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中浮沉變遷的王融像

本篇所塑造的王融像是否符合歷史真實，自當敬候讀者批判，但至少這一王融像，在學術(shù)史上從未被塑造出來過，則為我所自信。而為總結(jié)起見，則自不可不先對歷代史家所觀察評判之王融形象作一梳理。

首先，作為同時代友人的追憶，有沈約《懷舊》九首的第一首《傷王融》：

元長秉奇調(diào)，弱冠慕前蹤。眷言懷祖武，一簣望成峰。涂艱行易跌，命舛志難逢。折風落迅羽，流恨滿青松。（《文苑英華》卷三一，第1534頁）

對王融評價的點很是集中，一是弱冠有奇才，追慕祖先功業(yè)，志向高遠；一是命途不濟，功敗垂成。不過，此作是富于感情色彩的追懷之作，或未可視為史筆。相比之下，蕭子顯《南齊書》本傳史臣論：

晉世遷宅江表，人無北歸之計，英霸作輔，芟定中原，彌見金德之不競也。元嘉再略河南，師旅傾覆，自此以來，攻伐寢議。雖有戰(zhàn)爭，事存保境。王融生遇永明，軍國寧息，以文敏才華，不足進取，經(jīng)略心旨，殷勤表奏。若使宮車未晏，有事邊關(guān)，融之報效，或不易限。夫經(jīng)國體遠，許久為難，而立功立事，信居物右。其賈誼、終軍之流亞乎?。ā赌淆R書》，第828頁）

《南齊書》

則稱得上是對王融最早的一次“蓋棺論定”。所述當然比沈約的詩性語言要冷靜全面得多，但評價指向卻并無二致，都在于對其志向不遂的惋惜。不過，沈、蕭所注目的王融之志則有所不同，沈約所嘆息的“一簣望成峰”無疑是指擁立竟陵政變，換言之，維護修復貴族政治之志；而蕭子顯所重視的則是北伐收復之志。這種區(qū)別的原因，也許因為沈約本人是政變的經(jīng)歷者，時代記憶至為慘痛；而對于下一世代的蕭子顯而言，政變就只是一種歷史檔案而已，反不如殷勤北伐這一點來得鮮明了。（蕭子顯生于永明七年[489]，政變時只有五歲。）蕭子顯的評語頗有值得玩味之處。王融屢屢上表求北伐，在熟悉了后世主戰(zhàn)論的今人眼中看來，毫不稀奇；然而蕭子顯卻是將其置于“人無北歸之計”，“雖有戰(zhàn)爭，事存保境”的時代環(huán)境下看待的。東晉落難，南渡建國；劉裕北伐，功成而旋?。辉伪狈t大敗虧輸。這三類歷史記憶各有不同，色彩卻一次比一次黯淡，導致南朝政壇對于收復中原再無興趣。在這種歷史環(huán)境下，王融的“殷勤表奏”其實是一種特立獨行的表現(xiàn)。而蕭子顯在王融傳中三錄其所上之疏，也正是基于這個原因。此其一。其二，這里指出了王融命運中的一個關(guān)鍵，就是個人命運與時代命運的差錯。所謂“生遇永明，軍國寧息”。和平繁盛的永明時代，對于期待重振家聲的王融來說，是顯得太安靜，太無聊了，缺少興風作浪的契機。蕭子顯已經(jīng)看到了王融的北伐要求是存有自己謀求進取的私心，并非出于“民族大義”——然而他對王融的評價卻依然是相當正面的。將自我價值的實現(xiàn)置于一切價值之上（也許只有家族榮譽能與此相埒），正是中世貴族時代的強烈特征。而從這里我們再一次看到，具有“六朝性”的并非僅僅是史書中記載的人物事跡，同時也包括了在那個時代中對歷史進行記載者的記錄視角和評價尺度。

有趣的是，王融、謝朓同傳，蕭子顯的史論卻單為王融而發(fā)，全然不及謝朓，顯示出二人在其心目中的分量不同。這也許是由于謝朓在政治上的表現(xiàn)乏善可陳？和沈約的史論不一樣，蕭子顯顯然更偏向政治方面的評價。盡管無法斷定王融的行動是否確實能夠拯救蕭齊王朝的衰亡，但其失敗卻無疑直接導致了齊末的大混亂，這對作為皇族子孫的蕭子顯來說自當深有感觸。曹道衡、沈玉成先生認為：“子顯之稱王融，疑自傷家世之禍，故頌之不遺余力?！保ú艿篮?、沈玉成《中古文學史料叢考》“《南齊書·王融傳論》”條）這是頗有道理的。

