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心死亡者想不到遺囑，貪生怕死者不識遺囑。
——菲利普·阿里耶斯《面對死亡的人》上卷
在我們的日常經(jīng)驗中，除非是知名公眾人物，否則我們很少會從媒體上聽到死亡事件中死者的姓名。這一方面是出于新聞倫理的考慮，另一方面是因為對于不相關(guān)的大眾來說，知道作為普通人的死者的姓名也似乎毫無意義。個體死亡的確切消息往往會以私密的方式傳播，從親屬到友人，從生前有過交流的人到只知其名的人。最終，在悼念的文字之中，與之親密的人仍然在陳述這種親密性本身，而與之只是相知的人也要將死者提煉為自己世界觀的一部分，以證成在這一“世界”中他們并非是完全不相關(guān)的這一事實。
“此刻有誰在世上某處死，無緣無故在世上死，望著我?！崩餇柨嗽凇冻林氐臅r刻》中描繪出了來自死亡的針對性的、無言的目光。這句詩圍繞著死亡這一中心，展開了一個沉重的結(jié)構(gòu)：“緣故”與“我”，死亡的目光投射了這一“直果索因”的責任。真切地關(guān)涉著他者之死的人總是承受著死亡這種“無言的目光”的拷問，如果死者不能對我們說話，我們就會永遠地停留在這種焦慮之中。正如帕特麗夏·康薇爾的小說《尸體會說話》的標題所明示的，人們沉迷于關(guān)涉死亡的偵探小說，某種程度上是對這一焦慮的理性凈化。但謀殺在非正常死亡中的占比畢竟極低，這意味著與死亡有所關(guān)涉的大部分人必須通過其他信息方式面對這種“無言”，死者的遺囑于是就變得非常重要。因為如果沒有遺囑，我們就只能在生死之間的無法交流之中替死者說話。而這意味著，我們在試圖成為死者。
這就是日本漫畫家平庫和歌的《我破碎的真理子》那個具有存在主義意味的開篇所設(shè)定的境遇，漫畫能夠定格過渡性瞬間的特性（正處于被吸入中的翻飛的面條）加劇了椎野之于真理子之死的拋入感。對于椎野來說，摯友的死亡逾越了私密性而被通過公共媒介“無意義”地散播了，這意味著死亡投向椎野的“無言的目光”如此絕對，沒有一字遺囑。在天臺吸煙的畫面閃回中，作者預(yù)先展示了真理子的這一目光。作者用大概四頁篇幅展現(xiàn)了這種對于死亡的公共散播給椎野帶來的“虛無”，甚至在展現(xiàn)“社畜”屬性的格子中用了滑稽的表情畫法。這種在虐心故事中頻繁插入詼諧作畫風格的做法在作品里幾乎貫穿始終，這種不一致恰恰準確地展現(xiàn)了未獲遺囑的死亡關(guān)涉者“存在即虛無”的不穩(wěn)定世界。主線故事開啟于椎野想到真理子尚存的骨灰，也就是死者留下的唯一的“物質(zhì)”?！段移扑榈恼胬碜印氛且粋€椎野尋找遺囑的故事。在她最終得到了那封真理子留給她的信的時候，故事也就隨即結(jié)束了。
《我破碎的真理子》，【日】平庫和歌/著 混成連合會/譯，中信出版集團·中信墨貍，2023年10月版
“社畜”與“信”，這個組合很容易讓人想到梅爾維爾的《抄寫員巴特比》。在后記中，敘述者補充了一段對于“死信”的闡釋?！八佬?！它們不像死人么？試想一個人，天性和不幸注定他要面對毫無生氣的絕望情緒，還有什么比這更加使他絕望的嗎？”1825年，美國郵政總局開辦了“死信處”用以處理因為地址有問題而無法投遞的信件，每年有5700多萬封信會進入這個被描繪成“郵件太平間”的地方。約翰·彼得斯在《交流的無奈》中論述了“死信”在符號學上的寓意。自18世紀50年代人們開始廣泛使用信封，將信件變成了一種私人信息而非首先是公共語言符號之后，意義私密性的源頭就與死亡綁定在了一起。不是語言符號被以一種密碼的方式構(gòu)造為私密信息，而是因為信息的傳達者會死?！斑@不是心智（頭腦之間的關(guān)系）的問題，而是愛欲（身體之間的關(guān)系）的問題?！?/p>
