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真刀真槍地”做……思想史研究

《重思現(xiàn)代歐洲思想史》，[美] 達林·M.麥克馬洪 / [美] 塞繆爾·莫恩編， 張智 / 左敏 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8月版，343頁，128.00元

美國學者達林·M.麥克馬洪 （Darrin M. McMahon）塞繆爾·莫恩 （Samuel Moyn）主編的《重思現(xiàn)代歐洲思想史》（原書名Rethinking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2014）是一部關于歐洲現(xiàn)代思想史研究的學術史、史學理論文集，收入了十四位資深思想史家在思想史學科復興的背景下關于歐洲思想史研究的反思性論文，從不同的思想史領域及不同的學科交叉視角重新思考歐洲思想史的發(fā)展脈絡、研究目的、流派方法和主要論點，力圖在新的研究語境中恢復和重建思想史研究的學術傳統(tǒng)。具體來說，這十四篇論文中既有反思過去幾十年間主要的思想史流派（如阿瑟·洛夫喬伊和他的觀念史、以昆廷·斯金納為代表的語境主義劍橋學派），也有梳理與回顧在二戰(zhàn)后至20世紀末英、德、法等國學術界的思想史傳統(tǒng)，尤其是在思想史與觀念史、科學史、新文化史、學科史等領域的關系討論中，把跨文化、跨學科的各種核心議題作為重新激活思想史研究的前沿，使“重思”（rethinking）具有尖銳的自我反思、批判性和建設性的力度和深度。

對于該書的兩位編者我們其實并不陌生。達林·M.麥克馬洪的《幸福：一部歷史》（Happiness: A History , 2006）多年前有中譯本（施忠連、徐志躍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1年），是一部西方思想史上的“幸?！庇^念史，該書考察了古代和基督教的幸福概念轉變?yōu)楝F(xiàn)世目標的種種途徑，同時也探究了幸福這一概念世俗化之后的曖昧之處以及作為一種價值觀的困惑。塞繆爾·莫恩的《最后的烏托邦：歷史中的人權》（The Last Utopia: Human Rights in History , 2010）也有中譯本（汪少卿、陶力行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莫恩作為偏重于政治史、思想史和法律史的學者，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和具體例證充滿了概念、意義、意圖及功利之間細致而復雜的論證，從中可以看到許多微觀的思想光譜與現(xiàn)實進程的關系，因此該書更像是一部以論辯和思想原創(chuàng)為特色的人權思想論著。

這兩位編者在其自身課題的研究中表現(xiàn)出來的學術敏感與思辨能力在這部歐洲思想史論文集中同樣表露出來。該書“導言”描繪了一幅“過渡中的思想史”的復雜版圖，主要內容是對思想史學科的發(fā)展及其與史學其他領域的關系的反思。在這幅版圖上充滿了復雜的地形、或顯或隱的邊界、縱橫交錯的小徑和相互擠壓的褶皺，同時在所有這些圖像上掠過時光流逝的光影變化。在這幅畫面上，一枚被稱作“思想史”的圖標隨著兩位作者的思緒和論述不停地移動，勾勒著變化與過渡中的思想史印記。勾勒這幅思想史學術版圖的背景是“目前思想史正享受著一個幾十年來所未有的聲名鵲起、充滿自信的時刻”，正是在這樣的時刻，兩位作者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自我反思的衰退跡象——相互推崇取代了尖銳爭辯，在輕松舒適的狀態(tài)中“可能演變成在一頂寬敞舒適的帳篷下對折衷主義的慶?！?。因此，“在這個全球時代及全球化的時代，在這一領域的關鍵時刻，從實踐中抽身出來，進行一次理論反思是合適的。現(xiàn)在正是總結歐洲思想史的發(fā)展歷程，評估它在當前所處的位置，并反思其未來可能性的時候” （第1-2頁）。這幾句話可以作為對該書內容的一種概括。但是我在閱讀中更重要的感受是該書所有論文的作者都是站在研究前沿上提出最有挑戰(zhàn)性的問題意識，同時在思考與論述中極盡思辨性地揭示議題中的所有復雜因素、微妙的語境以及無法下結論的難題，幾乎所有的議題都帶有在質疑與自我質疑中展開詰問與爭辯的論述方式。

