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外交史上，如何處理與朝鮮的關系多次成為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中朝關系的走向很容易成為國際性的問題和影響中國的全局性問題，甚至關系到中國國家生死存亡以及東北亞格局的演變和東亞區(qū)域體系的穩(wěn)定。約1000年前，宋神宗、王安石聯(lián)手推出了“聯(lián)麗制遼”的基本國策，但自始至終遭到蘇軾拼命的反對。
對“聯(lián)麗制遼”戰(zhàn)略敢于說不
公元十世紀初，東亞地區(qū)舊有的國際秩序發(fā)生了劇烈的變化，遼（契丹）崛起于宋的北方，憑借其軍事優(yōu)勢對漢族建立的趙宋王朝磨刀霍霍、虎視眈眈，形成了兩大政權南北對峙的格局。宋朝不僅失去了漢唐以來對東亞體系的主導地位，而且?guī)缀跻恢碧幱诒粍影ご虻木置?，外患幾乎與300多年的國運相始終。此時統(tǒng)治朝鮮半島的是公元918年立國的王氏高麗政權，高麗與宋朝文化同源，地理相近且與遼境土相接，共同面臨遼的威脅。宋朝與高麗的關系既是漢唐以來中國與古朝鮮關系的延續(xù)和發(fā)展，又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斷演變的新關系，東亞大陸宋、遼兩大鼎立政權與高麗形成了一個復雜而微妙的三角外交關系，宋麗關系的發(fā)展、演變始終受到宋遼關系、遼麗關系的雙重變化的影響。
紹興和議劃定疆土范圍，南宋北部疆域大幅退縮
宋神宗啟用王安石進行變法，以求改變宋仁宗以來因循茍且的風氣，決意通過變法，內則富國強兵，外則積極打開外交局面，以擺脫遼夏結盟而給宋朝造成的被動局面，制定了“取熙河以斷西夏右臂，又欲取靈武以斷大遼右臂；又結高麗起兵，欲圖大遼”（（宋）邵伯溫：《邵氏聞見前錄卷五》），最后達到收復燕云地區(qū)，恢復漢唐故疆的總體戰(zhàn)略。神宗時期由此出現(xiàn)了一個兩國交往的高潮?！奥?lián)麗治遼”政策成了貫穿于整個北宋的基本國策，其實質在于聯(lián)合與遼有矛盾且居于遼國側背的高麗，以應對東北亞戰(zhàn)略格局的變化，抗御宿敵契丹，收復燕云，解除北方的威脅。
在當時宋朝奉行“聯(lián)麗治遼”國策的背景下，蘇軾卻堅持連續(xù)上札子反對深交高麗這個曾臣屬于宋的鄰國，態(tài)度激進、言語苛刻。他的這一立場和舉動，與朝廷的基本國策和大政方針公開唱反調，與當時整個社會環(huán)境、輿論氛圍極不相符。讀蘇軾文章可知，蘇軾深諳他的觀點是不得朝廷歡心的，他一再上書，公開與國家戰(zhàn)略決策唱反調，很可能會得罪朝廷重臣甚至皇帝。然而，在冒著極大的風險啟奏朝廷的同時，蘇軾還不忘為其觀點相同、立場一致的屬下開脫，“并出臣意，不干僚屬及吏人之事。若朝廷以為有罪，則臣乞獨當責罰，所有重人，乞上不薄”（蘇軾《論高麗買書利害札子三首》）。蘇軾明知不可而為之，大有一人做事一人當?shù)姆闯绷鞯挠⑿蹥飧拧?/p>
蘇軾曾任登州（今山東蓬萊）知府
當時與高麗通航的幾個海岸城市，蘇軾大都任過職，對高麗的情況應比一般人士有更多的了解。熙寧七年（1074）以前，高麗使者往返宋朝，都是從登州出入境，此后改為由明州登陸。蘇軾曾于元豐八年(1085)短暫的任過登州知州，雖然沒有出任過明州，但其曾兩次任職于杭州，而那時高麗來船一般是由明州港經(jīng)余姚江而到達杭州的。所以，蘇軾對聯(lián)麗制遼戰(zhàn)略說不，是以掌握了高麗使者入貢的很多情況為前提的。
對聯(lián)麗制遼戰(zhàn)略為什么說不
