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希特辭職風波

1799年，耶拿大學哲學教授費希特（1762-1814）決定辭職。從表面看，他主動請辭的原因是上一年刊發(fā)的宗教論文被魏瑪當局定性為“宣傳無神論”；但從實質(zhì)看，乃是由于他在法國大革命后發(fā)表的一系列論文演講“觸犯時忌”，甚至驚動神羅帝國高層，因而被迫辭職。

費希特

費希特是康德門徒，曾在數(shù)月之內(nèi)通讀“三大批判”，并用短短月余時間寫就闡述康德批判哲學和神學思想之間關系的雄文《試論一切天啟》。1791年，費希特抵達柯尼斯堡拜謁康德?？档聻g覽文章后大喜過望，主動聯(lián)系出版商，將長篇論文以單行本匿名發(fā)表，引起學界一片歡騰：以為萬眾期待的康德新著終于問世——因為其思想及文風皆酷似康德（鑒于話題“敏感”，匿名發(fā)表無疑是出于安全考慮）。哲學大師不肯掠人之美，公開發(fā)文將本書著作權歸于一位不知名的“神學候補生費希特”。后者因此名動天下，成為哲學界冉冉升起的一位明星。

與此同時，身為魏瑪公國宮廷樞密顧問兼任耶拿大學總監(jiān)的歌德對流行的康德哲學體系也饒有興味，但苦于不得其門而入。某次無意中讀到費希特對康德的闡釋，印象極為深刻。1793年，耶拿大學哲學教授席位出現(xiàn)空缺，在歌德力薦下，費希特成功“上位”，并于次年發(fā)表就職演講，題為“論知識學”——在康德先驗自我基礎上更進一步，推出“絕對自我”，由此開啟包括自然哲學、法權哲學、道德哲學、宗教哲學等在內(nèi)的知識學新時代。正如史家所言，耶拿時期不僅是費希特個人的“高光時刻”，也是德國古典哲學的巔峰期——照耶拿浪漫派代表人物弗·施萊格爾的論斷：“法國大革命、費希特的知識學、歌德的《威廉·邁斯特》是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三個歷史事件?！?/p>

耶拿距魏瑪約三十公里，根據(jù)時人的說法：魏瑪有宮廷和文學，耶拿有大學和哲學——前者以維蘭德（1733-1813）、赫爾德以及歌德、席勒為代表，后者則以費希特、施萊格爾兄弟以及諾瓦利斯和謝林為代表。費希特既是一流的教育家（1793年，他在新婚之旅途中結識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齊[1746-1827]，并深受其思想影響），又是出色的演講家（日后以“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著稱于世）。據(jù)說他的知識學首秀是以沉默開場：他次第吹滅講臺的兩盞燈，默然環(huán)顧四周（或說令學生面壁），半晌才緩緩開言。他告訴臺下聽眾：“從創(chuàng)世到目前，世界一直處于黑暗之中”——直到眾人有幸聆聽到他的演講。作為耶拿的“學術明星”，費希特的講座一開始大受歡迎。正如他在給妻子約翰娜的信中所言：“上周五，我舉辦了第一次公開講座。耶拿最大的禮堂太小了。整個門廳和庭院都擠滿了人。人們站在桌子上、長凳上，還有彼此的頭上。”由于費希特在演講中表現(xiàn)出獨斷、強勢的風格，他被同事和學生形象地稱為“哲學界的波拿巴”。

費希特在講座中熱情洋溢地鼓吹啟蒙運動思想，吸引了一大批追求理想和進步的青年學生（以及市民）。進校不久，他便成為耶拿大學“最受歡迎的”但同時又是“最危險的”哲學教授：他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激進思想為他贏得了若干追隨者和擁躉，然而也為他樹立了為數(shù)眾多的對手和敵人——其中既有同事又有學生。處理人際關系一向是費希特的弱項，因此最終等到宗教人士與各方勢力聯(lián)手向他發(fā)起猛攻時，他只能落荒而逃。

在費希特對手當中，名氣最大的是歌德的密友席勒。1795年，耶拿歷史教授席勒與友人創(chuàng)辦文學雜志《時序女神》（Die Horen，以希臘季節(jié)女神的名字命名），并聘請新來的費希特教授擔任聯(lián)合編輯。費希特欣然提交探討哲學精神的論文和書信，結果被席勒拒絕，原因是它們與他本人在《審美教育書簡》（1794）的觀點相沖突。的確，費希特在文中對席勒提出了直截了當?shù)呐u，宣稱人類受奴役的時代是社會發(fā)展史上的“低谷”（席勒鼓吹原始、素樸之美）——一方面，在人們獲得真正的自由之前，根本不可能發(fā)展出席勒所謂的“審美意識”；另一方面，在“審美意識”尚未發(fā)展起來之前，人的解放也只能是空洞的口號。費希特認為，唯一的解決方案，如康德在《何為啟蒙》一文中所說，必須喚醒民眾敢于追求自由的勇氣。唯其如此，才能將審美教育提升到人類自由和尊嚴的高度，并最終抵達人的全面解放和真正的自由：不為任何人做主，也不為任何人做奴。

