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國民政府治鄂初期湖北地方勢力的演變

央地關系是近代中國轉型中的重要問題；央地雙方的互相審視也是理解各自形象的重要窗口。蔣介石本人便慣常從中央角度出發(fā)，評述各地方勢力。與難以懾服的晉魯桂等省地方勢力不同，蔣介石眼中的湖北地方勢力主要由“腐敗官僚與幼稚黨委、新官僚”組成，其代表人物何成濬的主要問題也不在于割據(jù)自立，而是“誤省”但“不自知其過”。上述評價從側面體現(xiàn)出湖北地方勢力軟弱、無能與分化的突出特征。

強大的地方勢力何以強大值得深入考察，弱小的地方勢力緣何弱小同樣有必要加以研討。湖北地方勢力的弱小，與民國時期的國家統(tǒng)合關系密切。北洋政府因之將湖北改造為對南統(tǒng)合的重鎮(zhèn)；南京國民政府也成功將湖北塑造為自身在統(tǒng)治前期統(tǒng)合西南、西北等省的前沿。具體到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湖北地方勢力的軟弱、無能與分化等特征，基本上形成于國民政府治鄂初期。有鑒于此，本文擬深入考察南京國民政府治鄂初期湖北地方勢力的演變，清晰、充分地展現(xiàn)其經(jīng)過，以豐富國民政府時期央地關系史敘事。

徹底喪失鄂軍根基

民國初期的鄂軍有著良好的發(fā)展基礎。湖北是晚清新軍編練重鎮(zhèn)，也是軍事留學生派出大省，擁有吳祿貞、藍天蔚等優(yōu)秀的新軍軍人。民國肇建之初，鄂軍也從1鎮(zhèn)1混成協(xié)擴充至8個鎮(zhèn)之多。但是，吳、藍兩人在辛亥革命爆發(fā)后均遠在北方。鄂軍內(nèi)部未能及時形成強勢領袖與地方軍力的結合，在革命高地地位的刺激下，其軍事人才充裕的優(yōu)勢迅速轉變?yōu)槿糊垷o首的劣勢。黎元洪作為地方頭面人物，在無力掌控鄂軍的情況下，主動提議將之裁減。黎氏部屬劉佐龍等鄂軍將領也積極主張裁兵，“賣省求榮”。至1914年初，鄂軍便銳減至1個師，迅速衰落。1918年初“荊襄自主”失敗后，北洋系統(tǒng)中的鄂軍僅余下臣服于北洋軍的劉佐龍部1個旅。北洋政府中的若干鄂籍高級軍官也在黎元洪失勢后被邊緣化。鄂軍的衰落與江浙立憲派的衰微構成民初中間勢力式微的兩翼。

北洋系統(tǒng)中的鄂軍在混亂中衰落，南方陣營的鄂軍也在發(fā)展中日趨混亂。由于湖北被北洋軍直接控制，湖北革命黨人僅能依賴南方陣營建軍。南方陣營內(nèi)部派系紛紜，湖北革命黨人分別聯(lián)絡南方不同勢力自重。護國戰(zhàn)爭期間，蔡濟民、田桐與白逾桓等人紛紛抵漢，“一時有總司令欲者，約二十人以上”。據(jù)筆者統(tǒng)計，從1916到1921年，曾有12人擔任各種鄂軍總司令或者軍長。這種各自為戰(zhàn)的局面使得湖北革命黨人的力量過于分散，無法組建起強大的鄂軍。北伐戰(zhàn)爭爆發(fā)前夕，國民革命軍的8位軍長中沒有一位鄂籍軍人。反觀鄰省湖南，則擁有譚延闿、程潛、唐生智3位軍長。國民革命軍組建過程中，何成濬的建國鄂軍直接被縮編為程潛部第六軍的一個團；夏斗寅部湖北第二混成旅則歸屬唐生智指揮。這種尷尬的差距直觀地體現(xiàn)出鄂軍的弱小。

北伐軍光復湖北后，湘軍唐生智部取代直系掌握湖北，而鄂軍不過是湖北省內(nèi)駐軍的配角。劉佐龍部在得到桂系支持后，擴編為第十五軍，但是不久又將約一半兵力調往桂系控制區(qū)域。夏斗寅部在擴編為師后，繼續(xù)處于唐生智的強力控制之下。何成濬在鄂北家鄉(xiāng)組織的兩三個師基本停留在編制層面。蔣作賓、方本仁與孔庚等組建的各類武裝更僅是曇花一現(xiàn)。與民初類似，鄂軍的發(fā)展再次被裹挾進國民政府的內(nèi)爭之中。1926年底，夏斗寅在受到唐生智脅迫后，派兵將何成濬麾下一部繳械，并蓄意羞辱何氏本人，釀成鄂軍的一場嚴重內(nèi)訌。何成濬的建軍活動也隨即因為寧漢對立而被迫中止。1927年夏，劉佐龍在殘害鄂籍革命黨人耿丹后被唐生智逮捕，所部第十五軍的番號直接被取消。鄂軍的發(fā)展再度受到嚴重打擊。

上述事端盡管造成鄂軍的又一場嚴重危機，但也成為鄂籍軍人內(nèi)部新陳代謝的契機，迫使以政治聯(lián)絡見長的何成濬等人以及投誠的劉佐龍脫離鄂軍一線，為新一代鄂籍軍人的崛起創(chuàng)造出條件。其中，鄂籍桂系軍人胡宗鐸處于中心位置。胡氏是鄂籍桂系軍人中的先驅，在北伐戰(zhàn)爭期間，展現(xiàn)出優(yōu)秀的軍事指揮能力與政治感召力，贏得其他鄂籍桂系軍人以及第十五軍東下部隊軍官的廣泛擁護。上述軍人基本上是胡宗鐸的保定軍校同學，認為蕭耀南、劉佐龍等均屬北洋將領，“湖北沒有部隊”，深感鄂籍軍人因此處處受到排擠，無地容身，“都主張擁護胡宗鐸創(chuàng)基立業(yè)，自成一個局面”。鄂軍內(nèi)部的一個新團體就此形成。時隔近二十年，繼吳祿貞在鄂籍日本士官生中脫穎而出后，胡宗鐸被鄂籍保定軍校生推舉為鄂籍軍人的新一代領袖。