蘇軾為什么對聯(lián)麗制遼戰(zhàn)略始終說不、堅決反對呢？蘇軾在《論高麗買（書）利害札子》一文中指高麗為“無厭小國”，并稱:“高麗人使，每一次人貢，除官吏得少饋遺外，了無絲毫之利而有五害。”蘇軾對聯(lián)麗制遼戰(zhàn)略說不，主要基于如下原因：
從經(jīng)濟上看，實施聯(lián)麗制遼的戰(zhàn)略投入大，成本高，已成為朝廷和納稅人很大的負擔，實在難以為繼。宋神宗為迎接高麗來使，下令在高麗使者所經(jīng)的路線上，專門建造“高麗亭”接待他們。蘇軾嘆其工程浩大，勞民傷財，將其列為“五害”之一。宋人筆記文獻中多次提到朝廷“待高麗之禮特厚”的情況。如在明州，高麗使臣一踏上宋朝的土地，便有使館接待，有引伴使在等候，并且沿路都設有亭館，專門待高麗使來。在蘇州，“于城中辟‘懷遠’、‘安流’二亭，及盤、閣之外各建大館，為亭棧之所”。其他如京東、淮南等地也都筑有高麗亭館，以致密州、海州之民不堪勞苦，紛紛逃亡。宋廷還在“河北設五都倉，通好高麗”，如此巨大的接待麗使開支，“費悉官給”。甚至對高麗國的貢賜貿易也特別優(yōu)待，詔立高麗交易法。高麗借朝貢而趨利，每次來宋的人員都比較多。如蘇軾在《乞禁商旅過外國狀》中記載，在作者上書的元祐五年（1090）八月初十日，據(jù)明州申報，“高麗人使二百六十九人，相次到州”。這種大規(guī)模使團的接待是要花費不少銀兩的。而高麗人所朝貢的，“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其卻利用朝貢之名從事貿易活動，以此獲得利益。宋朝人花了差旅費給高麗人做生意，還提供各種便利條件，并給予優(yōu)厚的賞賜，這對高麗來說簡直太劃算了。高麗也正是看到了宋朝外交的矛盾，而大行其便。神宗更是在元豐三年批“高麗國王每朝貢，回賜浙絹萬匹，須下有司估準貢物乃給，有傷事體。宜自今國王貢物不估直回賜，永為定數(shù)”（《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二）。這就是說，無論高麗貢品價值幾何，宋廷都回賜浙絹萬匹。此外，蘇軾還質疑：“高麗所得賜予，若不分遺契丹，則契丹安肯聽其來貢?顯是借寇兵而資盜糧”。
蘇軾畫像
從安全上看，聯(lián)合高麗容易泄露軍事機密。遼以及西夏、金無時無刻不在覬覦著宋朝的江山，在這一點上，宋朝的君臣神經(jīng)一直緊繃著。對遼國，北宋是“禁出文書，其法甚嚴”。但對高麗的疏于防范卻使得遼有了可乘之機。于是，高麗就成為遼獲得宋朝情報的重要來源。因為，高麗采取的政治上對遼國朝貢、文化和經(jīng)濟上跟北宋密切往來的雙軌政策，是得到遼默許的。蘇軾言高麗使節(jié)來宋后，“圖畫山川形勝，窺測虛實”。宋朝其他朝臣如蘇轍也曾多次提出與高麗交往有失密的可能。如“高麗之人所至游觀，伺察虛實，圖寫形勝，陰為契丹耳目?！保ㄌK轍：《欒城集》卷四六《乞裁損待高麗事件札子》）據(jù)《夢溪筆談》卷一三載，熙寧時“高麗入貢，所經(jīng)州縣，悉要地圖”“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到了揚州，這些地圖被揚州太守陳升之發(fā)現(xiàn)，賺取后“聚而焚之”。蘇軾認為由于遼國的強大壓力，使得宋與高麗的交往并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朝貢關系，與高麗交往的一舉一動，都有可能招致遼國而引來對宋的不利，而高麗態(tài)度暖昧，游離于宋、遼之間，其與宋交往的目的，也在蘇軾的懷疑之內。與高麗的交往，在客觀上會造成失密、資助敵國等等不利于宋的結果，這都是蘇軾反對深交高麗的主要原因。