此外，蕭子顯將王融與賈誼、終軍相比，這一評價是否恰當？也是個問題。周一良先生曾批評蕭子顯“未免過高估計王融之經(jīng)世才能”，曹道衡、沈玉成先生又從而引申此說。（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王融謝朓同傳”條；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學史料叢考》“《南齊書·王融傳論》”條）然而蕭子顯對王融的評價，是建立在“宮車未晏，有事邊關(guān)”的時代假設(shè)上的，武帝既崩，北伐成空，王融的壯志再也沒有實現(xiàn)的一天，蕭子顯是否高估了他的經(jīng)世才能？誰也不知道。在無從對證的問題上糾纏，論證出來的充其量不過是論者基于自己立場所猜測的可能性罷了。但是，王融生于疲弱不振的南朝，誠所謂“時代所壓，不能高古”（米芾評懷素書語），漢初雄朝始創(chuàng)，百廢待興，賈誼乘此時勢，逞其天才，遂能定四百年天下制度。要將王融與之相提并論，本就是缺乏可能性的事情。不必說王融，遍數(shù)五朝人，又有誰能與賈誼匹敵？蕭子顯原文其實是很清楚的，所謂“賈誼、終軍之流亞”，著眼點本不在將王融本人的功業(yè)與賈誼、終軍相提并論，而是從人物類型的角度給予歸屬，將其列于賈誼、終軍系譜的末裔。這種說法本身，卻是毫無問題的。這一系譜人物的共通特征，就是有志于擔當朝廷政制，以軍國立功，而不甘于文士終老。毋寧說，這一點在作為南朝當代人的蕭子顯眼中，才是王融最為特殊的閃光點。

無論如何，在南朝史家的眼中，作為政治人物的王融無疑是一個正面形象。他的缺點在于“功敗垂成”，而并非“倒行逆施”。換言之，齊梁時代的王融，是一個“失敗的英雄”形象。這一點，與政變當時各種記載中透露的輿論也是一致的。在時人眼中，王融也許能力不足，但他的行動本身卻不應(yīng)被指責。而這種形象隨著時代的遠去，就越來越趨于淡漠。在自南入北的顏之推的《顏氏家訓·文章篇》中，王融的形象開始發(fā)生變異：

自古文人，多陷輕薄……王元長兇賊自詒，謝玄暉悔慢見及。（《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第237、238頁）

這條線延伸下去，到了六朝與隋唐交錯的點上，在王通《中說》卷三《事君篇》里，對王融的評價方向就完全改變了：

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王通《文中子中說》，《四部叢刊三編》本）

值得注意的是顏、王兩種記載都有一個共同語境，就是“古往今來文人皆不足道”，他們是將王融置于歷數(shù)古今文學之士缺陷的系譜中進行批判的。王通也是像顏之推一樣，將古往今來的文人罵了個遍，各有不同的惡謚；唯獨對顏延之、王儉、任昉大加贊美，稱之為君子。這與其說是對王融個人的否定，不如說是對整個不符合儒家政治倫理和社會道德的六朝世風的否定。脫離了具體時代空氣以后，抽象的“溫柔敦厚”、“忠君事親”倫理逐漸占據(jù)了批判者的視野，歷史就在這樣的過程中發(fā)生了轉(zhuǎn)變。第三章中引用過的劉知幾《史通》對史書所記王融外交表現(xiàn)無足輕重的批判，也不妨納入這一系譜當中理解。

因此，在這一時期對王融的否定，還不足以說是他本人形象的真正反面化。不過到了北宋，王融的反面形象就被定型了，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九《齊紀五》：

臣光曰：孔子稱“鄙夫不可與事君，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茍患失之，無所不至”。王融乘危僥幸，謀易嗣君。子良當時賢王，雖素以忠慎自居，不免憂死。跡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貴而已。輕躁之士，烏可近哉?。ā顿Y治通鑒》，第4353頁）

