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伊麗莎白·馬什的磨難》：什么樣的個人才能擁有一部全球史？

《伊麗莎白·馬什的磨難：一個女人的世界史》，[英]琳達·科利著，侯奕茜譯，中國工人出版社2024年2月出版，432頁，92.00元

一個人的全球史或者全球史中的個人，這類題材的著作總能引起人們極大的閱讀興趣，原因主要在于，個人經(jīng)歷的偶然性與多樣性為更加強調(diào)目的論和一致性的全球史提供了一種另類視角，有助于全球史反思自身、完善自身。近年來，隨著一系列相關著述被翻譯成中文，如娜塔莉·戴維斯的《行者詭道：一個16世紀文人的雙重世界》、馬婭·亞桑諾夫的《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約瑟夫·康拉德》、沈艾娣的《傳教士的詛咒：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1640-2000）》、韓潔西的《史密斯先生到中國：三個蘇格蘭人與不列顛全球帝國的崛起》、多米尼克·薩克森邁爾的《在地之人的全球糾葛：朱宗元及其相互沖突的世界》，個人的全球史這一研究領域也為國內(nèi)學界所熟知，并推動了國內(nèi)學者對這一主題的研究，比如程美寶的《遇見黃東：18-19世紀珠江口的小人物與大世界》，魏濤的《追尋自我認同：亨利·勞倫斯的跨大西洋遭遇，1744-1784年》等。

如果追溯這一研究領域的譜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琳達·科利的《伊麗莎白·馬什的磨難：一個女人的世界史》，無疑是一部無法繞開的奠基之作。該書出版于2007年，自問世以來便好評不斷。在出版的當年，已故英國歷史小說家、因創(chuàng)作托馬斯·克倫威爾三部曲而兩次榮獲布克文學獎的希拉里·曼特爾（Hilary Mantel）就在《倫敦書評》上撰寫了長篇書評，盛贊該書是一部想象力與史實完美結合的佳作。不僅如此，曼特爾還敏銳地指出了《伊麗莎白·馬什的磨難》一書的特點，即馬什個人的磨難是與當時任何人都無法掌控的全球性力量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

這種所謂的“任何人都無法掌控的全球性力量”，既有英法等國為爭奪海外殖民地而展開的“七年戰(zhàn)爭”，又有摩洛哥臨時蘇丹西迪·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也就是后來為摩洛哥阿拉維王朝帶來中興的穆罕默德三世蘇丹——力圖打造的西部穆斯林世界，還有大英帝國建立在世界各地的商業(yè)網(wǎng)絡，更有美國獨立戰(zhàn)爭給英國帶來的全球性沖擊。正是這些全球性力量和網(wǎng)絡的存在，推動馬什在其并不長的一生中不斷跨越重洋：英法之間的戰(zhàn)爭讓年輕的馬什及其家人在英國殖民地的前沿地帶不斷遷徙；摩洛哥在地中海西部的勢力存在導致馬什被海盜擄往蘇丹的宮廷，并陰錯陽差地與其未來的丈夫詹姆斯·克里斯普結緣；克里斯普在佛羅里達投資的失敗以及逃亡印度，促成了馬什不得已而為之的印度之行；而美國獨立戰(zhàn)爭的爆發(fā)則徹底中止了克里斯普在印度的紡織生意，并迫使馬什再次踏上前往英國的歸程。

由此可見，馬什之所以能擁有一部全球史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必然性在于，馬什所處的時代已經(jīng)是一個被全球化改造過的世界，每一個個體，即便他/她從未離開過自己的家鄉(xiāng)或者從未有過主動進入全球的意愿，但也必然生活在全球交往所建構的物質(zhì)或觀念之網(wǎng)中。偶然性在于，并不是每一個個體都能夠擁有一部全球史。馬什雖然從總體上也可以劃入娜塔莉·戴維斯所謂的“邊緣女人”（women on the margins）之列，因為她沒有經(jīng)濟來源，必須依附于自己的父親或丈夫，但與同時代的其他女人相比，她還是有著非凡之處。

