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體、自由與理性的邊界

萬歷七年（1579），明代著名的水利專家潘季馴向皇帝報告了自己治理黃河取得的輝煌成果。在上書中，潘季馴表示正是在皇上“圣心獨斷，廟算堅持”的堅強領導下，高家堰工程才能夠修筑完成，使“束水攻沙”的策略奏效。這項工程不僅能緩解河沙淤積、保證漕運，最重要的一點是讓明室祖陵免于水患，可謂是符合大明“政治正確”的樣板工程?？删驮谶@皆大歡喜的局面中，泗州居民發(fā)出了不和諧的聲音。當?shù)爻錾淼倪M士常三省憤然上書質疑潘季馴的治水策略，尤其是高家堰工程讓泗州成為水患肆虐之地，不僅城外肥沃的湖田被淹，百姓衣食無著流離失所，哪怕是有城墻保護的縣城，每到雨季也是一副“內水深數(shù)尺，街巷舟筏通行”的慘狀。然而，在保護皇陵和漕運的大義名分之下，泗州人民就成了朝廷的“棄子”，即使入清之后再無保護皇陵的需求，但是漕運仍是朝廷最為關心之事。于是泗州漸漸因水患而沉入水底，最終成為一個歷史名詞。

這是馬俊亞在《被犧牲的“局部”：淮北社會生態(tài)變遷研究（1860-1949）》（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開篇為我們講述的沉重故事。泗州是淮北的縮影，而淮北是全國所有因為大一統(tǒng)的宏大敘事需要被犧牲了的局部的縮影。在潘季馴或者朝廷看來，泗州百姓因水患淪為難民無非是必要的代價，但明祖陵門前的樹如果被水淹了那就是重大事故，足以讓潘季馴“不勝駭汗”。也難怪顧誠在他經(jīng)典的《明末農民戰(zhàn)爭史》（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中特意描繪義軍攻克鳳陽后刨掘祖陵之舉，此之謂歷史的“回旋鏢”。

馬俊亞教授本身就是淮北人，因此和常三省一樣都有強烈的地方意識，試圖被犧牲的家鄉(xiāng)鳴不平。但他們又都是“無根”的知識分子，只剩“批判的武器”而再也無法拿起“武器的批判”。如果是在谷川道雄的《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中華書局，2002）中討論的時代，地方上的豪杰面對暴政還能夠招募流民為部曲、修筑塢堡以自守，保一方之寧靜。但可惜的是，魏晉時代只是秦漢與隋唐兩大帝國之間的插曲，并不能扭轉“秦制”獲勝的歷史進程。張金光在他厚重的《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中指出，秦制的核心就是全面的土地國有制，以及此基礎上形成的官社經(jīng)濟，也就是以行政為統(tǒng)緒，讓全社會的精神生活達成《商君書》里形容的那種“樸壹”的一體化狀態(tài)。這種統(tǒng)治模式結合了顧立雅在《申不害：公元前四世紀中國的政治哲學家》（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中討論的那種無關乎道德的純粹技術專家式的理性行政技術。李惠儀在《〈左傳〉的書寫與解讀》（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中以《左傳》的敘事模式為例，探討統(tǒng)治者所需的能夠防微杜漸、壓制一切潛在風險的政治警覺意識，以及維持行政文書流轉運行的技術與物質基礎。富谷至在《文書行政的漢帝國》（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中以考古資料為基礎，將復雜的考辯以平易近人的方式解說和總結，將秦漢帝國的行政細節(jié)呈現(xiàn)給讀者，可謂以物質文化研究制度史的優(yōu)秀作品。

