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官家的心事》：揭起華麗的袍裾

《官家的心事：宋朝宮廷政治三百年》，吳錚強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丨世紀文景，2023年10月版，415頁，89.00元

最早知道官家，還是少讀《水滸傳》時，記得上了梁山的阮小五在蘆葦蕩里高唱漁歌：

打魚一世蓼兒洼，不種青苗不種麻。

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

讀完整部小說，明白了趙官家就是指趙家的皇帝，盡管小說里專指宋徽宗。入了宋史這行，寫過《水滸傳》里的名物典故，想寫還沒來得及寫“官家”的來龍去脈，卻在第一時間快讀了吳錚強教授研究宋朝宮廷政治的新作《官家的心事：宋朝宮廷政治三百年》（以下簡稱《官家的心事》）。應約寫了段讀后語，意猶未盡，想再說點連帶的感想。

一

“不研究宮廷政治，就讀不懂宋史?！敝叩摹兑浴放c新書的封底三復斯言，可謂深中肯綮。不僅如此，還應該延展這一論斷：不研究宮廷政治，就讀不懂從秦朝到清朝的整個帝制時代。辛亥革命雖然開啟了共和政體，宮廷似乎也不復存在，但死人抓住活人，帝制的夢魘盤旋不去，頂層政治的重幃密幕不啻是某種泛化的宮廷政治。首任民國大總統(tǒng)袁世凱先是派人暗殺宋教仁，其后蓄意帝制自為，都是眾所周知的力證。在這層意義上，完全可以說：不研究上層內(nèi)幕政治，同樣就讀不懂辛亥革命以后的歷史。如斯而已，豈有他哉！

在帝制時代的中國政治里，宮廷博弈總是事關(guān)大局的。從秦始皇駕崩的沙丘之變，經(jīng)漢武帝晚年的巫蠱之禍，再到唐太宗血雨腥風的玄武門之變，直至慈禧上位的祺祥政變，宮廷角力自始至終貫穿著整部中國君主政治史。而秦漢、隋唐與明清諸時段，宮斗的戲份尤其驚心動魄，再經(jīng)戲曲、影視與小說等藝術(shù)樣式的大肆渲染，連一般民眾都耳熟能詳。

相對而言，除了開國前后陳橋兵變、燭影斧聲與金匱之盟的三大謎案，宋朝宮廷的權(quán)斗戲彷佛遠不及其他朝代那樣奪人眼球，很容易給人以月白風清的錯覺。之所以產(chǎn)生這種錯覺，與北宋中期形成的宋學，尤其作為其主流的理學確立了新儒學的價值觀，應該大有關(guān)系。新儒學刻意影響歷史書寫，以期規(guī)范統(tǒng)治者，引導士大夫，教育老百姓。惟其如此，盡管兩宋文獻空前豐贍，但基于新儒學的政治倫理觀，士大夫在歷史書寫時有意無意地掩飾宮廷政治中有悖于其理想主義價值觀的那些陰暗面。

舉個例證，宋太祖迷戀上一位宮嬪而誤了早朝，群臣勸諫，太祖感悟，趁其熟睡時刺殺了她，理由冠冕堂皇，無非為盡心治國而摒除誘惑之類。仁宗時修《三朝圣政》，有人詢問是否記入這事。主事者韓琦認為：這樣的事豈能作為萬世之法！自己沉溺其間，痛惡沉溺卻殺其人，那人何罪？假使再有寵嬖，豈非不勝其殺！斷然殳落“此等數(shù)事”（足見還不止這一事）。這件不人道的宮廷軼事，后來被人記入筆記《韓忠獻王遺事》，才幸運地成為漏網(wǎng)之魚。由此可見，正是以儒學價值觀為諸如此類的負面記錄洗地歷史現(xiàn)場，宋朝宮廷政治便給后人留下了歲月靜好的表象。

宋史學界的既有研究往往較多肯定宋代歷史的正面內(nèi)容，例如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政治理想，北宋上升期略見寬容的言論環(huán)境，物質(zhì)文化的高度發(fā)展，社會民生的相對穩(wěn)定等等。但是，且不說這些正面內(nèi)容也并非全時段通體光鮮的，更何況就宮廷政治而言，與中國其他帝制時代相比，宋代也絕無例外。

