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金龍談點校本《南史》修訂

張金龍（章靜 繪）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陸續(xù)完成、出版的點校本“二十四史”是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代表性成果。然而，限于當時的條件，點校本仍然存在不少不足，標點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2006年，點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訂工程啟動，2013年以來，新的修訂本陸續(xù)推出，近期問世的《南史》修訂本是這一工程的最新成果?！赌鲜贰返男抻営墒锥紟煼洞髮W張金龍教授負責，《上海書評》請他談了《南史》和《南史》修訂的相關(guān)問題。

《南史》以八十卷的體量撰寫宋、齊、梁、陳一百七十年歷史，就其編纂情況和內(nèi)容特點，請您做一簡要介紹。

張金龍：《南史》全書八十卷，分為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是記述南朝宋、齊、梁、陳四朝一百七十年（420至589年）歷史變遷中各類人物事跡的紀傳體史書?！赌鲜贰分挥屑o、傳而沒有表、志，似乎顯得體例不夠完備。究其原因，主要還是因為表、志修撰比起紀、傳困難更大。就表而論，需要更細致精確的史料，當時李延壽并不能掌握修表所具備的基本資料。再者，南北朝史書的志都已無缺，其中涉及梁、陳、北齊、北周、隋五朝的《隋書》十志（《五代史志》）的修撰，李延壽是主要參撰者，加上《宋書》《南齊書》和《魏書》的志，體量不小，他大概沒有精力和時間對之進行刪削，而且典志涉及范圍廣泛，以一人之力熟悉這么多朝代的所有典章制度幾乎不大可能。如果把志也列入《南史》和《北史》的編撰計劃中，工作量可能還要翻倍，在當時來說并不具備可行性。

李延壽的修史工作深受其父李大師的影響，請問這種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什么方面？根據(jù)李延壽的記述，李大師是希望能擬《吳越春秋》而以編年體修撰南北朝史，為什么最后李延壽沒有采用其父編年體的修撰設(shè)想，而采用了紀傳體？

張金龍：《南史》和《北史》雖為李延壽獨撰，但其緣起則始于其父李大師，也可以說這兩部史書體現(xiàn)了李氏父子二人的歷史觀。《北史·序傳》載：“大師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別國并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常欲改正，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笨芍缇兔劝l(fā)了修史意愿，具體何時難以確知，估計是在隋朝實現(xiàn)南北統(tǒng)一之后。李大師少時曾親身經(jīng)歷了北齊、北周及南北分裂的局面，隋末的動蕩紛爭以及給他人生帶來的苦難經(jīng)歷，也都會促使他生成反對分裂和戰(zhàn)爭、向往統(tǒng)一和安寧的社會局面的歷史認知，當然主要原因還在于經(jīng)過南北朝長期分裂以后到隋唐所形成的大一統(tǒng)局面呼喚能夠體現(xiàn)新時代歷史觀的史書的出現(xiàn)。延壽所述大師的歷史觀，其實也即是他自己的歷史觀?！澳蠒^北為‘索虜’”，實指《宋書》；“北書指南為‘島夷’”，實指《魏書》。此二書修撰于南北朝時期，幾乎可以看作是當代史，既是南北朝各史中體量最大也是最能顯示南北朝政權(quán)各自歷史觀的史書?，F(xiàn)有南北朝史書不僅在歷史觀上不能適應(yīng)新時代的要求，而且還由于受當年分裂和敵對局勢的影響，在涉及對方歷史的記述上存在失實之處，后人在閱讀時很容易被各自片面的或失實的記載所誤導，從而形成錯誤的歷史認知。不僅如此，所謂“索虜”和“島夷”的子孫后代現(xiàn)在就生活在同一國度，其原有的偏狹的族群認同急需改變，惟其如此，才有利于人們在一個新的大一統(tǒng)國家和諧有序地生活。當然，也只有這樣，李唐皇朝的統(tǒng)治才能更加鞏固。

李大師最初的計劃是修撰一部像《吳越春秋》那樣的編年體史書，也就是將南北朝歷史融入一部書中記述，然而，最終由李延壽完成的《南史》和《北史》卻是以紀傳體的形式呈現(xiàn)出來，并且南朝和北朝各自成書，與大師當初的設(shè)想并不一致。這也表明，延壽修撰二史主要繼承了其父的歷史觀，而對其舊稿——如果有的話——的承襲可能比較有限。之所以有這種變化，還在于當時并不存在修撰一部融會南北朝歷史的編年體史書的條件，一則當時所能利用的歷史記載主要還是紀傳體的前代史書，二則他還無法以一己之力完成這么一部史書。

