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浙江大學歷史學院孫競昊教授邀請，美國堪薩斯大學唐納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教授于2023年10月下旬訪問了浙江大學，密集進行了一系列學術交流活動。沃斯特教授是環(huán)境史學的主要創(chuàng)始人及領軍人物之一、美國人文與科學學院院士。他的著作《塵暴：19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帝國之河：水、干旱與美國西部的成長》等被認為是環(huán)境史研究的典范之作。他之前曾兩次訪問浙江大學，舉辦講座，參與國際會議并做主題演講。本次訪問中，以逾八十高齡，興致勃勃地接受訪談，舉辦講座，并帶領學生進行學術考察，使得訪問富有成效地完成。
無問西東：環(huán)境史研究的省思
2023年10月24日下午1點30分，沃斯特教授在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qū)接受訪談。本次訪談主要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從沃斯特教授自身對于環(huán)境史研究學術探尋與轉向展開。訪談過程中，沃斯特教授首先介紹了自己緣何將生態(tài)意識引入美國西部史的研究，并將自然、水利、農業(yè)生態(tài)（agroecology）作為考察要素貫穿其間。在如何看待美國西部與全球生態(tài)之間學術聯系這一問題上，他認為基于相似的干旱氣候，非洲、中東以及亞洲的部分地區(qū)，可以同美國西部相聯系，能夠藉此開展對這些地區(qū)的比較研究。對如何擺脫環(huán)境史研究中的“中心主義”桎梏，沃斯特教授則認為這種觀念在人性中根深蒂固，只有通過秉持開放的心態(tài)和理念才能有所打破。此外，沃斯特教授還著重介紹了他對生態(tài)文明及其相關概念的思考。如其認為生態(tài)系統并非是被設計出來的，而是一直處于進化的狀態(tài)，此理念的形成乃是基于達爾文的進化論。至于混沌生態(tài)學（chaos ecology）對生態(tài)思想史的影響，沃斯特教授自信地認為，其不但無法制約，事實上卻起到促進生態(tài)思想史發(fā)展的作用。他認為通過混沌理論，我們甚至獲得了一種思考自然世界的新方法。最后，沃斯特教授引介了其近年念茲在茲的星球史（planetary history）思考，解釋了這種宏觀尺度的探索何以成為可能，并鼓勵同學們學習新的方法和理念，推動環(huán)境史、星球史等的發(fā)展。
另一方面，在訪談中，沃斯特教授介紹了他關于中國環(huán)境史研究的思考與倡議。首先，他對魏特夫、李約瑟、伊懋可、彭慕蘭等海外學者關于中國環(huán)境史的研究做出回應。譬如認可彭慕蘭提出的中華帝國晚期的治國方略（statecraft）——保證生態(tài)和經濟脆弱地區(qū)居民的生活水準，而非追求物質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他指出了魏特夫“治水社會”理論所存在的不足，即對“治水”和灌溉工程的觀察失于簡單化。他提及李約瑟之問（the Needham Question），并對伊懋可基于環(huán)境史視角提出的“技術鎖定”（technology lock-in）作出解釋，認為它們實質上是路徑依賴的另一種說法，對理解中國的農業(yè)社會及其工業(yè)化進程將有所幫助。其次，沃斯特教授主張開展比較研究，如將中國的大運河、黃河治理與美國西部的大型政府工程——胡佛大壩、大庫里工程進行對比，又如考察中國與美索不達米亞、秘魯、埃及等（國家）地區(qū)水利社會之間的差異，等等。最后，沃斯特教授基于長年來對環(huán)境史的思索，指出我們的研究不應只局限于中國的環(huán)境史，而應將其與全球、世界、地球或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的環(huán)境進行比較。他認為環(huán)境史是一門真正需要比較的學科，不該止步于特定的疆界。
總而言之，沃斯特教授認為環(huán)境史研究無問西東，是一門需要比較，并在全球視野下開展研究的學科。他對于當前環(huán)境史研究的反省與思考，不僅有助于中國環(huán)境史研究的深化，對刻下世界環(huán)境問題的處理同樣大有裨益。
