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先生晚年曾回憶稱：“予少好為詩，有所作皆書日記中。倭寇入犯，所居成瓦礫，日記存者無幾，詩亦所失過半矣。”[1]據(jù)《呂思勉先生年譜長編》（以下簡稱《呂譜》）記載，1953年呂氏依據(jù)殘存日記，將舊日詩稿抄錄一冊，再加上自己的評語和注釋，送請趙敬謀（元成）、陳研因（協(xié)恭）、汪叔良（厚）教正。[2]后來出版《蒿廬詩稿》時，便將呂氏自評和趙、陳、汪三人的評語錄入原詩后。這三位評者中，趙、陳二人是呂氏早年的詩侶，汪叔良則是在中華書局任職時的同事，均是一生的摯友，其中呂、汪二人的關系較少為人所知。
汪叔良，光緒十三年（1887年）十月十四日出生于江蘇鎮(zhèn)江。其父汪啟為其取名德厚，汪氏后來亦自署汪厚，以茹荼室、梅花簃為齋名，自號茹荼室主、梅嚴遯叟等，筆名有厄生、茹荼等。汪氏六歲開始入塾讀書，1905年入長元吳三縣高等小學堂肄業(yè)。翌年，從朱伯虞習英文，年底考取江蘇優(yōu)級師范學堂。1907年，又考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兵工學堂。1914年開始一度在上海閔行小學、民立女中等任教，后入中華書局擔任英文校對譯書事，此后一直在滬蘇兩地往返奔波，從事教育事業(yè)，同時愛好寫詩、撰文，其筆記、小說、謎語等散見于《新聞報》《新世界》等報刊。1952年，在上海民立中學退休后回蘇。
而1953年呂思勉詩作的整理工作，其中謄抄部分是由汪叔良幫助完成的，正是其退休回籍后不久。呂氏自己說過：“癸巳年七十，乃搜葺寫定之，凡得百一首，寄示叔良，叔良為工書一冊還之。”[3]筆者近日有幸得見汪叔良的部分書信、自定年譜殘稿等，其中有不少與呂氏的往還記錄。其中有一份殘稿，記錄其幫助呂氏抄錄詩稿情況并附有詳細評語一則，全文如下：
癸巳正月，抄錄誠之先生所著古今體詩，自丁未至迄壬辰，凡九十九首，抄成一十八張，每頁二十四行，行廿四字，原缺之字注明原缺。第一張第一行空出一行，以備寫書名。其原稿有抄寫錯誤之字，凡筆畫錯誤，一望而知，為抄寫人之筆誤者，即為改正。
頃讀呂誠之先生和其友敬謀詩，有句云“摩天健羽摧”。敬謀原作為“相思鬢漸摧”。竊以為摧字似嫌勉強，以為應用衰字。憶幼時讀賀知章詩“鄉(xiāng)音無改鬢毛衰”，當時但知為鬢發(fā)之白之意也，《全唐詩》亦作“鬢毛衰”，而后章燮所注《唐詩三百首》作“鄉(xiāng)音無改鬢毛催”，注催促也，言鬢毛催白，以為催白二字似未妥。又見王堯衢所注《古唐詩合解》則作“鄉(xiāng)音無改鬢毛摧”，注云“鬢毛摧敗，老憊不堪”。俞汝昌所注《唐詩別裁集》亦作“鬢毛摧”，且注云坊本作毛衰，衰乃四支韻，恐是“摧”字之誤，今改正?！度圃姟纷鳌棒W毛衰”，坊刻《唐詩三百首》則根據(jù)《全唐詩》作“衰”，不必改易。賀知章原詩本作“衰”，集韻十灰，衰音催，倉回切。與《論語》“子昆齊衰”之“衰”音義同。
乃知賀知章原詩本作“衰”，其作催、作摧者，及后人以衰老之衰及四支韻非十灰韻，是以改作催謂催促人老，改作摧謂鬢發(fā)摧敗。無論其改作催、改作摧，其注釋總覺支離，不如依《全唐詩》作“衰”，與齊衰之音義同，與回字來同為十灰韻，敬謀詩所以用“摧”字者，殆沿注唐詩者之輕改古詩之誤而誤也。
