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闐史叢考》（增訂新版），張廣達、榮新江著，上海書店出版社，2021年10月版，478頁，138.00元
《唐宋于闐史探研》，榮新江著，甘肅教育出版社，2023年3月版，310頁，98.00元
一
1900年12月25日，受雇于英國政府的匈牙利探險家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是在新疆和田丹丹烏里克遺址一組坍塌的建筑物里度過的。丹丹烏里克是維吾爾語音譯，意為“象牙屋”，或許是當?shù)乩相l(xiāng)出于目擊所見地貌特色的臨時命名。這里如今隸屬于新疆和田地區(qū)策勒縣，南距策勒縣城約九十公里，位于塔克拉瑪干沙漠腹地。斯坦因抵達這里之前，已在沙漠中行進多日。
斯文 ·赫定手繪丹丹烏里克遺址
丹丹烏里克遺址歷史實景（來自網(wǎng)絡）
丹丹烏里克遺址地理位置示意圖，《丹丹烏里克遺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報告》
丹丹烏里克D.IV-V遺址，（Ancient Khotan, pl.XXVI）
出土于D.IV遺址的“鼠王像”，（Ancient Khotan, Ant.LXIII）
盡管斯坦因到來之前，已陸續(xù)有本地“挖寶人”造訪這里，1896年初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也曾于此短暫逗留。但比起先行者，斯坦因的工作更為徹底。就在當天，斯坦因清理出一座回字形佛殿（D.IV）及與之相連的一處屋宇（D.V）。在佛殿之中，他掘獲了兩塊畫著神像的木版畫，其中一塊較大者，便是后來頗受關(guān)注的“鼠王”像，恰可呼應玄奘《大唐西域記》中于闐王國曾為老鼠大軍所營救的傳說。以玄奘為引導者和保護神，且早已將《大唐西域記》熟記于心的斯坦因，目睹此情景可想而知是何等激動。此外，他還在屋宇遺址中發(fā)現(xiàn)了胡語和漢語文書。斯坦因一眼認出那些“類似草書婆羅米（后來被認定為于闐文）文書”與此前英籍德裔梵文專家霍雷恩博士（A. F. Rudolf Hoernle，1841-1918）處理的關(guān)于英國所藏若干件中亞古文書是一樣的。
霍雷恩處理的文書，是1892年起英國駐喀什噶爾領事馬繼業(yè)（George H. Macartney，1867-1945）從和田的一名阿富汗商人巴德魯丁手中購得的?；舳骼椎玫桨ㄟ@件文書在內(nèi)的十件漢文文書后，根據(jù)其中的地名信息，推測它們來自和田東北沙漠中的丹丹烏里克遺址，對于這批胡語文書的年代，霍雷恩認為是在公元八世紀。斯坦因這一天的掘獲，印證了這一結(jié)論——他在同一地點、相同條件下發(fā)現(xiàn)了和胡語文書混在一起的漢語文書，有明確紀年，處于公元781-787年之間。
斯坦因看來，自己當日掘獲的漢文文書和馬繼業(yè)購得的幾件文書，外觀和字體都非常相似，其內(nèi)容無外乎官府與百姓之間各類事務的往來溝通，比如百姓為免除賦役提交的申請書，或上級機構(gòu)向地方行政部門征收物資的函件，還有撥付某村維修房屋貸款的公文等，而斯坦因當日所得的其中一份漢文文書，有確切紀年——大歷十六年（781）二月六日，是一份涉及借貸糾紛的文書（原始編號D.v.6）。
原始編號D.v.6文書，（Ancient Khotan, Mss. CXV）
這無疑是令人振奮的發(fā)現(xiàn)，斯坦因說，“這幾件有趣的發(fā)現(xiàn)物，伴隨著陽光燦爛的時刻，驅(qū)散了夜晚的酷寒，使我愉快地度過了圣誕節(jié)”。在丹丹烏里克逗留的十多天里，斯坦因調(diào)查和清理出十七座建筑遺址（編號為D.I-D.XVII），獲取大量古代文書及木版畫、雕像、壁畫等出土品，成為他第一次中亞考古探險最重要的收獲。甚至幾年后回到倫敦撰寫考察記時，當時的振奮之情再度降臨，他寫道，“我有時不敢相信，遠在南方和西方關(guān)懷著我的朋友們，如何能明白，當我回憶起在那荒涼寒冷的沙漠中度過圣誕節(jié)的情景時，心情是多么歡樂”。
二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探險家在和田地區(qū)的考察所得，多入藏于歐洲各大博物館、圖書館等機構(gòu)，相當長的時間里，是歐美學者和少數(shù)日本學者的研究“專利”；中國學者正式“入局”并參與討論，要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葉才開始。具體對于上述和田地區(qū)出土的漢文文書而言，1988年或許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年份。
