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文、韋查德、鄭達談蔣彝與二十世紀早期旅英華人

蔣彝（左上）、保羅·貝文（右上）、安妮·韋查德（左下）、鄭達（右下），背景系蔣彝1937年所作《克拉莫克水岸松樹》——章靜繪

華東師大陳子善教授曾說，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有三位作家的雙語寫作值得大書特書：林語堂、熊式一，以及經(jīng)常被忽略的蔣彝。今年是中國詩人、散文家、畫家、書法家、設計師蔣彝（1903-1977）誕辰一百二十周年。蔣彝出身書香門第，自幼從父親習書畫。青年時期進入東南大學學習化學，后投筆從戎，加入北伐。戰(zhàn)后歷任三地縣長，因求變革得罪權勢，痛心政治腐敗之下，辭官赴英，在1930至1940年代客居倫敦。1950到1970年代，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高校擔任教授。蔣彝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第一批用英語寫作的中國作家，旅居英美期間，他以筆名“啞行者”出版了一系列雋永的旅行畫記，暢銷西方。1975年，他回到闊別數(shù)十年的祖國，兩年后逝于北京，歸葬家鄉(xiāng)廬山腳下的馬回嶺公墓。

文集《蔣彝和他的文友：旅英華人的文藝創(chuàng)作與社會交往（1930-1950）》將于近日由東方出版中心出版。該書考察了英國時期的蔣彝與朋友、同事的關系，評述了他這一階段的創(chuàng)作。在十位學者的共同努力下，一段倫敦中國知識界的塵封往事浮出歷史地表，由此我們看到了二戰(zhàn)前幾年倫敦移民生動的生活圖景，以及中西文化在漢普斯特德（Hampstead）這個英國首都最具活力的藝術社區(qū)的精彩互動。

受《上海書評》之邀，本書作者之一、美國圣十字學院歷史系助理教授任可采訪了本書的三位主編——任教于牛津大學的保羅·貝文（Paul Bevan）、任教于威斯敏斯特大學的安妮·韋查德（Anne Witchard）、薩?？舜髮W英語系榮休教授鄭達，請他們談談以蔣彝為代表的二十世紀早期旅英華人的創(chuàng)作和交往。

《蔣彝和他的文友：旅英華人的藝術創(chuàng)作與社會交往（1930-1950）》，[英]保羅·貝文、[英]安妮·韋查德、[美]鄭達主編，周小進、崔新羽等譯，東方出版中心，2023年11月出版，276頁，78.00元

《蔣彝和他的文友：旅英華人的文藝創(chuàng)作與社會交往（1930-1950）》這本書的靈感來自2019年夏天在英國牛津舉行的兩場活動：一是英格蘭遺產(chǎn)委員會為紀念蔣彝而設立藍色牌匾（English Heritage Blue Plaque，蔣彝是第三位獲此榮譽的華人），二是同時在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舉辦紀念蔣彝生平與創(chuàng)作研討會。請問近年在英國重新關注與公開紀念蔣彝有何意義？

貝文、韋查德、鄭達：2019年夏天，為了紀念作家、畫家蔣彝半個世紀前在牛津的生活，安妮·韋查德在阿什莫林博物館組織了一場專題研討會（當時保羅·貝文正在該館擔任中國畫藝術研究員[Christensen Fellow in Chinese Painting]）?！妒Y彝和他的文友》一書的問世便是以此為契機，書中章節(jié)的初稿大多來自會上提交的論文，參與撰寫者分別有倫敦大學城市學院的葉樹芳（Diana Yeh）、英國皇家藝術學院的鄭嘉儀（Sarah Cheang）、大英圖書館中文典藏部前主任吳芳思（Frances Wood）、威斯敏斯特大學的特莎·索恩尼利（Tessa Thorniley）、著有《午夜北平》的英國作家保羅·法蘭奇（Paul French），以及本書的三位主編保羅·貝文、安妮·韋查德和鄭達。后來又邀請了另外兩位學者參與：美國圣十字學院的任可和牛津大學榮休教授柯律格（Craig Clunas）。