唐太宗貞觀初年設(shè)立史館，李延壽就是史館中的史家，且先后參與《晉書》《隋書》（包括十志）的編修，請問這些修撰經(jīng)驗對李延壽編定南北二史有何影響？唐初修史熱情高漲，與李延壽同期涌現(xiàn)出諸多杰出的史家，您如何評價李延壽在其中所處的地位與所作的貢獻？

張金龍：唐初，在顏師古、孔穎達主持和魏徵監(jiān)督下，李延壽和敬播具體負責《隋書》紀、傳的修撰，貞觀五年以后延壽就未參與其事，而在貞觀三至五年參與《隋書》修撰時，他還將部分時間用于《南史》和《北史》資料的準備，大概在《隋書》修撰上投入的精力比較有限。利用貞觀初年修《隋書》之機抄錄的資料，延壽在貞觀五年“內(nèi)憂去職”之后可能就已開始著手二史編纂事宜，這次準備的資料遠未達到完成二史之所需。更好的機會要到十年之后才出現(xiàn)，延壽于貞觀十五年和十七年先后參與了《晉書》和《隋書》十志的修撰，當時五代史已編撰完成，雖然外人難以看到，但他在崇賢館修史時可以自由使用，這使得他有機會進行披覽抄錄。在《晉書》和《隋書》十志修撰期間，他應(yīng)該只是為二史編撰準備資料，恐怕沒有多余的時間進行實質(zhì)性的編撰工作，待到《晉書》和《隋書》完成后，他才有可能騰出時間來進行二史的編撰。當然，在抄錄資料過程中也應(yīng)該會思考二史如何編撰的問題，《晉書》和《隋書》十志的修撰尤其是前者肯定會對他編撰二史有所啟發(fā)。在參與唐初官修史書修撰過程中，延壽的修史能力得到了充分鍛煉，更主要的是他能夠接觸到更多可資利用的資料，并趁本職工作之暇加以抄錄，這為他最終實現(xiàn)父親遺愿提供了良好條件。

李延壽從貞觀三年前后入仕起，到完成《南史》和《北史》的修撰已逾三十年時間，其入仕時或者說開始繼承父親遺志為修史進行準備時大概在二十五至三十歲左右，至其完成修史時當已接近花甲之年。延壽參與官修《隋書》和《晉書》，獨立修撰為當朝所重的三十卷《太宗政典》，可能還參與了太宗、高宗朝國史或?qū)嶄浀男拮?，更主要地是以一己之力編撰了一百八十卷的《南史》和《北史》，以這樣的成就在著作家輩出的唐初文苑，無疑還是能夠大放異彩，不僅可以說他是唐初十分杰出的史家之一，而且也可以說是整個唐代十分杰出的史家之一。

您如何看待《南史》與《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在編撰旨趣上的差異，以及由此體現(xiàn)出的長處和價值？

張金龍：得以流傳后世的南北朝八代正史是李延壽編撰《南史》和《北史》的主要資料來源，同時他還有機會見到八代正史之外的其他史書，這就使得二史能夠提供超出八代正史的歷史資料。延壽自謂在八代五百五十卷正史之外，還勘對了一千余卷雜史，似乎有較大程度的夸張，符合事實的說法應(yīng)該是，其在八代正史以外所涉獵或勘對的雜史可能與正史的卷數(shù)相差不大，距一千余卷還差一半，即便是這個數(shù)字也并非可以輕易為之。

就南朝部分的卷數(shù)來看，南朝四史紀、傳部分的總卷數(shù)分別為三十、一百八十卷，而《南史》紀、傳部分的卷數(shù)分別為十、七十卷，刪除了六成以上。這無疑是一項高難度的工作?！赌鲜贰妨袀饔涊d的順序是：首先為《后妃傳》上、下卷，通記南朝四代的后妃；接著依次記載宋、齊、梁、陳四代的王公大臣，每一代先記宗室及諸王，再按時序記載將相大臣等軍政人物，而有資格入傳的家族人物往往附于其先祖之下；其后依次為類傳、《夷貊傳》和《賊臣傳》，應(yīng)該說在體例上比四代正史更為規(guī)整，表明李延壽在編撰體例上進行過通盤的考慮并付諸實施。