搶奪真理子骨灰的行為于是就成了椎野唯一的“愛欲”寄托。在薩特的論述中，“虛無先于本質(zhì)”，因為在虛無中人有絕對的可選擇性，椎野的選擇就是她最終相信應(yīng)該有一封給她的“死信”，也就是真理子寫給她的“遺囑”應(yīng)該存在，并在旅途中沉浸在對真理子可能并沒有寫信給她的抱恨之中。她試圖和死者聯(lián)絡(luò)，和真理子最后的“身體”形影不離。在“Remember Me”一章中，椎野怒斥搭訕的酒徒“吵得無法和真理子聯(lián)絡(luò)”，而這一段的回憶是真理子以死相逼不讓椎野交男朋友，這段記憶“在無關(guān)緊要的時間里被不斷磨滅”。雖然對于真理子的死亡來說，父親的虐待毫無疑問是那個最邪惡的直接誘因，但作者在主線劇情的一開始就以最直白方式給出，這反而把這個將“自殺”還原為“謀殺”的索因一定程度上放置到了與椎野關(guān)涉著的“真理子之死”之外。椎野的困境正在于，她能夠準確地記住這樣公共的、能夠被所有人哪怕與真理子無關(guān)的人理解的“遺囑”內(nèi)容，它正如“到最后我就只能記得‘她好漂亮’了”同樣明顯，和被電視播報的死者信息一樣“無意義”，它不足夠譯出死者“無言的目光”中“言語”。正是在對這段與“謀殺”索因無關(guān)的真理子逼近“非正常死亡”時刻的回憶中，椎野才開始與“真理子之死”發(fā)生交談。在后續(xù)椎野與真理子在餐廳見面的回憶中，“掄起平底鍋”隔絕死亡“初始原因”的做法被真理子消解了，因為如果存在一封給椎野的“死信”，“真理子之死”只會在兩個人的對話中完成，而并不會有任何初始歸因?！按蠹叶歼@么說，因為……，因為……我啊，只要看到小椎因為擔心我而怒不可遏的樣子，就很開心，僅此而已。”
實際上，“Remember Me”作為一種命令，一個著名的出處是《哈姆雷特》，它是國王的鬼魂對哈姆雷特講述完自己被謀殺的手法之后對后者說的一個祈使句。隨后哈姆雷特掏出紙筆把整個講述謄寫下來，成為了后來那段劇中劇的劇本。斯坦利·卡維爾在解讀這個不自然的段落時指出，實際上整個《哈姆雷特》中沒有任何確切的證據(jù)能夠證明鬼魂所說屬實，而通過這個不自然的謄寫橋段，莎士比亞似乎在暗示這一默劇有可能是哈姆雷特自己的想象，所以他得知這一劇情后興奮地從事戲劇排演而非哀痛。這個分析實際上是在表明，與死者真正的交流絕非是一種被寫下的公共展示，正如開篇拉面館中的媒體報道直接將椎野拋入了與“摯友之死”隔絕的處境。
《我破碎的真理子》雖然不乏對真理子悲劇公共理性層面直接誘因的批判性，但顯然作者希望傳達的是對個體之死更深刻的理解。主線故事“真理丘之旅”的大量情節(jié)都在凸顯死亡威脅的無因、不可測及日常性。列車上突然坐下的鄰座壯漢、搭訕的酒徒、飛車賊和經(jīng)常出沒的色狼。作者將椎野與“真理子之死”交流的恢復(fù)展開于一段如《葬送的芙莉蓮》中的臺詞所說的那樣，是“能夠說一句‘好無聊啊’，就一笑置之的快樂旅程”，而非一部對“初始原因”展開針對性批判的被排演完型的復(fù)仇戲劇之中，甚至貌似以男主姿態(tài)出現(xiàn)的路人男子，也幾乎沒有對劇情產(chǎn)生任何實質(zhì)性的影響。真理子的“身體”最后也并沒有被儀式性的播撒，而是在一個對日常危機的應(yīng)激反應(yīng)中和光同塵了。沒有復(fù)仇，沒有安息，也沒有升天。