從地緣上看，高麗與遼國接壤為鄰，北宋與高麗隔海相望，并不接壤。高麗基于自己國力的考慮，對宋朝所奉行的“聯(lián)麗制遼”政策不可能十分熱心。遼麗關系比遼宋關系更加攸關于高麗的國家安全。高麗面對契丹的強大武力，為勢所迫，不得不接受契丹冊封，尊奉其為宗主國，并一度斷絕了與宋的外交關系。據(jù)此，蘇軾斷言：“高麗名為慕義來朝，其實為利，度其本心，終必為北虜用。何也?虜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這是聯(lián)麗制遼的戰(zhàn)略思路一直落實不到現(xiàn)實層面上的根本原因，也是蘇軾對聯(lián)麗制遼戰(zhàn)略表現(xiàn)出質疑、焦慮、抵觸和反對的根本原因。
從地緣上看，高麗與遼國接壤為鄰，北宋與高麗隔海相望，并不接壤。
從政治上看，當時高麗為契丹的屬國，奉遼國為正朔，屈居藩國，“專事契丹”。在993年契丹第一次入侵高麗之前，宋與高麗政治上屬于臣屬關系，但從994年以后，高麗受制于遼，并于同年四月以遼統(tǒng)和年號取代了宋年號。隨著高麗向遼稱臣納貢，遼逐漸確定了對高麗的宗主國地位并一直保持到遼國滅亡。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1071年宋麗恢復交往是以聯(lián)合高麗共同抵制契丹這一政策導向為出發(fā)點的，但是直到北宋滅亡之前，從宋與高麗的交往內容中可以看出，兩國的交往主要是以經(jīng)濟、文化交流為主的，并沒有促成實質的軍事上的同盟。
應當說，蘇軾對聯(lián)麗制遼戰(zhàn)略實踐效果的判斷是正確的。宋朝為其奉行的“聯(lián)麗治遼”政策付出甚大，但聯(lián)麗的實際成效卻根本沒有進展，可謂是得不償失，蘇軾、蘇轍及其他反對聯(lián)麗的宋臣的失望和不滿不能說沒有道理。隨著時間的推移，持反對聯(lián)麗制遼態(tài)度的人數(shù)越來越多。原因就是宋朝與高麗間的抗遼聯(lián)盟始終沒有形成，“聯(lián)麗治遼”政策的初衷和目的無法實現(xiàn)，宋朝所得收效和與其投入反差太大。曾鞏被公認為是主張聯(lián)合高麗的代表人物，是實際負責落實聯(lián)合高麗政策的重要官員，然而，在與高麗的實際交往中，曾鞏也漸漸感覺到回贈高麗使節(jié)所費不貨，經(jīng)濟上實在難以應付。
聯(lián)麗制遼的歷史啟示
一是高麗善于以小搏大，獨善其身，對外交分寸的拿捏十分老道，善于投棋布子，應對出招，國家雖弱，外交不弱。契丹民族崛起后，在華北建立政權，并以優(yōu)勢的兵力威脅著趙宋王朝，對高麗朝更是莫大的威脅。對宋朝來說，欲圖存自強，除了對內富國強兵、加強凝聚力以外，對外宋廷擬爭取與國，結交盟友，以行“聯(lián)夷以制夷”，造成均勢，或企圖形成“犄角”之勢。高麗與契丹、女真、蒙古境土相接，自然是宋朝極力爭取的對象。但從高麗方面來看，契丹憑借其與高麗接壤的地利，兵強馬壯的國力，壓迫高麗臣服，使之與宋爭衡中占據(jù)優(yōu)勢。契丹和宋的國力都遠強于高麗，宋和契丹關系的變化足以影響高麗的國家利益。為了適應現(xiàn)實環(huán)境，高麗兩邊都不得罪，藉以權衡，采用靈活的策略，即對契丹稱臣受封，行遼的年號。又與宋友好，給宋文書用甲子紀年，甚至在個別時候對遼用遼的年號，對宋用宋紀年。當遼國壓迫高麗太甚時，高麗就打宋朝牌，把宋抬出來抵制之。崇寧二年（1103），徽宗即位的第三年，宋遣明州教練使張宗閡等三十八人至高麗，同年又遣戶部侍郎劉遴、給事中吳拭等奉使高麗賜物，“咨文行冊禮事”，并帶醫(yī)官四人往高麗，從其表請?；兆谇彩沟囊鈭D很明顯，是要力圖打破百年以來形成的三方格局，把高麗爭取過來。但高麗考慮再三，最終沒有接受宋朝的建議而婉言謝絕。在北宋、遼、麗三國博弈中，高麗最弱，然而，遼、北宋先后亡國了，高麗還在，高麗成了三國博弈中的贏家。