從四史的類傳與《南史》的類傳卷目也可看出這一點?！端螘返念悅饕来螢椤缎⒘x》《良吏》《隱逸》《恩倖》；《南齊書》的類傳依次為《文學》《良政》《高逸》《孝義》《倖臣》；《梁書》的類傳依次為《孝行》《儒林》《文學》（上、下）《處士》《止足》《良吏》；《陳書》的類傳依次為《孝行》《儒林》《文學》。而《南史》的類傳依次為《循吏》《儒林》《文學》《孝義》（上、下）《隱逸》（上、下）《恩倖》。應(yīng)該說，無論是類傳名稱還是其排序，《南史》與四書都有出入，就名稱而言，比《宋書》多出了《儒林》《文學》兩傳，比《南齊書》多出了《儒林傳》，比《梁書》多出了《循吏傳》；就排序而言，其《隱逸》《恩倖》兩傳的次序與《宋書》相同，《儒林》《文學》兩傳的次序與《梁書》和《陳書》相同，總的來看由于名稱有出入，兩者在排序上的差別也較大。李延壽所選擇的類傳人物大體不出四書所載范圍（間有超出者），但其名稱的沿襲或更改以及次序的安排，都反映了他對各類人物在南朝歷史上地位和作用的認識和評判，一定程度上也體現(xiàn)了他的歷史觀和為政理念，有著觀照現(xiàn)實的因素。

《南史》有關(guān)四夷的記述也能夠看出李延壽的歷史觀，特別凸顯了他以大一統(tǒng)時代的歷史觀來觀察分裂時期南朝各代與周邊民族、域外政權(quán)之間關(guān)系的認知?！端螘肪砭盼逯辆虐朔謩e為：《索虜傳》并附芮芮等傳，《夷蠻傳》（南夷、西南夷、東夷、荊雍州蠻、豫州蠻），《氐胡傳》；《南齊書》卷五七至五九分別為：《魏虜傳》《蠻傳》《西南夷傳》《芮芮虜傳》等；《梁書》卷五四《諸夷傳》包括《海南諸國傳》《東夷傳》《西北諸戎傳》。比較來看，若作為《四夷傳》來說，以《梁書》的記載最有章法，《宋書》和《南齊書》所記除了四夷，還包括了國內(nèi)蠻族以及南北朝交界地帶的鮮卑和氐、羌政權(quán)，兩書都將北魏作為各傳之首，體現(xiàn)了對其勁敵的高度重視?！读簳芬褜⒈蔽簭摹吨T夷傳》中剔除出去，一則北魏在梁中葉就已不復存在，二則作為唐初所修正史，其統(tǒng)治集體成員的祖先大多來自北魏及其后繼政權(quán)，若將北魏歸入諸夷傳顯然不符合當下的歷史認知。而修成于南朝的《宋書》和《南齊書》則是對其國內(nèi)史觀的如實表達，北魏由“索虜”到“魏虜”的變化，反映了劉宋和南齊對北魏在認知上的改變，也是南北朝關(guān)系由完全敵對的戰(zhàn)爭關(guān)系轉(zhuǎn)變?yōu)橄鄬徍偷膽?zhàn)和關(guān)系的反映?！赌鲜贰肪砥甙恕⑵呔艦椤兑孽鰝鳌飞?、下，其中上卷包括《海南諸國傳》《西南夷傳》，下卷包括《東夷傳》《西戎傳》《諸蠻傳》（荊雍州蠻、豫州蠻），其后《西域諸國傳》載高昌國、滑國并附呵跋檀等國，最后載《北狄蠕蠕傳》。可以看出，《南史》的《夷貊傳》主要是在承襲并縮減《梁書·諸夷傳》基礎(chǔ)上又加入了《宋書》的《荊雍州蠻、豫州蠻傳》，對柔然的稱謂則沿襲了北魏以來的“蠕蠕”，而未用南朝的“芮芮”，同時也棄用《宋書》之“芮芮虜”和《南齊書》之“芮芮國”，而以“族”目之。之所以主要承襲《梁書》之《諸夷傳》，是因為南朝的對外關(guān)系到梁朝已達到極盛期，更能代表南朝與域外政權(quán)的關(guān)系，關(guān)鍵是因為《梁書》修成于唐初，與李延壽所秉持的歷史觀是一致的。