胡宗鐸

劉佐龍被捕之后，胡宗鐸隨之崛起，通過整合第十五軍東下部隊與麾下的桂系武裝，組建起第十九軍，宣稱第十五軍的番號調整為第十九軍，“全軍干部盡是湖北人”。劉佐龍部是辛亥鄂軍僅存的碩果，年輕的胡宗鐸無疑是在向各方宣示自己就此繼承鄂軍正統(tǒng)代表地位。同年10月，胡宗鐸在鄂人的廣泛支持下，指揮該軍攻克漢口。這是自1910年代初北洋軍進占湖北后，首次由鄂籍將領率部接收湖北省政權。鄂軍也首次在地域軍事集團的角逐中取勝，聲勢大振。胡宗鐸隨后大舉拔擢鄂籍軍官，迅速編練起第十八軍，大有振興鄂軍的態(tài)勢。經(jīng)過十余年的困頓，鄂軍終于再度成為湖北省內(nèi)駐軍的主力。

胡宗鐸率部入鄂展現(xiàn)出重振鄂軍的魄力與能力，為湖北地方軍力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出新的根基。然而，湖北革命黨人也就此劃分為從屬桂系的“新鄂系”與追隨蔣介石的“舊鄂系”。胡氏上述舉措是在壯大桂系的邏輯中展開，因此鄂軍的發(fā)展便與桂系的命運緊密相連。1929年上半年，桂系在蔣桂戰(zhàn)爭中落敗，胡宗鐸等“新鄂系”要人隨之下野。經(jīng)過孔庚等人主持聯(lián)絡，第十八軍、第十九軍最終投誠南京國民政府，轉變?yōu)楣鹣低墩\武裝。保存上述鄂軍根基成為亟需鄂籍精英完成的頭等大事，而推動桂系投誠武裝與湖北省政的中心人物結合則是保存的最佳方式。

但是，中央軍入主湖北后，湖北省內(nèi)始終未推舉出中心人物。在中央軍入鄂的一月內(nèi)，省政府主席人選曾至少有過8個版本，包括蔣介石的幕僚何成濬與賀國光、何成濬的盟友方本仁、湖北省黨務負責人方覺慧、西北軍代表劉驥、與改組派政見接近的孔庚等鄂籍精英以及中央軍將領朱培德與劉峙。這種紛繁的狀況充分體現(xiàn)出鄂籍精英的渙散。最終，何成濬雖然如愿接任省主席，但卻無法返鄂履職。其他10名湖北省政府委員中，僅有民政廳長、代理主席方本仁屬于何氏盟友，此外的9人分別屬于不同派別。何成濬僅試圖安插一名親信擔任省政府委員，也未能成功。何成濬之弱勢，由此可見一斑。

何成濬

何成濬不僅完全無力統(tǒng)合湖北地方勢力，而且也無權與桂系投誠武裝密切聯(lián)絡。5月上旬，賀國光被蔣介石指派為與桂系投誠武裝接洽的中央代表。賀氏長期在鄂任職，在桂系投誠武裝中不乏舊日同事或部下。比如，代表桂系投誠武裝與國民政府接洽的程汝懷便與賀國光素有來往。蔣介石的上述舉措既在表面上順應局勢，充分利用麾下鄂籍精英的特長，又可以阻礙何成濬與桂系投誠武裝密切聯(lián)絡。何成濬在難以與桂系投誠武裝密切聯(lián)絡的情況下，重蹈近二十年前黎元洪的舊轍，多次向蔣介石建議迅速調動或改編桂系投誠武裝，“不可使其團結一處”，以彰顯擁護蔣介石的態(tài)度。

桂系投誠武裝此時遲遲不愿調離鄂西，無意進一步通過調防向國民政府表示臣服，并繼續(xù)保持與各方聯(lián)絡。鄂人萬耀煌此時隸屬中央軍，其晚年就此評述稱，“程汝懷希望保全實力，無異自趨毀滅，殊屬不智”。這種評價充分體現(xiàn)出中央軍的態(tài)度。經(jīng)過充分的準備，蔣介石決定以桂系投誠武裝與西北軍聯(lián)絡為由，盡快將之處置。蔣桂戰(zhàn)爭結束后，西北軍成為南京國民政府遏制的首要目標。蔣介石將桂系投誠武裝與西北軍相關聯(lián)，構建起消滅該部的強大邏輯。

此時駐鄂中央軍的實力頗為雄厚，足以完成這一任務。5月上旬，蔣介石先任命劉峙為湖北編遣特派員，又委派何應欽赴鄂主持武漢行營。以何應欽、劉峙為中心的指揮體系建立后，蔣氏開始強制命令桂系投誠武裝在短時間內(nèi)前往中央軍控制的區(qū)域分散駐防。劉峙等人履新后，秉持蔣介石的意旨，直接介入桂系投誠武裝內(nèi)部人事問題，籌劃更換其中1個師的副師長、團長，反復刺激桂系投誠將領，釋放出可能大幅度改編該部的危險訊號。