事實上，與雙方的政治立場相比，美學思想的爭論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像費希特一樣，席勒一開始也是法國大革命的擁護者（1792年，憑借反對王權專制的戲劇《強盜》，席勒被法國國民公會授予“榮譽公民”稱號[與之并列的有富蘭克林、華盛頓、漢密爾頓和托馬斯·潘恩等]），但隨著大革命日益轉(zhuǎn)向恐怖暴政，席勒的立場也逐步轉(zhuǎn)向懷疑乃至拒斥。如此一來，他和費希特之間的沖突便在所難免——后者自始至終是法國大革命的忠實信徒和捍衛(wèi)者。1803年拿破侖戰(zhàn)爭開啟后，費希特號召歐洲各國君主精誠團結，共同抗擊法國侵略，因為他認定拿破侖耍弄手腕竊取了大革命的勝利果實，是法國大革命的“叛徒”。只有戰(zhàn)勝并徹底消滅拿破侖，法國大革命的精神才能發(fā)揚光大。

費希特自幼聰穎過人，但性格倔強，不肯稍稍變通退讓，這一特點在與耶拿（及魏瑪）宗教保守勢力的對抗中表現(xiàn)得極為明顯。盡管費希特自稱是虔誠的基督教信徒，但他卻竭力反對繁瑣的宗教禮儀，主張以羅伯斯庇爾倡導的“理性崇拜”取而代之。這一主張傳布后，輿論一片嘩然：耶拿周圍流傳的小冊子將矛頭統(tǒng)統(tǒng)對準這位“異端”哲學家，指責他意圖“廢除基督教”。面對攻訐，費希特毫不畏懼——似乎擔心對方找不到證據(jù)，他立即決定將自己講座的時間改在星期日上午九點，恰好與城里公共禮拜的時間相沖突。這無疑坐實了對手的指控：他力圖以“理性”這一“偶像崇拜”來代替正統(tǒng)的基督教禮儀。這一舉動別有用心，他是想使“王冠失去宗教祭壇的庇護，從而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開始一場革命”。作出這一推斷，是因為有人告發(fā)費希特在講座中曾預言：“十年或二十年內(nèi)，世上將不會再有君主或王侯。”

作為勤勉的學者和教育家，費希特對學生一直嚴格要求，由此也得罪了耶拿大學人多勢眾的“兄弟會”——其成員多為出身名門、人脈深廣的富家子弟。費希特嚴厲譴責他們“輕浮”“墮落”、不思進取，結果招致對方瘋狂報復。1795年夏，在少數(shù)人挑唆策劃下，兄弟會成員向費希特的住所發(fā)動襲擊：他的岳父年老體弱，被扔進家中的石塊擊傷，不久后去世；他的妻子也遭受心理創(chuàng)傷，留下終生揮之不去的陰影。為了躲避襲擊，費希特被迫舉家搬遷，并暫停所有授課計劃。直到騷亂完全平息后，費希特在家人安全得到保證的前提下才返回耶拿繼續(xù)執(zhí)教。

在費希特與耶拿宗教人士“對峙”期間，也有友人試圖居中調(diào)停，如身在魏瑪宮廷的歌德以及時任魏瑪新教總監(jiān)的赫爾德（被譽為“狂飆突進”運動首席文藝理論家）——后者與費希特同列康德門墻，但觀念不合（費希特后來指責歌德和赫爾德在“無神論風波”中見死不救，顯然是意氣用事，與史實不盡相符）。對于友人提出讓他調(diào)整講座時間以免產(chǎn)生正面沖突時，費希特回復：“有沒有一條法律禁止教授在星期日舉辦講座？我的講座不能進行任何變動。如果這些講座不被允許，那么必須公開地禁止我舉辦講座。……我每天都對我的聽眾說，我有可能是錯的，但我只能向理性而非權威讓步。人人都應該得到自由，也應該知道如何去爭取自由?！?/p>