李延壽自述其增刪南朝四史的原則是“鳩聚遺逸，以廣異聞”，“除其冗長，聚其菁華”，您認為他的增刪工作做得如何？您如何評價此中得失？

張金龍：關(guān)于《南史》刪節(jié)四書的問題。四庫館臣和清代考據(jù)學的幾位泰斗都有專文指摘，的確，相對于八代正史，《南史》和《北史》刪繁就簡是一大特色，也是最為后世史家評述時所稱道者。在趙翼看來，既有“南史刪節(jié)之得當者”，“亦有不當刪而刪”者。對于通盤地了解和認識南北朝歷史來說，“簡凈”可收易讀之效，更易于讀者把握歷史的整體脈絡(luò)，但對于現(xiàn)代的研究者來說，“簡凈”卻不利于全面準確地認識歷史的真實性和復雜性?？偟膩碚f，古人了解南北朝歷史多通過二史，而今人研究南北朝史則主要依靠記載更詳實的八代正史?？偟膩碚f，二史的成功主要在于刪繁就簡，而二史為人詬病則在于刪而不當，可見進行刪改并非易事，必須慎之又慎。

關(guān)于《南史》增補史事的問題。李延壽自述其對八書進行刪節(jié)的同時又補充了不少“小說短書”的內(nèi)容，而這些“小說短書”大多在后世湮沒無聞，這使得《南史》和《北史》在史料價值上有可能超越八書。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應(yīng)該是二史最具價值之處。在趙翼看來，《南史》不僅有對四書的刪節(jié)，也有在四書之外新的增加，不過，有利難免有弊，錢大昕所做的考訂顯示，這種情況大多屬于弊多利少。

關(guān)于《南史》不合史例史法的問題?！赌鲜贰分写嬖诓缓鲜防?、史法或者說體例不純的問題，這在增刪過程中實際上多有體現(xiàn)，對此，趙翼和錢大昕都有專文論述。趙翼認為李延壽在對《宋書》體例進行改變的同時未能根據(jù)具體情況做出相應(yīng)的調(diào)整。這可以說是《南史》《北史》史法的一個主要特色，當然也是其不合史法的表現(xiàn)。而二史中的子孫附傳之例更是“非史法”的典型表現(xiàn)。錢大昕則指出好幾條《南史》有乖史例史法的事例。當然，一部史書要做到在體例和方法上的完全一致或純而又純，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何況對于涉及千百人物的大部頭著述就更是難以做到。

關(guān)于李延壽不諳官制的問題。錢大昕對《南史》的不少批評，其實多與官制有涉，亦即對于被記述者的官職如何表述或怎樣刪改才能算是適當合理的問題。錢氏指出的“《南史》于刺史、軍號什去其七八，或并不書都督”的現(xiàn)象，不僅是關(guān)乎體例的問題，也是《南史》修撰時刪節(jié)最多且因此導致大量錯誤的原因，雖然這種處理方式可以使《南史》的文字在四書基礎(chǔ)上大量簡化，但極易導致錯誤且使得史書的史料價值大大降低，對于一部供后人了解歷史真相的史書來說，這種問題可以說是致命的。二史中此類因刪節(jié)而出現(xiàn)的自相矛盾及史實乖謬之處，可謂俯拾即是，不勝枚舉。李延壽在撰史時對這類記載似乎未做通盤考慮，而是在前史基礎(chǔ)上僅就對應(yīng)的紀、傳文字進行刪削，從而出現(xiàn)了諸多本不該有的錯謬。除了因刪節(jié)所致錯謬外，《南史》中還有因刪改而致原本比較清晰的記載因過于簡略而致“語義不明”者。當然對于紛繁復雜的南北朝歷史，李延壽不可能全都有充分的研究和準確的認識，這也是導致二史疏失較多的原因。

新出版的《南史》修訂本

李延壽所修《南史》和《北史》直接打破了此前南朝和北朝各自修史的局面，司馬光說李延壽所修南北二史“堪稱近世之佳作”，您如何理解這一評價？您認為李延壽在消弭南北分隔的努力上做得如何？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認為李延壽在二史的修撰中明顯是以北為正統(tǒng)的，錢大昕也認為他有“內(nèi)北而外南”的傾向，對此您如何評價？