遼曾三次入侵高麗，高麗都以韜光養(yǎng)晦的姿態(tài)善后。993年，遼擊敗宋兵之后出兵高麗，這是遼國第一次入侵高麗。這次戰(zhàn)爭，以高麗中軍使徐熙力排眾議，“以舌卻兵”，取得了奇跡般的勝利。但高麗并不因此而昏頭高調，而是充分認識到高麗與遼的實力懸殊太大，高麗成宗認為“久不修聘，恐有后患”（《高麗史》卷九十四）遂于次年（994）遣使如契丹，并開始行契丹統(tǒng)和年號，奉其正朔，并從此以向契丹納貢稱臣取代以往與契丹平等關系。高麗還向契丹“請婚”，派童子十人到契丹學習其語。遼國也于995年遣使赴高麗冊封成宗王治為高麗國王。然而，契丹對高麗仍不放心，于1010年，契丹以高麗權臣康兆弒君為藉口，興兵問罪，這是契丹第二次大舉入侵高麗。這次戰(zhàn)爭也以契丹失敗而告終。高麗在戰(zhàn)勝之后，仍然保持低調，遣使貢奉如故。
作《三國史記》的金富軾
宋徽宗中期以后，東北亞國際秩序發(fā)生變化，女真族崛起，政和五年（1115），真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大金，隨即大舉攻遼，遼此時大勢己去，節(jié)節(jié)敗退。宋徽宗以為時機已到，可圖契丹，于政和八年（1118）以買馬為名遣武益大夫馬政由海道使女真，與女真聯(lián)絡，約共同伐遼。高麗得知宋欲聯(lián)金伐遼后，認識到金國“勝契丹后，必及宋，而吾國亦不能自存”，對宋金聯(lián)盟感到憂慮，提醒宋朝慎重處理與金國關系，防備女真。高麗在遼金戰(zhàn)爭中采取中立態(tài)度，避免卷入任何一方的沖突中。《宋史.高麗傳》載，高麗睿宗曾托宋廷御醫(yī)轉告徽宗:“女真（金）狼虎耳，不可交也”。宋廷未采納高麗的建議，隨后以很大的代價從金人手中換取燕云地區(qū)，宋朝君臣沉浸在虛假勝利的歡樂中。宣和五年（1122），宋遣給事中路允迪、中書舍人傅墨卿等出使高麗，除了祭吊外，主要傳達徽宗的信息“今遼命己決，可以請命朝廷”，欲重新確立宗主國地位，但被高麗婉言拒絕。
宋朝在聯(lián)金滅遼的過程中，暴露出內政不修，軍事軟弱的弊端。金人于宣和七年（1125）滅遼之后，隨即向宋發(fā)起進攻。靖康元年（1126）七月，宋朝在金的打擊下，搖搖欲墜，瀕于崩潰。宋遣閣門祗候侯章赍蠟書至高麗，要高麗興師伐金。而高麗以內外疲弊為辭，婉拒宋的要求。其實在此之前，也就是同年四月，高麗已遣鄭應文、李侯如金稱臣上表，并于六月遣使至金奉表稱蕃。至同年十一月，金兵攻陷汁京，十二月三日，宋欽宗向金投降，北宋滅亡。歷史證明，在對宋、金、遼三國關系走向的判斷上，在如何應對來自金國的挑戰(zhàn)方面，高麗比北宋要老道。
二是高麗對外艱韌不拔，面對侵略戰(zhàn)爭，敢于反抗，也善于反抗。契丹三次大舉進攻高麗，都以契丹的失敗而告終。在短短二十六年內（993-1019），高麗頑強頂住了契丹數(shù)十萬大軍的連續(xù)進攻，而且屢屢上演以小勝大的奇跡，使契丹清楚地看到，盡管契丹已用武力迫使高麗承認其宗主國地位，但高麗是不能用強力硬壓的。自此，契丹與高麗的關系相對平和下來直至遼朝滅亡?？梢哉f遼與高麗雖有三次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和二十多次的武裝沖突，但是高麗的敢打敢拼，不屈不撓，反而獲得了很大的利益。從遼太祖天贊元年（922）至遼天祚帝保大五年（1125），凡203年間，高麗與遼的關系從總體上看主流還是友好的。兩國之間的“貢”“賜”貿易與宋麗之間一樣，遼給予高麗的回賜亦相當可觀，有時甚至是進貢的數(shù)倍之多，以至于遼有時還下詔限制入貢次數(shù)或宣布某時免貢。所以，可以說早期契丹向高麗索要較多，后期和平朝貢實際上對高麗有利。所以，無論是對遼，還是對宋，越到后來，高麗得到的越多。高麗利用四兩撥千斤的有利地位，在宋、遼相互爭奪中賺盡了便宜。
