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時期，墓地石刻逐漸興盛，大致表現(xiàn)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各類石刻內(nèi)部形成了大致固定的幾種形制；二是形成了基本穩(wěn)定的空間配置模式；三是形成了五個各具特色的分布區(qū)域；四是使用階層較為廣泛。但如果結合東漢晚期政局進一步分析，陵墓地上石刻的興盛，其本質可以說是地方勢力炫耀權勢的一種特殊風尚。
塋域內(nèi)設置石刻的做法始于何時，目前仍是學界較有爭議的一個問題。但可以明確的是，無論是僅存在于后世文獻追記的“秦始皇陵石麒麟”，還是備受學界重視的西漢霍去病墓石刻群，在各自所在時代都是“曲高和寡”，并不能代表當時之普遍葬俗。東漢時期的情況則與之不同，石刻開始成為墓葬地面建制的重要組成。本文擬對東漢墓地石刻的形制、年代、空間配置、地域分布及等級體系等問題進行分析，并以此為基礎探索墓地石刻盛行背后所蘊含的政治意義。論斷不當之處，敬祈學界指正。
一 主要形制與流行年代
東漢墓地石刻種類豐富，主要包括石闕、石柱、石人、石獸、石翼獸、石碑等，各類石刻內(nèi)部又形成了幾種相對固定的形制?，F(xiàn)對幾類石刻的主要形制及其流行年代進行概述。
1. 石闕
石墓闕是對現(xiàn)實中宮室、宅第木結構門闕的模擬，因此其結構多仿木構建筑，常見在臺基和闕身浮雕柱、枋、斗拱，上部覆蓋屋頂。進一步可參考陳明達先生《漢代的石闕》（以下簡稱《漢闕》），據(jù)石闕仿木構的程度，將其分為A、B兩型。
A型，整體保留較多石質材料特性，僅將闕蓋雕刻成仿木結構屋頂，較復雜的也不過在屋頂下雕刻出斗拱。嘉祥武氏闕〔圖一：1〕、平邑皇圣卿闕、功曹闕屬于此型。
〔圖一〕 東漢石闕舉例
1. 嘉祥武氏闕? 筆者攝
2. 雅安高頤闕? 采自高子期《秦漢闕論》，西安美術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第113頁
3. 渠縣王家坪闕? 采自前揭高子期《秦漢闕論》，第86頁
B型，脫離石質建筑意匠，仿木結構所占比例較大。常見在屋頂闕蓋與闕身之間壘砌多層石塊，雕刻出仿木構的枋子、櫨斗、斗拱等結構，可稱為闕樓。四川地區(qū)的石闕多屬此類，有學者據(jù)仿木構的建筑形式將其進一步分為四種形制，本文不再贅述。
年代方面，A型石闕于東漢早期即已出現(xiàn)，元和二年（86）皇圣卿闕、章和元年（87）功曹闕等可為證據(jù)，同時其至少延續(xù)到了修建武氏闕的建和元年（147）。B型中，《漢闕》考證馮煥闕約當修建于建光元年（121），是最早的B型闕之一，故該型年代上限當在東漢中期。建安十四年（209）高頤闕是紀年明確者中最晚的一例〔圖一：2〕，故B型石闕下限至少到了東漢末年?！稘h闕》認為渠縣趙家坪兩闕、王家坪闕〔圖一：3〕三闕年代晚至西晉，劉敦楨先生也持類似觀點。孫華先生對渠縣六闕形制進行了更細化的分組討論，認為上述三闕流行于東漢晚期，最多晚不過蜀漢。綜合來看，當以孫華先生考證為確。
2. 石柱