1987年春，受東京大學池田溫教授的邀請，北京大學張廣達教授前往日本訪問三個月，在此期間，他完成了直到今天仍然為學界廣為引用的名文《唐滅高昌國后的西州形勢》，刊于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主編的《東洋文化》第六十八號（1988年），這篇文章系統(tǒng)全面地考察了高昌國轉(zhuǎn)變?yōu)樘莆髦莺蠓椒矫婷娴淖兓?，文末簡要提及西州以西塔里木盆地周邊地區(qū)的情形，指出當?shù)爻霈F(xiàn)了“一種胡漢結(jié)合的軍政體制”。
這一提法，張廣達特有所指，答案即同年發(fā)表于《新疆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與榮新江合撰的《〈唐大歷三年三月典成銑牒〉跋》一文。這份牒文即是霍雷恩從馬繼業(yè)處得來的其中一份漢文文書，是六城質(zhì)邏的基層工作人員成銑起草，刺史簽署的一份公文：公元768年，即唐朝大歷三年，住在毗沙都督府轄下六城州的杰謝百姓，因無力繳納當年賦役，特別向當?shù)氐逆?zhèn)守軍提交了一份于闐文寫成的申請書，之后不久，鎮(zhèn)守軍將這份申請譯成漢文報告給上級于闐鎮(zhèn)守使，鎮(zhèn)守使繼續(xù)向駐守在于闐地區(qū)的四鎮(zhèn)節(jié)度副使打報告；節(jié)度副使閱后批示，當年賦役可推后至秋收時再繳，并將意見下發(fā)六城質(zhì)邏刺史，同時也抄送給了六城鎮(zhèn)守軍。該文對這份牒文的歷史學信息進行了全面分析，并明確將丹丹烏里克遺址定為唐代安西四鎮(zhèn)轄下的于闐杰謝鎮(zhèn)。
上元二年（674），已進入唐朝羈縻體制的于闐，行政區(qū)劃由五個州增至十州，六城是其中之一，各州之下又轄有數(shù)目不等的鄉(xiāng)，杰謝就是六城州的轄鄉(xiāng)之一。長壽二年（692），為強化對包括于闐在內(nèi)的塔里木盆地的控制，武則天向當?shù)嘏汕踩f大軍，分駐安西四鎮(zhèn)（即龜茲、于闐、疏勒、焉耆/碎葉），隸屬于駐扎龜茲的四鎮(zhèn)節(jié)度使，于闐由此迎來數(shù)千駐軍，杰謝鄉(xiāng)進而具備了軍鎮(zhèn)的屬性，亦稱“杰謝鎮(zhèn)”。因此，既有官府之外，鎮(zhèn)守軍就成為于闐老百姓不得不面對和打交道的新對象。和田地區(qū)出土的于闐文、漢文文書多集中于八世紀，應當置于上述特定的歷史背景加以理解。
同在1988年，張廣達和榮新江又合撰、刊發(fā)了《關(guān)于和田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guān)問題》（《東洋學報》第六十九卷1.2號），其中有相當篇幅是對Hedin 24號文書的討論，特別是其系年，兩位作者修正前人看法，將之提前了近百年，將其從九世紀中葉至十世紀，放回至八世紀后半葉。
三
Hedin 24號文書
對于和田出土文書和于闐史的研究，張廣達、榮新江師徒毫無疑問是“晚到者”，但他們爭取做到了后來居上，在很短的時間里，對相關(guān)學術(shù)課題做出了精準、深入的推進，不得不說，這和既有的積累和持續(xù)的努力分不開。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兩人進入于闐史研究領域是以研讀敦煌文書為契機的偶然結(jié)果，這一領域?qū)Ξ敃r絕大多數(shù)人來說或許有點無從下手，但對張廣達而言，其實已有準備。從七十年代末張先生撰寫的《近十幾年國外研究新疆、中亞的若干情況》一文可以看出，他對當時歐美諸國和日本的相關(guān)學者、研究機構(gòu)和學會乃至出版物的情況盡在掌握，英、法、俄、日等文字發(fā)表的文章，也都有所收集。因此，1982年，張廣達、榮新江合撰的《關(guān)于唐末宋初于闐國的國號年號及其王家世系問題》一經(jīng)發(fā)表，即受到海內(nèi)外中亞學、伊朗學研究者的重視，很快被譯成法文，發(fā)表在1984年巴黎出版的《敦煌研究論文集》（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第三集。1985年4月，榮新江在劍橋親自拜訪于闐語大家貝利（H. W. Bailey）爵士時，就是以這篇文章，換得對方連書帶抽印本在內(nèi)的七十多種發(fā)表物。