張金龍：司馬光對南北二史的評價，實際上也是他自己歷史觀或《資治通鑒》編撰旨趣的體現(xiàn)，兩者的共通之處在于：《南史》《北史》和《通鑒》都是通史，只不過前者是較短時段幾個朝代的歷史，而后者則是很長時段眾多朝代的歷史；兩者的編撰方法都是對舊史的刪繁就簡，只不過前者是承襲了舊史的紀傳體體例，而后者則是將舊史的紀傳體改造為編年體；兩者的目的都是通過編撰新史剔除舊史中與新時代不合拍的歷史觀念，更容易為當代的讀者特別是統(tǒng)治者所接受，從而更好地發(fā)揮歷史有用于世或資古以鑒今的作用。兩者的不同之處在于，《通鑒》資治的目的十分突出，故而司馬光對于與資治無關(guān)的“譏祥詼嘲小事”是排斥的，而二史的資治傾向不甚強烈，李延壽的主要目的在于編撰一部符合大一統(tǒng)時代歷史認知的反映南北朝歷史全貌的著作，故而愿意采納“譏祥詼嘲小事”之類的記載。

李延壽明確指出《南史》和《北史》“凡八代，合為二書，一百八十卷，以擬司馬遷《史記》”。之所以專門指明以《史記》為藍本，就是因為二史與《史記》一樣皆屬通史性質(zhì)的紀傳體史書，而兩《漢書》及《三國志》則是斷代史。趙翼認為《南史》和《北史》有效仿《三國志》的情況，從紀傳體的角度的確可以這樣看，但另一方面兩者卻有很大不同，《三國志》由于將三國政權(quán)放入同一部史書而作的正閏之別，在《南史》和《北史》中則因南北朝政權(quán)分屬兩部史書而得以化解，反映了李延壽和陳壽在歷史觀上的根本區(qū)別，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西晉和唐朝這兩個時代不同歷史觀的體現(xiàn)。

關(guān)于《南史》“內(nèi)北而外南”的問題。李延壽繼承先父遺志，意欲改變已有南北朝史書中互相敵視和攻訐的現(xiàn)象，總的來看這一目標基本上達成了。《南史》與《北史》分別成書而不是合為一書，有助于解決這一問題。如果將二史合為一書，作為紀傳體史書勢必要面對在本紀中以哪一方為正統(tǒng)的問題，而將南北朝歷史分別成書，可以說極為巧妙地解決了這一難題。盡管如此，唐朝的都城和政治重心都在關(guān)中地區(qū)，可以看作是北朝尤其是隋朝的繼承者，故而不排除官方史觀存在“內(nèi)北而外南”的傾向，尤其是在遇到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的場合。盡管錢大昕指出其有“自亂其例”之嫌，但與在整本書的體例上明確區(qū)分正閏相比，畢竟有著實質(zhì)性的不同。《南史》經(jīng)過令狐德棻和當朝宰相的審定，錢氏所指出的情形有沒有可能不是延壽原本的表述，而是德棻或其他宰相所改呢？

事實上，《南史》和《北史》在成書后的一千多年時間里廣為流傳，其影響力甚至超過了八代正史，您認為造成這一現(xiàn)象的原因是什么？

張金龍：應(yīng)該說，《南史》和《北史》廣為流傳的主要原因還在于：一方面，其歷史觀符合唐代以后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其所受到的評價遠高于八代正史。《新唐書·李延壽傳》云：“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敝^二史遠超八代正史，只能就其簡潔而論，而不能作為對兩者的全面比較。曾?？边^二史的北宋史家宋祁修撰《新唐書》紀、傳的旨趣與李延壽修撰二史的旨趣相去不遠，這是其對二史高度評價的出發(fā)點。二史在后世頗受好評，的確與其簡潔有關(guān)。毫無疑問，唐宋時期二史的傳播和影響力遠比八代正史為大，大多數(shù)士子了解南北朝歷史是通過二史而不是八代正史，無論是唐代《舉人條例》，還是南宋朱熹的科舉私議，八代正史完全被二史所取代而作為了解南北朝歷史的基本文獻來看待。明清時期這種情況應(yīng)該也沒有根本改變。