完整的石柱結構應該包括頂盤、柱身、底座三部分。東漢石柱的底座基本未見實物，暫時不予考慮。頂盤形制，據(jù)河南葉縣夏李村所見實物，應是上承接小型石翼獸的圓盤形。柱身的形制，依據(jù)紋樣的不同可分為兩種類型：
A型，柱身主體紋飾為縱向“高起直紋”，上下各有一周繩紋，應為文獻中所見“束竹交紋”。存世一例，濟南瑯邪相劉君神道石柱〔圖二：1〕，殘存有部分石額，可見“邪相劉”三字，額下兩側飾雙獸。
〔圖二〕 東漢時期的石柱、 石人
1. A型石柱（瑯邪相劉君神道石柱）
2. B型石柱（秦君神道石柱）
3、 A型石人（曲阜張曲村石人）
分別采自前揭林通雁主編《中國陵墓雕塑全集：東漢三國卷》，圖版48、46、1
B型，柱身主體紋飾縱向凹面直楞紋，又稱 “隱陷直刳紋”。僅見北京秦君神道石柱兩件〔圖二：2〕，二者形制一致，有柱方形額，隸書“漢故幽州秦君神道”，額下有螭虎。
A型柱身中，王獻唐先生考證劉君神道石柱墓主為渤海王郎中令劉衡之兄，卒年在延熹八年（165）；B型柱身的秦君神道石柱則明確為元興元年（105）造。但限于材料太少，此兩型石柱的年代尚難以確切推定。
3. 石人
據(jù)石人整體形象的不同，將其分為A、B兩型。
〔圖二〕 東漢時期的石柱、 石人
4. A型石人（曲阜張曲村石人）
5、6. B型石人（5. 青州瀑水澗石人? 6. 臨淄人民路石人）
分別采自前揭林通雁主編《中國陵墓雕塑全集：東漢三國卷》，圖版2、10、11
A型，漢人官吏、士卒形象。成對配置的幾例，常見一人雙手拱于胸前，似雙手橫向持盾；一人雙手持帶柄物置于肩部，所執(zhí)物可能為彗，或者是殳仗、鉞類兵器；二者所表現(xiàn)的應是亭長和士卒的形象。山東曲阜張曲村、陶洛村所見石人屬于此類型〔圖二：3、4〕。張曲村石人胸前分別刻有“漢故樂安太守麃君亭長” “府門之卒”，表明了此類石人的象征意義。此型石人亦見雙手拄劍姿勢，如四川新津出土石人一件，原置于趙君墓地。
B型，胡人形象。標準形制以跽坐、尖帽、深目高鼻為主要特征，多見雙手套疊置于胸前者。山東青州瀑水澗〔圖二：5〕，臨淄的人民路〔圖二：6〕、左家莊、徐堯村等地，均出土有此型石人。
A型石人中，由于楊寬先生考證“麃君”為質帝本初元年（146）繼任樂安太守的麃季公，若無意外，張曲村石人應是制作于質帝之后的桓、靈期間。因此，造型高度相似的A型石人年代應在東漢晚期左右。B型石人未見紀年明確的材料。鄭巖先生依據(jù)青州石人裝飾的穿錢紋、水波紋推測其為公元二世紀的作品；林通雁先生則將此類石人雙套疊的姿勢與三國西晉墓葬中的陶瓷俑對比，認為其年代可能晚于東漢時期（下限可到西晉）。B型石人主要見于山東地區(qū)，而受到青徐黃巾軍的沖擊與薄葬政策的影響，該地區(qū)石刻工藝在漢末以后已大為衰落，應該不具備制造此類大型石刻的條件。綜合來看，東漢中晚期或許是B型石人產(chǎn)生的年代。
4. 石獸
這里的石獸特指以現(xiàn)實中存在動物為原型的石刻，神化特征明顯的石翼獸由于數(shù)量多、對后世影響大，需要單獨討論。文獻記載東漢陵墓石獸包括獅、虎、羊、馬、牛、駝、象等；除牛、駝外，其余均有實物資料存世〔圖三〕。造型方面，石獅大多在方形底座之上雕刻成站立或行進姿態(tài)；石羊、石虎卻仍然不做出四足或足部不明顯，獸身與石材本身渾然一體。另外，有的石獸展現(xiàn)出非寫實的風格，獸身略呈理想化的“S”形〔圖三：3〕，除兩側無翼外，與石翼獸的造型已非常相似。