司馬光所論，似完全依據(jù)《南齊書》文字所記，認為永明十一年政變是王融一手造成，蕭子良只是單純的受害者。這一立場與今天學界的基本判斷相去甚遠。但是，對司馬光而言，這恐怕無足輕重。從儒家的圣人之道來看，作為政變作亂者，王融的反面性質(zhì)在這一基本點上已經(jīng)被定性了，并不需要問什么具體理由。（同樣是北宋人的胡寅《致堂讀史管見》駁司馬光此論曰：“武皇不豫，融欲矯詔立子良，而子良不知。戎服絳衫，斷東宮仗，而子良不知。上殂，融以子良兵禁諸門，而子良又不知。誠不知邪？是不智也。佯不知邪？是不忠也。危疑之際，間不容穟，而一聽融诪張為幻，略無可否，至于跡涉疑似，恐懼而殞，乃自取之，安得獨罪融哉？”［臺灣商務(wù)印書館影印《宛委別藏》本，第749頁］其意見與現(xiàn)代學界頗有相通之處。但具體到對王融的批判則與司馬光一致，只是為其增加了一名共犯而已。而在另一處，他更嚴厲地批判王融“三十內(nèi)望為公輔”違背圣人之教：“富貴人之所欲，然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ト瞬灰愿毁F為榮，而以道義為重……如王融輩胸中無物，則八騶是營，反而求之，于我何有？”［第747頁］與六朝人的觀念相比，這些言論無疑是我們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的；雖然在真實的生活中，大多數(shù)人和王融一樣地“八騶是營”。）或許正是由于司馬光的巨大影響，王融在那以后就很少得到正面評價，甚至漸漸沉到歷史深處去了?！蛘邞?yīng)該說，永明十一年政變甚至整個永明時代，都在不斷膨脹的歷史中比重縮水了。在黯淡的背景之前，只有少數(shù)幾個標志被凸顯出來，而王融是不在其中的。

不過，與作為政治人物的王融相比，作為文學家的他總算還借著“竟陵八友”的名頭保留了一張交椅。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之《王寧朔集》題辭：

齊世祖禊飲芳林，使王元長為曲水詩序，有名當世……其焜耀一時，亦有繇也……而傖楚入幕，戎服災身。蘭室栴崖，豈宜若是？夫南齊王業(yè)，太孫壞之；孝武多男，西昌賊之。設(shè)元長志遂，竟陵當陽，蕭氏福祚可世世也。謀敗獄死，天即惡槌車之躁，其不祐齊則久矣。但見王郎年未三十，心熱公輔，并笑其斷仗一舉，僨取瓦裂，猶然成敗之見乎！……夫穰侯相印，不可遽得，終子云、賈長沙之才則自我有也，又曷不少從容引分，資成不朽哉?。ㄒ竺蟼悺稘h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第193頁。按《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凡與張燮《七十二家集》重出者，皆直接抄自《七十二家集》，然而張燮之名往往為其所掩，從文獻價值而言其實頗不公平。唯有張溥為各集所撰的題辭，確實是漢魏六朝文學批評中極有見地的重要文獻。）

可以看到，張溥的意見又再一次跳過唐宋，回接了南朝。對王融才華的贊賞和惋惜，對南齊政權(quán)命運多舛的感嘆，都與沈約如出一轍；而“終子云、賈長沙之才則自我有”的評價，則正是出自蕭子顯所謂“賈誼、終軍之流亞”。對漢魏六朝造詣?wù)可畹膹堜邥α说囊庖姼用舾校彩琼樌沓烧碌?。其所嘲笑的“成敗之見”雖然未指名道姓，其批評對象即為宋人一路議論，殆可無疑。而王夫之的意見就大不一樣了，《讀通鑒論》卷十六齊明帝條論謝朓曰：

夫朓直未聞君子之教，立身于寡過之地而已，非懷情叵測、陷人以自陷之僉人也，而卒以不令而死?！瓨s不得而加，辱不得而至，福不得而及，禍不得而延，庶其免夫！朓之不能及此也，名敗而身隨之，宜矣。雖然，又豈若范曄、王融、祖珽與魏收之狂悖猥鄙乎？諺曰：“文人無行?！蔽锤趴梢约訓I也。（王夫之《讀通鑒論》，中華書局1975年，第472頁）