隨著“唐宋變革”之際世家大族的毀滅與藩鎮(zhèn)的殄滅，中古時代與地方結合的豪族已很難再成為割據(jù)性力量。科舉制度批量地生產(chǎn)出“無根”的知識分子為皇權服務。宋初士大夫還能用鄧小南在《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6）中描繪近乎“默契憲制”的“祖宗之法”來約束君主的行為。到了虞云國在《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時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討論的南宋時代，君權支持下的相權獨裁結束了士大夫的白日夢。雖然蕭啟慶在研究蒙元政治制度的《內北國而外中國》（中華書局，2007）中指出元代稍稍恢復了一些地方封建的傳統(tǒng)，但入明后士大夫官僚在面對皇權時早已沒有了獨立人格，成為可以隨意折辱的對象。海瑞能成為故事恰恰說明了剛正的品格已經(jīng)稀缺到可以拿來當戲劇性故事講的程度，更不要說入清之后，甚至連一個能和海瑞齊名的官員都找不到了。

如果僅僅是批判士人丟掉了骨氣那顯然是不公正的，因為共同體的維持除了意識形態(tài)上的共識之外，更重要的是組織方式與資源。不同的組織方式對于共同體的凝聚力與命運造成了深遠的影響。以家庭這種最自然的共同體為例，李卓在《中日家族制度比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中指出，相比于中國人將生理上的血緣視為最重要的家庭紐帶，日本人家族傳承的核心其實是抽象的“家業(yè)”，這使得日本人的家族成為一個超血緣集團，可以通過無血緣關系的養(yǎng)子或贅婿等方式選擇能力強的接班人，而不必勉強在能力平平的血親中分割家業(yè)。這就導致中日兩國看起來類似的家族企業(yè)在內核的繼承機制上大相徑庭，因此也導致了相當不同的命運。日本人的超血緣集團模式也讓忠壓倒孝，讓主從關系成為絕對性的原則，因此野口武彥在《花之忠臣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中描繪的家臣為主復仇的故事能夠成為社會認可的美談。不過話說回來，當代人似乎對日本武士有相當多的誤解，高橋昌明的《日本武士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就旨在正本清源，詳細地解析圍繞在武士這個光環(huán)之下的諸多誤解，比如所謂武士道決不投降的理念，更多的是近代日本的構建而非歷史的實態(tài)。

在組織模式之外，更重要的是物質支持。我在閱讀丹·瓊斯的《圣殿騎士團：崛起與隕落》（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和威廉·厄本的《條頓騎士團：一部軍事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時，印象最深的不見得是這些軍事集團的武功，反倒是他們?yōu)榱司S持脫產(chǎn)武士身份而在全歐洲各地經(jīng)營的大量莊園田產(chǎn)和嚴密的金融網(wǎng)絡，而這才是騎士團戰(zhàn)斗力的真正來源。當武士和領主在海外作戰(zhàn)時，需要用封建契約維持自己與莊園農奴的關系，亨利·斯坦利·貝內特的《英國莊園生活：1150-1400年農民生活狀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為我們呈現(xiàn)了封建契約下農奴的日常生活和與領主的博弈。盡管大多數(shù)時候農奴和領主在契約的維持下相安無事，但是，例如在丹·瓊斯的《血夏：1381年英格蘭農民起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中提到的泰勒起義中，這些農民也會成為君主擴展權力時試圖煽動的對象。文藝復興時期的專制君主一方面像托馬斯·愛爾森在《歐亞皇家狩獵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所描繪的那樣用擴張的狩獵儀式展現(xiàn)自己的權威，另一方面也收編急于博取功名的知識分子。特蕾西·博爾曼精彩的傳記《托馬斯·克倫威爾：亨利八世最忠誠的仆人鮮為人知的故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就講述了這位鐵匠之子如何通過自我成就成為亨利八世最為倚重的大臣，替他推動宗教改革并為國王一團亂麻的家事殫精竭慮。這一切雖然為他帶來了無與倫比的財富與地位，但卻也注定了在失去亨利八世的寵愛后被送上斷頭臺的命運。