牛津蔣彝故居被英國政府文物保護部門掛藍牌

柯律格當時以聽眾身份出席了會議，他也參與組織了在蔣彝故居掛藍牌的事宜。英國隨處可見不同組織為紀念某位名人而在其故居設立的藍色牌匾（蔣彝這塊是由牛津郡藍牌委員會所設），迄今為止，只有三位中國人擁有屬于自己的藍牌——作家老舍、革命先驅(qū)孫中山，以及1940至1955年住在牛津的蔣彝。期待之后有更多中國人加入這一行列，一個可能的候選人是蔣彝的朋友熊式一（1902-1991），后者在1940年代也曾是牛津居民。藍牌揭幕時，蔣彝的傳記作者鄭達作為特殊嘉賓及研討會主題演講者從美國波士頓來到牛津。研討會結束后，在那年夏天最熱的一天，不少與會聽眾步行至藍牌揭幕地，南摩爾路（Southmoor Road）上，這幢房子如今的主人敞開大門，盛情招待了大家。

鄭達著《西行畫記——蔣彝傳》，商務印書館，2012年出版。

雖然蔣彝未必是個家喻戶曉的名字，但全球范圍內(nèi)有越來越多的讀者及學界同仁對他的著述感興趣。我們希望已經(jīng)熟悉蔣彝文字的讀者，以及被蔣彝和他在英國朋友圈的精彩故事所吸引的新讀者都能讀到我們編的這本書。

這本書講述了1930年代在倫敦西北部的漢普斯特德（Borough of Hampstead）聚集的一群中國文人和藝術家的故事。這個地區(qū)是怎么會成為離散（diasporic）文化網(wǎng)絡的中心的？書中的故事對二十世紀上半葉旅英華人生活的傳統(tǒng)形象做了怎樣的修正？

貝文、韋查德、鄭達：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漢普斯特德屬于英國最具有活力的藝術家社區(qū)之一。在倫敦大轟炸毀了蔣彝和熊式一的居所而迫使他們遷居牛津之前，他們正是在這個位于北倫敦的地區(qū)（如今屬于卡姆登[Camden]區(qū)）生活的。在漢普斯特德，他們的鄰居包括了其他中國朋友和同行，如歷史學者崔驥（1909-1950），詩人王禮錫（1901-1939）、陸晶清（1907-1993）夫婦，以及不計其數(shù)的藝術家和作家，有些是知名的，有些現(xiàn)在已經(jīng)被遺忘。距離這些中國知識分子的住房不遠處便是亨利·摩爾（Henry Moore）、芭芭拉·赫普沃斯（Barbara Hepworth）和本·尼科爾森（Ben Nicholson）的畫室。他們的朋友、居住在當?shù)氐脑娙思嫠囆g批評家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稱這些英國藝術家為“一群溫和的藝術家”（A Nest of Gentle Artists）。

漢普斯特德的伊索肯公寓樓

在離他們住所不遠的草坪路（Lawn Road）上，便是現(xiàn)在被稱為“伊索肯”（Isokon）的現(xiàn)代主義公寓樓。該樓由威爾斯·科茨（Wells Coates）設計，杰克·普理查德（Jack Pritchard）建造，其風格受到了歐陸建筑運動的啟發(fā)。因受納粹政府迫害而逃離德國的包豪斯學派成員沃爾特·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馬塞爾·布勞耶（Marcel Breuer）、拉茲洛·莫霍利-納吉（László Moholy-Nagy）都曾在這個現(xiàn)代主義公寓樓里或其周邊居住過一段時間，從事他們在倫敦的設計工作。附近還住著一些別的藝術家，其中不少人也是因納粹而流亡至此。僅從人數(shù)上來說，這里最著名的藝術家群體或許是藝術家國際協(xié)會（Artist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其左翼成員大多支持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

將這些不同群體關聯(lián)在一起的唯一的人物是赫伯特·里德。作為蔣彝的朋友和鄰居，他為蔣彝的兩本書寫了序言。在蔣彝當年出版的文字中，他也提到過里德和其他朋友，提到過貝爾塞斯公園（Belsize Park）和漢普斯特德的街道，以及他每天在附近的漢普斯特德荒野散步的情景。相對于在這個區(qū)域居住過的其他藝術家，中國作家和藝術家以往受到的關注要少很多。就此而言，我們這本書對漢普斯特德如何成為一個倫敦的藝術繁榮區(qū)的傳統(tǒng)觀點做了些修正。