〔圖三〕 東漢石獸舉例
1. 孫仲喬石羊 采自前揭林通雁主編《中國陵墓雕塑全集：東漢三國卷》，圖版43
2. 嘉祥武氏祠石獅 筆者攝
〔圖三〕 東漢石獸舉例
3. 楊君墓石獅 采自前揭林通雁主編《中國陵墓雕塑全集：東漢三國卷》，圖版17
4. 徐州博物館藏石虎? 劉聰攝
石獸材料中，紀年較為明確的有以下幾例：沂水永和五年（140）孫仲喬石羊〔圖三：1〕、嘉祥建和元年（147）武氏祠石獅〔圖三：2〕、城固建和元年李固墓石獸、曲阜建寧四年（171）孔彪墓石虎、蘆山建安十年（205）樊敏墓石獅等?？梢娏昴故F主要流行于東漢中晚期。
〔圖三〕 東漢石獸舉例
5. 四川博物院藏石馬? 筆者攝
6. 孟津象莊石象 采自前揭林通雁主編《中國陵墓雕塑全集：東漢三國卷》，圖版12
5. 石翼獸
李零先生從文化傳播的角度考慮，認為中國的有翼神獸，與西亞、中亞和歐亞草原的藝術有不解之緣，先秦至西漢時期的青銅器、玉器所見翼獸形象也確實具有較濃厚的異域風格。東漢時期的石翼獸，則明顯有“中國化”的趨勢，形成了一系列本土特征。該時期石翼獸以獅子為原型，又融合虎的特征，多在兩膊附有兩翼，獸身呈現(xiàn)非寫實的“S”形。所謂“S”形造型，主要由獸身幾個部位的曲線造型所生成，即頭頸、胸部、脊背（含尾）、臀部。這幾個部位曲線程度的不同，也導致“S”形造型的具體形象有所不同?；诖耍环翆⑹慝F分為以下幾個類型。
A型：獸身粗壯，頭頸、胸、脊背、臀部曲線平緩，整體呈起伏幅度較小的“S”形。頭部比例大，一般無角，兩腮鬣須由粗線條直線刻畫。下頜鬣須下垂貼于胸部。兩側羽翼平直向后或微斜向上。屬于此型的有雅安高頤墓〔圖四：1〕 、蘆山樊敏墓等處的翼獸。上文提到的楊君墓石獸，雖兩側無翼，造型特點亦與此型相近。
〔圖四〕 東漢石翼獸的主要類型
1. A型（高頤墓翼獸）? 2. B型（洛陽孫旗屯翼獸）?
分別采自前揭林通雁主編《中國陵墓雕塑全集：東漢三國卷》，圖版40、25
B型：獸身修長，頸部斜直，胸部曲線流暢，臀部借長尾呈弧度較大曲線，整體呈上端平直不完整的“S”形。頭部比例小，頭頂多有向上伸出的一角或兩角，耳朵呈較小的花瓣形。下頜有須，造型平直下垂至胸部。翼部為斜直向上的長條形，有羽狀紋飾。河南洛陽孫旗屯〔圖四：2〕、伊川彭婆等處所見，以及偃師商城博物館館藏石翼獸屬于此型。許昌榆林、咸陽沈家村所見石獸兩側無翼，但整體造型與此類型相似。徐州博物館2010年征集的兩件石翼獸，均為未完成的半成品，但從基本形態(tài)看，也應屬于此型。
C型：獸身短矮，頭頸曲線平緩，胸、脊背、臀部呈曲線明顯的走勢，整體呈短小“S”型。頭部比例大，多有貼于頭頂?shù)囊唤腔騼山牵涑瘦^大的花瓣形，眉部濃厚凸起。兩腮鬣須由細線條曲線刻畫。下頜有須，多呈流線型下垂至胸前。兩翼呈翼端上翹的半月形，表面裝飾曲線紋飾。獸身裝飾華麗，胸部裝飾橫向或斜向凸弦紋，脊背有連珠紋式凸起和卷云紋。河南孟津油坊村〔圖四：3〕、禹州白家門和雙李村，河北內(nèi)丘十方村、吳村，安徽臨泉腰莊等地所見翼獸均屬此類。
〔圖四〕 東漢石翼獸的主要類型?