正如后來費希特在《論學者的使命》一書中所言：學者的真正使命就是“高度注視人類一般的現(xiàn)實進程，并且始終促進這種進程”。費希特在耶拿時期的全部知識學體系，用一句話來概括，即賦予“自由意識”以特別重大的歷史意義。在他看來，哲學家的任務就是向民眾灌輸自由思想，從而激發(fā)民眾的自由意識——這也是作為哲學家的費希特最“恐怖”之處：早于馬克思大半個世紀，他已敏銳覺察到哲學的問題不是解釋世界，而是改造世界。

1793年，在《索回迄今被歐洲君主們壓制的思想自由》一書中，費希特明確指出：“現(xiàn)在正是使人民認識自由的時機。一旦人民認識了自由，他們就能獲得自由”——他將本書出版地標注為“太陽城”，出版時間則為“人類至暗時刻”，一方面為逃避書報審查，另一方面亦宣示對普魯士王國現(xiàn)狀之大不滿。在書中，費希特還提出“兩種革命”論：他承認歷史是由革命構成的，這些革命有時使人類在十年內(nèi)可能取得超過半個世紀的進步與成就；有時卻使人類倒退，把他們拋回到比以前更深重的不幸之中。而學者的工作正在于，以革命運動是否能夠帶來社會進步為標準，來分辨兩種革命：一種革命引領社會走向進步，另一種革命重新導致貧困。而評判社會進步的唯一標準，在費希特看來，只能是該社會是否擁有思想自由（尤其是出版自由）。

1794年，費希特在《糾正公眾對于法國革命的評論》一書中將目光從思想自由轉(zhuǎn)向人的權利。在本書第一部分，費希特從道德法則推演出人的權利——道德法則頒發(fā)命令或者禁令，但并不干預人們在允許的范圍內(nèi)行動，費希特將這一范圍稱為人的權利。換言之，在一定范圍內(nèi)，該權利不受任何外力脅迫和侵犯，此即為天賦人權。在本書第二部分，費希特批駁了漢諾威樞密院秘書雷貝格（A. W. Rehberg）的誹謗和惡攻，并論證了法國大革命的合理/合法性：“在我看來，法國革命對于全人類都是重要的……法國革命正是一幅關于人的權利和人的價值這個偉大課題的瑰麗畫卷。”根據(jù)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原則，費希特嚴正指出：人民（且只有人民）有權改變國家政權組織形式（半個世紀后，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書中對此有更為深入和全面的闡述）。

在1798年耶拿“無神論風波”中，以上種種言論皆被一一翻檢出來作為“呈堂證供”，使得這位激進的哲學家罪加一等。風波的起因是費希特任主編的《哲學雜志》上刊發(fā)的一篇論文，題為“宗教概念的發(fā)展”，作者是耶拿編外講師福爾貝格（Friedrich Karl Forberg）。在文中，作者反對神跡說，將上帝及宗教存在的意義歸結為維護“世上活生生的道德秩序”。盡管費希特本人并不完全贊同福爾貝格的觀點，但他堅決捍衛(wèi)言論和出版自由。出于謹慎考慮，他在刊載該文的同時也配發(fā)了自己的評論文章《關于我們信仰上帝統(tǒng)治世界的根據(jù)》。當期雜志出版后，德累斯頓高等教會監(jiān)理會立即向魏瑪所在的薩克森選侯國最高領導人奧古斯特三世（Friedrich August Ⅲ）呈送舉報信，指出該文公然宣揚無神論，建議沒收雜志，并嚴懲相關人等。

與此同時，市面上開始流傳一本匿名小冊子，題為《一位父親就費希特和福爾貝格的無神論寫給大學生兒子的書信》（簡稱《書信》）。《書信》作者不僅指控費希特極其危險的無神論傾向，更用心險惡地給他安上“妨害道德、誤導青年”的罪名（與蘇格拉底同罪）。小冊子流傳甚廣，其影響迅速由薩克森選侯國波及整個德意志。迫于帝國方面的壓力，薩克森選侯頒布查抄令，并要求魏瑪公爵對費希特“進行懲處”。隨后，魏瑪公爵下令耶拿大學評議會追究《哲學雜志》的責任，并對主要責任人費希特提出處理意見。