可否簡單介紹現(xiàn)存的《南史》版本、刊刻及收藏情況？ 

張金龍：現(xiàn)存《南史》宋代版本，有如下兩種：一、南宋前期浙刻本。本次修訂中利用了今存于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四卷殘本。二、南宋中期建刊本。該版本實際文字錯訛不少，修訂中利用了今分別藏于國家圖書館（中有清人補抄的數(shù)卷）四十六卷本（再造善本）和遼寧省圖書館所藏一卷（卷七〇）宋本。

《南史》和《北史》在元代又有重刻?，F(xiàn)存元刊本《南史》為元成宗大德十年刻本（簡稱大德本）?，F(xiàn)存被標注為大德本的多種《南史》，分別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湖北省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及日本靜嘉堂文庫、東洋文庫等機構(gòu)，幾乎都經(jīng)明代重修補配（甚至很有晚于民國時期補配的情況），沒有一部是元代刻印之足本。這次修訂利用了幾種參與國圖及中國臺灣相關(guān)藏書機構(gòu)的幾種大德本殘卷。

明嘉靖七年（1528），南京國子監(jiān)奉命對所藏舊版進行修補并印行。此后南監(jiān)本歷經(jīng)修補、刷印，直到清代嘉慶十年板毀于火。南監(jiān)本雖曾多次刊行，流傳較廣，但完本之嘉靖或萬歷刊本今已難得一見。稍晚于萬歷重刊南監(jiān)本，北京國子監(jiān)也刊刻了二十一史，其中《南史》刻于萬歷三十、三十一年?？滴跄觊g對北監(jiān)本作過一次全面修補。明末崇禎年間，海虞毛晉汲古閣刊刻十七史，其中有今存汲古閣本《南史》。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開雕二十一史，至十一年完成，其中《南史》據(jù)明北監(jiān)本校刊，每卷末附載考證若干條。

1935年，作為百衲本二十四史系列之一，百衲本《南史》由上海商務(wù)印書館影印出版。百衲本《南史》由多種大德本補配而成，據(jù)張元濟《跋》，該書乃借影北平圖書館所藏大德本并補以涵芬樓藏本，漫漶處則用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江安傅氏藏園所藏之本加以抽換，仍有殘缺者則用他本挖補，故其不盡為大德本之原本。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時多有描潤修補，兼具影印本和校本雙重性質(zhì)。

您如何認識1975年版點校本《南史》？此次修訂本相較此前點校本解決了哪些問題？彌補了哪些不足？

張金龍：1975年中華書局出版的點校本《南史》，由盧振華點校，王仲犖覆閱，魏連科、趙守儼參加編輯整理。點校本《南史》不僅作了比較準確的斷句、標點和分段，而且參考數(shù)種版本及眾多相關(guān)文獻，對舊刊本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全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盡管如此，點校本《南史》在校、點兩方面仍存在不少可以改進之處和需要進一步明確的問題。本次修訂工作在原點校本基礎(chǔ)上，對《南史》文本及標點、段落等方面作適度修訂。按修訂工作的相關(guān)規(guī)定和總體要求，對《南史》文本作全面的文本?？?，力求整理出一個既在一定程度上更符合《南史》原貌又便于讀者使用的錯訛較少的新的文本。

原點校本是以百衲本作為工作本“擇善而從”，本次修訂經(jīng)過慎重考慮還是決定以百衲本作為底本。原點校本的通校本為汲古閣本和武英殿本，參校本為南、北監(jiān)本和金陵書局本。局本實為汲本的覆刊本。鑒于汲本舛誤較多，不大適宜作通校本，本次修訂遂改為參校本。南、北監(jiān)本和殿本雖然有可能同出一個系統(tǒng)，但畢竟又是所僅見的三個皇家刻本，其校對都是由高水平的學者所承擔，能夠反映當時的最高水平。因此，本次修訂將這三個版本都列入通校本。四庫全書本與殿本相似度極高，可以看作是同一個版本的刻本和抄本之別，但庫本也作了新的?？?，在對校中發(fā)現(xiàn)的確存在極個別實質(zhì)性的差異，且存在庫本優(yōu)于殿本的情況，故本次修訂亦曾作了必要的參校。雖然殘存宋本——尤其是國圖再造善本所影印的建本《南史》——也存在明顯的舛誤錯訛之處，但畢竟屬于最早的《南史》版本之一，且保存卷數(shù)較多，故理所當然應(yīng)該列入通校本。原點校本出版說明中雖然提及曾查對北圖所藏宋本殘卷，但在?？庇浿形匆婓w現(xiàn)，查對到什么程度無從得知。此外，通校本中還有幾種明確為元大德本的《南史》殘卷。本次修訂以日本靜嘉堂文庫藏元大德本及汲本作為參校本，參校的原則是在所有出現(xiàn)通校本版本異文的地方都進行核校，以作為是非定奪的輔助。