克倫威爾的故事實在是太具有東方色彩而讓人懷疑其發(fā)生在“古來自由”的英格蘭。盡管都鐸王朝確實有建立絕對君主制的機會，歐洲社會中縱橫交錯的權力格局與希臘、羅馬的遺產(chǎn)讓自由主義如叢日云在《在上帝與凱撒之間：基督教二元政治觀與近代自由主義》（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3）中討論的那樣，在君權與教權的斗爭中破土而出。自由主義并非英格蘭壟斷的傳統(tǒng)，海倫娜·羅森布拉特在《自由主義被遺忘的歷史：從古羅馬到21世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中梳理了自古羅馬以來的自由（liberal）一詞的意義流變，強調其來自歐陸的傳統(tǒng)，認為其遵循的是極端激進主義和反動倒退之間的中庸之道。羅森布拉特的梳理讓我深感“自由”一詞在中文語境下的嚴重扭曲，因此這本書無疑起到了某種正本清源的作用。

歐洲自由主義所依賴的多元體系在新世界也得到了復制，但并不以民族國家的形式出現(xiàn)。柯林·伍達德在《美利堅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區(qū)文化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解構了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和加拿大想象的同質性，將北美氛圍11個具有迥然不同的性格與歷史經(jīng)緯的文化民族，這些民族在北美的歷史中展現(xiàn)出迥然不同的行為方式，例如高度自治但卻沉溺于宗教狂熱的新英格蘭最早擺脫英國的統(tǒng)治，成為反叛者的穩(wěn)固后方；新尼德蘭卻因為依賴貿易而長期受控于歐洲的帝國核心，包容著逃難而來的保王黨人并成為英軍的大本營。南方腹地雖然復制了英格蘭混合政府的貴族氣息，但是卻因為出于英國人煽動奴隸叛亂的恐懼而和傲慢的新英格蘭合作抗敵。伍達德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北美文化的多樣性，而不是簡單地將其視作“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主宰的國家，但在具體的基層，后者或許并非虛言。帕特里克·菲利普斯的《根部之血：美國的一次種族清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就敘述了美國佐治亞州小鎮(zhèn)福賽斯以“純白地區(qū)”自居，在整個20世紀對于黑人的種族主義暴行。福賽斯的例子生動地說明了高度同質性的共同體同樣也可能成為極端排外和種族屠殺思想的溫床。

同質性、單純對他者的恐懼，甚至是為了單純政治上的便利，都可能成為種族屠殺的理由，這在丹尼爾·麥考利的《為什么不殺光？種族大屠殺的反思》（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2）得到了充分的闡釋。不過要論種族屠殺的實踐，那么尼古勞斯·瓦克斯曼的2卷本《納粹集中營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的詳實與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可謂無出其右。瓦克斯曼以冷靜克制的文風，全景式地描述了自第三帝國建立以來，在迫害政敵的過程中逐漸掌握了集中營的運作方法，并最終用于對猶太人的屠殺，無需訴諸任何喚起讀者恐懼的文字，也能用冷冰冰的事實描繪走向異化的現(xiàn)代性的可怖。

雖然屠殺是訴諸共同體最極端的方式，但不得不承認的是，“他者”或許是共同體形塑中的一個必要條件。有趣的是，歐美的民族共同體不僅是在彼此的戰(zhàn)爭中塑造的，也得益于海外殖民中與亞非國家的接觸。艾琳·斯庫利（Eileen Scully）在《與遠國討價還價：中國口岸中的美國公民身份》（Bargaining with the State from Afar: American Citizenship in Treaty Port China, 1844-1942,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中就與眾不同地將治外法權問題和美國公民權的形成聯(lián)系在一起，論證了美國如何在諸如是否要為“加入太平軍的美國志愿者”，“受到美商庇護的買辦”或是“華裔美國居民”這樣的人提供保護這一棘手的問題中逐漸完善了對于享受公民權者范圍的規(guī)定。固定的國籍觀念是二戰(zhàn)之后才逐漸形成的，流動的身份認同才是19世紀的常態(tài)。韓清安的《橫濱中華街：一個華人社區(qū)的興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就為我們提供了旅日華人身份政治變遷的生動人類學民族志。而戰(zhàn)后日趨嚴格的邊境管理，使阿馬蒂亞·森在《身份與暴力：命運的幻象》（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所討論的身份政治成為用單一認同定義人的偏執(zhí)想象。

