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后的精英：科舉改制怎樣影響了他們的命運？

本文摘自《科舉改制與最后的進士》，韓策 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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詔開進士館的幕后推手

就在翰林院仿前此大學堂立仕學院之意，督飭編修、檢討以上官肄習政藝之學，教科舉已成之才，期收速效之際，朝野上下不斷傳出設立京師仕學院，造就已成人才的呼聲。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蘇報》稱：“顧未成之人才，固宜教以有用之學，而已成之人才，尤宜化其無用之學。”針對五日前整頓翰林院的上諭，作者認為“從容清暇，平日并無公事者”尚多，故議設京師及各省仕學院。京師仕學院分吏、戶、禮、兵、刑、工、外務、警察八科，無論翰詹科道、六部額外司員，俱準入院肄業(yè)，畢業(yè)考列優(yōu)等，給予執(zhí)照，盡先補用。

如果說報刊議論較為隨意，未可太過當真，那么當時最具影響的直、江、鄂三督聯(lián)銜請設京師仕學院一事，就頗值得關注。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直督袁世凱向江督劉坤一、鄂督張之洞發(fā)電，提出了借才異國問題。張之洞復電認為，政務處延聘外國顧問官，恐“必有干預，將來揮之不去”，但考慮到變新法則必須訪西人，故提出“莫若京城設一仕學院”。袁世凱、劉坤一復電贊成，并提議請張百熙兼管仕學院。張之洞認為“甚妥”，請袁主稿，會江、鄂銜上奏。其大意為：“誠欲取濟一時之急，莫若造就已成之材?！睌M請在京師設仕學院，飭管學大臣張百熙妥訂章程，先行開辦，令軍機處、政務處、外務部各司員及四品以下京堂、翰詹、科道、部曹，與在京外官，均得身入其中。附立講論會，訪求外國通儒為講友。各署遇有改革政令，或須采用西法者，均可派司員赴仕學院討論。不過，折上即留中。張之洞得知后，又復電劉、袁，就劉所言“洋員宜慎重”問題，請其詳籌妥擬“慎選防維之法”，再電榮祿，以免“內(nèi)意疑惑”，以期獲得俞允。

然而，看來此舉實在走得太遠，無法獲準。即使獲準，由于既有客卿問題，又牽涉眾多京衙京官，實也操作匪易。請張百熙主持，恐怕他也難以接受。張百熙此時正忙著籌劃京師大學堂的重建，單是辭退丁韙良等西洋教習就夠他忙活了。更重要的是，張氏另有教已成之才的方案，即開設速成科仕學館。

張百熙受命管學大臣后，鑒于各省學堂尚少，一時并無應升大學的學生，故奏請先立一高等學校，為大學之預備科。又因“國家需才孔亟，士大夫求學甚殷”，“欲收急效而少棄材”，故又請設速成科，分仕學館和師范館。待到操辦起來，再變?yōu)椤皩⑺俪梢豢葡刃虚_辦”。

就仕學館來說，招生對象為京官五品以下、八品以上，外官候選暨因事留京者，道員以下、教職以上?？荚嚪殖踉?、復試，均有淘汰。初試分兩場，頭場試史論、政治策、算學策、英文論各一篇，二場試輿地策、交涉策、物理策各一篇。外國文論未習過者可不做。

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十三、十五兩日，分別舉行頭、二場考試，仕學館投考165人，挑取范熙壬等33人，再經(jīng)二十二日復試，正取范熙壬、達壽、葉恭綽、朱獻文等20人，備取袁勵賢等6人。鑒于學生尚未足額，且前次考試正值鄉(xiāng)試甫竣，未及趕到之人甚多，張百熙又發(fā)布《續(xù)行招考告示》，定于十月十七、十九兩日初試，特別指出前次考而未錄者，概不再行收考。這次投考120人，初取胡子明、余棨昌、靳志等33人。經(jīng)二十八日復試，合第一次取中學生，“大約仕學館可滿四十名”。此時教習已聘就，校舍已修葺，大學堂只等開學。

從考試科目、場次、錄取比例來看，想要入彀，頗不容易。因此，第一次招考錄取后，即傳聞有人條陳“大學堂考試過為嚴苛，取數(shù)亦甚寥寥”，故“請嗣后凡進士正途出身人員”，只要愿入仕學館，但由其衙門咨送收錄，毋庸考試。