從這份評語可以看出汪氏抄錄呂氏詩稿之嚴謹，而后面兩段提到的便是《庚申端午客沈陽得敬謀寄詩次韻奉答》一詩，《呂思勉全集》中還附有趙元成原詩，[4]汪氏是就其中“摧”字提出商榷，該評語為現(xiàn)存《蒿廬詩稿》所無，從中可見呂氏與趙元成對于該字的誤用。核對汪氏所舉《唐詩三百首》章燮注本、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唐詩別裁集》俞汝昌注本三種書籍，確實如汪氏所言，將“衰”字誤作“催”或“摧”字。[5]而呂氏的誤用，或許正是因為年幼時熟習這些村塾唐詩選注本，進而沿襲誤用導致。[6]另外，筆者還發(fā)現(xiàn)一封呂思勉先生去世前不久寫給汪叔良的佚信[1] ，也未收錄于《呂思勉全集》和《呂思勉先生年譜長編》，對于了解二人的交往歷程極為重要。該信全文如下：
叔良吾兄：
久未奉候，未審近狀如何？中華事已有消息否？弟此月許困于左眼結膜炎，又直溽暑，不能作事，間又無聊悶損之至。委撰大作詩序，弟文殊不相稱，今日勉成之，別紙錄呈，敬祈斧正。
大作另掛號寄還，愜心處偕以紅筆圈出，中惟《挽嚴畹滋》及《吳人有從軍》兩首，鄙意稍嫌黏懈，如刪之更純粹以精也。序亦偕易數(shù)字，并候卓裁。敬頌吟祺，不具。弟勉頓首。七·卅一。
兄年弟記不甚審，“少予四歲”句疑有誤，乞改正。僅百首之僅字，乃逼近之義（非以為少），唐人詩皆如此用，如韓文言“張巡初入睢陽城中僅萬人”，杜詩“危樓僅百層”是也。《舊唐書》《五代史》中如此用者尤多。
圖1：呂思勉致汪叔良佚信
這封信的關鍵內(nèi)容便是呂思勉為汪叔良詩集作序，從《全集》所收《汪叔良<茹荼室詩>序》及《呂譜》可知，該序作于1957年7月30日，故可知此信應作于同年7月31日。呂氏對于汪詩也提出了不少意見，不過《挽嚴畹滋》及《吳人有從軍》兩首最后在汪氏詩集油印時仍予保留。而這封信還提到呂氏晚年的身體狀況，據(jù)《呂譜》中收錄的日記可知，當時呂氏受困于左眼結膜炎，且已嚴重影響閱讀和寫作，在如此狀況下，還勉力為老友作序校詩，可見二人交情之深厚。雖然據(jù)呂氏日記可知，在此后呂氏仍與他人有書信往來，但這一封是目前所見時間最晚的書信。信中最后部分提到關于唐代“僅”字古今異義的用法是呂氏頗為得意的發(fā)現(xiàn)，早在《論大學國文系散文教學之法》一文中也曾說過：“如僅字，我們現(xiàn)在使用之法，是意以為少，唐人使用之法，則意以為多（僅字的意義，乃接近某數(shù)，如九百數(shù)十，近乎千，九千數(shù)百，近乎萬是。）我們所使用的，實在是古義，然如韓愈《張中丞傳后序》之‘城中僅萬人’，所使用的亦是唐時俗義，便是其一例。”[7]不過呂氏信中所舉，杜詩“危樓僅百層”一句，查無該句，或是《泊岳陽城下》一詩“江國逾千里，山城僅百層”之筆誤。至于特意交代的原因，原來呂氏在為汪氏詩集所作序言中提到“叔良之詩，一刪訂于戊子，再刪訂于壬辰，至今歲乃寫以相示，僅百首”。
同時，《呂譜》還有兩封1957年汪叔良致呂思勉的書信，可以與此信互證。首先是一封殘信：
誠之吾兄惠鑒：
前月卅一日奉到手示，敬悉一一。本月二日曾肅寸箋計達左右，今又十余日矣。貴恙定已全愈，未知近日起居如何？至深系念。天氣嚴寒，務祈加意珍攝，早占弗藥，而康健勝常，乃私心所朝夕頌祝而未能一日忘者。日昨晤沈瓞民先生，與之閑談，知其與吾兄頗熟識，且云日前其子號子玄者曾往候吾兄，并謂兄前發(fā)舊恙，今當全愈矣。聞之為慰，近日精神如何？乞示及，以慰懸系，曷勝盼禱。弟平生所作詩，雖亦有二三百首，但自覺可存者甚少。然敝帚千金，未忍遽棄。去年夏間曾將歷年舊作，凡有語病者，或自覺有疵謬者，盡刪除之，僅留九十余首，錄為一卷。將以就正于吾兄，乞指其疵謬。自念平生知己，今惟吾兄一人。蓋自甲寅之夏，共事于中華書局，今已四十四年矣。相交之久，相知之深，無如吾兄者矣。如能得兄一言以為序，乃私心欣幸而希望者。倘承允其所請，不勝感激之至。并請稍緩時日，俟（下缺）