清代以來學界在?？?、校讀《南史》時對隋唐以后各類文獻多有利用，原點校本也有比較充分的吸收且有若干新的發(fā)現(xiàn)。清人的?？背晒缤蹴f、錢大昕、王鳴盛等人的著述及殿本考證，以及張元濟《南史校勘記》在原點校本中也都有所利用。點校本出現(xiàn)以后最值得關(guān)注的是馬宗霍《南史校證》。本次修訂中對包括原點校本校勘記在內(nèi)的相關(guān)成果也都在全面復核基礎(chǔ)上進行充分的參考吸收，力求不放過任何有價值的意見。遺憾的是，限于修訂體例而未能一一加以引證。此外，本次修訂在吸收以往他校成果的同時，還把以往所未曾利用的不少文獻也納入他校范圍。

這次修訂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或者說在原點校本基礎(chǔ)上的推進，可用一組數(shù)字來表示：原點校本?？庇洖橐磺Ь虐傥迨邨l，修訂本?？庇洖閮汕Ь虐倭闳龡l，凈增近千條。具體來看，原點校本?？庇浻腥偃龡l被刪除，保留者為一千六百三十六條，則修訂本新增?？庇洖橐磺俣粭l，超過全部?？庇浀陌俜种氖?。而在保留的原校勘記中，三百八十余條文字沿用舊校，約占全部?？庇浀陌俜种?；一千二百五十余條則根據(jù)新的?？鼻闆r加以修訂，并重新撰寫了?？庇?，約占全部?？庇浀陌俜种氖?。修訂本之所以能夠在原點校本基礎(chǔ)上有較多創(chuàng)獲，除了通校本和參校本的擴展，還與他校文獻的擴展有很大關(guān)系。從《南史》史“源”角度來看，修訂本?？庇洷仍c校本?？庇浾饕端螘贰赌淆R書》《梁書》《陳書》分別多五百零七、二百零七、四百二十三、一百七十九次，合計多引一千三百一十六次；從他書引《南史》角度來看，修訂本校勘記征引文獻九十九種，比原點校本校勘記所引六十八種多出三十一種，若算上修訂長編所征引的文獻，則修訂本所利用的文獻超出原點校本一半左右。需要說明的是，以上數(shù)字可能會有一定誤差，但應(yīng)該不會太大。

可否具體談?wù)撘幌履男抻喸瓌t、計劃、過程及修訂經(jīng)驗。您認為在處理《南史》?？焙托抻唵栴}時相比其他南朝四史更應(yīng)該注意哪些方面？ 

張金龍：開始修訂之前，我們首先對原點校本《南史》所做的工作進行了調(diào)查和分析，對《南史》版本的收藏情況做了細致地調(diào)查和了解，并到數(shù)家圖書館查閱了若干善本（包括利用訪日機會專門到東洋文庫查看了所藏大德本《南史》），選擇數(shù)卷進行對校，從而為確定底本和通校本、參校本提供了依據(jù)，還對與他校和理校相關(guān)文獻進行了摸排和抽樣分析。在此基礎(chǔ)上提出修訂方案、凡例及兩卷樣稿，經(jīng)審定通過之后即開始具體的修訂工作。修訂工作前后延續(xù)十余年之久，實在是始料未及，而工作量之大也是遠超當初想象。雖則希望以最高標準完成這一工作，但限于各種主客觀條件，最終未必能夠達成所愿。