湖北地方勢力喪失武力根基的風險急劇提升。桂系投誠武裝中的鄂籍將領在慌亂之中，終于認識到與何成濬聯(lián)絡的重要性，高呼擁戴何氏早日回鄂統(tǒng)帥“鄂軍團體”。何成濬隨后致電蔣介石稱鄂籍將領“志趣尚佳”，相較于一味施壓，不如保存相關各師編制，統(tǒng)一接受蔣介石直接指揮，使之更加堅定地信仰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以免被他人挑撥離間。何氏的設想既有助于改善與上述鄂軍的關系，以將自身塑造為團結湖北地方勢力的中心，也符合湖北地方勢力發(fā)展的需求。

但是，桂系投誠武裝此后仍未按照國民政府要求調防。蔣介石更加堅決地指揮劉峙積極備戰(zhàn)。5月下旬，程汝懷等數(shù)名主要將領因為前往南京、武漢與各方聯(lián)絡而尚未返防，湖北省政府也剛剛就職，而賀國光又被蔣介石派往鄂西，制造接近桂系投誠武裝的假象。湖北地方要人整體上處于一種松弛狀態(tài)。以此為背景，中央軍某師突然與桂系投誠武裝一師因所謂“誤會”爆發(fā)沖突。賀國光的行動隨即受限，為中央軍擴大沖突提供借口。在蔣介石與何應欽、劉峙嚴密部署下，駐鄂中央軍大舉出動，將桂系投誠武裝悉數(shù)解決，并大舉查抄鄂軍各師駐漢口辦事處。事后，鄂軍4個師僅被保留3個獨立旅的編制，而且新任旅長盡數(shù)更迭為親中央軍的鄂籍將領。其中，徐聲鈺與賀國光關系十分密切，由何應欽提名為鄂西編遣委員；彭進之是劉峙部參謀處長；萬倚吾是夏斗寅部旅長萬耀煌之弟。

根據(jù)發(fā)生區(qū)域，本次事件可被稱為鄂西兵變?！氨儭边^程中，湖北地方勢力的軟弱、無能與分化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其中，賀國光事實上成為兵變的導火索。劉峙部的夏斗寅師積極參與鎮(zhèn)壓，再次制造出鄂軍的嚴重內(nèi)訌。何成濬作壁上觀，嚴詞拒絕其中一個師轉投自己收編的雜牌軍，未能表現(xiàn)出作為地方頭面人物的擔當。時隔十余年，盡管中央政權已經(jīng)從北洋政府更迭為南京國民政府，但與中央政府的聯(lián)絡能力仍然是篩選鄂籍政要的核心標準。

“兵變”結束后，鄂軍徹底喪失發(fā)展根基，完全淪為湖北省內(nèi)駐軍的配角。此后，湖北省內(nèi)駐軍中，鄂軍大體包括劉峙部的夏斗寅師、出身直魯聯(lián)軍的徐源泉師以及上述3支獨立旅。比較而言，中央軍中僅劉峙的第一軍便包括3個師。鄂軍占比尚不足一半，且其內(nèi)部關系極為復雜，不可能成為維持湖北地方秩序的主導武力。所謂“鄂軍團體”設想自然也化為泡影，湖北地方勢力受到根本性削弱。鄂人陳璋珩此前負責協(xié)調何成濬、徐源泉與桂系投誠武裝之間的聯(lián)絡，在兵變完全平息之后，向何成濬頗為悲憤地感慨稱，“鄂人可從此亡省矣”。此次兵變成為鄂軍徹底走向衰落的標志性事件。

何應欽

“兵變”結束后，中央軍駐鄂高層在湖北的地位進一步鞏固。何應欽作為參謀總長，主持漢口行營，統(tǒng)籌兩湖善后；劉峙作為湖北各部隊編遣特派員，深度介入各軍編遣，指揮調度各軍防務，影響力頗大。隨后，劉氏又發(fā)動政爭，攘奪湖北省政府的“剿匪”主導權，以完全確立中央軍在湖北地方政治中的主導地位。湖北地方勢力的發(fā)展再度面臨制度層面的嚴峻挑戰(zhàn)。

喪失“剿匪”主導權

鄂西兵變，雖是湖北地方勢力發(fā)展中的嚴重挫折，卻是國民政府與中央軍統(tǒng)合湖北的重要成就。蔣桂戰(zhàn)爭結束后不久，漢口街頭便曾廣泛張貼擁戴第一軍軍長劉峙為湖北省政府主席的標語口號。大舉鎮(zhèn)壓桂系投誠武裝后，中央軍在湖北的地位得到進一步提升。不過，中央軍的這種優(yōu)勢地位并不穩(wěn)定。桂系投誠武裝徹底崩潰之后，蔣桂戰(zhàn)爭就此正式結束，中央軍喪失繼續(xù)駐鄂的法理依據(jù)。而與何成濬關系密切的鄂籍前直魯聯(lián)軍將領徐源泉也在此時率部返鄂。何氏若能處理好與夏斗寅、徐源泉兩位鄂籍將領的關系，仍有一線希望重塑鄂軍，使之成為主導湖北地方政治的核心力量。因此，蔣介石與中央軍駐鄂高層亟需思考如何從制度層面規(guī)定湖北地方勢力的權力上限。

“剿匪”權的分配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突破口。進入1929年年中，中共革命武裝在湖北各地蓬勃發(fā)展起來，“剿匪”成為湖北地方政治中的核心事務。相關權限的分配，直接決定湖北內(nèi)部的權力格局框架。蔣介石在5月初布局湖北軍政事宜的同時，也明確了“剿匪”權的分配，任命劉峙麾下的鄂籍師長夏斗寅為湖北警備司令，使之在湖北省政府指揮下負責湖北“剿匪”清鄉(xiāng)。但夏斗寅與何成濬之間向有宿怨，夏既不希望從中央軍一員降格為省政府管理下的省防軍，更不愿充當何氏部屬，在之后遲遲不組建湖北警備司令部，以抵制上述方案。夏氏之外，中央軍駐鄂高層同樣不贊同上述方案。與夏斗寅軟性抵制不同，劉峙主動進取，試圖通過重塑“剿匪”事務的性質，代表中央軍奪取“剿匪”主導權，從制度層面確立湖北省政府的權力上限，鞏固現(xiàn)有的央地權力分配。

