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君子斗不過小人的例子比比皆是。相對寬柔仁厚的鄭昭公，在鄭國政治內(nèi)斗中輸給了權(quán)臣高渠彌，黯然出局。殺死鄭昭公后，高渠彌為掩人耳目，扶立鄭昭公之弟公子亹為君，充當傀儡，由自己實際操控鄭國的政局。
祭仲怕死誤國，出自清刊本《東周列國志》。
高渠彌的所作所為，即使是在禮崩樂壞的當時，也未免有點過分，突破了一般人的道德容忍底線，如魯國大夫公子達就預(yù)見：“高伯其為戮乎！復(fù)惡已甚矣！”（《左傳·桓公十七年》）歷史告訴我們，多行不義必自斃。在高渠彌身上，這一點也很快得到了驗證：第二年的秋季，齊襄公率軍進抵衛(wèi)地首止（今河南睢縣東南），“子亹會之，高渠彌相”（《左傳·桓公十八年》），君臣兩人前去湊熱鬧，殊不知這一去，卻是自尋死路。原來齊襄公與公子亹年輕時曾經(jīng)玩命斗毆，結(jié)下深仇大恨。齊襄公是一個無惡不作、睚眥必報的人渣，哪里會輕易忘卻這個過節(jié)？所以，這趟子亹君臣的首止之行，是風險系數(shù)極高的冒險，但是，考慮到盤踞在櫟邑的鄭厲公正厲兵秣馬、虎視眈眈，企圖卷土重來、復(fù)辟上位這個現(xiàn)實，為了防止鄭厲公勾結(jié)、拉攏齊襄公，將其引作外援，子亹與高渠彌只得不計前嫌，前往首止，與齊襄公會面。
結(jié)果可想而知，鄭國君臣這一去，正中仇人下懷。齊襄公之惡，表演得可謂是淋漓盡致，“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左傳·桓公十八年》）。高渠彌更慘，讓對方生擒活捉后，生生地遭受車裂之刑而死。俗話說，“惡人自有惡人磨”。至此，這個犯下弒君大逆之罪、在鄭國權(quán)傾一時的權(quán)臣，終于慘烈地結(jié)束了自己可恥的一生。
這樣一來，鄭國又得重新?lián)砹⑿戮恕８咔浰懒?，鄭國政治上的實?quán)，完全落入了三朝元老、留守大臣祭仲的手中。祭仲經(jīng)歷了太多政治上的大風大浪，早已熬煉得百毒不侵，老謀深算。他對鄭厲公的厲害早有領(lǐng)教，可不敢放虎歸山，養(yǎng)虎遺患。所以，祭仲繞開鄭厲公，將流亡在陳國的鄭昭公的另一個弟弟公子儀迎回鄭國，擁立他為國君，讓其接公子亹的班。不過，公子儀實力與能力都很有限，對占據(jù)櫟邑公開抗衡自己的鄭厲公無可奈何，鄭國依然延續(xù)著自鄭昭公以來的“雙頭競逐”格局，這局面，頗類似于晉國翼城大宗與曲沃武公之間的對峙。
鄭厲公與公子儀的并峙競逐，先后延續(xù)了十四年之久。在這個過程中，鄭厲公以時間換空間，漸漸完成了雙方優(yōu)劣態(tài)勢的轉(zhuǎn)換。到了公元前680年，也就是魯莊公十四年，顧盼自雄的鄭厲公認為自己的羽翼已經(jīng)豐滿，足以將對手趕盡殺絕，實現(xiàn)自己念茲在茲的復(fù)辟夢想。另外，前進道路上的最大障礙，鄭國政權(quán)的頂梁柱祭仲已在兩年前（公元前682年）去世，鄭厲公心情大快，便痛下殺手，啟動大軍，進攻鄭國都城。軍隊開進到大陵（今河南臨潁巨陵）時，鄭厲公俘虜了鄭國的重臣傅瑕，“及大陵，獲傅瑕”（《左傳·莊公十四年》）。傅瑕是個軟骨頭，貪生怕死，馬上重新選邊站隊，乞求活命，甚至不惜出賣主子，為虎作倀：“茍舍我，吾請納君?！保ā蹲髠鳌でf公十四年》）鄭厲公當然不會放棄收買內(nèi)應(yīng)的機會，就答應(yīng)了傅瑕的哀求。為了鄭重其事，他們還信誓旦旦地立盟為據(jù)，以申誠意：“與之盟而赦之?！保ā蹲髠鳌でf公十四年》）
這個傅瑕極為陰狠，在生死關(guān)頭，屈服于鄭厲公的死亡威脅，屈膝投降，但是，一碰上原先效忠的君主、弱勢疲軟的公子儀，又馬上換了另一副嘴臉，窮兇極惡，殘酷無情，將“君義臣忠”的道德倫理徹底拋到九霄云外，亮出屠刀，大開殺戒：“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保ā蹲髠鳌でf公十四年》）用公子儀及其兒子頸上的人頭，作為迎接鄭厲公復(fù)辟的見面禮和投名狀。
可是，鄭厲公是一個殘忍厚黑，沒有任何道德底線的狠人，什么盟誓、信義，在他眼里，都可以棄之如敝屣。他的信條是：做大事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可以不拘小節(jié)、不講誠信！因此，他一入國都，復(fù)辟成功，第一件事，就是恩將仇報，推翻幾天前剛立的盟誓，殺了賣主乞活的傅瑕：“厲公入，遂殺傅瑕。”（《左傳·莊公十四年》）而且把理由說得振振有詞、大義凜然：傅瑕對國君有二心，西周就規(guī)定有懲處這類奸臣的刑罰，我現(xiàn)在嚴肅執(zhí)法，讓傅瑕受罪伏誅，他是死得其所：“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左傳·莊公十四年》）
