”其實需要先承認文學革命、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沒有關(guān)聯(lián)或弱關(guān)聯(lián)。但我感覺這三者就是剪不斷理還亂的，在人為的“焊”之前，它們本就“接”在一起。周作人在后一句話中就說：“有了那一次轟動全國的事件，引動了全國的視聽，及至事件著落之后，引起了的熱情轉(zhuǎn)變成為新文化運動，照理來講該是文學革命加上思想革命的成分，然而熱鬧了幾年，折扣下來，所謂新文化也只剩了語體文一種?！边@分明說的是三者的關(guān)聯(lián)，“新文化運動”本身是由文學革命經(jīng)歷五四后轉(zhuǎn)變而來，其中至少包含著此前“文學革命加上思想革命的成分”（即使只剩下語體文），也包含著五四學生運動的“熱情”。即使對于當時從事街頭行動的學生而言，他們在五四到六三期間（以及之后），罷課游行之余，也做街頭演說，回去后還要開會、演講、通信、為報刊雜志寫稿或自己出版白話報刊等，常常是兼具三者，呈現(xiàn)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樣態(tài)，而不會有那么明確的區(qū)分。因此，如果將這三者（或?qū)W生運動與新文化運動二者）過于分開討論，反而有可能妨礙我們對那段歷史的理解。

“聚光燈外”的“五四”，除了“梁啟超系”，在“北大-《新青年》”外還有哪些重要的故事？您在緒論中用“一束矛盾”和“多個世界”來形容“五四”，能否請您談?wù)?，這些超出一個中心的敘事對我們理解“五四”有什么意義？

周月峰：“聚光燈外”是一個方便的比喻，其實是相對的。就北京而言，五四運動中的北大在聚光燈下，北高師就相對在聚光燈外；在北大之內(nèi)，積極參與學生運動的在聚光燈下，不那么積極或反對學生運動的就在聚光燈外。即使在《新青年》內(nèi)部，胡適在聚光燈下，劉半農(nóng)或許一定程度在聚光燈外。甚至更具體到胡適，他思想中的有些面相在聚光燈下，另一些又在聚光燈外。而相對于北大《新青年》而言，“梁啟超系”在我們既有認知的聚光燈外。此外，新文化運動中的國民黨力量、江蘇省教育會、“學衡派”等等，也都有各自的故事。相較于群體，其實新文化運動中區(qū)域的研究更為不足，北京、上海之外，成都、廣州、濟南、開封、漳州等地新文化運動的故事，也仍在聚光燈之外。關(guān)于“聚光燈外”的新文化故事，呂芳上、陳以愛、瞿駿、袁一丹、徐佳貴等學者已有不少系統(tǒng)深入的研究。當聚光燈變換位置后，邊緣也可以是某種中心。

尤其重要的是，“聚光燈外”的人、事、區(qū)域都各成“世界”。那些歷史人物有其自身的理念與意圖，不必急于以我們熟悉的中心、“格套”來定義——新文化的贊成者或反對者、是否保守或是否是社會主義者等等，盡可能回到其自身的生命世界，理解其理念、意圖及處世邏輯。同樣的，“聚光燈外”的區(qū)域也有自己的故事。我們在考察新思潮從中心到邊緣區(qū)域的傳播過程之外，還需要以邊緣區(qū)域為中心，從在地的視角理解新思潮的嵌入與內(nèi)化（同時嵌入的未必只有一種新思潮），以及在此過程中所引起的思想格局與社會關(guān)系的變動。

需要補充的是，這并不是說應(yīng)該將所有的人、事、區(qū)域都“平等地”置于“聚光燈下”。實際上，這種聚光燈內(nèi)外的差異，有些雖是在歷史記憶與敘述中形成，但更多本是那時代的一種現(xiàn)實。如果人為地將不同的人、事、區(qū)域平等化，其實會是另一種不平等，不完全是歷史的態(tài)度。我們或許應(yīng)該既關(guān)注“聚光燈下”，又能留意“聚光燈外”，更注意到內(nèi)外的關(guān)系。呂思勉就提醒我們，“關(guān)系必有親疏”，“影響亦分大小”，如果“把一切有關(guān)系的事，都看得其關(guān)系相等”，就“等于不知事物相互的關(guān)系”。所以，“聚光燈下”與“聚光燈外”應(yīng)該同時為我們所關(guān)照，回歸到歷史上那不一樣的位置與有差異的關(guān)系之中。

超出一個中心的敘事或時常從中心以外思考，其實是預(yù)防我們以中心來代替整體，進而可以不斷提醒我們維持歷史敘述整體的連貫性與系統(tǒng)性所隱含的危險。錢鍾書曾提醒，在一個傳統(tǒng)破壞了，新風氣成為新傳統(tǒng)之后，人類容易產(chǎn)生一種集體健忘，使得“千頭萬緒簡化為兩三大事”。那些“聚光燈外”的人、事與區(qū)域，就是在我們所熟悉的歷史敘述的“兩三大事”之外的“千頭萬緒”。

我常常將新文化運動想象成繁星點點的星空，那是另一種“千頭萬緒”，但在我們的記憶中，星空又會被簡化為一個又一個的星座，而忘記了所謂的星座其實本是由我們想象、描繪和命名。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敘述中，以《新青年》同人這一星座表述整個星空，同樣經(jīng)過了雙重的“抽離”：一是將星空中其他星星隱去（不一定不在，但卻“視而不見”）；二是為他們添上虛線，以構(gòu)成我們敘述的星座形象。久而久之，會讓我們遺忘了整個夜空真正的景致。正如徐志摩所指出的，當我們習慣性地將“方的就把四個角剪了去不就圓了”的時候，容易出現(xiàn)“回頭你自己也忘了角是你剪的，只以為原來就圓的”。這些被剪去的角，就是“聚光燈外”的人、事、區(qū)域。

進一步來說，研究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聚光燈外”的世界，并非僅僅在于呈現(xiàn)一個被遺忘的故事——如拼圖一般填補空白，而是將“聚光燈外”的人、事、區(qū)域納入五四運動整體的故事之后，需要在過程中、動態(tài)地觀察其中的關(guān)聯(lián)互動、爭鳴合鳴，以更好地呈現(xiàn)復調(diào)而鮮活的五四世界。按照林同濟的說法，“各局部都看到還不夠，各局部相互間的微妙關(guān)系、交流影響，更要鍛煉出一副純客觀的眼光，忠實地‘體驗’出來”。所謂“微妙關(guān)系、交流影響”其實是將各局部的靜態(tài)轉(zhuǎn)化為關(guān)系中的動態(tài)，并要從中看到整體的“體相”。因此，相對于偏向分析抽象思想的、靜態(tài)的思想史研究，我更傾向于勾勒五四思想界動態(tài)的“肌理”，梳理新文化運動中各局部相互間“相生相成的綜合功用”。只有如此，才能呈現(xiàn)新文化運動那“紛紜錯綜，復雜萬狀”的原生態(tài)，也才能有助于我們捕捉新文化運動那整體的“體相”——聆聽到五四交響樂章的多重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