這種重塑便是將“剿匪”從地方層面的“清鄉(xiāng)”調整為國家層面的“綏靖”。6月上旬，桂系投誠武裝被徹底解決后，劉峙乘勢擬定綏靖大綱，將湖北全省分為數(shù)個綏靖區(qū)，設置綏靖主任，施行分區(qū)“清剿”。各區(qū)綏靖主任由編遣處委派，編遣處通過主持綏靖掌握“剿匪”權。南京國民政府之后的國家統(tǒng)合方式，便是以圍剿與追擊中共為號召，設置“剿總”、行營、綏靖公署等機構，汲取各省的財政軍事力量，介入地方政治。劉峙的上述方案無疑具有標志性的探索意義。

劉峙的方案公布后，引發(fā)湖北省內(nèi)各方密切關注。夏斗寅明確表示支持劉峙，無意組織湖北警備司令部。何成濬、方本仁則將因此僅能指揮公安隊或者民團一類地方武裝，等同被剝奪軍權，處境被動，極為不滿此方案。6月中旬，滬上突然有報道稱方本仁致電何成濬，詳呈湖北最近黨政軍事情形，透露出兩人有所籌劃。湖北政局中的新一輪博弈即將拉開帷幕。

6月下旬，本次博弈正式開始。方本仁公開發(fā)表長篇談話，反對劉峙的綏靖方案，堅持“剿匪”屬于清鄉(xiāng)，即應由省政府直接掌握若干軍隊把守要隘，防堵大股“匪共”游擊，而各縣自辦縣域內(nèi)的相關事宜，并特別強調成立湖北警備司令部、由湖北省政府主持清鄉(xiāng)“剿匪”是蔣介石親自擬定的方案，暗示該方案不容顛覆。不過，方本仁的方案植根于以往的執(zhí)政經(jīng)驗，難以適應“剿匪”事務的新需求。置諸具體語境，方氏大談在北洋政府時期的“剿匪”經(jīng)驗，不僅招致劉峙的不屑，也引發(fā)國民政府其他要人以及鄂籍黃埔青年不滿。隨后，不但劉峙無意放棄綏靖改革方案，何應欽等中央軍將領也一致支持劉峙繼續(xù)籌劃相關事務，擬定綏靖主任人選、確定各區(qū)綏靖部隊、討論綏靖經(jīng)費與所需軍械，將方本仁的反對完全拋諸腦后。

何成濬、方本仁沒有掌握足以與劉峙等人抗衡的兵權，也無力發(fā)動鄂籍精英集體抵制中央軍方面所做決定。蔣介石成為省方扭轉局勢的唯一希望。6月下旬，蔣氏再度北上與閻錫山等軍事強人接洽，以維持北方大局。何成濬與方本仁終于獲得爭取蔣氏支持的關鍵契機。蔣介石抵達北平后，何成濬和方本仁積極推動蔣介石與閻錫山之間的接洽。在凸顯自身的價值與重要性后，兩人向蔣介石提議命令夏斗寅盡快成立湖北警備司令部，并將夏斗寅師與若干新編成的駐鄂獨立旅調撥湖北省政府指揮，實施清鄉(xiāng)。

在何成濬、方本仁苦諫下，蔣介石于7月上旬指示漢口行營，執(zhí)行上述方案。不過，蔣氏深知批準上述方案，無異于縱容湖北地方勢力坐大，完全不符合中央政府利益，在做出上述指示后，再未表態(tài)支持省方。劉峙等人在收悉蔣介石的指示后，態(tài)度依然強硬，隨即致電何成濬、方本仁，提出省政府無權指揮軍隊，要求何成濬等主動向蔣介石建議施行編遣處提出的方案。劉峙等人的此番“抗命”無疑是在為蔣介石解圍。與此同時，《申報》刊發(fā)報道歷述劉峙統(tǒng)籌“剿匪”的成績，仿佛影射方本仁等人提出上述方案，僅是在攘奪軍權，無益于“剿匪”事務的推進。雙方的博弈日趨激烈。

關鍵時刻，鄂籍精英內(nèi)部又出現(xiàn)嚴重內(nèi)訌。7月上旬，若干黃埔畢業(yè)生因不滿黃埔同學、湖北江防局副局長金亦吾被免職，持械搗毀江防局，造成人員傷亡，釀成軒然大波。之后，上述黃埔青年又向在漢坐鎮(zhèn)的何應欽控訴湖北江防局局長容景芳種種劣行，要求由其他黃埔青年出任該局局長，且擅自刊刻關防，向各征收局提取款項，儼然以接任者自居，態(tài)度極為強硬。容景芳是何成濬的心腹，同屬鄂省老革命，何氏不可能輕易讓步。在黃埔青年向何應欽施壓的同時，何成濬直接向蔣介石提出訴求，懇請蔣氏下令漢口行營、武漢衛(wèi)戍司令部與湖北省政府一道維持容景芳的職務。局面一時極為膠著。

江防局事件與“剿匪”權之爭相互影響，形成湖北政局中一場不小的波瀾。此事所以發(fā)生，既由于鄂籍精英內(nèi)部的代際沖突，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剿匪”權之爭的影響。約略同時，夏斗寅以湖北軍人的身份，向蔣介石表示“鄂省土匪遍野，共匪潛伏”，劉峙所提方案有助于調動更多兵力，步驟周密，適合湖北清鄉(xiāng)現(xiàn)狀，明確站在中央軍一方。夏氏的上述表態(tài)，沉重打擊到以何成濬為代表的省方，充分展現(xiàn)出湖北地方勢力內(nèi)部的分化。