馬什出身于一個與英國皇家海軍有著密切合作的船匠之家，他的父親發(fā)跡于英屬牙買加，娶了當?shù)匾晃煌瑸樾薮そ车倪z孀，有著二分之一非洲血統(tǒng)的牙買加女人，并因此間接繼承了一筆數(shù)目不菲的遺產(chǎn)。到殖民地娶一個有錢的寡婦是當時很多英國普通人實現(xiàn)階層跨越的捷徑。大英博物館的創(chuàng)始人漢斯·斯隆，就是因為娶了一位有錢的牙買加種植園主的遺孀，獲得了在全世界購買收藏品的資金來源。因此，馬什在尚未出生時，就隨同父親和懷孕的母親為了躲避牙買加的黑奴叛亂開始了返回英國的跨洋旅行。隨著其父親家族與英國海軍的廣泛合作，海上或港口生活已然成為馬什生活中的常態(tài)。不斷往返于海洋和陸地之間的流動性生活也塑造了馬什獨立、隱忍和堅強的性格，加之馬什家人在海軍中的廣泛人脈，這些都是她得以多次獨自或者攜帶孩子踏上危險而不可知的海上旅程的前提和保障。

更為重要的是，馬什還受過一定的教育，雖然并不正規(guī)，但是能夠閱讀，而且熱衷于寫作，即使深陷摩洛哥蘇丹的囹圄，也不忘給家人寫信。馬什的讀寫能力使她在1769年寫下了記述她在摩洛哥遭受磨難的游記《女俘虜》，這也是英語世界第一部關于馬格里布地區(qū)的著作。1774-1776年，出于休養(yǎng)身體的原因，馬什前往印度南部旅行，并寫下了詳細的日記。盡管馬什大量的通信沒有留存下來，但是《女俘虜》一書和南印度游記被保存了下來。這些一手資料的存在，是琳達·科利重建馬什個人的歷史和全球的歷史的基礎。

那么，什么樣的個人才能擁有一部全球史呢？首先，這個人應當是一個身處全球性網(wǎng)絡之中的人，他/她可以是流動性的，也可以是靜止的或從未旅行的。就像終其一生都生活在寧波的朱宗元或幾乎一輩子都沒有離開過科尼斯堡的康德，雖然他們并沒有主動或被動地成為穿越國界、大陸或海洋的旅行者，但并不妨礙他們借助全球性的思想網(wǎng)絡，接觸、了解或想象異域世界，并與之形成糾葛或沖突。而這些網(wǎng)絡之人（networker）基本上是商人、水手、遠征軍士兵、外交官、傳教士、知識分子，他們與同樣生活在全球性網(wǎng)絡之中的大多數(shù)普通人并不一樣，因為他們能親身面對和切實感受到異文化的不同和帶來的沖擊。其次，也是必不可少的，這個人必須留下一定數(shù)量的記錄其異域觀察的著述，為后世的歷史學家提供重構主人公全球性經(jīng)歷的材料和進行合理想象的空間。如果要兩個條件都達到，這樣的個人其實并不多見。所以，書寫一部一個人的全球史極具挑戰(zhàn)性，是一項魅力與風險兼具的任務。

比如，史景遷在重構胡若望充滿矛盾和困惑的全球經(jīng)歷時，他所能參照的胡若望留下的直接材料，只有一封后者在巴黎近郊的收容院里，寫給雇主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傅圣澤請求其返回中國的兩百余字的信。而整個關于胡若望遠行、發(fā)瘋、返鄉(xiāng)的故事，全部建立在一份傅圣澤寫給羅馬教廷自證胡若望的瘋癲與自己沒有關系的陳述上。雖然史景遷成功激發(fā)了人們對于現(xiàn)代早期身處雙重世界的小人物命運的關切之情，但胡若望并沒有權力講述自己真實的故事，他只是一個被他人表述的人。同樣，薩克森邁爾在描述朱宗元相互沖突的精神世界時，所依據(jù)的只有朱宗元撰寫的兩部不長的宣教著作和若干篇短文，因此他無法告知我們朱宗元為何不像他的朋友、同樣改宗天主教的其他晚明知識分子那樣，挺身反抗?jié)M族人的統(tǒng)治。所以，一個人的全球史有時往往是支離破碎，甚至有可能是以想象代替真實的“虛構”。

然而，伊麗莎白·馬什卻足夠幸運，她留下了撰寫于不同時期的，較為詳盡和極具個性的文字，讓人們可以從中看到她在情感、精神和視野上的變化，看到她對異域世界真實或想象的、有時也是帶有種族偏見的記錄，看到她對那個業(yè)已連成一片的世界的初步認識。雖然在完成印度南部的旅行回到丈夫身邊后，馬什沒有再留下任何手稿和信件，琳達·科利也不得不借助其他人的敘述來完整地講述馬什的一生，但總的來說，馬什個人的全球史還是豐滿和鮮活的，真實而不刻板的。