王融雖然沒有得到專論的資格，卻榮幸地作為謝朓的反面陪襯登了場，獲得了“狂悖猥鄙”的歷史最差惡評。從王夫之所舉諸例來看，都是在個人品德上屬于飛揚跳脫一類，有違溫柔敦厚的忠恕君子之道的人物：范曄自怨不得國婚，圖謀造反；魏收輕薄無行，以作史資格欺人；祖珽豪縱淫逸，常云“丈夫一生不負身”。（《北史》卷四十七《祖珽傳》，第1737頁。然而史書多載魏收、祖珽薄德無行事，如魏收賄史、使南時遍奸婢女；祖珽偷盜、贓污、與寡婦通奸等；范曄也曾因國喪期間違禮縱樂而獲譴，自奉奢侈而事母甚薄。王融卻絕無這類可以指實的犯法敗德之行。）這三人與王融的共同特征，是均為狂狷自大，自以為能夠壓倒天下人的名士。換言之，他們的悲劇有著“自作自受”的性質(zhì)。而與之相較，謝朓雖然出賣岳父王敬則，向來被評價為人品不佳，但謝朓性格柔弱，其行為屬于無法承受時代壓力而導致的悲劇，在王夫之看來就較為可以原諒了。因此王夫之的人物論，歸根到底與司馬光是屬于同一方向的： 王融的“輕躁”是其人品敗壞的關(guān)鍵點。而這一點，在六朝史論中卻完全無關(guān)緊要。從這種反差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對自我才華和獨特性（無論其在道德上是好是壞）的高度意識，放在六朝的大環(huán)境下是并不那么特別的一種表現(xiàn)，甚至毋寧說是精英主義的貴族風的一種典型性質(zhì)；而近世以后，隨著向民本主義的儒家倫理的回歸，這種貴族風也就越來越變得令人嫌惡，凸顯為王融受批判的主要原因了。

以上總結(jié)了歷代史家對王融的評判。隨著歷史變遷而變遷的王融像，既是從正面逐漸轉(zhuǎn)向反面，也是從清晰逐漸沉入模糊。而本書所完成的王融像，則如前幾章所考論，并不打算在對其的評價上作出什么辯論，而是希望從歷史合理性中給予符合因果關(guān)系的塑造，從時代與個人命運的交織中透視其生命形態(tài)之由來。

南朝貴族社會，是一個由士庶天隔規(guī)定了的重層構(gòu)造。這種構(gòu)造并不是無可奈何、不得不被動地無意識接受的現(xiàn)實，而是當時每個人都清晰地意識到，并且各自在其中占據(jù)一定位置的體制。時人或者安居于其中，希望永久維持這種現(xiàn)實；或者不安于本位，希望促進社會潛流的涌動，沖破這種既成的秩序。在個體與個體的協(xié)作及對抗中，輻射出的能量如同浪潮此起彼伏。由理念與體制所筑成的堤壩反復抵御著浪潮的沖擊，也一次次地被毀壞重建。王融的一生，就在這樣的構(gòu)造與反構(gòu)造中被塑造定型?，樞巴跏系淖罡哔F門第，以及祖父的悲劇，使他的生命從一開始就具備宿命論般的色彩。在被排出了都城貴族圈之后，王融的命運出現(xiàn)了歧路。他或者甘于沉淪無為，在地方上終老一生；或者追懷著昔日的光榮而振起。面對著歧路，個體能量開始突破既存的秩序。母親的教育使他獲得了完整的貴族素養(yǎng)與知識結(jié)構(gòu)，借著家族的余光，更憑著個人的才華，他踏上一條并不那么完美的道路，最終回歸到體制內(nèi)部。經(jīng)歷過拼搏奮起的他，性格中不可避免地呈現(xiàn)出鋒芒畢露、桀驁自負的特征。家族榮譽的失而復得更強化了他對于貴族文化的維護愛惜之情。這種才華與性格使他得到了時代的熱烈承認，也增長了他對自身能量的信心。而這又決定了他在最后捍衛(wèi)體制的行動中的勇于自任，最終一步步走向毀滅。

王融的一生，有著極其典型的南朝貴族性的側(cè)面。他門第高貴，才華出眾，依據(jù)著貴族官僚體系出身升進，成為貴族文化的代表人物，并最終在維護貴族政治的斗爭中殞身。但與此同時，也有著由于個人際遇而帶來的非典型性。急于功名、越級晉升，不肯“隨流平進”，是由于其家門中落；積極籌策伐邊，則是基于其少年時的邊緣人經(jīng)驗。他一生的剪影，正是被時代潮流擁卷吞裹，同時也以他個人的行動影響改變了時代的、真實的一幅南朝貴族像。

本文選摘自《王融與永明時代——一個南朝貴族的貴族文學》，林曉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