1983年和1986年，以學術(shù)考察為契機，張廣達、榮新江等人又曾兩次前往和田進行實地考察，和田達瑪溝（Domoko）、哈達里克（Khadalik）、巴拉瓦斯特（Balawaste）、鐵提克日木（即斯坦因的Farhād-beg-yailaki）等古代遺址等皆有所造訪。這些實地調(diào)查也使他們對敦煌藏經(jīng)洞與和田地區(qū)出土于闐文書的時段區(qū)分更加明確化。
1984年，當時讀研二的榮新江前往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交換學習十個月，在此期間，他前往英、德、法、瑞典等地多家收藏機構(gòu)，系統(tǒng)調(diào)查了各地所藏敦煌文書及上世紀初探險隊在新疆地區(qū)的各類收集品，并拜訪了貝利、恩默瑞克（R. E. Emmerick）、哈密屯（James Hamiltion）等胡語文書的語言學大家，獲贈大量當時國內(nèi)難以收集到的研究論著。
與上世紀初歐洲探險家進入西域地區(qū)“尋寶”前充分準備一樣，榮新江八十年代前往歐洲“尋寶”，也抱著志在必得的決心。1985年5月末，他專程前往斯德哥爾摩瑞典人種學博物館打探赫定收集品的情況。在此之前，赫定收集品中于闐語及于闐語漢語雙語文書，已由于闐文專家貝利刊布于《于闐語文書集》第四卷，漢語文書則由其同事蒲立本（E. G. Pulleyblank）做了錄文和英譯。榮新江此行最大的目標，自然是親眼看到包括Hedin24號文書在內(nèi)的所謂“斯文赫定收集品”的全貌。但不巧的是，當時博物館正在搬家，紙本文書都已打包封箱，無法檢閱。即便如此，此行收獲仍是巨大的：其一，搞清楚了所謂“斯文赫定收集品”其實并非赫定本人收集，據(jù)其原始入藏目錄，是1933年入藏的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在和田地區(qū)工作期間搜集到的；其二，雖然紙質(zhì)文書看不到，但仍能看到同批入藏和田地區(qū)出土的木簡，其中就有一件“永泰三年簡”，永泰三年（767，永泰無三年，應是二年十一月改元后，時間遲滯，還未傳到于闐）是唐代宗的年號，這支簡應當是于闐一個館驛小吏（曹頭）收到拔伽村一個叫勿日桑宜的百姓繳納草料后的收據(jù)。由于只有漢文，貝利書中沒有收錄，但這對理解八世紀后半期于闐地區(qū)館驛系統(tǒng)的運作來說卻是至關(guān)重要的一條記載，而“勿日桑宜”這個名字的原文，也能在于闐語文書里找到。
前文所及1988年關(guān)于“Hedin 24”號文書的文章就用到了這支簡，此后隨著上世紀九十年代前期，“霍恩雷收集品”“斯坦因收集品”“赫定收集品”等幾組漢文文書的陸續(xù)公布，張廣達、榮新江兩人又先后借1996年在法國巴黎、1997年在美國紐黑文晤面共事的機會，合作完成《8世紀下半葉至9世紀初的于闐》一文，對八世紀后半葉唐朝治下的于闐史和相關(guān)出土文書進行了詳細編年，尤其還對斯坦因在1900年圣誕節(jié)當日所挖掘的D.V.號房屋遺址的主人思略（又寫作斯略、悉略，于闐文作Sīdaka）的事跡做了梳理。在當時所能搜集到的777至788年間的十二份文書中，思略經(jīng)歷了從百姓到鄉(xiāng)頭（auva-hamdasta）再到薩波（Spāta）的身份抬升，這無疑成為今人了解八世紀后半葉于闐官職系統(tǒng)和政務運作最生動的案例。至2001年，圣彼得堡所藏出土于和田地區(qū)的漢文文書正式刊布，兩人又合撰《圣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漢文文書考釋》一文，指出這批文書可能是1882-1902年俄國人彼得羅夫斯基出任駐喀什噶爾領事期間陸續(xù)收集到的，基本可落實于770-790年間，雖然文書殘破信息零碎，但地名“杰謝”和人名“思略”的高頻出現(xiàn)，仍可將多數(shù)文書的具體出土地鎖定在丹丹烏里克遺址。
四