蔣彝的《春日早起》記錄了漢普斯特德的一個清晨： “晨起聞鳥喧，啾啾鳴得意。遠樹漸生煙，濛濛綠無地。愛爾群鳥聲，風景添幽媚?！?/p>

蔣彝及其同仁的寫作和演講如何有助于改變英國人對中國文化（包括1930年代的中國美學與藝術）的認識，從而挑戰(zhàn)了既有的偏見？

貝文、韋查德、鄭達：1930年代的英國公眾對中國以及“中國人”的認識非常有限。電影和小說里展現(xiàn)的中國人往往給人留下不太好的印象。薩克斯·羅默（Sax Rohmer）筆下的邪惡天才傅滿洲、兇殘的吳先生，托馬斯·伯克（Thomas Burke）的《萊姆豪斯之夜：唐人街故事》（Limehouse Nights: Tales of Chinatown），都展現(xiàn)了極具異國情調(diào)的東方想象，讓英國觀眾誤信了中國與中國人是不公不義的。當時有越來越多的人能向英國公眾展示中國的另一面，蔣彝和熊式一便是其中之一。他們一方面通過在英國廣播公司（BBC）的電臺節(jié)目介紹中國文化的不同方面，一方面開始公開寫作。雖然熊式一在倫敦西區(qū)大熱的《王寶釧》（Lady Precious Stream, 1934）是中國戲劇的某種注水的、些許扭曲的版本，但他肯定無意丑化中國，而在這部劇被熱捧之際，英國時尚界的某些領域也已經(jīng)掀起了一股“中國熱”。正是在這一時期，蔣彝出版了一系列廣受歡迎的書籍，以“中國人眼中的英國”為賣點，為自己的作家和藝術家事業(yè)開辟了一席之地。從第一本《湖區(qū)畫記》（The Silent Traveller: A Chinese Artist in Lakeland, 1937）開始，蔣彝陸續(xù)出版的這些書均有助于改變英國公眾對華人的看法。

蔣彝著《湖區(qū)畫記》，朱鳳蓮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8年出版。

蔣彝繪《雨中探訪瓦斯代爾黑德小教堂》（Going to church in the rain, Wasdale Headd, 1937），載《湖區(qū)畫記》。

蔣彝繪《大本鐘下的雨傘》（Umbrellas under Big Ben, 1938），載《倫敦畫記》。

蔣彝繪《夏日薄霧中的城堡》（The castle in the summer haze, 1948），載《愛丁堡畫記》。

在蔣彝的系列著作中，他是以“啞行者”（the Silent Traveller）的形象示人的。就旅英中國作家跨文化身份的自我塑造而言，《蔣彝和他的文友》能為我們提供什么新知？

貝文、韋查德、鄭達：蔣彝是在1930年代初即將前往倫敦時為自己取名“重啞”的，意為徹底沉默。因為對國民黨內(nèi)部猖獗的腐敗失望透頂，他辭去了縣長的職務，發(fā)誓再也不參與政治。抵達倫敦不久后，他開始用“啞行者”這個筆名。這是一個刻意的選擇，“啞”字傳達了他在西方努力建立新的文化認同時所感受到的語言匱乏、無根與疏離。蔣彝的這個筆名參與了他一系列旅行書籍的命名，如《啞行者在牛津》《啞行者在紐約》，人們也漸漸意識到這位臉上總掛著微笑、步履緩慢、若有所思的中國人其實觀察入微，睿智過人。他把人們的注意力吸引到身邊常常被忽視的事物，他會提出妙趣橫生的評論，既令人耳目一新，又有說服力。他的寫作幽默風趣、貼近生活，贏得了全世界成千上萬讀者的喜愛。事實證明，蔣彝的自我塑造是成功的，他的文友也采用了同樣的策略。比如，富有激情的詩人兼政治活動家王禮錫就參照浪漫派詩人雪萊（Percy Shelley）的名字，為自己取了英文名“Shelley Wang”。這個名字突顯了兩位詩人在熾熱的革命激情和詩歌能量方面的相似之處。另外，衣著與雙語能力也是自我塑造的方式。蔣彝和熊式一經(jīng)常穿著傳統(tǒng)中國文人長袍，或在著作中引用古詩詞，以提醒公眾他們的跨文化身份。