不過，史料的相對匱乏讓歷史學家在建構一個人的全球史時，面臨著過度詮釋的危險。就像薩克森邁爾有意無意地將朱宗元塑造成一個有著清醒的自覺意識，肩負救世的使命，立志用天學來匡扶儒學正義的行動主義者那樣，琳達·科利筆下的伊麗莎白·馬什也是一個主動沖出界限、勇于擺脫家庭束縛和樂于嘗試新鮮事物的“現(xiàn)代”女性。顯然，作者在這里將自己理想中的人格形象（persona）共情并給予了筆下的人物。當然，歷史學家有權利用自己時代的常識和價值去闡釋舊的歷史，但是歷史學家卻不能無視當時的語境，就像呂西安·費弗爾在重新審視拉伯雷是否能超越十六世紀的集體心理而獨享無信仰的特權時指出的：“我們在理解一個人，一個十六世紀的作家的時候，不能把他與同時代的人隔絕開來，不能借口說他的作品中某個段落，與我們今天特殊的感覺方式相吻合，便武斷地按照今天的標準作出評判?！蓖瑯?，費弗爾的同道兼好友馬克·布洛赫也強調(diào)了語境的重要性：“脫離特定的時間，就難以理解任何歷史現(xiàn)象。這一點在我們?nèi)祟惡推渌挛镞M化的每一個階段都不例外。正如古老的阿拉比諺語所言：‘與其說人如其父，不如說人酷似其時代?！療o視這東方的智慧，歷史研究就會失真。”總之，一切看似充滿想象的歷史都應當以真實的史料為基礎，因為——再次引用費弗爾的話——“誘人的假設和經(jīng)過證實的真理是兩回事”。

即便如此，伊麗莎白·馬什也要強過同時代的大多數(shù)女性，她畢竟在歷史上留下了自己雖然破碎但卻真實的印記。而她的母親，那位很可能是白人地主與非洲女奴私生子的混血兒，不僅馬什家族的家譜中沒有給她留有只言片語，甚至連馬什本人也沒有提到過她。與馬什突然面對一個更大的世界時經(jīng)常感受到的那種如墜入泥潭般的無力感不同，馬什的母親直接被淹沒在歷史的泥潭中。馬什母親的命運很像另一位來自牙買加的黑白混血兒伯莎·梅森——小說《簡·愛》中羅切斯特的前妻，她被羅切斯特囚禁在桑菲爾德莊園的閣樓里，并被冠以“瘋女人”的污名。盡管伯莎·梅森是一位虛構的人物，但她的故事反映的卻是一段真實的歷史，即白人殖民者與殖民地女性跨種族婚姻所帶來的悲劇?？赡苁菫榱撕魬R什母親的命運，琳達·科利在書的結尾處特意提到馬什的弟弟在印度娶了一位沒有在馬什家族歷史中留下姓名的當?shù)嘏?，而他們的兒子，也就是馬什的孫子同樣找了一個不知姓名的印度女伴，但是卻將與這位印度女人所生的女兒遺棄在馬德拉斯的孤兒院中。

當然，從《伊麗莎白·馬什的磨難》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更加復雜的有關女性的、跨國的、帝國的、全球的和后殖民的歷史，這些相互糾葛的歷史交織在一起，共同造就了馬什個人的生命史和全球史。更加難能可貴的是，琳達·科利告訴我們，馬什的全球史也是一個非西方如何塑造西方人的故事：如果沒有加勒比地區(qū)的黑奴反抗，馬什就不會返回英國，而一直待在牙買加的話，馬什就很可能活不到成年；如果沒有遭到摩洛哥海盜的劫持，馬什就不會與其丈夫成婚，也就有可能不會過上全球遷徙的生活，并且不會去寫下那部讓她擁有歷史的著作；同樣，如果沒有馬什丈夫在印度紡織業(yè)上的獲利，也就不可能支撐馬什那段在歷史上再次留下印記的旅行。

作為《伊麗莎白·馬什的磨難》一書的作者，琳達·科利謹慎地動用了歷史學家的特權，用她對歷史和歷史學的理解重新詮釋了那段過往的歷史。而作為《伊麗莎白·馬什的磨難》一書的讀者，我們將擁有更多的特權，對這本書和這本書所描述的歷史進行更加多樣化的評判。不過，殊途同歸，歷史學家與讀者的目的一樣，都是為了在瞬息變幻的全球史中發(fā)現(xiàn)更多有故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