事態(tài)發(fā)展至此，何成濬、方本仁的處境極為窘迫。方本仁僅能反復向各方強調省政府掌握軍權極有利于清鄉(xiāng)“剿匪”，甚至不惜表示請辭省主席。但是，這種交涉全然無效。劉峙等人完全無意退讓，甚至拒絕向夏斗寅以及鄂軍其他各獨立旅轉發(fā)蔣介石的指示。中央軍之強勢，由此可見一斑。隨后不久，在方本仁言辭未辭之際，劉峙、賀國光也明確向蔣介石請辭在鄂所任職務，以要求蔣介石采納己方意見?！敖朔恕敝鲗嘀疇幍奶炱剑M一步向中央軍一方傾斜。

何成濬此時被迫將重心轉移至江防局事件，希望以維持親信容景芳的職務為前提，妥善處置處于對立面的鄂籍黃埔青年。比較而言，劉峙等人難以從江防局事件獲益，更加專注于“剿匪”權之爭，并試圖將此次沖突的開始時間重新界定為6月下旬。這樣，沖突的導火索就不再是劉峙發(fā)動“剿匪”權之爭，而是方本仁等人阻撓中央軍推動“剿匪”。省方成為沖突的始作俑者，無形之中被打上割據(jù)主義的烙印。

在“剿匪”主導權之爭的天平完全倒向中央軍之際，蔣介石再度出手，以安撫雙方的姿態(tài)，將此前的指示解釋為同時設立綏靖處與警備司令部，夏斗寅師與另外三個獨立旅僅在清鄉(xiāng)事宜上接受省政府、警備司令的指揮。所謂清鄉(xiāng)事宜不過是接受“共黨”自首、清查戶口、登記民團槍支、開導鄂西神兵等各類邊緣性事務，與軍事關系較遠。如此，中央軍一方面在表面上尊重湖北省政府的主體地位，一方面則成功奪取“剿匪”主導權。

伴隨蔣介石作出裁決，“剿匪”權之爭迅速進入尾聲。7月中旬，行營對外公布各區(qū)綏靖主任名單。6名綏靖主任之中，除張發(fā)奎及若干湘籍將領之外，共包括夏斗寅、彭啟彪、萬倚吾等3名鄂籍軍人。其中，彭啟彪、萬倚吾兩人與桂系投誠武裝將領年齡接近，同屬鄂軍中的中生代力量。劉峙等人在削弱湖北地方軍力的同時，也試圖重塑湖北軍人的梯隊構成。不久，在容景芳留任江防局局長之際，劉峙又約請方本仁召開湖北省全省綏靖會議，正式確認“剿匪”事務的權限劃分。其中，歸屬省政府主持的僅有前述“共黨”自首等幾項清鄉(xiāng)事宜。8月初，夏斗寅正式就任省府管理下的湖北警備司令?！敖朔恕睓嘀疇?，就此告一段落。湖北省政府在“剿匪”問題上，被迫淪為 “配合角色”。

伴隨省域內(nèi)的“剿匪”主導權在制度層面上移至中央軍，湖北地方的權力上限正式形成，湖北與中央的央地權力格局框架也大體確立。隨后，國民政府撤銷武漢行營，將何應欽、賀國光調回南京，宣告結束湖北戰(zhàn)時狀態(tài)。劉峙繼續(xù)以主持“剿匪”的名義坐鎮(zhèn)湖北，事實上居于省政的中心位置，被稱為鄂人之救星。劉峙本人此時也頗為自得，號稱麾下的編遣處“把一個機關來辦三個機關的事”，即同時負責辦理編遣事宜、指揮軍隊“剿匪”以及衛(wèi)戍武漢，囊括湖北省內(nèi)主要軍事事務，權勢極為膨脹。中央軍在湖北的影響力絲毫未因武漢行營撤銷而弱化。與之相對應，湖北地方勢力在喪失“剿匪”主導權后，又發(fā)生大規(guī)模分裂。對抗的雙方分別是何成濬、方本仁與湖北黨務系統(tǒng)代表方覺慧。

在去地方化中完成重塑

湖北涌現(xiàn)出不少革命黨人，何成濬、方覺慧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北洋政府時期，兩人雖然活動重心不同，但都積極參與“鄂人治鄂”活動，推動政治聯(lián)絡。方本仁作為北洋政府中的鄂籍政要，則是何成濬、方覺慧聯(lián)絡的主要對象。其中，方覺慧與方本仁的關系尤其密切。方本仁擔任江西軍務督辦時，方覺慧負責代表國民黨動員方本仁。北伐戰(zhàn)爭爆發(fā)后，方本仁就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軍長，方覺慧擔任該軍政治部主任，協(xié)助方本仁前往江西動員舊部投誠。不過，方本仁重新掌握江西的計劃宣告失敗后，方覺慧改任夏斗寅部的政治部主任，“兩方”就此分道揚鑣。

蔣桂戰(zhàn)爭結束后，湖北重新納入南京國民政府的勢力版圖之中，“兩方”積極參與湖北政局善后。此時，湖北省政府主席的第一候選人何成濬無法返鄂，方覺慧、方本仁均希望實際主持湖北政務。事過境遷，“兩方”從建軍搭檔轉變?yōu)楦偁帉κ?。其中，方覺慧長期深耕湖北黨務，迅速以黨務系統(tǒng)為樞紐，建立起以自己為中心的廣泛同盟。比如，在組建湖北省黨部時，方氏不僅援引何成濬的宿敵夏斗寅加入，還延攬數(shù)名制造前述江防局事件的鄂籍黃埔畢業(yè)生。比較而言，方本仁固然革命履歷單薄，但重視聯(lián)絡北方軍事強人以及地方商會，與何成濬關系極為密切，無疑是軍紳政權下理想的省主席人選，符合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的現(xiàn)實需要。湖北省政府成立后，方本仁被任命為民政廳長，代理省主席職權。方覺慧僅被安排為農(nóng)礦廳長，在此次權力角逐中落敗。