王禮錫，1938年于貝爾法斯特。

喬治五世國王銀禧慶典期間，狂歡者將一名警察拉進他們圍起的圓圈中舞蹈。蔣彝在這幅素描中也畫出了他自己（最右），他身著中國長袍，饒有興致地看著這一幕。

這本書格外關注旅英華人在寫作與繪畫之外的文化生產(chǎn)，如芭蕾、電影。如何理解當時英國向中國藝術家開放的不同文化空間和文化類型？

貝文、韋查德、鄭達：我們認為歷史學家普遍忽視了二十世紀早期中國人參與英國文化生產(chǎn)的情況。有關海外華人（Chinese diaspora）的歷史研究傾向于關注碼頭工人群體，也會提及短期留學生，如1918年至1922年在美國和英國留學的詩人徐志摩。一開始我們也只關注了蔣彝，他身兼作家與畫家雙重身份，將不同的才能結合在一起，產(chǎn)生了巨大的流行效應。但當我們開始深入研究他在英國的文友圈，便發(fā)現(xiàn)這群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曾孜孜不倦地試圖建立與倫敦文化精英的聯(lián)系。在勞倫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羅杰·弗萊 （Roger Fry）等藝術評論家的努力下，現(xiàn)代主義開始欣賞中國的視覺美學，這為繪畫界接受“正宗中國”（authentic Chinese）的聲音鋪平了道路。到了1930年代（往往是出于反法西斯的政治目的），富有同情心的出版商、電臺節(jié)目主持人、期刊主編、戲劇制作人、作曲家、舞蹈編導積極尋找中國撰稿人和合作者，拓寬了這群中國文人接觸各種創(chuàng)作類型的機會，從而促成了他們藝術上的多樣化。

的確，蔣彝和許多其他中國人從事了各種文化生產(chǎn)，經(jīng)常實驗、探索新的形式。本書中安妮·韋查德的文章討論了蔣彝為芭蕾《鳥》（The Birds, 1942）所做的舞臺與服裝設計，保羅·貝文的文章揭示出熊式一曾嘗試拍電影。有些中國作家為英國廣播公司準備稿件，甚至還在其廣播節(jié)目中播出過。蔣彝是世界上第一個畫大熊貓的畫家，通過他的藝術作品和兒童書籍推動了大熊貓形象的流行。

蔣彝為芭蕾舞劇《鳥》設計的夜鶯服裝

蔣彝為芭蕾舞劇《鳥》設計的布景

你們在導言中指出，書中的中國人物生活在“一個文藝互聯(lián)與戰(zhàn)時合作的世界”，而“學界對這個世界的研究才剛剛起步”。抗日戰(zhàn)爭和二戰(zhàn)的歐洲戰(zhàn)場如何影響了蔣彝文友圈的寫作與公共活動，并為其他旅英中國作家創(chuàng)造了新機遇？

貝文、韋查德、鄭達：全面抗戰(zhàn)在1937年7月爆發(fā)后，英國的一些文學編輯，尤其是左翼反法西斯人士，開始尋找并發(fā)表當代中國作家的短篇小說。其中代表性的刊物有：《新寫作》（New Writing）及其非常成功的分支《企鵝新寫作》（The Penguin New Writing）、《左翼評論》（Left Review）、《新政治家與國家》（The New Statesman & Nation）、《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聽眾》（The Listener）、《今日生活與文學》（Life & Letters Today）、《時代與潮流》（Time & Tide）。

當西方開始報道日本在中國的暴行后，同情中國抗戰(zhàn)事業(yè)的編輯和出版商意識到文學在救亡活動中的重要角色。作家蕭乾評論說，“中國開始在英國人眼中存在”的日子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襲擊珍珠港那一天。他說，越來越多的出版社、廣播電臺和電影制片廠找到他，希望他能做一些幫助英國破除對中國迷思的文化項目。蕭乾突然發(fā)現(xiàn)，他不再被視為“敵僑”，而成了“大同盟的一員”。中國作為新盟友的身份使英國民眾期待讀到更多有關當代中國書籍，比如企鵝特輯系列中的短篇論戰(zhàn)作品、維克托·戈蘭茨（Gollancz）左翼讀書俱樂部（Left Book Club）的許多作品。蕭乾的中國當代文學概覽《苦難時代的蝕刻》（Etchings of a Tormented Age）讓英國廣播公司遠東部負責人埃里克·布萊爾（Eric Blair，人們更熟悉他的筆名“喬治·奧威爾”）相信，早就該出版一個中國作家作品系列了。于是，二戰(zhàn)就成了一個關鍵時刻，旅英中國作家在編輯和出版商網(wǎng)絡的支持下，試圖通過文學和其他文化表現(xiàn)形式增進西方人對他們祖國與人民的理解。