諷刺的是，認同的混亂有時正是源于帝國主義之間頻繁的領土變遷與糾紛。詹姆斯·巴爾的《瓜分沙洲：英國、法國與塑造中東的斗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作為“阿拉伯的勞倫斯”的故事的續(xù)集，討論了英、法兩國在一戰(zhàn)后為了爭奪黎凡特地區(qū)而產(chǎn)生的沖突，這些沖突在甚至到了二戰(zhàn)開始后都在繼續(xù)，以至于英、法盟軍戰(zhàn)士在西線并肩作戰(zhàn)的同時，法國人還在巴勒斯坦鼓動猶太復國主義恐怖分子襲擊英國當局。法國人對于帝國的執(zhí)著不僅體現(xiàn)在近東，還體現(xiàn)在印度支那半島，弗雷德里克·羅格瓦爾的2卷本《戰(zhàn)爭的余燼：法蘭西殖民帝國的滅亡及美國對越南的干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描繪了越南自一戰(zhàn)結束到美國介入越戰(zhàn)之間與法蘭西帝國主義的頑強斗爭，成為反殖民運動中最為光輝的一筆。順帶一提，東南亞雖然鄰近中國，但是我們對于這些國家的政治、文化的了解卻極為不足。查雯的《遲到的東南亞》（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集結了她關于該地國家的介紹性文章，是讀起來相當輕松有趣的入門科普作品。

東南亞的貿易網(wǎng)絡對于帝制晚期的中國至關重要，濱下武志的《資本的旅行：華僑、僑匯與中華網(wǎng)》（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細致地描繪了由中、日、印、歐等經(jīng)濟體共同構建的龐大東南亞商業(yè)共同體網(wǎng)絡，以及香港在其中的中心地位。大量的白銀由這個網(wǎng)絡輸入中國，徹底改變了原有的貨幣秩序。邱永志在《“白銀時代”的落地：明代貨幣白銀化與銀錢并行格局的形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中就指出，由宋至明，原本國家掌控的寶鈔（紙幣）系統(tǒng)不可挽回地崩潰并被海外流入的白銀取代，其實是國家貨幣主權喪失的體現(xiàn)，丟失了貨幣控制能力的明清帝國在財政上的短板成為其統(tǒng)治中最大的弱點。帝制晚期的中國雖然在政治控制上達到了頂峰，但是卻從社會管理上退卻了。公平地來說，帝制晚期的政府在重要領域內力所能及的地方還是表現(xiàn)出了一定的管理能力，例如濮德培（Peter C.Perdue）在《耗盡地力：國家與湖南農民》（Exhausting the Earth: State and Peasant in Hunan, 1500-1850,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中就贊揚了清政府在維系農業(yè)、市場和生態(tài)平衡上的努力，但這終究是不敵人口壓力所帶來的不可挽回的環(huán)境破壞。在國家退卻之處，民間的聲音與自組織就蓬勃發(fā)展起來。李孝悌的《戀戀紅塵：明清江南的城市、欲望和生活》（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就借《霓裳續(xù)譜》、《白雪遺音》這樣的民間“淫詞”發(fā)掘了禮教之外的原始沖動。再如安克強在《上海妓女：19-20世紀中國的賣淫與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所討論的性產(chǎn)業(yè)，也因為不可避免的社會需求和行政力量的局限而得到了默許。后來的烏托邦主義者盡管為了道德上的高標直截了當?shù)赝ㄟ^全面社會控制消滅了性產(chǎn)業(yè)，但取締妓女很容易，取締性欲卻不可能。如果無法真正解決性資源分配的不公而產(chǎn)生的焦慮，那么表面上的禁欲文化最終只能淪為病態(tài)的自我壓抑和無處不在的言行不一。這種政治、道德所要求的高標與管理可行性之間的張力隨處可見，周黎安，《轉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員激勵與治理》（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周飛舟，《以利為利：財政關系與地方政府行為》（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2）和張鸝，《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國流動人口的空間、權力與社會網(wǎng)絡的重構》（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就分別從政績激勵機制、財政分配和流動人口管理這三個方面討論了這一矛盾。