在此次湖北省政之爭中，方覺慧已經(jīng)在積極與反對何成濬的鄂籍精英加強聯(lián)絡。省主席之爭暫告段落后，方氏更轉型為鄂籍精英中反省府與反何成濬的代表人物。湖北省政府名單公布后不久，方覺慧便借國民政府嚴查改組派之機，制造風波。5月中上旬，國民政府突然指稱鄂籍軍政官員張篤倫、潘正道屬于改組派，決定通緝二人。張篤倫是頗受何成濬器重的鄂籍少壯軍人，即將出任何部第九軍的副軍長。潘正道則長期在劉湘部任職，是銜接何成濬與劉湘的樞紐型人物。通緝張、潘，無異于間接給何成濬難堪，隱晦地批評何成濬任用改組派。何氏聞訊后，隨即致電蔣介石，斥責方覺慧“名利心切”，忘恩負義，因未如愿擔任湖北省代理主席，“深懷怨忿”，挾私報復，否認張篤倫、潘正道兩人為改組派。

上述風波反映出何成濬與方覺慧的關系急劇惡化以及湖北地方勢力發(fā)生嚴重分化。策動通緝張篤倫等人之外，方覺慧又利用種種手段，攻擊方本仁。方本仁出身北洋政客，滿身陳舊習氣，可供批評的問題委實不少。面對方覺慧的猛烈攻擊，方本仁遲遲不愿就職，并對外透露極可能不成立方覺慧任廳長的農(nóng)礦廳，等同將雙方的矛盾公之于眾。蔣介石隨即指示方覺慧不得與人爭意氣，不得與方本仁有隔膜，更不得圖謀排斥何成濬。方本仁認為得到蔣介石的政治保證，始于5月下旬履新。

方覺慧與方本仁的對立牽涉到黨政關系與湖北地方內(nèi)部派系糾葛，不可能輕易化解。蔣介石的直接干預，不過使方覺慧暫時中止攻訐方本仁。7月間，前述江防局事件發(fā)生后，方覺慧積極介入其中，利用所掌握的武漢《中山日報》，或明或暗地攻擊方本仁所屬的省方，推波助瀾，激化矛盾。何成濬對此極為不滿，向蔣介石抨擊方覺慧利用黃埔少數(shù)青年制造沖突。雙方矛盾愈演愈烈。

7月下旬，“剿匪”權之爭暫告停歇，江防局事件草草收尾。何成濬、方本仁在穩(wěn)定與其他各方的關系后，終于將矛頭對準方覺慧，要求武漢《中山日報》停刊。該報隸屬湖北省政府，卻被方覺慧用來攻擊以方本仁為代表的省政府，遂成為雙方博弈的焦點。省政府方面列舉的該報罪狀包括攻擊張學良、錯誤宣傳閻錫山即將出國、不刊載蔣介石在北平言論等數(shù)項。國民政府此時正在積極聯(lián)絡張學良、閻錫山，推動對北統(tǒng)合，省政府羅列的問題圍繞上述重心展開，頗具針對性。蔣介石隨即批準該報?？?。

然而，方覺慧拒絕執(zhí)行?？瘺Q定。省政府羅列的問題雖然各有依據(jù)，但存在過度解釋的嫌疑。而且?？皇聽砍堆哉撟杂?，反而成為推動方覺慧、黃埔青年學生與在鄂中央軍走向團結的契機。隨后不久，湖北教育界爆發(fā)學潮，方本仁不得不表示請辭省主席。原江防局副局長金亦吾等人據(jù)此向國民政府提議，如果何成濬無法返任湖北省主席，應由劉峙取代方本仁代理，并由方覺慧出任財政廳長。何成濬此時正在北方忙于協(xié)調中東路事件、蔣介石與閻錫山關系等重大問題，自然難以立即返鄂。此舉無異于要求由劉峙、方覺慧主持湖北軍政。

面對如此局面，何成濬依舊回避中央層面針對自己的敵對情緒，在8月上旬繼續(xù)將此事闡釋為鄂籍精英的內(nèi)部矛盾，不僅堅持武漢《中山日報》停刊，更提議罷免方覺慧的省政府委員職務，宣稱方覺慧不去，“鄂局必有不可收拾之日”。何氏試圖將方覺慧的攻擊塑造為其個人行為，尋求以最小代價結束此次沖突，強化自身在湖北地方勢力中的地位。然而，相較于長年游走在南北之間的何成濬與北洋舊官僚方本仁，方覺慧的革命歷史更為清白，又處于弱勢地位，容易博得黃埔青年、國民黨黨務系統(tǒng)以及其他許多鄂籍精英的廣泛同情。各種因素結合之下，雙方斗爭開始向不利于何成濬的方向發(fā)展。

胡漢民

胡漢民作為此時國民黨黨務系統(tǒng)的代表，逐漸介入此次湖北省政沖突，成為使何成濬陷入困境的主要推手。按照蔣介石的指示，武漢《中山日報》停刊后，應由湖北省政府接管。但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卻隨即宣稱接收該報社的機器部件，中政會也拒絕通過罷免方覺慧的提案。胡漢民又和此前與何成濬結怨的何應欽、劉峙一起抨擊何成濬“接近改組派”。此事因罷免方覺慧而起，卻發(fā)展為針對何成濬的政治圍攻。何成濬、方本仁迅速陷入被動局面。

