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權勢轉移都充滿能動的活力

《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與社會（修訂版）》，羅志田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4年即出

本書修訂本是2014年出版的，今又再版，特別感謝讀者的厚愛！與1999年的《權勢轉移》相比，修訂本其實有很大的更動，舊文僅存三篇，而新增六文。如《修訂版序》所說，“所留所增者，都是偏重于通論的文字，希望能從稍更宏觀的角度認識近代中國的權勢轉移”。這是當時的整合思路。惟《修訂版序》相當簡短，只有一些技術性的說明。初版的《自序》仍在（更名為《原序》），可了解全書的基本立意。今借再版的機會，略說新增各文的意旨及其與舊文的關聯，希望能對認識近代中國的權勢轉移有所助益。

要說近代中國最大也最顯著的權勢轉移，當然是共和取代帝制的巨變。不過任何權勢轉移都是動態(tài)的，充滿能動的活力。如郭嵩燾所說，“上而朝廷士大夫之習尚，下而草野之風氣，其所由來漸矣”。辛亥革命多少有些事出突然，卻能迅速而輕松地取得“成功”，正因方方面面的權勢先已在轉移，聚沙成塔，遂可一蹴而就。然而革命雖速成，變革并未停步。在很多方面，權勢仍在繼續(xù)轉移。本書所論，既側重辛亥鼎革之“所由來”，也考察革命后思想、社會權勢的進一步轉移。

呂思勉曾提出，現代史學異于過去的一個主旨，是“求狀況非求事實”。狀況當然要“靠事實然后明白”，而事實的意義有不同——現代史學所求的，是“足以使某時代某地方一般狀況可借以明白的事實”。修訂版更突出通論，也是想在厘清事實的基礎上展現近代中國的“一般狀況”，以見權勢轉移的趨勢。并希望在“論世”的基礎上，進而可以有些超越一時一地的“論道”性認識（郭嵩燾說過，習尚皆有其時代性，“知其習尚之異同出入，而后可與論世；不為習尚所眩而一揆之以義，而后可與論道”）。

自從梁啟超在二十世紀初年寫出《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那篇影響廣遠的宏文，“學術思想”便常以一個整體詞（而非組合詞）出現在各類言說中。修訂本最大的不同，是刪去了原有的學術部分。在近代中國，學術和思想幾乎密不可分。復因“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學”，學術轉變處處表現出權勢的轉移，是整個權勢轉移的一個關鍵部分。然初版印出后與學術變易密切相關的新作較多，納入則全書篇幅太大，故不得已而略去。擬另編一本《權勢轉移（續(xù)編）：近代中國的學術》，可以視為本書的“下冊”。

全書既然偏重于通論和宏觀，就沒有嚴格拘泥于分門別類。各文的編次，大體有一個“知所先后”的時序在。近代中國最早也最具根本性的權勢轉移，是入侵的西人改變了許多中國讀書人的思想方式，所以把側重思想之《新的崇拜》放在第一。此后連續(xù)四文都在探討從科舉制廢除開始的社會權勢轉移，其間影響甚大的是讀書人本身的巨變。而讀書人的經歷也使我們對思想的演變有更為親切的體會，故再后的三篇又更偏重思想，卻比所謂“思想史”文字要更宏通一些。最后一文是思想、政治與社會兼顧的論述，雖不像普通認知中的政治史和社會史那么具象，卻也并不抽象，只是稍更虛懸一些，以見脈絡的通達。

若更具體地看，原來《科舉制的廢除與四民社會的解體》與新增的《科舉制廢除在鄉(xiāng)村中的社會后果》是一組。前篇借一位在今天看來并不“先進”的內地鄉(xiāng)紳之眼看四民社會的解體，所據較單一，所現卻廣闊，畢竟廢科舉沖擊最大的，就是像劉大鵬這樣的“失語者”。后篇仍多注重那些反映趨勢或傾向的現象，主要探討廢科舉對鄉(xiāng)村教育的影響，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城鄉(xiāng)疏離、鄉(xiāng)村中士紳成分的轉換等重要面相。可以說，1905年的廢科舉是二十世紀一系列“斯文掃地”活動的開端，產生了影響深遠的廣泛社會后果。 