?？略凇栋踩?、領土與人口：法蘭西學院演講系列，1977-1978》（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中十分具有洞見地指出，現(xiàn)代社會的安全機制，“不是在允許和禁止之間建立二元劃分，而是確立一個被認為最合適的平均率”，只有超出界限才需要治理，這是區(qū)別于道德口號的現(xiàn)代務實治理策略。但是烏托邦主義者啟蒙理想的鼓勵之下，過分相信自己理性的權能。阿魯納布·戈什（Arunabh Ghosh）在他極富洞見的作品《算數(shù)：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的統(tǒng)計與治國之道》（Making It Count: Statistics and Statecraft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0）揭示了與計劃經(jīng)濟和集權官僚制最適應的窮竭式（Exhaustive）統(tǒng)計如何在建國初期對于統(tǒng)計方法的爭論中取得勝利，又如何因為教條主義的帽子在政治運動中迅速瓦解。窮竭式統(tǒng)計法背后的意識形態(tài)基礎，乃是試圖在掌握所有因果的關系中，封閉歷史的可能性并自為地塑造未來。然而這卻恰恰成為技術創(chuàng)新的阻礙，因為任何技術進步都不是既定軌道上的賽跑，而是在蠻荒的邊陲開拓。彎道超車式的追趕可以短時間內拉近與先進國家之間的距離，但卻無法讓自身成為真正的領跑者，最終還是要成為技術輸入的對象。安東尼·薩頓的《悄悄的自殺：美國對莫斯科的軍事援助》（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和《西方技術與蘇聯(lián)經(jīng)濟的發(fā)展，1930-194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就通過追尋蘇聯(lián)工業(yè)產(chǎn)品中的工藝標準和技術來源，證明其百分之九十以上來自于歐美國家的輸入。以蘇聯(lián)引以為傲的T34坦克為例，它的懸掛裝置使用的是美國克里斯蒂懸掛、發(fā)動機來自德國巴伐利亞發(fā)動機廠、滾珠軸要向瑞典購買，甚至防御鋼板都需要從美國的進口。正是這種二戰(zhàn)時期引進的技術讓蘇聯(lián)得以打造出所謂的“鋼鐵洪流”，但隨著冷戰(zhàn)開始后技術輸入的停止，蘇聯(lián)工業(yè)的技術水準也就逐漸落后，后來也完全錯過了信息技術革命。

技術創(chuàng)新的來源具有相當?shù)碾S機性，其影響有時也令人稱奇。例如要不是信息技術革命，那么中文輸入的難題恐怕永遠都無法徹底解決。墨磊寧的《中文打字機：一個世紀的漢字突圍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極為生動地以中文打字機的發(fā)明史討論了技術、現(xiàn)代性與文化之間的互動，以及現(xiàn)代技術的工具理性如何促進了對于語言底層思維的某些重構，可以算是我讀過的最精彩的物質文化史作品。當然，在利用技術造福生活時，也應警惕其可能的威脅。艾里克·施洛瑟的《指揮與控制：核武器、大馬士革事故與安全假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就以美國大馬士革基地的核武器事故為引子，描繪了20世紀發(fā)生的各式各樣匪夷所思且膽戰(zhàn)心驚的核武器安全事故。施洛瑟警告我們，核武器的破壞力如此之大，但其安全工作又很難稱得上萬無一失，切爾諾貝利和福島的教訓已經(jīng)證明了人類理性的不可靠，更不要說烏托邦主義者那試圖掌控一切的超級理性了。套用卡爾·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警告，那些相信歷史受控于明確的演化法則而因此可以被預言的想法，實際上是在卸去我們肩上重擔，不可能有事實如此的歷史，只能有歷史的各種解釋，而且沒有一種解釋是最終的，每一代人都有權形成自己的解釋。他們不僅僅有權這樣做，也有義務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