以百衲本為底本可以兼顧與原點校本之間的連續(xù)性，但百衲本復雜的來源也給后續(xù)以“底本?！睘樵瓌t進行工作帶來了一定困擾（特別是某些字詞用字不統(tǒng)一）。隨著修訂工作的深入和認識的提高，后來對最初的修訂方案和工作流程也都作了若干調(diào)整，這也符合實踐出真知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工作方法。我們的想法是將現(xiàn)存具有代表性的《南史》版本都納入到?？狈秶畠?nèi)，再從“源”和“流”兩個方面把相關(guān)文獻納入他校范圍，以竭澤而漁的辦法進行廣泛比較，力求使問題點或?？秉c不致遺漏。文獻的校勘當然要以文本的對校為出發(fā)點，而是非的判斷也不能不考慮具體的史事和時代因素，同時也要結(jié)合常理來作出論斷，如在考慮異體字、通假字的使用時，不能說先秦或漢代可以通假，就必定意味著南朝或唐代也能通假。無論是本校還是他校，都需要進行仔細對讀核校，而理校則需更加全面深入地分析具體問題。雖然限于體例理校環(huán)節(jié)未必能夠體現(xiàn)出來，但實際上都是做了充分認真的工作的。

與南朝四史只有“流”而沒有“源”不同，《南史》是既有“源”又有“流”，故而在《南史》?？敝斜仨毤骖欉@兩個方面。如果只關(guān)注本校，是很難做出超越古代文本的新的精校本的。鑒于《南史》的這種特殊性，他校在《南史》?？敝斜憔哂邢喈?shù)闹匾浴．斎?，在與南朝四史對校時需注意辨別屬于《南史》原本錯誤還是版本流傳所致錯訛，否則很容易出現(xiàn)校改過度的情況，其結(jié)果是雖然有可能越來越接近史實，但又會離李延壽所撰《南史》的原貌越來越遠?！赌鲜贰贰侗笔贰沸蕹珊?，的確成為后世讀書人了解南北朝歷史的最主要來源，在類書等各類書籍編撰中也常被摘抄引用，也有專門摘錄或改編二史以成書者。唐代后期許嵩所撰《建康實錄》，其劉宋部分主要摘自梁朝裴子野《宋略》，而齊、梁、陳部分主要節(jié)引自《南史》。北宋初年編撰《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大型類書，亦曾部分征引《南史》?！秲愿方圆蛔⒁院螘?，就南朝而言，引四史多而引《南史》少。《御覽》會標注引用文獻之名，但亦存在個別混亂不確者，如標出引自四史，而實際引自《南史》，標出引自《南史》，而實際引自四史。這兩部書引用的《南史》內(nèi)容雖然比較零星分散，也有個別錯訛，但畢竟是出自北宋初年內(nèi)府所藏寫本《南史》，早于目前殘存的南宋刊本《南史》，因而在《南史》?？敝芯哂袩o可替代的價值。南宋鄭樵《通志》的紀、傳部分，南朝的內(nèi)容十之八九出自《南史》，就《南史》的?？倍裕锻ㄖ尽返哪铣糠謳缀蹩梢援斪饕徊克伪尽赌鲜贰穪砜创?，在宋本《南史》殘存只有一半左右卷數(shù)的情況下，與《通志》文本的對校顯得尤為重要。南宋呂祖謙《十七史詳節(jié)》中的《南史詳節(jié)》，是對《南史》的節(jié)錄，可以部分地顯示其所看到的《南史》文本，此次修訂時亦曾通校一過。不僅宋刊本《南史》未能全部流傳至今，而且元刊本《南史》也都沒有一部屬于完璧，因而宋元時期文獻對《南史》的引用在《南史》?？鄙媳悴荒芎鲆?，因為引用者所據(jù)《南史》版本未必相同（也未必流傳至今），所以對各種不同文獻所引用的《南史》進行對校實際上就意味著可能是對多種不同的宋元版本的相關(guān)內(nèi)容的?？?。

當然不可否認，這些文獻在引用《南史》時都有可能出現(xiàn)由于抄寫或刻印造成的疏誤，而其在流傳過程中也可能會由于同樣的原因出現(xiàn)新的訛謬，但這幾乎是所有文獻在印行和流傳中都難以完全避免的問題，若就此而斷定其不具有?？眱r值，則無異于因噎廢食。事實上，即便不是直接引用，而是經(jīng)過改編的文獻，也有其?？眱r值，如《資治通鑒》的編撰，南朝部分必定是參考了包括《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四書和《南史》在內(nèi)的北宋寫本，因而在《南史》的?？敝幸簿哂胁蝗莺鲆暤膬r值。這次《南史》的修訂，十分重視對唐代以來特別是宋元文獻的參校，便是基于這樣的考慮。遺憾的是，由于體例所限，相關(guān)的工作在修訂本中未必能夠真正體現(xiàn)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