著者撕開了歷史書寫的精心涂飾與厚重掩蔽，詳實有征地揭露了宋代宮廷政治的隱秘內(nèi)幕：面對皇權(quán)這個人世間最具誘惑性的權(quán)力，父子、兄弟、帝后、君臣盡管所處的地位有所不同，采取的手段各展神通，但必然都像烏眼雞那樣為之殊死拼奪，人性惡的驅(qū)動在這里越發(fā)暴露無遺。著者將宋代政治史上的這一面相如實掀開，既非僅僅滿足普通讀者的窺私欲與好奇心，也是宋史研究的題中之義。還原歷史實相的多面性，揭起華麗的袍裾讓人一窺爬滿著虱子，原本就是歷史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全書論證曲徑通幽，行文暢達明快，兼具學術(shù)性與普及性，相信專業(yè)學人與普通讀者都能開卷有益。所有這些，都是《官家的心事》的價值所在。

二

記得當年電視劇《清平樂》熱播，仁宗曹皇后給觀眾留下了端莊恭肅的印象，與《宋史·曹皇后傳》塑造的形象大致吻合。但《官家的心事》縝密比勘同一史事的文本差異，深度抉發(fā)為人忽視的舊史記載，著力鉤考習見史料的隱微內(nèi)涵，審慎參酌足資采信的今人成果，再經(jīng)細心拼綴史實殘片，適度運用邏輯推證，還原了另一個曹皇后：在宮廷權(quán)斗中富于心機而不擇手段，關(guān)鍵時刻果斷殺伐而決不退讓，由于收獲不到皇帝的琴瑟和鳴，不惜為保衛(wèi)鳳冠而竭盡權(quán)謀，不僅讓宋仁宗再欲廢后而不可得，而且對她深懷憂恐之心。這類例證在全書中不勝枚舉，展示了著者的洞察眼光、考證功夫與史學素養(yǎng)。

著者從宮廷政治的視野重新審視兩宋朝政的波詭云譎，在結(jié)語中“將宋朝政治史劃分為皇帝、皇太后、太上皇與權(quán)相四個時期”（377頁），把宋朝歷代君主、皇后與大臣之間草蛇灰線的陣營分野劃為五大派系（378頁），極富啟發(fā)意義，頗具學術(shù)價值，為深入把握兩宋政治史與宮廷政治的綰結(jié)提煉了全新的切入點。

當然，任何史學概括與分析框架，在提供新視角的同時，也不免隱伏著一定的“冒險性”。在著者看來，北宋前三朝是皇帝時期；自仁宗前期劉太后垂簾至宋徽宗即位當年向太后聽政歸為皇太后時期；從宋徽宗禪位至宋寧宗初期大體劃入太上皇時期；而伴隨著宋寧宗初期太上皇光宗的失勢，相繼開啟了韓侂胄、史彌遠與賈似道的權(quán)相時期。然而，在所謂“皇帝時期”，好像也不應忽略杜太后對金匱之盟的干預。在所謂“太上皇時期”，南宋前期宋高宗與首任權(quán)相秦檜的歷史同框，顯然成為著者劃定的太上皇時期的特殊現(xiàn)象。仍在“太上皇時期”，“紹熙內(nèi)禪”時光宗禪讓寧宗，太皇太后吳氏（原宋高宗皇后）在其間一錘定音，意味著在所謂太上皇時期皇太后仍有強烈的在場感。而所謂“權(quán)相時期”，在宋寧宗彌留前后，史彌遠一手策劃擁立了宋理宗，這一宮廷密謀也必須爭取寧宗楊皇后的最后首肯與出面主持，皇太后的作用仍未退場。