春秋時期，貴族精神尚存，其中重要的表現(xiàn)之一，就是將“信”作為為人處事最高的倫理準則，視為最可貴的情操與道德。所謂“言必信，行必果”“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信”也是協(xié)調(diào)天人關(guān)系、祈求神靈保佑的必備條件：“小信未孚，神弗福也?！保ā蹲髠鳌でf公十年》）孔子認為，一個國家要鞏固和發(fā)展，需要有三個基本要素：強大的國防，“足兵”；豐厚的經(jīng)濟基礎(chǔ)，“足食”；以及政府公信力，“民信之”。如果迫不得已只能留下一個最重要的，那也唯“信”而已：“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因此，孔子一再強調(diào)：“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論語·衛(wèi)靈公》）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周末風俗”條中所寫，“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就是對這種歷史文化現(xiàn)象的洗練概括。
可是，社會歷史現(xiàn)象是很復(fù)雜的，哪怕在當時，也有不少人沒有將“信義”當作一回事，他們貴為王侯將相，卻出爾反爾，食言而肥。在他們身上，那種建立在貴族精神上的榮辱觀被徹底顛倒，是非心、敬畏心幾乎蕩然無存；代之而起的，是甚囂塵上、籠罩一切的功利之心。鄭厲公是這類人物的典型，后來的越王勾踐也大同小異。
鄭厲公不但無“信”可言，也同樣無“仁”可述。復(fù)辟成功后，逼死大臣原繁一事，更體現(xiàn)了他的冷酷殘忍。傅瑕死時，他命人對原繁說：幫助我回國而沒有二心的臣下，我都答應(yīng)給他們上大夫的職位，我愿意和你一起商量。但令我感到遺憾的是，我流落在櫟邑的時候，你沒有向我匯報國都內(nèi)的情況，如今我回國重新上位了，你又不主動親附我，我實在覺得不是個滋味！
“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愿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里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左傳·莊公十四年》）
原繁是聰明人，立即領(lǐng)悟了鄭厲公這番話背后的潛臺詞。死，當然是可以的，原繁對此毫不畏懼；但道理可要講清楚，不能死得不明不白。于是，他做了一番義正詞嚴的臨終陳辭：先君桓公命令我的先人管理宗廟列祖列宗的主位。國家有君主而自己的心卻在國外（你的身上），還有比這更大的二心嗎？如果主持國家，國內(nèi)的百姓，誰不是他（鄭昭公到公子儀）的臣下？臣下不應(yīng)該有二心，這是天經(jīng)地義的。公子儀居于君位十四年，現(xiàn)在有人策劃并幫助您回國，這難道不是有二心嗎？莊公的兒子還有八個，如果都用官爵做賄賂、做誘餌，勸說別人三心二意，且可能取得成功，君王您該怎么辦？您難道能認可？我明白您說話的意思，馬上就死在您的眼前！
“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茍主社稷，國內(nèi)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左傳·莊公十四年》）
說畢，他義無反顧地上吊去死。原繁之死，鮮明地反襯出鄭厲公的鮮仁寡恥，狹隘殘暴！
然而，就是這么一個不講仁義、不守信用的鄭國國君，在“小霸”鄭莊公去世后的鄭國延續(xù)多年的政治傾軋與內(nèi)訌中，咬牙堅持了下來，笑到了最后。不僅如此，他還在周王室的內(nèi)亂中站對了隊，襄助周惠王平定了王子頹的反叛，并因勤王有功而獲得豐厚的回報，獲取了虎牢以東的大片地盤，“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左傳·莊公二十一年》），使鄭國在鄭莊公之后再度復(fù)興，可謂是名利雙豐收。
遺憾的是，真實的歷史就是這樣的殘酷：小人逞志，君子出局。鄭昭公失敗，鄭厲公成功，令人嘆息。
（本文選摘自《諸侯的天下》，黃樸民著，浙江文藝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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