“大轉型”：星球歷史中的人類與自然
2023年10月24日下午3點，唐納德·沃斯特教授為在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qū)開展演講，其題目為“The Great Transformations: Humans and Nature in Planetary History”。浙大歷史學院孫競昊教授主持講座。
講座伊始，沃斯特教授介紹了匈牙利政治經濟學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的“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理論。波蘭尼認為資本主義文明的核心信念“自我調節(jié)市場”（self-regulating markets）帶來了人類文明史上的一次 “大轉型”。以此為中心誕生的資本主義或“自由主義”文明，相信一切都能轉換成市場上出售的商品，而不需任何政府的約束或控制，甚至土地和勞動力業(yè)應該被商品化和自由化。在這一過程中，“傳統”生活方式遭到顛覆，人類進入了一個沒有“自然”（Wildness）的時代。波蘭尼進而指出，20世紀的數場動蕩昭示著無限制資本主義的崩潰。因此，他希望二戰(zhàn)后能夠出現一個回歸傳統特質的“節(jié)制”時代——超越資本主義，重回人與自然的和諧狀態(tài)。但不幸的是，這一時代并未在波蘭尼有生之年來臨。
在波蘭尼命題的基礎上，沃斯特教授提出在人類文明史上存在兩次大轉型：一是1萬年前出現的農業(yè)文明，一是500年前波蘭尼所論述的資本主義文明（或謂“現代”文明/“自由主義”文明）。農業(yè)文明萌蘗于中東肥沃的新月地帶，以及中國長江、黃河沿岸的河谷，通過對植物、動物的馴化，不斷增加的人口得以獲得充分的食物供應。在這里，沃斯特教授引入了一個有趣的問題：構成人類轉向農業(yè)的驅動力，究竟是氣候變遷還是人口壓力？他發(fā)現氣候變化與各地出現農業(yè)的時間并不完全一致，反而是人口總量和密度的增加提供了更好的解釋模型。進一步而言，人口壓力不僅僅是大多數被定義為“進步”的社會變化和科技發(fā)展的結果，更是推動這一系列變革的原因。另一方面，由農業(yè)突破形成的大轉型也引發(fā)了系列的自然和社會后果，最直接的就是隨著糧食危機的解決，人口迅速增長。到15世紀，世界人口估計已經達到4.6億，這意味著將消耗不可計量的空氣、水、溶膠、野生物種、非人類種群、生態(tài)系統和生物圈的成本。其次，農業(yè)剩余推動了社會階層的分化、部落間的擴張戰(zhàn)爭，以及帝國的形成和組織化的暴力活動。與此同時，長久的定居造成疾病的頻發(fā)，城市的出現造就了新的營養(yǎng)循環(huán)系統。新的價值觀、哲學和宗教隨之而來，這種思想層面的轉變也是物質變遷的結果。在上述因農業(yè)文明而確立的新體系中，一部分人被另一部分人奴役，而這正是我們被植物和動物“馴化”的結果。
到了1500年左右，資本主義文明開始取代農業(yè)文明，亦即出現第二次“大轉型”。沃斯特教授指出，包括波蘭尼在內的歐洲中心主義史學家在討論這次轉型時，都忽視了人口、生態(tài)和外部的解釋。通過梳理亞當·斯密、卡爾·馬克思的理論來源，他發(fā)現關于自由市場的核心表述——“美洲的發(fā)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辟了新天地”（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the rounding of the Cape, opened up fresh ground for the rising bourgeoisie）——早在16世紀初的航海家著述中就已經出現。換言之，“市場”成為核心概念始于1500年前的大航海時代，而非工業(yè)革命之后。彼時歐洲已面臨環(huán)境惡化、資源耗竭、人口過剩、土地枯竭，貧困成為其發(fā)展的關鍵阻礙。而另一個半球的發(fā)現恰好化解了這些問題，成為推動第二次轉型的最重要原因。這筆意外之財不僅包括了兩個未知的大陸（美洲和澳大利亞），也涵蓋兩片能夠提供豐富魚類蛋白質的海洋（大西洋和太平洋）。在此之后，兩個半球的交融在商業(yè)、政治、社會各方面都產生深刻的影響。