蔣彝畫作，發(fā)表于《戰(zhàn)時小記》（1939）。

這本書關注的中國作家和藝術家包括熊式一、蔡岱梅、王禮錫、陸晶清、崔驥、蕭乾、葉君健、楊憲益。他們一直是合作者的關系嗎？還是說他們的友誼會受到書中所謂“種族再現(xiàn)的經(jīng)濟”（the economy of racial representation）的影響？

貝文、韋查德、鄭達：從記錄他們這一時期生活的回憶錄、傳記、通信可以看出，除了居所、家庭生活與友誼，這些人還共享了職業(yè)網(wǎng)絡，并大方地相互介紹聯(lián)系人。比如熊式一曾把蔣彝介紹給他在倫敦梅休因（Methuen）出版社的編輯，之后蔣彝又為葉君?。?914-1999）向梅休因出版社寫了封熱情洋溢的推薦信。二戰(zhàn)期間，當蔣彝有事不便時，他會把蕭乾、熊式一、葉君健推薦到英國廣播公司代替他做節(jié)目，他也在和海雀出版社（Puffin Books）討論出版中國歷史類兒童讀物時推薦了崔驥。不過如葉樹芳的文章指出的，在他們保持愉快合作關系的同時，這些作家和藝術家的團結又受到了“種族再現(xiàn)/代表的政治經(jīng)濟系統(tǒng)”的威脅。由于只有少數(shù)中國藝術家或作家能獲得曝光的機會，他們不可避免地背負著代表其“文化”或民族的期望。而關于應該再現(xiàn)何種“中國性”的爭論是充滿張力的。熊式一參與這個經(jīng)濟系統(tǒng)（economy）也是迫不得已（perceived necessity）。在英國文化界摸爬滾打的經(jīng)驗告訴他，爭取知名度的最好方式是塑造一種帶有異域風情的中國性氛圍（aura）來吸引西方觀眾，這便是他的話劇《王寶釧》大受歡迎的原因。作為移民藝術家，他們有一個共同的使命：挑戰(zhàn)歐美對中國人的主流看法。不過他們承擔這種再現(xiàn)責任的方式也考驗著他們的友誼。除了蔣彝與熊式一，他們?nèi)ψ永镞€有一些杰出的海外華人將彼此視為競爭者，而非合作伙伴。

《王寶釧》劇照，倫敦小劇場（Little Theatre），1934年。

這群中國作家和藝術家的共同經(jīng)歷是流亡，尤其在日本侵華的背景下。然而英國也在二戰(zhàn)中遭到了空襲的威脅，他們便不得不在留英、回國或遷居他國間做出選擇。請問他們的生活、工作和歷史遺產(chǎn)里是如何呈現(xiàn)流亡、離散、歸屬、群落這些主題的？

貝文、韋查德、鄭達：這是個重要的問題。無疑，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影響了這些滯留英國的中國作家和藝術家。他們中有人回國投身抗戰(zhàn)，也有很多人留在海外，包括蔣彝、熊式一、崔驥、蕭乾、楊憲益。他們與故土相隔萬里，又總為親朋的安危擔憂，這令他們身心俱疲。1939年9月，戰(zhàn)爭在歐洲爆發(fā)，倫敦不再是安全的避風港，他們不得不疏散到鄰近的城市。但即使這樣，他們還是勇敢堅持，推廣中國文化，向公眾轉(zhuǎn)達中國抗日的重要性，籌集援華資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這批海外華人又一次面臨選擇，是回到大陸，搬去臺灣，還是留在海外做無國籍公民。蔣彝、熊式一、崔驥、何思可、凌叔華等人都決定留在海外。他們碰到了許多困難，為了謀生改行從事新的工作。比如，何思可與羅孝建都曾是外交官，后來做起了餐館生意。熊式一在劍橋大學接受了一份薪水微薄的短期教職。在接下來的二十年，因為冷戰(zhàn)的關系，他們與中國大陸的家人山水相隔。吳芳思的文章《梅達谷的麻將》（Mahjong in Maida Vale）生動再現(xiàn)了1950年代倫敦華人妻子的日常生活。為了自我賦權、相互扶持，這些中國婦女聚在一起做飯、打麻將。這不禁令人想到譚恩美（Amy Tan）小說《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中的情節(jié)，盡管那是在美國的背景下。