我們不可能通過消滅一個外部阻礙就實現(xiàn)交流，如果說死亡是這樣一個阻礙的話，椎野的回憶剪輯無外乎在傳達這樣一個意味：盡管我看到了所有你活著時候的事實，但我卻沒有與你很好的交流，這種失敗，與死亡，與那些活生生的事實都沒有直接關(guān)系。真正的問題在于，生者往往將世界理解為一種有各種事物和因果存在于其中的“中性容器”，似乎每一個悲劇事件都有一個可以從一開始就避免的起因，這就是我們用以自我安慰的那種“理性凈化”。所以一類人沉迷于死亡，它們認為死亡必有所報應(yīng)或補償；一類人恐懼死亡，為活命閹割自己的話語。正如菲利普·阿里耶斯所言，兩者都與真正作為生死交流的“遺囑”無緣。真正的“遺囑”如果是針對性交流，它絕不是被單方面書寫并期待接收方照做的章程，而必定是與死亡確實相關(guān)者共同的書寫。
在《我破碎的真理子》中，一種列維納斯式的“他者”在畫面中展開，或生或死都與“我”直接相關(guān)那個“無言的他者/目光/死亡”，我們的責任在于直面它，而不是苦等那封“死信”，并照做上面的要求即可。盡管有時候其中被設(shè)想的實現(xiàn)正義的律令會讓我們將之凌駕于“他者”之上，對世界“還原”為初始良善狀態(tài)的設(shè)想有時會淹沒與他人共建真正的“良善世界”的前景。作品中對椎野情緒崩壞姿態(tài)作畫，大多凸顯了一種軀體黏液化的趨勢。從有機體增殖和繁衍的形式狀態(tài)來看，外包著黏膜的有機體總是通過半液化的膜狀界面向外交換信息，而這種崩壞姿態(tài)的作畫模式描繪了人類迫切渴望交流卻不可得的中間狀態(tài)，是理性崩壞的具身化解讀。因此這種作畫模式雖然并不新鮮，但是在本作中卻因為與主題的契合而更具張力。
作品的最后，結(jié)束了一段其實“毫無意義”的旅程的椎野正是在放下了對“真理子之死”的“索因”之后，在感嘆“就這樣回歸日常了啊”之時才最終接到了她本執(zhí)著于卻又最終放下執(zhí)著的那份“死信”，而作者并沒有向我們展示那封信中到底寫了什么，就在椎野一聲“嗯”中結(jié)束了故事。這個結(jié)尾讓我想到了很多相似的段落，比如在《宇宙探索編輯部》的最后，唐志軍在完成了一場也看似“毫無意義”的旅程之后終于愿意直面因為抑郁癥而自殺的女兒，他寫了一首詩，但沒有念出來，影片在他的嗚咽中結(jié)束了。這難免讓人想到維特根斯坦的那句“對于不可言說的就保持沉默”，與世界同構(gòu)的有限生命無法用語言索取任何根源。但非語言的表達仍然可以傳達信息，人的交流更多存在于嗚咽、語氣與尾韻之中，那些我們愿意聽懂才能夠聽懂，任何作為權(quán)威釋義的字典都無法教會我們的信息。先于公共媒介，以某種私密性將生死愛恨傳達，這遠比信件能夠被解讀的公共性內(nèi)容重要得多。《我破碎的真理子》的整個故事都在讓我們擺脫開篇那個被公共報道的僅僅指名道姓的死亡，這同時也是在打破信息社會時代，這個活著就是優(yōu)勢而死去則一無所有的時代，那條橫貫在生死之間的絕對區(qū)隔?！癕y broken……”中的“破碎”不僅僅是后面名詞的謂語，它同樣是“My”的形容詞。無論后面跟什么名詞，一個人名、一雙鞋子或者通常最直接想到的“heart”，它都在明示當后者破碎時候，我們同樣也是破碎的。也許《我破碎的真理子》腰封上的表述“這是她與她相互拯救的壯烈物語”并不確切，圍繞著“破碎”，人們需要的是接納“他者”崩壞的黏稠，而并非想要將表達重新壓回作為“外殼”的皮膚之下。
你愛的那個人未必真的不愛你，
要不然他甩頭就走，
哪還用得著給你寫信。
——五條人 阿茂《傷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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