沃斯特教授指出，16世紀以來現代科學的發(fā)展逐漸形成了一種矛盾的現象。戰(zhàn)爭、火箭、化石燃料、民族主義和財富積累破壞了自然環(huán)境，但其對外層空間的探索，也讓我們得以更深入地了解這顆創(chuàng)造人類的“有生命的藍色星球”。資本主義文明在二戰(zhàn)后逐漸衰退，人類亟需尋找足以替代之的第三種文明，而沃斯特將這第三次大轉型稱為“生態(tài)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在他看來，這一文明不是尋求波蘭尼式的理想化古代農村社會，也可能不是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形態(tài)，生態(tài)文明的核心理念是可持續(xù)性。人類應當運用科學知識、技術、立法、價值觀等種種手段去限制無序的、不可持續(xù)的發(fā)展行為和活動。沃斯特教授認為已經有種種跡象表明生態(tài)文明正在逐漸壯大。譬如，二戰(zhàn)后包括美國在內的眾多國家都興起了大規(guī)模的環(huán)境保護運動，并在國家政令立法、世界組織諸方面加以實踐；各國生育率都出現下降的趨勢，尤其以東亞最為明顯；盡管在政府鼓勵生育的多種政策加持下，人口仍然沒有得到回升，這說明人們目前正呼吁著可持續(xù)的發(fā)展模式。當然，沃斯特教授也承認，這種模式的建立可能需要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才能實現，但其能否獲得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我們需要書寫一部新的“星球歷史”，這部新歷史將把人類視為地球進化史的一部分。
沃斯特教授總結道，身處第三次大轉型之中，歷史學者應當掌握新的研究技能，擺脫“進步主義”的敘事，形成對過去更為深度和更富批判性的理解。歷史學科雖不能預測未來，但需要明白轉型發(fā)生之原因。最后，來自不同學科領域的師生與沃斯特教授展開了對話與交流。
食物、性和人性是歷史的驅動者
2023年10月27日下午1點30分，唐納德·沃斯特教授以“Food, Sex, and Human Nature as Drivers of History”（食物、性和人性是歷史的驅動者）為題在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qū)開展演講。浙江大學歷史學院孫競昊教授主持講座，德國慕尼黑大學漢學系石慧雅（Dr. Silvia Freiin Ebner von Eschenbach）教授、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羅曉翔教授、浙江大學歷史學院韓琦教授等出席此次活動。
講座伊始，沃斯特教授即以問題為導引：“嬰兒意味著什么？是上帝所偏愛的造物嗎？還是人類進化的結果？”沃斯特教授指出后一種看法為大多數人所接受。但此外，“他們對地球而言意味著負擔嗎？他們的增長會成為地球的負擔嗎？他們對大自然的其他部分有什么影響？”他認為需要回到嬰兒的天性來回答這個問題。
他回顧中國古代思想家對于人性的認知——“性惡論”與“性善論”的爭辯，并將其與當代西方著名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O.Wilson）的《論人性》展開對比討論。他表示歷史時期對于人性認知的差異或許會影響到歷史文本的寫作?；氐窖葜v主題，他認為應將人性的思考納入環(huán)境史的研究中，將其視為歷史發(fā)展的重要推動力。他引用孟子“食色，性也”（《孟子·告子》）的命題，對此作出了精彩的解釋——食物與性行為是人性的基礎。
回顧十九世紀的歷史學，有許多關于食物與性的言論，這種思想多源自達爾文的進化論。達爾文在十九世紀出版了兩本重要的著作《物種起源》和《人類的起源與性選擇》。沃斯特教授認為前者表達了食物對于物種進化的重要性，而后者則介紹了人類進化的另一種力量——性選擇，即雄性和雌性之間為了配偶繁殖而不斷競爭、發(fā)展。從這個角度，他認為物種的進化過程就是不斷地繁衍，人類社會也是如此，于是產生越來越多的人口。