數學家、哲學家王浩曾經在他的《超越分析哲學》（徐英瑾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提出一個令他困惑多年的問題：“為何哲學沒有在當代人的生活中占據重要的位置呢？”對于思想史研究者來說，這可能也是一個面對當下的困惑問題：為什么思想史研究沒有在當代人生活中占據重要位置？王浩所說的公眾對哲學的困惑是：“今日哲學家所搞的那些名堂，在很多時候看來就是一小撮嘩眾取寵的智者在面對一堆枯燥乏味的雞毛蒜皮時所搗鼓出來的一些毫無成果的論證游戲?！边@話說得很尖銳。其實說實話，在當代學術領域中這種“嘩眾取寵的智者”已經不是“一小撮”，而是多如過江之鯽。王浩提出：“我的核心論題是：哲學應當關注于我們人類當下的所知、所信和所感。依據在下淺見，這應當成為任何一種嚴肅哲學的根基?！保ㄒ娚蠒?，49頁）接著就是對“超越分析哲學”的最簡明的概括：“如若我們要嘗試著回答這個問題，那么這就等于要求我們在考察當今哲學之時將這個問題本身長記在心，自然，這也就等于要求我們自己從這樣一個角度真刀真槍地做哲學”（同上）。好一個“真刀真槍地做哲學”！而且作者把“所知”列為首要的、最為根本的探索目標，完全切合當下我們的生存狀況：所感之狂亂與所信之飄忽，根源正是來自所知之淺、之被遮蔽。由此想到在這部《重思現(xiàn)代歐洲思想史》論文集中，編者和研究者共同提出的極其復雜的問題意識、勇于自我詰問的精神和真知灼見也正是要求我們在當下“真刀真槍地”做思想史研究。

早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思想史界已經在面對社會史、文化史諸領域的崛起時意識到了自身的學科“危機”。1980年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和史蒂文·卡普蘭（Steven L. Kaplan）在康奈爾大學組織了一次以應對危機、自我反思為主旨的大型研討會，編輯出版了題為《現(xiàn)代歐洲思想史：新評價和新視角》（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eappraisals and New Perspectives，1982）的論文集，主要論題集中在思想史的語言轉向問題、使意義和語言理論化的不同方法、后結構主義文學理論的工具和批評視角能否為思想史家提供閱讀文本的新方法等。三十多年之后，達林·M.麥克馬洪和塞繆爾·莫恩仍然認為當年“卡普蘭和拉卡普拉的冒險事業(yè)將歐洲思想史帶到敏銳性的高點，帶到前所未有的自省式詰問”（第5頁）。這種評價也完全適用于他們自己編輯的這部《重思現(xiàn)代歐洲思想史》，而且在今天的思想史研究語境中，問題的復雜性與爭議的尖銳性遠超出八十年代初的語境，兩位編者無疑是站在了更有冒險性和敏銳性的新的高點上。

與該書相比，我在前段時間讀到的也是專門研究歐洲思想史的美國學者唐納德·R.凱利（Donald R.Kelley）的論文《思想史：從觀念到意義》（收入南?！づ撂丶{、薩拉·富特主編《史學理論手冊》，余偉等譯，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顯得像是一份關于“重思”的背景指南，“重思”這個概念也出現(xiàn)在該文之中（見該書第五章，123頁），對于閱讀這部《重思現(xiàn)代歐洲思想史》會有所幫助。但是假如把凱利這篇頗有概述性的論文作為《重思現(xiàn)代歐洲思想史》的導言，那也顯然難以匹配，主要的原因是兩者所預設的目標與讀者無疑是不一樣的。

作為思想史研究的門外讀者，我難以真正進入這幅版圖的那些思想漩渦之中，但即便只是在藝術史學領域的工作經驗也使我意識到這幅版圖的意義絕不局限于思想史研究。這篇導言和該書所收論文的討論內容實際上是以思想史研究視角去重新認識自身與幾乎所有史學研究學科的關系，所提出的問題意識和討論路徑既是極為專業(yè)的、微觀的，同時對于所涉及的其他史學領域的研究同樣具有重要的啟發(fā)性和借鑒意義。