指出這些逸出分期命名的歷史現(xiàn)象，并非否定著者的分期，他在結(jié)語里已有充分的自洽：“宋朝的宮廷政治錯綜復雜，圍繞皇位繼承展開的權(quán)力斗爭異常激烈、深不可測，皇子、后妃、宦官、外戚、宗室、權(quán)臣等各方參與者無一缺席?！保?76頁）筆者也認同新書首發(fā)對談時著者的回應：“明確歷史分期，強調(diào)的是形式?！钡纱烁械?，采用“模式”來概括（比著者回應的“形式”更進一層），相比采用“分期”來概括，其契合度應該更高些；在有條件時，著者不妨對這四種模式（并不妨礙兼容其原有的分期）著文再作進一步的闡述，讓這一命題更加理論化，更具涵蓋性。

三

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里提出，“內(nèi)重外輕之情形未變易以前，其政治革命惟有在中央發(fā)動者可以成功，但中央政治革命有成功，亦有失敗，其故又安在？”他的結(jié)論是：“中央政府之命令出于君主一人之身，君主所居之處乃政治劇變時成敗之所系”，而“唐代歷次中央政治革命之成敗，悉決于玄武門即宮城北門軍事之勝負，而北軍統(tǒng)制之權(quán)實即中央政柄之所寄托也”。陳寅恪所說的中央政治革命，實際上就是宮廷政變。他征引新出的敦煌寫本《常何墓志銘》，揭示李世民之所以在玄武門之變中勝券在握，要害在于籠絡了原來隸屬太子李建成的這位北門屯軍守將。

縱觀兩宋宮廷政治，雖然從不缺少陰謀與權(quán)斗，但涉及宮廷政變的，應該僅有三次。第一次發(fā)生在“太上皇時期”的終點，即由韓侂胄與趙汝愚聯(lián)手策劃，最終由太皇太后吳氏拍板主持的宋光宗讓位宋寧宗的“紹熙內(nèi)禪”。其余兩次都上演在“權(quán)相時期”，即誅殺權(quán)相韓侂胄與矯詔擁立宋理宗，而史彌遠都參預其間。無論筆者的《南宋行暮》，還是著者的《官家的心事》，在論述這三次政變時，也都不同程度地述及卷入其間的宮城守將，但不如陳寅恪那樣將其聚焦為關(guān)鍵因素，有必要再作申論。

由史彌遠介入的兩次宮廷政變盡管時隔十七年，殿帥夏震所扮演的角色都是舉足輕重的。《四朝聞見錄·虎符》說：“虎符半在禁中，半在殿巖。”也就是說，殿帥作為殿前司主帥執(zhí)掌一半虎符，合上禁內(nèi)皇帝頒下的另一半虎符，就可以全權(quán)調(diào)動警衛(wèi)大內(nèi)的禁軍。史彌遠專權(quán)后，把史料打掃得比較干凈，關(guān)于夏震的記載相對缺少。據(jù)《兩朝綱目備要》說，夏震原由李壁推薦，韓侂胄“命攝殿巖”，即權(quán)主管殿前司公事，可知其原為韓侂胄所用?！端问贰幾诩o》說“史彌遠等以密旨命權(quán)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誅韓侂胄于玉津園”，事先必已誘使夏震倒戈。由于楊皇后早已把寧宗的御批攫取在手，定謀誅韓的當夜，她就“出御批三”，其一交給參與密謀的錢象祖。據(jù)上引《虎符》條，夏震“初聞欲誅韓，有難色，及視御批，則曰：君命也，震當效死”，似乎只是楊皇后矯下的御批在起作用。但誅韓成功的第三天，夏震就去掉了“權(quán)”字，直接主管殿前司公事，隨即特授武信軍節(jié)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進封加食邑、食實封，都間接印證是在兌現(xiàn)其前有過的利誘。至于史彌遠矯詔擁立宋理宗時，殿帥夏震已經(jīng)唯命是從了。