那么，食物又緣何成為人類歷史的推動力？沃斯特教授認為食物的本質即能量，人類獲取食物就是攝取能量，同時獲取食物的方式也是社會文化的顯示。不同獲取方式表現出不同的文化，采集漁獵社會、農業(yè)社會、現代工業(yè)社會都有著不同的方式。而在滿足食物需求的過程中，人類不斷創(chuàng)新生產方式以滿足不斷增加的人口。如果人口不增長或者不面臨食物匱乏問題，人類社會將缺失前進的動力。
接著，沃斯特教授解釋為何性成人類社會進步的基石。在他看來，性行為在生理上的意義只有一個——繁衍人口。在距今一萬年前，人類總數達到500-1500萬時，人們開始走出過去持續(xù)20多萬年的采集狩獵模式，依靠馴化動植物來增加食物供給。至公元1500年前后，世界人口達到4.5億，而今天的全球人口已經達到80億的驚人數量。在這個過程中，農業(yè)社會可以看作是人類社會的第一個轉折點，資本主義工業(yè)社會的發(fā)展則構成了第二個轉折點。而目前的人口發(fā)展趨勢意味著人類社會將迎來第三個轉折點。沃斯特教授認為，雖然當前的世界人口數量極為巨大，但是從人口增長來看，已經出現世界性的人口增長率下降的情況。1940年普林斯頓大學戴維斯教授（Kingsley Davis）曾經預測伴隨著人類物質生活的豐富，人類的生育率會逐漸下降。沃斯特教授指出，目前的人口發(fā)展似乎符合戴維斯的預測，當前世界無論是發(fā)達國家還是發(fā)展中國家，均出現人口增長率下降的境遇，其中也包括中國、印度、美國、巴西等在內的人口大國。而根據當前美國人口學家以上海人口增長模式估算，世界人口在2100年可能會降低至30億左右。
如此大規(guī)模的人口衰減的原因是否如戴維斯所論述那般源于經濟的發(fā)展？是什么導致了世界性人口增長率的下降？沃斯特教授認為，雖然政府與科學家的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為控制人口而制定一系列的策略。但是實際上女性在其中發(fā)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敻覃愄亍ど８瘢∕argaret Sanger）與好友凱瑟琳·麥考米克（Katharine Mccormick）是其中尤為重要的角色，她們一同推動了美國女性選擇生育與避孕運動的發(fā)展。凱瑟琳·麥考米克29歲嫁給了萬國收割機公司的斯坦利·麥考米克。新婚不久，新郎斯坦利·麥考米克被查出患有精神分裂癥，為避免疾病的遺傳，凱瑟琳·麥考米克決定放棄生育，并大力資助避孕項目。
而在她們之前存在另一位致力于避孕事業(yè)的醫(yī)生——查爾斯·諾爾頓（Charles Knowlton）。1832年，查爾斯出版了The Fruits of Philosophy: The Private Companion of Young Married People一書。該書總結了當時已知的受孕生理學知識，并論述了他開發(fā)的節(jié)育方法。諾爾頓因這本書在馬薩諸塞州被起訴并被罰款。但是該書卻被不斷地印刷，最終廣為傳播。1960年，口服型避孕藥的誕生成為避孕史的新的轉折點。1950年在美國婦女聯誼會組織的晚宴上，美國生物學家格雷戈里·平卡斯（Gregory Pincus）與桑格相識。此時的平卡斯正處于人生的最低谷。這位專家早年曾在哈佛大學擔任助理教授，1934年因對兔子進行體外受精而聲名遠揚，但同時也因褻瀆生命而飽受爭議，被迫離開哈佛。很快，在桑格夫人的引薦下，平卡斯又結識了凱瑟琳·麥考米克，她向其承諾保證此后的研究經費，但希望平卡斯盡快發(fā)明出一種有效的口服避孕藥。最終，1960年口服型避孕藥在平卡斯的努力下問世并投入銷售，藥品名稱為Enovid。當然，沃斯特教授表示當前世界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在使用這類避孕藥，她們可能使用的是某種長期避孕藥，也可能是避孕套，但是此類的節(jié)育技術增加了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力量。
沃斯特教授總結道，理解避孕的歷史以及女性運動的發(fā)展對于人類今天的人口的發(fā)展局面非常重要。盡管這些只是看似細微的故事，但是卻塑造了今天的人類社會。
最后，孫競昊教授從環(huán)境史的角度對講座進行總結。他表示，沃斯特教授從食物、性與人性三個層級揭示了人類社會發(fā)展的驅動力，但進步背后隱含著環(huán)境資源消耗的擔憂。歷史的書寫不僅需要關注人，還有包括與之相關的一切生物的命運。