3. C型（洛陽油坊村翼獸）? 4. D型（宗資墓翼獸）?
分別采自前揭林通雁主編《中國陵墓雕塑全集：東漢三國卷》，圖版24、35
D型：造型、細部紋飾均和C型有較多相似之處，唯頸部曲線更明顯，從而整體呈更為修長的“S”形。南陽宗資墓〔圖四：4〕、許昌襄城等處所見石獸屬于此類型。
除上述幾型外，另有一些特殊材料需要單獨交待。河南淮陽南關所出翼獸整體屬B型，頭部細節(jié)卻有C型的特征，或許是B型到C型的過渡形態(tài)〔圖四：5〕。江蘇徐州市邳州古城鎮(zhèn)所出石翼獸造型渾厚莊重、張口吐舌，與上述翼獸主流形制區(qū)別明顯〔圖四：6〕。
〔圖四〕 東漢石翼獸的主要類型
5. B型、C型之間（淮陽南關翼獸）? 6. 異型（邳州古城鎮(zhèn)翼獸）
分別采自前揭林通雁主編《中國陵墓雕塑全集：東漢三國卷》，圖版31、37
年代方面，A型樊敏墓、高頤墓紀年材料為建安十年（205）、建安十四年（209），故該型翼獸的流行年代大致為東漢末期。至于B、C、D三型，基本同出于中原地區(qū)，造型所呈 “S”形似有漸趨完善的規(guī)律，特別又考慮有河南淮陽南關翼獸這種過渡形態(tài)存在，筆者傾向于存在B→C→D的演變序列。B型中，有學者通過孫旗屯翼獸刻字“緱氏蒿聚成奴作”的書體風格，并對比墓葬發(fā)掘材料中的相關器物，認為其制作年代在東漢中期晚段。D型中，宗資墓雖無紀年材料，但據(jù)墓主生平翼獸的制作年代當在桓帝末期及前后，可初步判斷該型當流行于東漢晚期。C型的相對年代可大致置于B、D兩型之間。當然，B、C、D之間并不一定是取代關系，新造型產(chǎn)生后，舊的造型可能依然被使用。
6. 石碑
墓地石碑現(xiàn)存實物（含僅存拓片者）共40余件，還有些泐損嚴重的殘碑可能也屬于墓碑，故實際數(shù)量應該多于這些。東漢墓碑包括碑身（多有穿）、碑座兩部分。碑身形狀可分為三類：A型，圭首碑，敦煌長史武斑碑、雁門太守鮮于璜碑等均屬此類。B型，圓首碑。有的碑首無裝飾，如泰山都尉孔宙碑、朐忍令景君碑等；有的為暈首，如孔謙碑、豫州從事孔褒碑等；有的為螭首，如王舍人碑、巴郡太守樊敏碑等。C型，平首碑。數(shù)量極少，例如王孝淵碑等。碑座可分為覆斗形方座和龜趺座兩種，后者多與圓首碑身相組合。但碑座、碑身皆存的墓碑數(shù)量較少，二者組合方式尚難以詳論。墓碑以刻寫文字為主，內(nèi)容主要有墓主的生平、功績、卒葬經(jīng)過等，逐漸形成固定格式，乃至產(chǎn)生流于形式的“諛墓”之辭。還有一類石碑，數(shù)量極少，如王孝淵碑、朐忍令景君碑等，碑身或碑首有浮雕圖像，這與漢代墓碑主流有悖，反倒更為接近裝飾地下墓室的畫像石。
由于多有明確紀年，石碑的年代問題可有比較明確的界定?；傅壑暗臇|漢早中期，是墓碑的初步發(fā)展階段。該階段碑身三類形制均有，以A型為主，B型、C型較少；碑座保存較少；碑文書寫格式尚不固定。桓帝、靈帝期間，是存世墓碑數(shù)量最多的階段，也是是墓碑形制的定型期。碑身總體上以B型為主，A型較少，C型基本不見；龜趺碑座在這一時期也已出現(xiàn)，如光和六年（183）王舍人碑。碑文書寫自建和元年武斑碑開始形成固定模式。少帝以后的東漢末期，墓碑數(shù)量總體上減少，部分地區(qū)卻有明顯發(fā)展，形制、碑文基本延續(xù)上一階段的特征。
以上便是東漢墓地石刻主要形制及流行年代的概貌，現(xiàn)用［表一］對這些內(nèi)容進行簡要匯總。
［表一］
續(xù)［表一］
二 空間配置