如果說，史彌遠政變收買夏震的證據(jù)還欠顯豁，紹熙政變時策反殿帥郭杲的過程卻是無所遁跡的。據(jù)《兩朝綱目備要》，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先派中郎將范中壬游說郭杲，“初以時事艱難告之，不應；又以忠義動之，又不應。仲壬不得已，屏人具以西府意達之，又不應”。在郭杲心目中，區(qū)區(qū)中郎將遠夠不上傳達西府（樞密院）密謀的段位。趙汝愚只得改派宗室大臣趙彥逾，往見郭杲諭旨，他透底交代，政變集團只能謀劃，而“太尉為國虎臣，此事專在太尉”，郭杲仍不動聲色，彥逾一面變色責備：“太尉所慮者百口之家耳！”一面“盡誠以相告”，“盡誠”兩字頗堪玩味，無非開具交換條件。郭杲這才慢悠悠地表態(tài)：“致意樞密，領鈞旨”，讓他轉(zhuǎn)告趙汝愚同意入伙。郭杲隨即接受趙汝愚的指令，連夜分兵控扼北內(nèi)與南內(nèi)，“事然后定”。政變前，郭杲僅為“殿副”，即殿前副都指揮使，政變后論功行賞，不僅升為正任殿前都指揮使，而且進拜武康軍節(jié)度使，獲得武臣旌節(jié)的最高榮銜，其理由是紹熙五年“扈衛(wèi)之勞”（《玉海》卷十九《宋朝節(jié)鎮(zhèn)》）。

在宋代宮廷政變中，拱衛(wèi)大內(nèi)的殿帥，從郭杲到夏震先后也都決定“成敗之所系”，與唐代如出一轍。陳寅恪的結(jié)論，在帝制時代屢驗不爽，在任何極權(quán)體制下，同樣是太陽底下毫不新鮮的鐵律。

四

這本書的書名取得亮眼出彩。趙官家們的那些心事，即便在歷史現(xiàn)場也諱莫如深，何況經(jīng)過歷史書寫的層層洗刷與重重遮蔽。但著者偏偏憑借史學功夫，從宮廷政治切入，對兩宋三百余年間與之相關(guān)的皇位更迭、后妃宮斗、太后聽政、外朝黨爭、政局陡轉(zhuǎn)，獨具識見地揭穿了趙官家們隱蔽的心事。書中不少的考述與觀點都令人腦洞大開，足以顛覆一般讀者乃至宋史學界的原有認知，頗具挑戰(zhàn)性。

當然，既然趙官家們的心事從來秘不示人，著者的所有見解，說到底也只是史家的一種推斷。其中，有的將會成為宋史學界認同的正解，有的則是著者持獨得之見的新解或成一家之言的別解，還將接受學界的專業(yè)檢驗與讀者的常識判斷。正因為揣測的是官家的心事，著者所遵循的方法，“只能通過史料的深度發(fā)掘與史實的邏輯推演，盡可能梳理出宋代宮廷政治的基本脈絡”（376頁），由于很多情況下現(xiàn)存的史料或者語焉不詳，或者似是而非，邏輯推理在破解真相時必不可少。但邏輯推理同樣具有冒險性，容易導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歧義性解讀。

例如，經(jīng)過慶歷八年（1048）宮變，宋仁宗與曹皇后的關(guān)系始終處于緊張的狀態(tài)，而嘉祐元年（1056）正月，宋仁宗在病囈中竟然大喊“皇后與張茂則謀大逆”。對這句囈語，參考心理學，可以得出兩種邏輯推理：一是宋仁宗確實察覺曹皇后有政治陰謀，但精神正常時不宜明說，發(fā)病時便將深埋潛意識中的心聲公之于眾。對這種可能，著者作了謹慎的表述：“曹皇后究竟有無政治陰謀，仍需史料的佐證”（178頁），應該說是恰當?shù)?。一是宋仁宗因患癔病，這句妄譫之語只表明他“對曹皇后深懷恐懼到了被迫害妄想”的境地（175頁）。不難預見，著者的某些新解或別解將會受到來自學界與讀者的追詰或質(zhì)疑。在我看來，這是不足為怪的：既然書中具體個案的考述與結(jié)論只是著者的一種觀察與解釋，而對歷史的觀察與解釋本來就有復雜的多元性，那么自然應該歡迎來自其他角度的詰疑；而任何一種觀察的角度與解釋的觀點，對逼近宮廷政治的實相都有其積極的貢獻。

作為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最新力作，《官家的心事》有力戳穿了兩宋宮廷政治中陰暗、齷齪與非人性的那一層面，讓人幡然憬悟：一向自詡標榜的趙官家們原來也不那么干凈！沖著趙官家們自我人設的垮塌，這本書就值得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