就在用速成之法育科舉已成之才的共識漸多，大學堂仕學館開學可期之際，清廷中樞高層也在醞釀著繼續(xù)用速成教育之法，從整飭翰林院的脈絡推進科舉改制，故欲令新科進士中的翰林、主事、中書在大學堂肄業(yè)三年，再出服官。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的上諭正體現(xiàn)了該決策：儲才為當今急務，迭經(jīng)明降諭旨，創(chuàng)辦學堂，變通科舉?，F(xiàn)在學堂初設，成材尚需時日，科舉改試策論，固異帖括空疏，惟以言取人，僅能得其大凡，莫由察其精詣。進士為入官之始，尤應加意陶成，用資器使。著自明年會試為始，凡一甲之授職修撰、編修，二三甲之改庶吉士，用部屬、中書者，皆令入京師大學堂分門肄業(yè)。其在堂肄業(yè)之一甲進士、庶吉士，必須領有卒業(yè)文憑，始咨送翰林院散館，并將堂課分數(shù)于引見排單內(nèi)注明，以備酌量錄用；其未留館職之以主事分部，并知縣銓選者，仍照向章辦理；如有因事告假及學未卒業(yè)者，留俟下屆考試。分部司員及內(nèi)閣中書，亦必領有卒業(yè)文憑，始準其奏留，歸本衙門補用；如因事告假及學未及格，必須俟補足年限課程，始準作為學習期滿?！幸磺姓n程，著責成張百熙悉心核議具奏，隨時認真經(jīng)理?！逻M士中的即用知縣則令入各省課吏館學習。很明顯，此舉革新了庶吉士肄業(yè)之制，延續(xù)了前此整飭翰林院人員用功政治時務的思路，而且一并回應了部屬、中書“新學”培訓問題。不過，若非仕學館籌備就緒，即使有令新進士接受學堂教育的想法，苦于無處就學，想法也很難成議。當時了解內(nèi)情之人，即謂新進士入學為“明年殿、朝考試錄用人員送入仕學館”?？梢姡怯捎谑藢W館已辦理就緒，同為速成教育的進士入學，即詔開進士館，才有了提上議事日程的條件。只不過后來大學堂當局決定在太仆寺街為進士新造館舍，而將仕學館歸并其中，兩館教習相同，課程近似，惟分班授課而已。

值得討論的是，盡管令新進士學習政治時務后再出服官的想法并不新穎，但想法歸想法，要形成決策，付諸實踐，則離不開當政者的主持和推動。

戊戌六月初九日，來京參加拔貢朝考的湖北士子甘鵬云在日記中從容發(fā)論：“進士初釋褐，須學政治三年，而后予以官”，應在“京師創(chuàng)設仕學院，俾部屬、詞林皆得入院，稽諏政治，練習時務”。甘氏的想法與進士館立意頗似。袁世凱在光緒二十七年應詔陳言中亦謂：“人材登進，向重正途，究之釋褐之初，用非所學，類多嫻于文藝、拙于政事”，故有設京師課官院之請?？梢娗耙?、劉、張三督請設京師仕學院的主張其來有自。無獨有偶，嚴復在光緒二十八年三四月間論教育稱：“近今海內(nèi)，年在三十上下，于舊學根柢磐深”，欲考求西國新學之人甚多，“上自詞林、部曹，下逮舉貢，往往而遇。此亦國家所亟宜設法裁成，收為時用者也”。嚴復對此極為看好：“此等多聰明強識、知類旁通之材”，只要方法得當，待遇優(yōu)厚，“其成殆可操券”。

類似的想法尚多。不過，從切實材料看，光緒二十八年秋冬，瞿鴻禨、榮慶是朝中促成詔開進士館的幕后推手。

《榮慶日記》是年九月二十五日記道：“同徐、鐵詣瞿前輩處面酌奏稿，并陳科舉、學堂合一辦法，頗蒙贊賞?！毙臁㈣F即徐世昌、鐵良，二人時任政務處總辦，榮慶任政務處提調(diào)，瞿前輩即瞿鴻禨。那么，榮慶所“陳科舉、學堂合一辦法”究為何物？他十一月初二日日記給出了線索：“早至政務公所……科舉并入學堂旨下，申歸。”當天的明發(fā)上諭，正是前引令新進士入大學堂肄業(yè)之詔，即榮慶所謂的科舉并入學堂之旨。