魏瑪公爵向來奉行開明君主制，加上他深知身邊兩位臣子——歌德和赫爾德——與費希特交誼匪淺，因此他本來的計劃是循慣例走過場：提出嚴厲批評、要求當事人公開道歉并保證下不為例——畢竟，啟蒙時代如何處置這類“因言獲罪”的思想犯，帝國內(nèi)部并無統(tǒng)一規(guī)定。至此為止，該事件仍處于可控狀態(tài)：宮廷朝臣從中說項，耶拿校方睜眼閉眼，事實上，只要費希特肯后退半步，或許風波很快便會平息。但費希特并不作如是想——他堅持這是一起用心險惡的構陷事件，其中不僅關涉?zhèn)€人權利，更關乎學術自由——因此，他下定決心發(fā)起反擊，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1798年圣誕節(jié)期間，費希特撰寫了一本小冊子，題為《費希特就薩克森選帝侯的查抄令強加給自己的無神論觀點向公眾呼吁》（簡稱《呼吁》）。費希特在《呼吁》一文中除了闡明自己虔敬派的宗教立場，更反駁“宣傳無神論”這一指控實為無稽之談。他進而指出，宗教保守人士的上帝觀“乃是基于一種獨斷論，其實質(zhì)不過是為了世俗的感性幸福而懸設一個虛假的保障，這種近乎偶像崇拜的信仰才是真正的無神論”。不僅如此，費希特還將矛頭對準薩克森當局，認為查抄令屬于野蠻壓制學術自由的卑劣行徑，在現(xiàn)代社會，此舉無異于中世紀意大利學者盧奇利奧·瓦尼尼（Lucilio Vanini，1584-1619）被當眾割舌并蒙受火刑（浪漫派健將奧·威·施萊格爾亦大聲疾呼：如果費希特此次遭遇失敗，那么“火刑架就會重新來到我們面前”）。不出意外，這一譬喻令平素以開明自居的魏瑪公爵顏面大損，盛怒之下，連歌德也遭到嚴詞訓飭。至此，費希特離開耶拿已是勢所難免。

仿佛意猶未盡，次年3月，費希特又撰寫長篇雄文《〈哲學雜志〉編者針對無神論指控的法律辯護書》（簡稱《辯護書》）。《辯護書》除了針對之前無神論罪名所做的辯護，在本文第三部分，費希特更明確表示，自己之所以招致眾人陷害，其根本原因“并非由于他是所謂的無神論者，而是因為一直以來他在人們眼里就是個民主主義者，一個同情法國革命的雅各賓派”。這才是問題的要害——包括魏瑪在內(nèi)的普魯士邦國君主，他們并不在乎你是不是無神論，他們在乎的是你擁護君主制還是民主制。從這個意義上說，正如費希特傳記作家威廉·格·雅柯布斯所說，費希特堪稱“亞里士多德式的悲劇英雄：他是一位偉人，成就卓著，但由于殘酷的命運對他自己性格的決定性作用而墮落。他的悲劇性命運可以被認為包括他的思想仍然遭受不應有的忽視，以及世界未能走上他的思想所指明的道路。他的悲劇或許也是我們所有人的悲劇”。

1799年，歐洲諸多君主國——包括俄羅斯和奧地利在內(nèi)——聯(lián)手發(fā)出警告：“如果費希特繼續(xù)在耶拿大學任教，他們將禁止其臣民入讀耶拿大學”。誠如費希特后來所言：“他們迫害的不是我的無神論，而是我的民主主義。前者只是提供了借口。”上述政府持續(xù)不滿的真正原因，是他早先出版的宣傳法國大革命的系列著作。盡管各方壓力如此，費希特仍未屈服。他在給魏瑪公爵的最后一封書信中聲稱，如果當局對他采取任何行動，即使是“最溫和的責備或譴責，他也只有以辭職來回報”——在公爵看來，這一最后通牒排除了任何政治上可行的妥協(xié)。作為名動歐洲的一塊“燙手山芋”，公爵此刻巴不得他盡早離去，走得越遠越好。

費希特前往柏林后，他在耶拿的繼任者是“施瓦本三杰”之一、青年哲學家謝林——不久前，謝林在圖賓根大學的同學荷爾德林（1770-1843）應邀來此，一邊寫詩，一邊辦報。一年后（1800年），謝林的另一位圖賓根大學同學黑格爾也應邀來此。至此，三杰重聚耶拿，耶拿亦大放異彩。日后黑格爾宣稱，他的全部哲學源于他與費希特和謝林在耶拿的“相遇”——他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是《費希特與謝林哲學體系之間的差異》（1801）；而他的哲學巨著《精神現(xiàn)象學》，據(jù)說也是在耶拿戰(zhàn)役開始的前一天在大學居所寫就。

1812年，曾協(xié)助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創(chuàng)辦柏林大學（并當選首任校長）的費希特因不滿學校有關猶太人的政策憤而辭職，他所兼任的哲學系主任一職長期空缺，直到1818年才最終由黑格爾接任。對這一段歷史極為熟諳的恩格斯曾將1750-1770這二十年稱為德國文學和思想史上最偉大的時代：從歌德、席勒到康德、費希特再到黑格爾，“這個時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滲透了反抗當時德國社會的叛逆的精神”。借用茨威格的一部書名，耶拿風波前后這一段歷史真可謂“人類群星閃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