《呂譜》中未能斷定該信的具體月日，而結合汪叔良一方的資料，可以大致推測這封殘信的具體寫作時間。首先，從內(nèi)容來看，該信是汪氏向呂氏求序，故應在前引佚信之前，是上半年且在7月之前。第二，而此信開頭提到“前月卅一日”，故這個“前月”只有1、3、5三種可能，同時信中又說“天氣嚴寒”，那么1月的可能性最大。第三，汪叔良留有自訂年譜《梅巖遁叟手訂年譜》一份，其在1957年記道：“正月十五日（1957年2月14日），寄近日所抄之《茹荼室詩稿》，壬辰年春取舊作，刪去三分之一，存九十余首，與呂誠之先生，請為作序?！迸c殘信內(nèi)容完全吻合，信中所言“本月二日”曾尚有一信，此信則又過去“十余日”，那么這個本月應該指的是2月，因此這封殘信的日期即是汪氏年譜所言的1957年2月14日。
這封殘信的內(nèi)容頗為豐富，不僅有詩稿之事，同時又提到了呂氏的病情，此外還追溯了呂、汪二人近半個世紀的交誼。汪氏信中提到沈瓞民并其子沈延國（信中稱號子玄者），也與呂氏交往甚密。[8]最重要的是汪氏在信中稱：“蓋自甲寅（1914年）之夏，共事于中華書局，今已四十四年矣。相交之久，相知之深，無如吾兄者矣?！倍Y合《呂譜》可知，呂氏自1913年7月至1918年秋，由同鄉(xiāng)前輩也是中華書局的創(chuàng)辦人之一的沈頤介紹，任職于中華書局。
另外，《呂譜》還有一封汪叔良致呂思勉的書信[2] ，從內(nèi)容來看，便是緊接著呂氏佚信的回信：
誠之吾兄惠詧:
兩月未通音問，馳系之深，莫可言喻。而竟未能裁寸箋奉候起居者，則以弟病體日益衰憊，不耐握筆寫字，親友故舊，音問斷絕久矣。今晨奉到惠示，并承賜拙詩序文，捧讀之下，欣忭感激，不可以言語形容，弟在今日默念平生舊友，相知之深、相交之久者，惟公一人而耳。弟憶識荊之初，似在甲寅之秋，其時弟年廿八，次年乙卯，則弟年廿九矣。公確長三歲?；貞洉止彩拢褚阉氖暌?。今年自二月以來，賤體日益衰憊，初覺頭暈目眩，繼則引起心臟舊恙，近則每晚足微腫，兩足無力，現(xiàn)方注射微他命B針，半月前似略愈矣。乃近十日中，賤內(nèi)及小孫皆患腸炎發(fā)熱，至今未全愈，舍間人手少，弟雖有病，還要照應兩病人，其苦況可想見矣。近半年中，醫(yī)藥之費，為數(shù)甚大，尤苦未遇良醫(yī)，大率皆草草了事，殊可恨也?？傊毑〗黄?，其苦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而已，略陳近狀，以告知己，諒公必嘆此人“老來苦”也。專肅以鳴謝熱忱，敬頌道綏，并頌譚福。
弟厚頓首，八月一日。
倘承時賜教益，以慰弟病中離索，不勝感激之至。
圖2：汪叔良致呂思勉書信
由此信可知，汪氏剛剛接到呂氏所作序言，且已有兩月未通音信，故自然是驚喜不已：“捧讀之下，欣忭感激，不可以言語形容”，因而再次強調(diào)二人的交情：“默念平生舊友，相知之深、相交之久者，惟公一人而耳”。呂氏在序言中也稱贊老友：“叔良之為人，持躬甚謹，而天倪甚和。與人交無城府，于是非黑白甚辨，而不為危言激論，庸克以默，自全于世。家貧而好買書，晨夕讀誦弗輟，匪為好名，只以自娛。而間有考論，老生斂手?！倍仪珊系氖牵瑑晌焕嫌迅髯缘脑娂捌鋵懚ㄖ缤砑按驿浿嗌?，亦相若也?！盵9]對于呂氏在信中提及的年齡問題，確實如呂氏所言年長三歲。而對于結交時間，汪氏在前面佚信中也回憶稱是甲寅年，此時呂氏復核后改作乙卯年，故將時間改為四十三年。后來汪氏的自定年譜《梅巖遁叟手訂年譜》中，也將二人結交的起點定為乙卯，應是據(jù)此改正。此后更多是談及自身的凄涼處境，可謂與呂氏同為難兄難弟。