蔣彝為李夢冰《華食譜》（1943）所作的插圖

近年來，西方反華情緒和針對亞裔的暴力事件有所抬頭，嚴重影響了世界各地的華人華僑群體。蔣彝與其他中國藝術家、知識分子的跨文化故事能否有助于緩減我們時代頻現(xiàn)的對海外華人的誤解？

貝文、韋查德、鄭達：這幾年西方媒體頻繁報道反華情緒和反亞裔暴力，這令人非常不安。將近一個世紀前蔣彝初到英國時，他觀察到的是無處不在的歧視、偏見與誤解。電影、戲劇、圖書常常將華人刻畫成無知、骯臟、陰險、落后的形象。

蔣彝、熊式一和其他中國人經(jīng)常在倫敦街頭遇見向他們呼喊帶有種族歧視色彩詞語的小孩。鄭嘉儀的文章《身為蔣彝：感受、差異與述事》（Being Chiang Yee: Feeling, Difference, and Storytelling）討論了蔣彝對這種情況的反應。蔣彝意識到，有些人僅僅因為他的亞洲面孔而認定他是神秘莫測、怪里怪氣的。他認為，與其因此而沮喪或做出憤怒反應，不如用幽默和圓通的處事方式，將這些原本不愉快的經(jīng)歷轉(zhuǎn)化為展示自己人性一面、建立聯(lián)系、呈現(xiàn)東西方共性的機會。蔣彝相信，無論語言、宗教、膚色、文化習俗有何差異，全人類都共享一些基本價值，他正是通過旅行和旅行書寫來探索這些共性。蔣彝和他的中國作家同行感受到了相互理解與欣賞的迫切性，便獻身于將中國文化介紹到西方的事業(yè)中。今天，我們西方社會面臨著種族和種族主義的政治問題，人際溝通和文化交流仍然是消除偏見和誤解、凝聚人心的有效途徑。從這個意義上說，《蔣彝和他的文友》的出版（從去年的英文版到現(xiàn)在的中文版）非常及時，它不僅重新闡釋了過去，也給出了一個鼓舞人心的前進方向。

蔣彝繪《市政樓晨景》（The morning look of the Civil Service Building, 1950），載《紐約畫記》。

蔣彝繪《雪中河濱公園》（Riverside Park in snow, 1950），載《紐約畫記》。

蔣彝繪《驢過埃菲爾鐵塔》（Donkeys passing by the Eiffel Tower, 1956），載《巴黎畫記》。

感興趣的中外讀者怎樣能讀到蔣彝和他的文友們的作品？你們可以推薦一些再版或翻譯的著作嗎？

貝文、韋查德、鄭達：人們對前幾代人的跨文化貢獻的興趣越來越大。從2002年至今，已經(jīng)有七種《啞行者》系列圖書在英美再版。由于蔣彝的書大多用英文寫成，面向西方讀者，它們有半個世紀都不曾在中國的書店里出現(xiàn)過。2005年以來，《啞行者》系列的八種已被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此外蔣彝的小說《滇緬公路上的人們》（The Men of the Burma Road）、回憶錄《兒時瑣記》（A Chinese Childhood）和專著《中國書法》（Chinese Calligraphy）的中譯本也已相繼出版。同時，熊式一、蕭乾、王禮錫、楊憲益的許多著作都有中譯本或以中英文再版。《蔣彝和他的文友》附錄中的參考書目列出了一些相關出版物，是一個很好的獲得更多信息的來源。我們希望這本書能夠激發(fā)學界對旅英華人的文藝創(chuàng)作和社會交往的興趣，也希望引發(fā)更多關于二十世紀及其他時期旅英華人的討論和發(fā)現(xiàn)。

蔣彝著《日本畫記》，梁貝特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18年出版。

蔣彝著《中國書法》，白謙慎、鄭達等譯，上海書畫出版社，1986年出版。

（文中部分圖片選自《蔣彝和他的文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