彼得·E.戈登（Peter E.Gordon）的論文《思想史中的語境主義及批評》對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的劍橋學派提出部分質疑，這是我比較感興趣的議題。兩位編者在“導言”中提醒說，如果說英國劍橋在這里更多是作為反思的對象和批評的目標，而非未來思想史的發(fā)源地，其原因僅從討論這些論文的研討會是在馬薩諸塞州的劍橋舉行的就能說明問題。這也是關于學術史中的地緣與譜系研究的一個案例。由此談到“劍橋學派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局限于對近代早期的研究，它并未對美國從事近現(xiàn)代研究的學者產生普遍的影響，而美國的‘思想史’學科無疑提出了令人興奮的理論建議，也有其本土傳統(tǒng)”（第7頁）。這已經是對戈登所處的研究者語境的一種說明。戈登在他的論文中并非要全面質疑和推翻斯金納的“歷史語境主義”（Historical Contextualism），而是質疑“作為關于意義的普遍理論的強語境主義”。他的具體觀點是：“我并非建議思想史家放棄使用有限意義上的語境主義，即作為一種注意到語境的方法。在這一有限意義上，語境主義是歷史理解的重要工具，因為它喚起我們去注意思想在不同的和多樣化的環(huán)境中所產生的共鳴和影響。我將在文章的最后回到這個更具限制性和更為有利的語境主義。這里，我旨在建議，思想史家不應贊同一種作為整體的、詳盡的意義理論的語境主義，也就是說，不應贊同這樣一種觀點，即：特定語境可以完全解釋一個觀念的所有可能性。這種窮盡性的觀點取決于一些前提，而在最好的情況下，這些前提也是不可靠的?！保?5頁）這對于我們在研究中如何適當運用語境主義方法是一個很有啟發(fā)性的提醒，問題就回到了重返歷史語境與研究者現(xiàn)實語境的關系之中。最重要的是，要警惕“將歷史研究視為一種與現(xiàn)實保持疏離的實踐，這一假設只會強化我們的這樣一種感覺，即過去乃異邦”（54頁）。應該認識到過去并非異邦，所有的時代也并非孤島，所謂的歷史語境也不可能是一個自足、封閉、絕對唯一的本土環(huán)境。這樣的話，我們在重返歷史語境的路徑上就應該帶有多元視角和保持清醒的條件意識，從而使實踐性的和批判性的思想史研究成為可能。

要真刀真槍地研究思想史，就不能忘記，更不能有意割裂思想觀念與人的生活的真實聯(lián)系，不能無視在這種聯(lián)系中可能呈現(xiàn)的政治性沖突關系。這對于那些經歷過全能政治時代而在時代有所轉型之后從事思想史研究的個人來說，對待這種真實聯(lián)系的態(tài)度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種思想成色的檢驗。該書中瑪茜·肖爾（Marci Shore）的論文《我們能看見觀念嗎？——喚起、經歷和共情》主要從觀念史與經驗史研究的視角回應了這個問題。她強調“要克服觀念論—經驗論的劃分，捕捉觀念的真相和人的真相，意即同時尊重個體和他們思想的‘厚重感’。畢竟，沒有任何觀念產生于時間、空間和具體的人的生命之外?！睢倳肭郑砣肫渲小保?21頁）。所謂“捕捉觀念的真相和人的真相”，就是要把觀念與人的真實性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她反復談到了有關“海德格爾事件”的各種思考路徑和觀點，認為這是一個長期困擾思想史但又無法確切回答的因果關系問題。但是無論如何，“如果知識分子經歷著觀念，那么為了歷史地理解這些觀念，我們就需要理解那些經歷了它們的人的經歷”（231頁）。從這個意義上說，思想史研究不能脫離對研究對象的個人生活經歷的研究。她以伊琳卡·扎里佛波爾-約翰斯頓為羅馬尼亞裔法國哲學家埃米爾·蕭沆寫的傳記為例，約翰斯頓在書中堅持認為，“需要在與蕭沆的生活更為緊密的聯(lián)系中解讀他的文本……不是要把文本視為他生活的直接反映，而是作為他自己對這種生活的解讀”（231頁）?，斳纭ば栒J為，“這種政治介入在我們抽象地談論觀念與生活的關系、談論觀念領域和經驗領域的關系時，常常是‘房間里的大象’，它觸目驚心地存在卻被人們刻意回避一一政治往往會支配‘現(xiàn)實生活’的經驗領域。這就迫使我們提出更進一步的問題：共情和辯護的分界在哪里？”（232頁）這就說得很清楚了，在我的理解中，是否真刀真槍地做思想史研究，那頭“房間里的大象”也是一個重要的檢測點?，斳纭ば栠€說，“觀念從來不是純潔無瑕的?！保ㄍ希┻@對于識別當下那些僅僅在文本與觀念中深耕細讀，企圖或在客觀上為劣跡惡行洗白的思想史、文學史研究來說，是很好的箴言。因此，“我們能否利用傳記來照亮思想史，同時又不把傳記簡化為政治，要么譴責要么辯護？”（233頁）這是思想史研究無法回避的問題。