讀書人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人的興起是近代中國社會權勢轉移的典型表征，也是本書第四篇的主要內容。特別要說明的是，今日一般史學論著中，是以“知識分子”來表述以前所說的“讀書人”。我過去也從眾使用“知識分子”來陳述新教育系統培養(yǎng)的人（后因“分子”往往帶有負面的色彩，故改稱他們?yōu)橹R人），而對此前的讀書人則多稱為士人。蓋廢科舉后的新學堂以灌輸各種知識為己任，培養(yǎng)出來的確可稱為知識人。而以前想要養(yǎng)成的是以天下為己任的人，并不特別看重所謂知識。

在中國傳統之中，“讀書”是一種具有特定涵義的行為方式，而不僅是一種直觀意義的閱讀書籍或與學習技術相關的行為；它更可能是強調一種不那么功利、目的性不那么具體的超技能持續(xù)學習（所以為官者需要聘請專業(yè)化的師爺），而“知識”，尤其專業(yè)化的知識，不是他們學習的主要目標。這樣一種追求和探尋無用之用的努力，可以提高人的自主能力，至少可以改變經濟對人的支配性影響。用孟子的話說，一般人有無“恒心”與其有無“恒產”直接相關，但士人就可以達到“無恒產而有恒心”的層次，后者也是傳統讀書人的特別之處。

近代本是過渡時代，很多事物并不那么黑白分明。若涉及前后兩個階段的讀書人，而又從字面意義理解稱謂，則用“知識”來界定讀書群體，可能產生某種程度的誤導。我也曾想把第四篇的題目改為《讀書人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人的興起》（正文也要相應修改），不過那篇寫于上世紀末的舊文似稍有影響，據說“邊緣知識分子”一詞已為很多人分享，姑仍存原貌。

新增之《過渡時代讀書人的困惑與責任》與原有的《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構成一組，進一步梳理那些身處過渡時代的近代讀書人，因社會定位和自定位都出現變化而對新時世感到的困惑。在讀書治學和救國救民被一分為二的新社會分工下，他們一面想要維持學人的認同，一面又覺得不能推卸從“澄清天下”到“收拾民族”的責任（西方的知識分子也向有批評社會的職責），故始終在兩難的窘境下徘徊、調適、并繼續(xù)努力。

再后面四文均為新增，偏重思想而稍更宏觀。近代中國的權勢轉移本從“新的崇拜”起步，以“新”代“西”實即以趨新替換尊西，固可減弱認同選擇的躊躇，卻也造成“舊”與“中”的同一，且“西方”仍保持著獨立的認同。于是中國逐漸呈現王國維所說的“道出于二”局面，甚至向“道出于西”傾斜，又強化了新與舊、西與中的分立。在這樣錯綜復雜的背景下，新舊雙方的時人（以及后人）皆不免看重彼此的對立。四篇文字涉及的傳統、（在中國的）西方、民族主義和國進民退，大致都與“新舊中西”之間的緊張相關。

實則如劉咸炘所說，“中西是地方，新舊是時代，都不是是非的標準”。如果不能“看通，自然忘不了新舊中西的界限”。若能堅持自有的眼光，把界限看通，也就可以“見怪不怪”了。蓋“事不孤起，必有其鄰”，近代中國的“新、舊、中、西”確有獨特的一面，又并非孤立，而是一直處于密切的關聯互動中。故傳統當與西方對看，民族主義也兼具對外和對內兩面，而國進民退與西潮沖擊更有著明顯的邏輯關聯（因西潮沖擊而起的尋求富強取向，要求一個積極作為的強力政府，導致國家機器的急遽擴張，對民間形成前所未有的壓力）。