雙方斗爭發(fā)生上述轉變的根本原因，仍在于南京國民政府力求削弱湖北地方勢力。8月中旬，胡漢民極力攻擊何成濬之際，蔣介石秉持對待鄂籍政治精英的平衡態(tài)度，并不堅持罷免方覺慧，僅提議何成濬返回湖北，事實上決定放棄方本仁。如果此次沖突以上述方式解決，何成濬將以落敗者的姿態(tài)返回湖北，自然不可能接受這一方案。而且，蔣介石此時又決定由劉峙接替調任江西省主席的魯滌平出任武漢衛(wèi)戍司令，拒絕與何氏關系密切的徐源泉出任該職，同時決定將被視為“鄂中根本”的徐源泉部調離湖北，進一步打擊到何成濬在湖北的權威。8月17日，何氏在國民政府下令調動徐源泉部前夕，連續(xù)三次請辭湖北省政府主席、北平行營主任等要職，既表明與徐源泉共進退，更試圖以退為進，迫使蔣介石出手干涉。

蔣介石將何成濬辭職一事分為兩部分處理。何氏此時肩負對北統(tǒng)合重任，蔣介石絕不會允許何氏脫離對北前線，極力表示挽留，聲稱如果何成濬請辭，則“誠國無救藥矣”。但是，具體到湖北省政，蔣介石此時正在進一步打壓何成濬為首的省方，不可能表態(tài)支持何氏。何成濬在高談辭職無效后，僅能轉為積極以譚延闿、古應芬等人為中介，主動向胡漢民釋放善意，試圖從根本上消除敵對情緒的來源。同時，何成濬承認湖北此時尚處于“過渡時期”，自己即便返鄂也難以積極施政，明確傳達出讓步之意。作為回應，胡漢民改變針對何成濬的強硬態(tài)度，雖然仍拒絕同意罷免方覺慧，但是也不再堅持攻擊何氏，改命方覺慧以前往南京的形式離開湖北。方覺慧隨即返回南京，協(xié)助胡漢民處理中政會等處事務。

何成濬與方覺慧同時表示讓步，為平息此次政爭創(chuàng)造出條件。9月中旬，武漢《中山日報》更名為湖北《中山日報》重新出版，改由與胡漢民關系密切的鄂省教育廳長黃昌谷擔任社長。進入10月，方覺慧終于前往北平拜會何成濬，但兩人的和解僅停留于表面。比如，何成濬明顯有意在接待的過程中，冷遇方覺慧。方覺慧則借機將方本仁離鄂歸功于自己與何成濬一同決定。就此而言，方覺慧盡管被迫去職，但足以對外宣布，自己在此次交鋒之中，將前北洋軍閥方本仁逐出湖北，至少取得玉石俱焚的結果。雙方仍然存在尖銳的對立。

雙方惡斗收場之際，南京國民政府于8月底了解到徐源泉等暗中組織鄂籍將領聯(lián)防，隨即罷免參與此事的新五師師長鄧英，并警告徐源泉以及其他鄂籍軍官。這是國民政府繼摧毀桂系投誠武裝后，對鄂軍團體的第二次嚴厲打壓。此次打壓后，鄂軍團體更成為不可觸碰的問題。隨后不久，國內(nèi)政局風云突變，第二次蔣馮戰(zhàn)爭，唐生智、石友三叛變先后爆發(fā)。何成濬長期駐豫指揮中央軍作戰(zhàn)；方本仁則前往北平代理何成濬的行營主任一職。湖北省主席改由省府秘書長代理。何成濬、方本仁、方覺慧、賀國光以及孔庚、劉驥等在1929年春蔣桂戰(zhàn)爭結束后極為活躍的鄂籍精英，此時集體退出湖北政壇。湖北地方勢力內(nèi)部儼然一派大分裂后的慘淡局面。

與此同時，劉峙升任漢口行營主任，全盤接管湖北，并與方覺慧積極聯(lián)絡，圖謀進一步蠶食湖北省政府的權責。劉峙如果不調離湖北，湖北省主席仍屬雞肋，缺乏實權。何成濬此次督軍中原則攫取到能夠將劉峙逐出湖北的政治資本。在此期間，何氏廣泛與中原雜牌軍聯(lián)絡，成功挫敗雜牌軍自主團體化圖謀，終于在1930年初以勝利者的姿態(tài)率領兩個多軍編制的雜牌軍南下，在軍政兩界聲望大增。以此為背景，何成濬致電蔣介石與國民政府，請辭湖北省主席，推薦劉峙繼任該職。何氏此舉，絕非有意謙讓，而是指明導致個人請辭的根源便是劉峙，目的在于迫使國民政府將劉氏調離湖北，消除威脅自身在鄂中心地位的重要障礙。

經(jīng)過近一年的改造，湖北內(nèi)部的央地權力框架已然確立，中央政府的勢力也已布滿湖北。鄂籍精英在代際沖突、派系矛盾與中央當局的挑撥、壓制中徹底分裂。何成濬返鄂主政，完全不可能效仿胡宗鐸等桂系鄂人，將湖北打造成獨立王國，組建所謂“新鄂系”“鄂軍團體”。國內(nèi)政局的主題也從一年前的蔣桂沖突進一步升級為蔣介石與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各方的沖突。超大規(guī)模內(nèi)戰(zhàn)一觸即發(fā)，國民政府不得不將統(tǒng)合重心從兩湖轉移至范圍廣大的中原，難以向湖北投入過多軍事政治資源，只能結束對湖北的軍事直轄。湖北的內(nèi)外形勢發(fā)生巨大變化。

在此形勢下，何成濬被蔣介石授予統(tǒng)治湖北的軍政全權。2月初，湖北省政府改組。何氏就任省政府主席。廳長、省政府委員完全由何成濬提名。其中，民政廳長吳醒亞、財政廳長張貫時、教育廳長黃建中、秘書長華覺明及不兼廳省政府委員彭介石、方達智（方本仁之子）均與何成濬關系密切，屬于何氏的盟友、同鄉(xiāng)或親信。另一方面，方覺慧被徹底排除在外。省政府成員之外，舉足輕重的省會公安局長由何成濬的親信蘇世安充任。何成濬固然仍不具備震懾全體鄂籍精英的權威，但絕對是本屆省政府的中心。