空間配置，指不同形式的石刻在塋域內(nèi)的布局、排列方式。相較形制研究而言，探討陵墓石刻的空間配置形式難度較大，主要在于現(xiàn)今所能觀察到的地面石刻遺存組合多已不完整，所在位置也多發(fā)生過位移。幸而包括《水經(jīng)注》在內(nèi)的一些傳世文獻記載了部分東漢墓地的布局，可作為復原時的參考。循此思路，巫鴻先生早就對東漢墓地設計的基本特征有如下論述：“墓地塋域的界限以一對石闕為標志，闕門之間向內(nèi)延伸的神道形成墓地的軸線。在靠近闕門的神道兩側有成對的石獸或石人。神道盡頭即是墓葬??在封土前有時還會建祠堂，樹墓碑?！笨梢哉f，以上論述是對東漢陵墓石刻空間配置的經(jīng)典概括。以巫鴻先生的論述為基礎，本文擬從不同石刻在喪葬活動中的意義入手，對空間配置作一些細節(jié)復原。
首先來討論具有“標識墓域”作用的石刻，主要包括石闕、石柱與石碑。石闕位于塋地入口是無爭議的，石柱的位置則需要再考慮。有學者根據(jù)幽州秦君神道柱與石闕共出的現(xiàn)象認為，石闕前立有神道石柱的形式，意在將墓闕與石柱融為一體。但根據(jù)文獻記載，石柱一般置于祠廟大門外的兩側，例如橋玄墓地就是在石廟南側列置兩石柱。因此可以說，石闕、石柱分別標識了神道的起點和終點，兩者之間是神道的主體。園外之闕，標識墓域，提示前來吊祭者“思其所闕”，檢討舉止禮數(shù)；祠外之柱，標識墓主“魂”之居所，代表墓地開放空間到此結束。另外，當時可能也有其他材質的神道柱代替石柱，比如熹平中某君墓地就“累磚作百達磚”。神道終點，有一通或數(shù)通墓碑被置放在神道盡頭的兩石柱之間。一般情況下，墓碑由前來吊唁的墓主門生故吏和親屬所立。這種情況下，將記功述德的墓碑置放在生人所能達到區(qū)域的末端，似乎是他們盡全力表示悼念的最好體現(xiàn)。甚至我們可以猜測，碑陰書寫立碑人姓名，最初用意可能是將來者名單向墓主人通報。
然后來看以“鎮(zhèn)墓護衛(wèi)”功能為主的石人、石獸、石翼獸。石闕以內(nèi)，神道兩側往往列置石人和俯臥狀的石虎、石羊。石人有A、B兩型。A型石人為亭長、卒吏形象。信立祥先生考證，漢代畫像石、壁畫所見“都亭”題記的圖像，所表現(xiàn)的是祠廟。所謂“都亭”即是“治都之亭”，漢代的“亭”設有亭長、亭卒，負責守衛(wèi)緝拿、迎送拜謁。據(jù)此，A型石人置于墓地，當具有在祠堂外鎮(zhèn)守護衛(wèi)、迎送吊祭者的意義，位置上也應在祠堂、石柱組合的近旁?！端?jīng)注》載張伯雅墓地“冢前有石廟，列植三碑??碑側樹兩石人” ，即為此種位置關系的例證。B型石人的喪葬意義可能略有不同。B型石人為胡人形象。吳焯先生根據(jù)墓葬所出胡人俑分析，東漢時期的喪葬活動存在胡人參與的“通俗的佛教宗教儀式”?；粑∠壬鷦t認為，是否存在宗教儀式需要持謹慎態(tài)度，但胡人普遍介入中土喪葬活動是大致不誤的。將B型石人置于墓園內(nèi)，或許就是對類似喪葬活動景象的模擬。石虎的設置，通常認為與驅逐魍象有關，如《風俗通義》所載：“魍象好食亡者肝腦??魍象畏虎與柏，故墓地立虎與柏。”石羊的含義或許與之類似，有學者考證羊在漢代有時被視為惡獸，故列置石羊亦可護衛(wèi)墓主。此外，在塋域入口處，也分布有石（翼）獸，與石闕在空間上形成組合關系。根據(jù)嘉祥武氏墓、高頤墓等地所見實物的組合情況，與石闕配合者，無論是寫實性的獅子，還是理想化的翼獸，應該都是立姿。這或許是因為，置于此處石獸的喪葬意義，除鎮(zhèn)墓驅邪外，還有“先遣”儀仗的作用。立姿的造型，明顯更符合這種功能需求。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在空間上更靠近墓主的石羊與石虎，則常被塑造成蓄勢待發(fā)的俯臥狀姿態(tài)。
綜上，在充分考慮石刻功能意義的基礎上，我們對陵墓石刻的空間配置可作如下概括：石闕和立姿的石獅、翼獸立于墓園外，標識神道之起點；石人和俯臥狀石虎、石羊列置于園內(nèi)神道兩側；石柱立于祠堂外側，標識神道終點；石碑則被置于兩石柱之間。當然，這只是較為理想化的一種模式。在實際建置中，東漢墓園常對上述要素進行部分簡省，從而形成更為緊湊的布局。
三 地域特征分析