四文中《中國傳統的負面整體化》和《西方的分裂》自成一組，探討時人所認知的“中國傳統”與“西方”的變動。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及其后的國際環(huán)境對中國思想界的影響，過去被視為一個美好整體的“西方”分裂為一個優(yōu)劣兼具的復合體，影響到中國人學習榜樣的調整和思想傾向的轉變。在此語境下，所謂中西“學戰(zhàn)”往往轉化為中西名義下的西與西戰(zhàn)（所謂西與西戰(zhàn)，可以說是相對淺表的表現形式，其背后還隱伏著新舊沖突更深層次的表現形式，即一些新的沖突、緊張和對立取代了舊的沖突、緊張和對立，后者更能體現權勢轉移的能動性）。而陳獨秀所說“舊文學、舊政治、舊倫理本是一家眷屬，固不得去此而取彼”，則是傳統負面整體化的典型表述?；谶@樣的認知，要反傳統就必須全面反，不論其中是否有可取成分，都必須徹底否定。合而觀之，西與中的一分一合，相反相成，可以說都是“新的崇拜”這一大趨勢的發(fā)展。

近代任何外來的“主義”，都是思想史的主題，卻又常超越于“思想”。民族主義曾是我的一個研究重點，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出過兩本相關的書（《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和《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督袊褡逯髁x的特色與反思》就是賡續(xù)的探討。此文看似不像“權勢轉移”，其實近代引入的民族主義在中國有著無遠弗屆的影響力，作用于從政治、思想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雖有些隱而不顯，卻非常有力，無疑是“權勢”的組成部分。而其表現形式則流轉演變，與時俱移。一般言民族主義多見其反抗的一面，但民族主義還有更為重要的建設一面。兩者都是其基本面相，需要辯證地認識。在近代西方已成中國權勢結構組成部分的語境下，民族主義似乎很難能表現出相對超越的思考；然而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卻有著激烈反傳統和向往“超人超國”這兩種看起來恰不那么“民族主義”的特色，最能反映其在近代中國那不得不如是的曲折表現。

如果說民族主義仿佛一股“潛流”，從清末開始的國進民退這一傾向就更加隱而不顯，卻也長期持續(xù)，揭示出天下崩散后的重大變遷。中國的政治傳統希望垂拱而治，上無所為，而“民間”充盈的能動性則在日常生活中盡量發(fā)揮。清季在外國影響下，原本盡量不作為的“小政府”向處處作為的“大政府”急遽轉變?！皣M”的沖擊導致社會的巨變，“民間”的涵義相應改變（“民間”如今常被當成“社會”的同義詞，我的感覺，“民間”或可從《尚書·泰誓》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意思去認識。其正當性從天而自，焉能隨意撼動），特別是以“道”為依據、以士紳為主導、以公產為基礎，由各種公共會社構成的公領域，在國家（state）步步進逼下被迫淡出。

對當年許多趨新讀書人而言，“國進”是積極正面的好事；且“國進”之后，以國家的力量重新澄清天下、再造社會，也是他們中很多人的期盼（今日相當一部分人還抱有類似的愿望）。不過，從觀念到體制以及運作上，那時承擔責任的“國家”和不復能“自治”的百姓，都沒有充分的預備。很多過去民間承擔的社會責任，現在逐漸轉化為政府職能，落到國家頭上，不啻沉重的負擔。國家機器的擴張與民間的失序成為大致同步的伴生現象，乃是近代一個根本的轉變。隨著公領域的全面潰退，不僅“民間”非復往昔，社會也失去重心；只剩下一盤散沙式的眾多“個人”，面對肩負著空前責任的“國家”。

從南宋起，朱熹等讀書人就開啟了一條與“得君行道”模式不同的禮下庶人路徑，逐步形成一種“覺民行道”的模式，著眼于地方的基層社會構建，重塑一種表述為“禮治社會”的“士治社會”。今天的社會與過去已大不相同，尤其是科舉制的廢除終結了傳統的士，也徹底改變了在地的紳。隨著社會資源集中于城市，讀書人也群趨于都市。雞犬之聲相聞卻可以老死不相往來的上古描述，已成為普遍的城市新現象，與無士的鄉(xiāng)鎮(zhèn)社會共同揭示出民間的渙散。文化的重建不是虛懸的，它必須落在實處。南宋以后的思路或可以為今后的文化重建提供借鑒，但今人必須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