朱迪絲·瑟吉斯（Judith Surkis）的論文《丑聞與增補：關于思想史與文化史》從一個獨特視角提出了以“丑聞”和“增補”為中心的問題意識，所關注的是思想史與文化史之間的交叉關系。作者首先從新文化史家那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關于把丑聞置于主流歷史研究之中的觀點談起，希望“丑聞和增補這對雙子主題非但沒有敗壞女性主義史學和文化史，反而為我們提供了富有成效的方式，去思考這兩個關系密切的史學領域之間的關系”（105頁）。在新文化史研究中，丑聞已經成為重要的歷史分析場域。正如林·亨特（Lynn Hunt）對色情文學的研究所顯示的，關于丑聞的研究“給理解政治和權力的種種精神-象征維度提供了新洞見”（105頁）?！八鼈冞€重塑了有關歷史‘事件’的觀念，質疑了宏大歷史敘述?！保?06頁）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早期，唯物論的社會解釋模式和“年鑒學派”的長時段“范式”的局限性越來越清晰可見。就在此時，對丑聞的探究激情四溢，給歷史學者提供了誘人的方法；而對文學和哲學領域的丑聞的關注，也吸引了思想史學者的注意。因為“這些丑聞提出了有關作者身份，以及作家的倫理和政治觀點的問題”（107頁）。到了八十年代末，政治丑聞成為爭論與騷動的源頭，對文學評論家保羅·德曼（Paul de Man）戰(zhàn)時作品和馬丁·海德格爾在政治上信奉納粹主義的關注“進一步推動學界就文本與語境的關系問題展開討論?！@些批評同樣關注思想史在政治上和方法論上的得失”（同上）。很顯然，思想史研究無法回避關于丑聞的議題。

實際上，思想史研究中的“丑聞”概念是廣義性的，更接近于被權力與意識形態(tài)謊言遮蓋的歷史惡行。因此作者認為，“沿著這一脈絡進行的新研究表現(xiàn)出對殖民和后殖民時期的暴力與剝削的關注，還有對如戰(zhàn)爭與犯罪、性與轟動性事件、反猶主義、公開審判這些更為人所熟知的主題的關注；這些研究也顯示出更廣泛的轉變。近十年來的新帝國主義戰(zhàn)爭、恐怖主義、國家批準的嚴刑拷問和企業(yè)的違法行為……”（120-121頁）從這個意義上，作者接著討論了歐洲關于穆斯林頭巾和“面紗”的爭議。她認為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具有鮮明政治性的思想史問題：“女學生的服飾選擇考驗了人們對歐洲思想史核心概念的思考，考驗了格爾茨的符號解釋模式。對共和主義、民主、世俗主義、權利、普世主義、自由、平等、同意、良心、隱私和公共領域進行政治思考的歷史，全都為這些女孩的行為及其引發(fā)的后續(xù)討論所檢測和改變。”（122頁）瑟吉斯以人類學家瑪揚蒂·費爾南多（Mayanthi Fernando）對這個議題的深刻論述為例——“費爾南多的解釋拒絕這樣的解讀，即頭巾象征著相互獨立、互不相容的文化之間的‘沖突’”，說明費爾南多的研究在一些重要方面為傳統(tǒng)思想史研究作了增補（123頁）。由此而引申出關于“增補”作為一種方法論的意義的闡釋：“將‘思想史和文化史’放在一起的提法，最好被理解為增補性的，或至多有‘弱一致性’。……增補質疑著確定的邊界，同時抵制著自主和融合?！?/p>