由于同樣是在喪葬活動中對石頭進行運用，畫像石的地域分布狀況對我們研究陵墓地上石刻具有一定借鑒意義。參考俞偉超先生對漢代畫像石五個分布地域的概括，結合墓地石刻的實物分布與文獻記載，我們可以列出以下五個各具特色的區(qū)域。
Ⅰ區(qū)：今魯北、魯西南、魯東南一帶；約相當于東漢時期兗州之山陽郡、任城國、泰山郡，徐州之魯國、瑯邪國，以及青州之濟南國、齊國。該區(qū)分布范圍較廣，墓地石刻工藝的發(fā)展水平較高，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年代方面，本區(qū)石刻的發(fā)生年代最早，麃孝禹碑可證墓碑雛形在西漢晚期已出現(xiàn)，莒南孫氏闕、平邑功曹闕、平邑皇圣卿闕等幾例紀年最早的東漢石墓闕也位于本區(qū)。其二，石刻門類方面，本區(qū)現(xiàn)存實物囊括了上文所述墓地石刻的全部種類和絕大多數(shù)形制。其三，造型工藝方面，本區(qū)形成了追求寫實性的風格，例如常見以A、B型石人再現(xiàn)喪葬活動常景，甚至普通人難以見到的獅子于本區(qū)也在嘉祥武氏墓地被最大程度地復現(xiàn)出來。此外，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魯工石巨宜”遠赴幽州制造秦君神道柱，亦能從側面說明本區(qū)石刻工藝盛名在外。
Ⅱ區(qū)：豫南至鄂北一帶，約相當于東漢時期的南陽郡。本區(qū)現(xiàn)存實物較少，以南陽宗資墓D型石翼獸為代表，還包括南陽東關、王村所出石獸殘件，唐河所出石羊。查《水經(jīng)注》可見該區(qū)域墓地石刻兩例：（襄陽）蔡瑁?！翱淌癁榇舐範睢?，（谷城）“文將軍”墓“隧前有石虎、石柱”。雖然目前所能掌握的石刻數(shù)量較少，但考慮本區(qū)畫像石工藝水準，以及宗資墓翼獸“S”形造型的成熟度，我們有理由相信本區(qū)石刻工藝的水平應當不低。南北朝時期，南、北雙方勢力常對此區(qū)進行反復爭奪，這或許是導致到了酈道元所處的北魏地上石刻存世不多的原因。
Ⅲ區(qū)：關中至漢中一帶，約相當于東漢時期的京兆尹、漢中郡。本區(qū)較為明確的是漢中李固墓石獸和咸陽沈家村石獸，前者殘損嚴重；臨潼石川河石羊、張騫墓石獸的年代還有爭議。總體資料尚少，區(qū)域特征亦難詳論。不過單就目前所見沈家村、張騫墓石獸來看，其受洛陽地區(qū)石刻造型影響明顯。曾在西漢制造霍墓石刻群的關中石刻工藝，隨著區(qū)域政治地位的下降，發(fā)展水平亦隨之衰落。
Ⅳ區(qū)：川渝地區(qū)，約相當于東漢時期益州北部的蜀郡、廣漢郡、巴郡。本區(qū)地域特色突出，包括B型石闕、A型翼獸等石刻形制，基本只見于本區(qū)范圍內(nèi)。同時，該區(qū)石刻工藝與其他地區(qū)的互動并不少見。首先，石翼獸的造型或許受到了北方地區(qū)石刻工藝的影響。四川地區(qū)的翼獸以A型為主，紀年明確的有樊敏墓、高頤墓，年代晚于中原地區(qū)的C、D型翼獸。形制上或許參考了這兩型石獸的“S”型，而將其用更為緩和的造型表達出來，以更加符合當?shù)刭澲说膶徝佬枨?。東漢晚期，中原局勢動蕩促進了人口的流動，而局勢相對緩和的益州成為了可供選擇的去向之一?！逗鬂h書·劉焉傳》載，“南陽、三輔民數(shù)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以為眾”，這些移民中可能就有石刻工匠，或者至少帶去了原屬地區(qū)的喪葬文化。其次，B型石闕對其他地區(qū)的石刻工藝有所影響。這類石闕工藝復雜，所見實物主要分布在本區(qū)內(nèi)，是為本地石刻產(chǎn)品之代表?！端?jīng)注》記南陽西鄂王子雅石闕（樓）稱：“其上欒櫨承栱；雕檐四注，窮巧綺刻，妙絕人工?！蓖踝友旁鵀槭窨賴嘉荆@種雕刻復雜的石闕在南陽并不多見，當與其治下的蜀地石闕有關聯(lián)。