不久，劉峙及中央軍大部被調離湖北，何氏兼任代理漢口行營主任與第三軍團總指揮等要職，在既有央地權力框架下，全盤掌握湖北的軍政大權。平津一帶的鄂人也制造聲浪，表示歡迎何成濬與徐源泉率部“永遠駐在武漢，使武漢不再為兵家地帶”。何氏逐漸邁入軍政生涯的巔峰。不過，相較于湖南、山西等省的實力派，何成濬的地位并非源于強大的地方武裝與較為團結的地方精英，而是來自中央授權以及來源復雜的雜牌軍。湖北駐軍的主客之別因之進一步淡化，這無疑便于中央軍在湖北活動。實際上，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才是本階段湖北地方勢力演變過程中的最大贏家。

結論

南京國民政府治鄂初期湖北地方勢力的演變，是國民政府初期一次重要的央地博弈事件。中央政權的強力干涉與地方固有的“自治”熱情構成湖北地方勢力演變的基礎。在經(jīng)典的央地關系史敘事中，地方勢力往往以強大跋扈示人，國民政府的形象總體上呈現(xiàn)出一種相對弱勢的姿態(tài)。不過，在此次博弈中，國民政府則較為強勢，占據(jù)著明顯的主動地位。湖北地方勢力的演變以及國民政府對湖北的統(tǒng)合，也更為符合統(tǒng)一國家的需求與形象。就此而言，盡管國民政府的統(tǒng)治力較為薄弱，但是在核心—邊緣的地緣結構之下，仍然存在若干相對弱勢的地方，充當中央統(tǒng)合其他強勢地方的樞紐。最為重要的湖北之外，尚包括地方勢力同樣弱勢的河南等省。

本文的主要宗旨，便是通過具體史實展現(xiàn)這一結構性特點。相較于南京國民政府統(tǒng)治的核心區(qū)域，湖北地方勢力的主體性較為強烈。但是，與強勢地方相比，其發(fā)展演變又較為混亂、嘈雜，缺乏大破大立式的動蕩，甚至帶有爭寵媚上的內(nèi)訌色彩，張力有所不足。湖北的央地之爭也往往是中央聯(lián)合其他鄂籍精英對執(zhí)掌省政一派的圍攻。造成這種局勢的原因固然不止一種，但湖北的地緣特質是其中重要一項。相較于邊陲的廣西等省，湖北地扼中部核心，體量較大，具有重要的樞紐價值。將湖北建設成獨立王國的前提，不是擁有強大的軍力，而是中國徹底喪失重心。即便是在動蕩的北洋時期，也不存在此種前提。這是湖北地處腹心的宿命。

湖北地處腹心，銜接南北東西；鄂籍精英在特殊的建軍活動中，也培養(yǎng)出以政治聯(lián)絡與軍事參謀見長的特質。北伐戰(zhàn)爭爆發(fā)后，蔣介石陣營的何成濬與賀國光、晉綏系的朱綬光與辜仁發(fā)、西北軍的劉驥與熊斌、桂系的胡宗鐸，均曾是所部的主要軍事幕僚。因此，國民政府入主湖北后的“鄂人治鄂”之爭，本質上僅是蔣介石、唐生智、李宗仁、馮玉祥等派系在湖北的代理人之爭。這種政治博弈難以催生出強勢中心，僅能推出某一方的代理人。何成濬主持湖北省政，便是充當南京國民政府與蔣介石的駐鄂代理人。1929年9月，湖北省政府發(fā)生大規(guī)模分裂之際，何氏將湖北省主席戲稱為“傳達長”，生動展現(xiàn)出湖北地方勢力的弱勢處境。

何成濬塑造自身在湖北政局中的中心地位，也必須在代理人的框架下推進。何氏在難以通過建設強大的地方武力實現(xiàn)上述目標后，不得不援引外省雜牌軍入鄂，確立自己在湖北政局中的中心地位。在此同時，湖北地方軍力的生存空間無形之中被壓縮，湖北全省此后逐漸發(fā)展為中央軍與外省雜牌軍的“兵站”。在國民政府統(tǒng)合國家的地緣結構中，湖北也成為國民政府向其他地方傳輸統(tǒng)治力的“中轉站”，銜接起中央與西北、西南等其他“地方”。這種特質無疑符合國民政府推動再統(tǒng)一的需求。國民政府治鄂初期湖北地方勢力的演變，既在央地博弈的框架下展開，也在何成濬等鄂籍精英被動響應國民政府的去地方化中實現(xiàn)，是南京國民政府統(tǒng)合國家進程中的重要一幕。

國民政府對地方的統(tǒng)合固然存在強弱之分，但均在核心—邊緣的格局下推進。地方軍事強人普遍具有較強的主體意識。國民黨主政下的“中央”，也始終未能擁有絕對權威，覆蓋地方的政治存在。國民政府對地方的統(tǒng)合，長期處于統(tǒng)合他者的狀態(tài)之中，面臨各種各樣的艱險與挑戰(zhàn)。國民黨與南京國民政府對央地關系的塑造在這種框架下展開，自然難以擺脫疲態(tài)與頹勢。即便是在毗鄰其核心區(qū)域的湖北，國民政府仍然難以展現(xiàn)出不容置疑的統(tǒng)治力，需要面對軟弱、無能、紛亂卻具有主體意識的湖北地方勢力之挑戰(zhàn)。這是國民政府在調整央地關系問題上所面臨的結構性困境。

（本文首刊于《民國檔案》2023年第3期，作者黃寶撰系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