最后作者指出，可以把“丑聞與增補”這對“雙子主題”理解為凸顯差異性與獨特性所具有的價值，是對學科邊界的檢測而非固化，更重要的是對關于語境與文化的總體化觀念提供批判性的矯正意見。很顯然，是否愿意接納和主動探尋“丑聞與增補”，也是衡量是否真刀真槍地做思想史的一種檢測。

前陣子在美術史年會上和一位美術史同行學者談起整理老一輩學者的學術遺產問題，他也認為這是本學科亟待迅速開展的學術史工作。但我的疑慮是當下某種學術史敘事模式所存在的共同問題：有意無意甚至是刻意地回避在學術史中的那些與充滿沖突性選擇的歷史語境、與學術外因素混雜在一起的爭議事件甚至是政治倫理丑聞的歷史，于是一部學術史看起來總是顯得那么純粹和令后學者敬佩。這種極為化約的學術史敘事自覺地與歷史語境和所有復雜因素高度切割，無疑是在與歷史研究各領域學科的比較中自我貶低，因為即使在同樣的大氣層之下還存在稍為像樣的研究。因此，重思現(xiàn)代思想史的視角的確有某種普遍性的啟發(fā)意義。

讀完該書所有論文之后，有所遺憾的是關于思想史研究中的“圖像轉向”基本上是一個空白。雖然楊-維爾納·米勒（Jan-Werner Müller）在他的《論概念史》中提到了希望概念史能夠卓有成效地將其目標和抱負轉向理解生活經驗，“將對政治圖像學的關注囊括進來”（84頁），但是并沒有在這個方面展開論述。在該書的多篇論文中都論述或談到了昆廷·斯金納的“歷史語境主義”，但是都沒有提到他關于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的政治哲學與圖像敘事之間關系的研究，而這本來可以看作是思想史研究中的“圖像轉向”的典型范例。根據斯金納的解釋，西方傳統(tǒng)在論辯中有運用修辭方法的習慣，不過到了文藝復興時期，隨著印刷術的興起，一種新的方法，即繪畫變成“一種極為有力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形式來呈現(xiàn)你的觀點”（昆廷·斯金納著、李強、張新剛主編《國家與自由：斯金納訪華講演錄》，朱華輝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63頁）。 以這種語境為背景，斯金納頗為細致地分析了霍布斯于1642年發(fā)表的拉丁文版《論公民》以及1651年英文版《利維坦》這兩部著作的卷首圖。他認為“兩部作品都有意義豐富且精妙絕倫的卷首圖，用于介紹霍布斯的觀點。對我而言，它們最好地展現(xiàn)了兩本著作復雜的政治觀點”（同上，65頁） 。我在一篇即將發(fā)表的論文中談到，從歷史圖像學研究的角度來說，斯金納首先通過史料考證肯定了這兩幅卷首圖的確是傳達了霍布斯本人的創(chuàng)作意圖，而不是畫家的個人想法，解決了文本作者與圖像作者的思想觀念的一致性問題。在思想史研究中，在文本——觀念——圖像——圖像作者之間充滿了復雜的關系，不能簡單地把圖像所表達的觀念直接看作是文本作者的觀念，必須經過考證才能確定圖像與文本作者觀念的關系。其次，我認為斯金納以圖像文本與古典文獻進行比較分析的方法揭示這兩幅卷首畫所蘊含的思想涵義，同時在具體分析論述中緊貼那些圖、文的歷史語境，把它們看作是霍布斯的思想資源，使思想史研究中的圖像研究始終不脫離思想語境。

歷史學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他的《圖像證史》（Eyewitnessing: The Uses of Imag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2001）中還提到斯金納有一篇重新解釋安布羅焦·洛倫采蒂（Ambrogio Lorenzetti）為西耶那市政廳繪制的壁畫的文章，題目是《把藝術家視為政治哲學家》，伯克認為這是“解讀圖像的方法之一”。他指出，把抽象概念可視化和具體化并不僅僅是視覺藝術家面臨的問題，“長期以來，象征和符號本身在政治中一直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彼得·伯克《圖像證史》，楊豫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80頁）。

由此看來，現(xiàn)代歐洲思想史的“重思”正未有窮期，的確如該書前言所講，“這是個過渡時刻”。對于我們而言，更是一個必須面對是否愿意真刀真槍地做思想史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