Ⅴ區(qū)：豫中地區(qū)，約相當于東漢時期的河南尹。該區(qū)所見石刻種類相對單一，但是石翼獸數(shù)量較多，且在區(qū)域內(nèi)形成了B→C→D的演變序列。故本區(qū)很有可能是石翼獸的獨立發(fā)明區(qū)，至少也是造型風尚的引領區(qū)。一般認為這類石翼獸與域外文明有一定關聯(lián)。史載，靈帝好胡風，“京都貴戚皆競為之”，石翼獸在都城周邊的盛行或許與之有關。該區(qū)所主導的主流石翼獸形式對東漢其他地區(qū)的石刻工藝影響較大，范圍向東到江蘇徐州，向北到河北內(nèi)丘，向南到南陽，甚至引發(fā)了上文所述四個區(qū)域對其進行模仿、改造。《水經(jīng)注》記本區(qū)內(nèi)不少墓地設有石刻，如桂陽太守趙越墓地、弘農(nóng)太守張伯雅墓地等。故本區(qū)石刻的流行程度可能比實物遺存所展現(xiàn)的還要高。
以上便是東漢墓地石刻地域分布的主要概況。各區(qū)石刻的工藝特色，一方面與地域文化相關，另一方面其背后很可能由活動區(qū)域相對固定的工匠集團所主導。這些工匠集團內(nèi)部往往傳承有序，保證了這些核心區(qū)內(nèi)部石刻文化傳統(tǒng)的穩(wěn)定性。這或許為這些地域風格跨越時代并對后來石刻制度產(chǎn)生影響提供了技術保障。
四 等級分析
討論東漢墓地石刻的等級，學界常引《封氏聞見記》“羊虎條”所記：“秦漢以來帝王陵前石麒麟、石辟邪、石馬之屬，人臣墓地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屬，皆所以表飾墳壟如生前之象儀衛(wèi)耳。”不過，這只是封演的一個大致印象，東漢陵墓石刻的等級情況還應詳加分析。
首先我們要來討論帝王陵墓規(guī)制是否包含地上石刻。有學者根據(jù)文獻中東漢帝陵“四出司馬門”的記載認為門外當設有闕。但是，東漢帝陵除光武帝陵外均用“行馬”取代垣墻，門外設置石闕在建筑風格上明顯不匹配。石獸方面，《水經(jīng)注》中的兩條文獻常被引用：“（曹嵩冢石馬）不匹光武隧道所表象馬也”“（中山簡王焉）采涿郡山石，以樹墳塋，陵隧碑獸，并出此山，有所遺二石虎，后人因以名岡”。由此似可說明帝王陵墓也有地上石刻的設置。但是，原陵之后的東漢帝陵更加簡化，劉焉葬儀則異常浮奢，以致“制度余國莫及”。故即便上述記載屬實，也應視為少數(shù)特例，非漢制常態(tài)。實物資料方面，孟津油坊村所見C型翼獸過往被認為與帝陵有關，這是基于鐵謝村“劉秀墳”為原陵所得出的推論。但現(xiàn)在已基本排除“劉秀墳”與原陵有關的可能性，上述推論就難以成立了。另外，楊寬先生認為洛陽象莊的石象與帝陵有關，目前也難以定論。因此，我們大致可以認為，除少數(shù)特例外，東漢帝、王陵墓的陵寢制度并不包括地上石刻。
考察墓主明確的資料發(fā)現(xiàn)，皇帝、諸王以下接受地上石刻的階層非常廣泛，上至三公，下至平民。據(jù)墓主身份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等級：
1.列侯、三公，墓地石刻包括闕、柱、碑、翼獸及羊、虎、馬等石獸。此等級墓地數(shù)量較少，有實物資料的為大司農(nóng)、太尉李固墓，但墓地石獸殘損嚴重已不可辨別，其余碑主為三公者的墓碑也有幾例。據(jù)文獻記載可補充吉成侯州輔墓、漢陽亭侯蔡瑁墓、太尉曹嵩墓、太尉橋玄墓四例。
2.千石至二千石的州郡長吏，墓地石刻主要有闕、柱、碑、石獸等。例如桂陽太守趙越墓地，設有石碑、石柱、石牛、石羊、石虎；弘農(nóng)太守張伯雅墓地布局更為復雜，石刻種類則主要包括石碑、石闕、石柱、石人及諸獸。
3.六百石及以下的刺史、縣長、縣令，以及郡縣屬吏。墓地所存實物多數(shù)為闕，但據(jù)文獻記載，亦有石刻種類較為豐富者。如安邑長尹儉墓地，就設有闕、碑、石獅、石柱、石羊等。
此外還有一些三老、不仕平民、女性的墓碑仍存世，但石刻組合情況多已無法獲知，故這里不再列出。