即使榮慶所陳辦法與上諭的規(guī)定容有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榮慶的提議及辦法與開進士館有直接關系。癸卯庶吉士、進士館學員郭則沄直言“進士館之議發(fā)自蒙古榮文恪”。榮慶，蒙古人，身后謚文恪。郭則沄之父郭曾炘，時任領班軍機章京，并與榮慶同任政務處提調(diào)。郭則沄好研掌故，庭聞既多，熟悉內(nèi)情，他的話絕非圈外人臆測之言可比。其實，榮慶在上年應詔陳言，論及人才學校時，本有“重仕學”一條，謂“今日培植后進，原收異日人才，惟任時局之艱危，則以當今百寮庶司得人為亟”。他的辦法，就是要用學堂“實學”補科舉空疏之偏，使科舉已取之士接受學堂再教育，期速得人。

上文表明，榮慶所陳辦法頗蒙瞿鴻禨贊賞。有意思的是，下文將看到，瞿鴻禨正是進士館之議的實際主持者，這也間接證明榮慶確與開進士館頗有關系。當然，如果說進士館之議發(fā)自榮慶，那么，時任軍機大臣、政務處大臣、外務部會辦大臣兼尚書，慈眷甚隆的瞿鴻禨則是此議的強力推手，作用更大。

材料顯示，在榮慶向瞿鴻禨陳說辦法之后，政務處很快便開始討論該議題。十月末，張緝光致汪康年密函透露出重要訊息：“第一號信……所言明年殿、朝考試錄用人員送入仕學館一節(jié)，王相執(zhí)意派掌院入學堂，鹿公和之。經(jīng)師座造膝密陳，謂掌院入學堂，必致事事掣肘，慈意謂然。聞其折不日即上，或可免掌院一節(jié)，而師屬萬勿宣傳?！睆埦児庀钓镍?#31144;善化同鄉(xiāng)，師事鴻禨，又任瞿氏兒輩老師，《〈歷代統(tǒng)系歌〉序》，諶東飚校點《瞿鴻禨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第194頁。他與朱啟鈐（瞿為朱的姨丈）同受汪康年之托，替汪的《中外日報》密探消息。瞿鴻禨此次特“屬萬勿宣傳”，正說明平日“宣傳”已多，而瞿完全知情，甚且有意為之。

可知王文韶（王相）、鹿傳霖（鹿公）并未直接反對進士館之議，但王卻執(zhí)意派翰林院掌院學士入大學堂，鹿附和，瞿雖不以為然，但顯然沒能在討論中說服王、鹿。于是瞿在獨對中密陳利害，獲得了慈禧的支持?！捌湔邸奔粗刚仗幾h令新進士入大學堂肄業(yè)折，在隨手登記檔中的事由為“變通新進士章程等由”，于十一月初二日遞上，當天便明發(fā)上諭，事由亦同，說明上諭即據(jù)該折而擬。該密信證實了瞿鴻禨為此事的幕后推手。

作品簡介

《科舉改制與最后的進士》，韓策 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年5月

晚清的中國連遭挫敗，被迫走上變成法、施新政的道路，科舉制度首當其沖。本書即旨在探討清末新政開始后，科舉改制下的癸卯、甲辰兩科會試，及其造就的中國歷史上最后的進士群體在清末民初的出處進退與最終命運。

作者呈現(xiàn)了清季科舉改制相對完整的實際運行圖景并反思其利弊得失，有助于更深入理解這一重大的制度變革。同時，以一個人數(shù)眾多但范圍固定的進士精英群體為對象，探討后科舉時代士人群體的轉(zhuǎn)型和命運問題，既希望分析把握群體的整體特征和趨向，也觀照其內(nèi)部的分層、差異和復雜性，并將停廢科舉、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民初政局一并納入觀察，彌補了既往研究更偏重個體和鄉(xiāng)村士子的薄弱之處，拓展和推進了清末民初政治、社會文化轉(zhuǎn)型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