呂先生此時病已深重，而汪叔良也是老病不堪，此外還頗為家計所累，要照顧病人、幼孫，自嘆乃是“老來苦”。其實汪氏的苦狀，呂氏應是一直知情和關注的。二人交往四十余年，據(jù)呂氏為其詩集所作序言稱：“嗣后或離或合，合則欣然道故，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離則千里詣書相問候，亦或困于行役，曠絕逾時月，然相憶未嘗或忘，越四十年如一日也?！盵10]而據(jù)現(xiàn)有史料，汪氏留有日記，曾現(xiàn)身于拍賣市場，據(jù)其中殘頁可知，應是1938年農(nóng)歷十一月廿七日，“至天蟾，遇誠之”，地點應是在上海。而據(jù)《呂譜》可知，二人在建國后還時有交往（1950年、1954年、1955年多有書信往來），據(jù)汪氏自訂年譜記載1955年二人還在常州見過一面：“正月初十日（1955年2月2日）乘早車到常州訪呂誠之兄，至則見其精神尚佳，慰甚?！纯?，回至十子街辭別誠之，談五時許，其女公子送余至車站。”故而對于汪氏的困境，呂氏也曾略有幫助。1955年10月19日，呂氏在與好友顧頡剛的信中[3] 引薦汪叔良點校古籍，應是為其生計出謀劃策：“汪君叔良（其居址為衛(wèi)前街廿一號），鄉(xiāng)居甚困，校書之事未知尚能為之曹丘否？”[11]同時筆者還注意到，在顧頡剛子女的回憶中提到，汪叔良還曾擔任過顧氏之子顧德輝的老師。顧氏與之接觸后，敬如上賓，且對兒子講：“這真是做學問的人，可惜生不逢時”。此后還托汪氏做古籍整理的工作，且十分滿意，相信其中也有呂思勉的推薦之功。[12]
圖3：呂思勉致顧頡剛書信
而在拍賣市場上，筆者還看到兩封1956年汪叔良致中華書局的書信，所談內(nèi)容正是點校古籍。首先一封是1956年1月23日：
中華書局古籍組同志：
自去年三月叔良校點《春秋會要》后，迄今將近一年，目下印刷之古籍，定仍須?？睒它c，良于校點之役，頗愿擔任，倘承繼續(xù)委托，實深欣盼。復示請寄蘇州衛(wèi)前街二十一號為荷。此致敬禮！
汪叔良謹啟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由中華書局所附“收發(fā)文聯(lián)合登記卡”可知，于1月26日，中華書局回復汪氏可“繼續(xù)擔任校勘標點工作”。因此1957年佚信，呂氏開篇提到的“中華事已有消息否？”應也與此有關。而查中華書局1955年出版的姚彥渠《春秋會要》，末后附有“校點說明”一則，時間是1955年4月30日，但是整本書中未出現(xiàn)整理者汪叔良的名字，只能是“校點者”三字，或許是與中華商定的結果。
另外一封是1956年1月23日汪氏寫給“古籍出版社”（新中國成立后中華書局拆分成立）的自薦信：
古籍出版社同志：
聞貴社專事印行古籍，曷勝雀躍，叔良于校點古書頗感興趣，自揣能力亦堪勝任，去年春曾為中華書局校點《經(jīng)傳釋詞》《春秋會要》兩書，可以覆按。緣叔良生性謹慎，自幼讀書，即喜從事校讎，故于?？遍T徑多所通曉，遇有疑義，即能推求源本，以資點定，非徒據(jù)本互勘。又喜校讎古書者，或罕通西文，叔良則于此亦曾致力，故于章節(jié)句讀之分，尤能融會貫通也。貴社印行古籍，必須校勘標點，倘蒙委任，實所欣感，謹布區(qū)區(qū)，即祈。