高麗王朝王宮遺址——開城滿月臺
三是高麗奉行的永遠是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實利外交。高麗處于宋、遼兩個實力遠強于自己的國家中間，接收著各方對自己的拉攏，面對這不斷變化的國際形勢，高麗已經(jīng)培養(yǎng)出對周邊局勢的高度敏感性，對宋、遼兩國始終奉行以國家現(xiàn)實利益為基礎的實利外交。對高麗來說，與宋通使結好，就要付出“永絕契丹”的沉重代價，所以高麗雖然對于宋朝恢復邦交持積極態(tài)度，但從未真正打算與宋結成聯(lián)盟以抵御契丹。高麗與宋交好的第一個目的就是學習和引進宋朝先進的文化制度并且能從中獲得經(jīng)濟利益，這可以從宋麗文化同根，“書同文”，自古以來高麗文化與中華文化互為影響，同屬于以漢文化為中心的東方文化圈，以及為鞏固高麗王朝的政治需要去認識它。高麗的另一個目的就是借與宋朝的交往以制約遼國，力圖在宋、遼之間采取“等距離”外交，借以擺脫契丹過重的盤剝與重壓。高麗借與宋交往來牽制契丹和女真，維持力量平衡。出于高麗本國利益，高麗的外交基本奉行“事大主義”政策，先后奉宋、遼為上國，并隨形勢變化而不斷調整其外交策略。同時，宋、高麗與遼單獨關系也在不斷變化，高麗作為三者中最弱的一方，為了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選擇維持與宋的友好關系目的在于平衡遼的勢力以自保，以維持變化不定的“三角”關系。所以高麗雖然與宋有利害一致之處，但始終難以一致合力對遼，無法達成反遼聯(lián)盟。
四是外交不能想當然，以己度人，一廂情愿。宋朝“聯(lián)麗制遼”國家戰(zhàn)略的出臺就是想當然、以己度人、一廂情愿的產(chǎn)物。宋太宗即位后，平定南方諸割據(jù)地方政權的任務己漸次完成。宋朝的軍事重心轉向北方，欲乘勢北伐契丹，恢復燕云，實現(xiàn)恢復漢唐舊疆域的鴻圖。于是，處于契丹側后方的高麗，對于宋朝北伐就十分重要。因此，宋太宗即位之初，即遣使冊封高麗國王。在宋太宗統(tǒng)治的21年間(976- 997年)，先后9次遣使高麗，其中，至少有3次就是直接落實宋廷“聯(lián)麗制遼”的軍事戰(zhàn)略的。但實際效果并沒有達到宋的預期目的。如太平興國四年（979），宋太宗征伐以契丹為后援的北漢，欲乘勝進擊幽燕地區(qū)。出征前，“命太子中允張洎、著作佐郎句中正使高麗，告以北伐”（《宋史》本紀·卷四）。但高麗并未積極回應。隨后，雍熙二年（985）派遣監(jiān)察御史韓國華出使高麗，希望高麗出兵配合宋軍伐遼。高麗也僅是口頭答應而已，一直觀望到宋軍在對遼戰(zhàn)爭中敗退，高麗始終未未發(fā)一兵一卒助宋。反觀宋廷，只是基于自身安全考慮制定“聯(lián)麗治遼”的戰(zhàn)略，過分地強調了高麗與遼的宿愿和對宋的歸附之心，而忽略了高麗在三角外交關系中對自身現(xiàn)實利益的追求和維護。宋朝想當然，以己度人，一廂情愿，花了無數(shù)的銀兩企圖“聯(lián)麗抗遼”，結果都打了水漂。
作者簡介：
袁南生，小學沒有畢業(yè)考上北大，是新中國培養(yǎng)的第一個教授總領事、博士大使?，F(xiàn)任外交學院教授，中國國際法學會常務副會長。
在3家企業(yè)先后工作過17年，在4所大學先后工作過15年，曾任中國駐埃及大使館二把手，中國駐津巴布韋大使、駐蘇里南大使，駐印度孟買總領事、駐美國舊金山大使銜總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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