上述各等級墓地，在石刻的種類、組合方面似無太明顯區(qū)分。由于墓主明確的實物材料較少，同類石刻在不同階層中的形制、尺寸對比研究還較難展開。其中，闕的形制似乎可以用二出闕、單出闕區(qū)分等級，但大量的無銘闕如何界定還需進一步研究。因此就目前來看，我們還很難看出石刻在等級區(qū)分上存在完整的體系。
綜上，在東漢時期，地上石刻基本不見于帝王陵墓，但卻已被王陵以下多個階層的墓地所接納；同時，不同階層墓地在石刻的種類、組合等方面，未見有明顯差異。
五 結語：東漢墓地石刻盛行的表現(xiàn)與本質
本文對東漢墓地石刻的四個側面進行了分析：其一，種類豐富的各類石刻內(nèi)部，形成了相對固定的幾種形制，有的還形成了完整的發(fā)展序列。其二，石刻的空間配置，存在以功能意義為依據(jù)的穩(wěn)定模式。其三，存在五個主要分布區(qū)域，各區(qū)之間的石刻造型與工藝既各具特色，又常見交流借鑒。其四，使用階層較為廣泛，已被王陵以下多個階層墓地所接納。
上述四點恰能對應地上石刻高度發(fā)展之四個方面，且至遲在東漢中晚期已全部具備。進一步，我們對上述第三、四點進行深入分析，這種興盛局面的本質屬性也初露端倪。各區(qū)石刻工藝地域特征的高度發(fā)育，似能說明陵墓石刻在全國范圍內(nèi)并未有通行之范式；而使用階層的情況，更能夠說明中央勢力的缺位和地方勢力的主導。因此，墓地石刻的盛行，可能并非自上而下的“規(guī)制”，而更多的是約定俗成的“風尚”。若結合東漢的政治局勢，我們可以對這一點有更深刻的理解。
東漢中期以前，政局尚屬穩(wěn)定，光武帝劉秀、中山簡王劉焉的葬儀中，或許有地上石刻的內(nèi)容。其他階層的類似舉動較少，不過出現(xiàn)一些簡單的建闕、立碑活動。文獻記載中也常見官方主導立碑的活動，幽州秦君石闕構件上也記錄了“匪愛力財，迫于制度”的感慨。可見墓地石刻除皇室成員的偶然嘗試外，其他階層的相關行為也在官方規(guī)制約束之下。東漢中期以后，受外戚和宦官專權影響，皇權式微，“位至三公”者時常朝不保夕。相反，受政治腐敗和鎮(zhèn)壓民亂需求的影響，地方官吏和豪族的權力逐步加大，乃至于漢末成為分裂皇權的重要因素。在政治上強勢的地方官吏與豪族，在喪葬活動方面也傾向逾越禮制來炫耀權勢。過往學界已認識到，東漢中期以后大量出現(xiàn)規(guī)模宏大的前中后三室墓，就是上述嘗試在地下葬制方面的表現(xiàn)。地面建制上，地面石刻在過往稀缺少見，又能營造“公之于眾”的墓地氛圍，自然也是表達類似訴求的絕佳選擇。另外，大量儒生因常規(guī)晉升通道閉塞，不得不依附于行政長官，二者之間形成類似“君臣關系”的牢固網(wǎng)絡。這些門生故吏對所依附地方長吏的身后事也有責任和義務，包括服喪和策立墓碑，這顯然更加助長了墓地石刻之風。
總之，東漢中期以后“形勢大好”的陵墓地上石刻，反倒印證了規(guī)制約束已“流于形式”。故而陵墓地上石刻的盛行，就其本質而言，應是地方勢力炫耀權勢的特殊風尚。當然，我們也應該注意到，正是這些軟性的喪葬習俗，在后世卻升華成了可供追溯模仿的“故事”，對南北朝以降的陵墓石刻制度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使得地上石刻完成了從“風尚”到“制度”的蛻變。茲事體大，擬另文探討。
附記：承蒙徐州民俗博物館劉聰先生提供徐州地區(qū)幾件石獸的清晰照片，筆者得以觀察其完整形制，在此謹致謝忱。
（本文作者單位為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原文標題為《東漢墓地石刻的考古學研究》，全文原刊于《故宮博物院院刊》2023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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