中西比較的視野下的良渚文化遺址
2023年10月25日，唐納德·沃斯特教授偕浙江大學歷史學院學生赴良渚文化遺址進行學術考察活動。
考察過程中，沃斯特教授首先對良渚古城頗為壯觀的城墻遺址產生了興趣。他對城墻營造的看法是從中西比較的視野出發(fā)的——為什么歐洲歷史上的城市沒有城墻，而中國城市卻發(fā)展出建造城墻的傳統？為什么中國的城墻是用泥土筑造而非歐洲城堡常用的石塊壘砌？在他看來，城墻是進行比較環(huán)境史研究的極佳案例。接著，沃斯特又追問，良渚人為什么要營造如此厚重的城墻？他指出這必然與這些人群所處的自然環(huán)境及其與周邊部落的關系有關。而后，沃斯特教授注意到了灰坑遺址，他指出可以通過堆積生活垃圾的灰坑，推測當時良渚城市內的人口規(guī)模，這些以非文字形式留存下來的信息，可以構成進行更宏觀、時間跨度更大的環(huán)境史研究之史料。下一件引發(fā)沃斯特教授的好奇的事物是矗立于護城河中的高柱，他認為這很有可能被用作船運中系船所用，沿著這一思路，他很快關注到良渚古城內外資源輸送途徑的問題。通過檢索網絡地圖，比對公園介紹信息以及周邊地理環(huán)境，沃斯特指出良渚巨大的都城和較強的王權與其對自然環(huán)境的運用密不可分——城市依山而建，可以化自然形勢為防御工程；而發(fā)源于山中，繞古城而下的河流，不僅保證了良渚城內生活和農業(yè)耕作的用水，也為運送大型工程所需的木材、石塊提供了水運的條件。他猜測與世界其他地區(qū)的經驗相似，良渚為滿足上述需求所營建的水利工程，很有可能是王權崛起的因素之一。接下來對宮殿遺址、宮殿遺址等處的考察，逐漸修正了沃斯特教授對良渚文明的認知，他稱自己一開始以為良渚只是與諸多美洲土著文明無異的城市國家，但現在看來五千年前的良渚似乎更像一個制度頗為完備的王國。
同時，沃斯特先生現場講解了與美國國家公園體系的建立和發(fā)展與環(huán)境保護主義運動的交互關系，同行學生就沃斯特教授長年對于環(huán)境史學思索對中國環(huán)境史的發(fā)展以及以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該如何推動展開了對話與交流。本次對于良渚文化遺址的學術考察活動無疑是一場環(huán)境史的田野現場指導，大家收益匪淺，對人與環(huán)境的密切關系有了更真切的體悟。
中國環(huán)境史視角下的西湖考察
2023年10月26日，唐納德·沃斯特教授偕浙江大學歷史學院學生對西湖進行考察。
在考察過程中，沃斯特教授就中國環(huán)境史研究的水環(huán)境問題展開討論。他對西湖生態(tài)環(huán)境十分關切，包括水生動植物的品種（特別是魚鷹和蓮花）、鳥類棲息地、湖心島的污水處理問題等。他認為，中國西湖及其周邊地區(qū)的環(huán)境變遷是研究“水環(huán)境史”的絕佳命題，鼓勵同學對其展開研究。西湖的環(huán)境塑造既有自然力的參與也有人為因素的加入，二者共同塑造了歷史時期細化的環(huán)境變遷。
此外，沃斯特教授還額外關注湖心石附近游客丟硬幣的祈禱現象，探討了他們的祈禱對象、祈禱目的，并由此延伸到了對中國宗教問題的思考。
最后，他指出，西湖被納入世界遺產名錄有利于當代對于西湖的保護與開發(fā)。同行同學就沃斯特教授所提問題開展探討，尤其是對西湖“水環(huán)境史”的研究路徑、方法與手段進行激烈討論。
本次唐納德·沃斯特教授的學術訪問系列活動圓滿完成，引介了當前環(huán)境史學科最前沿的學術成果，有助于推動中國環(huán)境史研究與世界學術發(fā)展潮流接軌，推動其與西方世界的對話與交流，是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有益嘗試。同時，此次系列活動在浙江大學的順利舉行，進一步提高了學校的國際影響力，為接下來展開相關領域的國際研究合作奠定深厚的基礎。此外，受惠于沃斯特教授的親身指導，浙江大學學子在學術訓練方面獲益匪淺，這無疑裨益于高校人才培養(yǎng)創(chuàng)新機制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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