經(jīng)過數(shù)十年的沉寂和重啟后短暫的波折，針對丹丹烏里克遺址的科學發(fā)掘，也在2002年秋得以正式啟動。據(jù)2007-2011年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統(tǒng)計的最新統(tǒng)計，以丹丹烏里克遺址為代表的唐代遺存，現(xiàn)存城址、居址、佛寺等遺址七十余處，主要分布在南北長四千四百米、東西寬三千三百米的范圍內(nèi)，包括城垣、官府衙署、寺院佛堂、民居、冶煉遺址、窯等，其中佛寺遺址占建筑遺址總數(shù)的三分之一以上。民居遺址則一般由大廳、臥室、儲藏室、廚房、畜欄、果園組成，建筑結(jié)構(gòu)采取當?shù)貜V為流行的木骨泥墻式。出土文物包括于闐文、漢文或雙語寫成的佛典、契約、賬目、詔令和書信等文書殘片，和石膏佛像、精美壁畫、木板畫以及陶器、銅器、鐵器、木器、石器等生活用具，共同揭示了公元八世紀杰謝鎮(zhèn)社會的方方面面，成為中古絲路南道曾經(jīng)日常生活的見證。
丹丹烏里克之外，和田地區(qū)達瑪溝、哈達里克、巴拉瓦斯特及麻札塔格（Mazar tagh）等古代遺址中也都陸續(xù)有新發(fā)現(xiàn)，2005年以來，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陸續(xù)獲得一些來自和田地區(qū)的漢文、于闐文、梵文、藏文文書的捐贈，2010年，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獲得一批捐贈，同樣來自和田的漢文、于闐文、梵文、粟特文等語言所寫的文書，從漢文文書內(nèi)容來看，兩處收藏的文書有一定的關(guān)聯(lián)；此外，新疆博物館、吐魯番博物館、和田博物館、策勒文管所及北大賽克勒博物館、中央民族大學博物館也陸續(xù)有零散文書入藏。這些文書中的相當一部分，和此前霍恩雷收集品、斯坦因收集品、赫定收集品、彼得羅夫斯基收集品中的和田出土文書彼此相關(guān)，引起學界的關(guān)注和研究。2011年，為慶祝張廣達先生八十嵩壽，榮新江專門撰寫《唐代于闐史新探——和田新發(fā)現(xiàn)的漢文文書研究概說》，基于兩人三十年間就于闐文書和歷史的合力研究繼續(xù)推進，八世紀于闐地區(qū)的賦稅體制、文書運行、地方行政制度、日常生活面貌等各方面歷史信息，得到了更為充分的解讀與揭示。
五
貞觀十八年（644），西行求法十多年的玄奘東歸行抵于闐，得知自己西行求法曾經(jīng)最有力的支持者高昌王麴文泰（？-640）已故去，高昌國也為唐所滅，他只好投書唐太宗，坦白自己早年“私往天竺”之舉，如今歸國一切聽候發(fā)落。數(shù)月的等待給了他深入觀察于闐社會的機會，而在這一崇佛之地，玄奘也受到了相當隆重的接待。因此在貞觀二十年（646）秋完成的《大唐西域記》里，玄奘給了于闐國（書中名曰“瞿薩旦那國”）相當大的篇幅，對當?shù)氐乩怼⑽锖?、風土、律令、語言、傳說、信仰與習俗等各方面做了極為詳實的記錄。這給一千多年后熟讀此書的斯坦因留下了無比深刻的印象。因此，1900年初次踏足中國新疆時，他就以尋找于闐古國為目標。
1900年冬，發(fā)現(xiàn)丹丹烏里克帶給斯坦因無限的滿足，離開時他說，“對這個迷人的遺址的回憶，將永遠使我想到那寒冷的天氣、毫無聲息的平靜和冬季沙漠里的純凈”。就在當年于西方圣誕日發(fā)現(xiàn)《杰謝百姓思略牒》（原始編號D.V.6）的同一屋宇遺址，斯坦因還收獲了一份于闐語文書（編號D.V.4），是Spāta Tturg??i（薩波突騎施）致Spāta Sidaki（薩波思略）的一份文書，而這位名叫突騎施的薩波如今又出現(xiàn)在了國家圖書館善本部入藏的漢文文書（BH1-2）中。這無疑是斯坦因始料未及的。不消說，如今關(guān)于“思略”的各類文書，更是層出不窮，他已然成為新近“于闐史”研究舞臺上“出鏡率”最高的明星人物。八世紀晚期杰謝鎮(zhèn)賦稅征收、貸款發(fā)放、桑樹租借、抄經(jīng)贊助等各類事務中，都活躍著他的身影；當然，逐漸為學者所熟知的，還不止思略一人，這些因片紙只字而逐漸拼綴豐滿起來的“思略”們，以一樁一件的具體事跡，使淹沒在黃沙之下千余年的唐代文明，日益重現(xiàn)于今日世界。
按照榮新江的提倡，整體復原“杰謝鎮(zhèn)”對于理解八世紀唐朝統(tǒng)治下的塔里木盆地周邊區(qū)域的歷史與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個案價值和方法論意義，而如果我們梳理這一理念的學術(shù)史，上世紀八十年代“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歷史時刻無論如何值得回首與銘記，其本身同樣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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