從信中自述可知，當時除了《春秋會要》，《經(jīng)傳釋詞》也是由其校點整理，而據(jù)該書書末校記，同樣也沒有點校者信息。汪氏在自薦中，語氣謙遜，但對于自己所長也毫不掩飾：“自幼讀書，即喜從事校讎，故于?？遍T徑多所通曉，遇有疑義，即能推求源本，以資點定，非徒據(jù)本互勘。又喜校讎古書者，或罕通西文，叔良則于此亦曾致力，故于章節(jié)句讀之分，尤能融會貫通也。”汪氏早年入中華書局便是負責英文校對和翻譯，后入字典部，因此對于古籍和西式標點均極為熟習。只是此時的目的更多是希望這些工作所得的些許收益，或可于生計略有小補。
由呂思勉先生晚年留存的日記可知，在與汪氏這幾封書信往來后，二人仍有書信往還，甚至還曾晤面。呂先生是1957年10月9日深夜去世，此前的9月1日還與汪叔良、陳協(xié)恭等人晤面，5號和7號與汪氏仍有書信往還（均未見），到10月7日又與汪、陳等人晤面，只是這一次幾乎等同于老友們最后的告別了。汪叔良不久也于1961年在蘇州去世，晚景凄涼，身后遺稿更是散失殆盡，四處飄零，僅《茹荼室詩稿》[4] 一部（首列呂思勉序言和自序）因當時稍有油印而得以傳布，只能說是不幸中的萬幸。
圖4：汪叔良《茹荼室詩稿》
（本文刪節(jié)本原刊登于《文匯報·文匯學人》2022年10月27日第10版，后全稿收入拙著《知所先后：近代人事與文獻的考索》，此次轉(zhuǎn)載又改正錯字多處，感謝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張耕華教授、四川龔飛先生和蘇州曹彬先生的指正。）
——————————
注釋：
[1] 呂思勉：《茹荼室詩》序，《呂思勉全集》第2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0頁。
[2] 李永圻、張耕華編撰：《呂思勉先生年譜長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1頁。
[3] 呂思勉：《茹荼室詩》序，《呂思勉全集》第26冊，第90頁。
[4] 呂思勉：《蒿廬詩稿》，《呂思勉全集》第26冊，第20頁。
[5] 蘅塘退士編、章燮注疏：《唐詩三百首注疏》，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5頁。王堯衢選注：《古唐詩合解》，岳麓書社，1989年，第233頁。沈德潛輯、俞汝昌注：《注解唐詩別裁集》卷二十，頁8b，清道光富春堂刻本。
[6] 關于呂思勉不鄙視村塾選本的現(xiàn)象，也可參見楊焄《作為文學研究者的呂思勉—讀<宋代文學>臆札》一文，《文匯報》2021年3月29日第8版。
[7] 呂思勉：《論大學國文系散文教學之法》，《學史門徑詳說》，東方出版社，2018年，第240頁。
[8] 參見張耕華：《追尋三部未刊的“集釋”》，《歷史教學問題》2019年第3期。
[9] 呂思勉：《茹荼室詩》序，《呂思勉全集》第26冊，第90—91頁。。
[10] 同上。
[11] 李永圻、張耕華編撰：《呂思勉先生年譜長編》（下），第985頁.
[12] 王煦華編：《顧頡剛先生學行錄》，中華書局，2006年，第467頁。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