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政治的悲劇觀》：政治亙古不變的核心主題

《政治的悲劇觀：道德、利益與秩序》，[德]理查德·內德·勒博著，陳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版，439頁，128.00元

2008年，筆者在撰寫關于修昔底德國際政治思想的博士論文時，第一次注意到了勒博的名字。我驚訝地發(fā)現，在空洞地將修昔底德奉為學科祖師、卻鮮有人真正完整閱讀修昔底德的西方國際關系學界，竟然有這樣一位學者，以不亞于歷史學家的語言能力和專業(yè)素養(yǎng)，對古希臘先賢進行了極為豐富而細致的考察，其觀點往往別出新意而又有理有據，時常令人拍案叫絕，成為我文中引用最為頻繁的文獻作者?，F在看來，作為國際政治專業(yè)的博士生，誤打誤撞之下才識得勒博之名，未免有孤陋寡聞之嫌。然而回想之下，在當時的國際關系理論教學中，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仍是中流砥柱，溫特式建構主義方興未艾，國內學界似乎的確甚少對勒博的引介。2011年，唐世平教授在學術致敬系列文章中斷言：“在國際關系領域，如果讓我列出在這個世紀已經成就大師水平的學者，目前為止我只會列出一個人——勒博”；不知是否因為如此之高的評價，勒博在國內研究者中，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他的著作也開始陸續(xù)譯作中文出版。

勒博第一部被引入國內的譯著，是其學術代表作《國際關系的文化理論》，此書中譯本不僅數次修訂再版，譯者陳鍇博士還再接再厲翻譯了勒博與他人合著的《告別霸權！》一書。除此之外，以《國際關系的文化理論》為基礎的《國家為何而戰(zhàn)》，以及勒博1981年的經典之作《和平與戰(zhàn)爭之間》和2018年的新著《避免戰(zhàn)爭，締造和平》，也都相繼被譯作中文。按照唐世平教授對其學術生涯的梳理，《和平與戰(zhàn)爭之間》與《避免戰(zhàn)爭，締造和平》兩書分別屬于勒博早年（1960年代至冷戰(zhàn)結束）關注現實的階段和近年（2016年至今）重歸現實的階段，而出版于2008年的《國際關系的文化理論》和2010年的《國家為何而戰(zhàn)》，則來自于其學術生涯的巔峰期（2003至2016年）——在此期間，他致力于構建新的具有恢弘歷史視野的國際關系理論。之所以這一“巔峰期”始自2003年，是因為該年勒博出版了《政治的悲劇觀》一書，由國際政治思想史的經典文本出發(fā)，開啟了對大理論的反思和重構。令人高興的是，二十年之后，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終于推出了中譯本，使國內讀者得以了解勒博充滿個性和魅力的深刻洞察。

《政治的悲劇觀》以對“古典現實主義”三大巨匠修昔底德、克勞塞維茨和摩根索經典文本的細致解讀與闡發(fā)，探求政治亙古不變的核心主題。在某種意義上，此書也已成為經典，值得讀者自己去咀嚼品味。因此，本文不擬對其具體內容進行摘要式的介紹，而是重在展現其理解政治和書寫政治的新意所在，以及后續(xù)的學術進展。

一、如何理解政治

政治的本質是什么？千百年來，思想家做出的論述龐雜豐沛，不計其數。自近代以來，政治作為一門學科，不僅日漸獨立、邊界日益清晰，也愈發(fā)趨近科學；在此背景下，“政治”概念失去了以往的豐富性和模糊性，變得單一而規(guī)整；“何為政治”似乎是一個已有標準答案、無需再行思考的問題，人們關注更多的是政治的運作和測量。

若進一步著眼于國際政治學，摩根索在《國家間政治》中的言辭早已被學界奉為圭臬：政治是一個自主的領域，其主旨是“以權力界定的利益”，核心問題是“政策如何影響國家的權力”。不過，人們往往忽略的是，摩根索隨即便指出，政治現實主義者完全意識到，除政治準則之外，經濟、法律、道德等其他準則也同樣存在且不無影響；只不過作為政治學者，他們必得將其他準則置于政治——以權力界定的利益——準則之下。以“權力界定的利益”為關鍵要素，簡化抽象現實，以便從政治學的學科角度進行研究，這就譬如將復雜的實景根據需要，以交通、水利、旅游等為關鍵要素，繪制各個種類的地圖，以便觀察分析；然而，若學者們將國際政治純粹地理解為權力和利益之爭而不問其他，那就無異于削足適履，將地圖等同于實景了，既偏離了政治現實，也偏離了摩根索博大精深的思想。

勒博的這部《政治的悲劇觀》，目的便在于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直接從古典的政治觀入手——尤其是精解被廣泛誤讀和簡化的修昔底德——從而在當代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理論“力”和“利”的狹隘視角之外，展示“政治”概念被遮蔽的豐富內涵，這從本書的副標題“道德、利益與秩序”中即可見一斑。與理論教科書的通常闡釋不同，在勒博看來，被他視為“古典現實主義”代表者的三位思想家，都不僅僅只關注權力，而是對正義、秩序等問題多有思考，充分意識到了政治的復雜之處。政治并非是簡單的權力和利益算計，通過技術理性便能實現國家利益、借由勢力均衡便能達成國際和平；相反，“正義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是出于現實的原因，那么對外政策應當符合其所在時代的道德標準……如果脫離了正義之詞，就不可能明智且確切地表達利益”。

政治的背后是充滿矛盾的人性：人類并不具有完美的理性，而是有無法克服的弱點和局限；我們也并不存乎政治之外，能夠客觀地對其進行解剖和操縱，而是“只緣身在此山中”，注定無法擺脫政治的迷霧。因此，政治的悲劇性就在于社會生活中恒久的矛盾和無定：個人與社會以及不同價值觀之間存在著復雜的對立和糾纏，會遭遇各種各樣的“困境”；我們不能寄望于用簡單的方案（如片面強調個人本位而忽視社會，片面強調利益本位而忽視道德），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而只能在不斷的變動中努力尋找暫時的和解。以悲劇觀政治，便是要我們意識到如此的悖論：“如果要通過積累知識或權力來限制苦難，可能會招致更多的苦難。悲劇向我們呈現的，是我們的弱點和局限，以及我們試圖超越自身弱點和局限所引發(fā)的災難性后果?！?/p>

二、如何書寫政治

勒博對政治的理解看似標新立異實則又回歸古典，與此相對應，他書寫政治的方式也別出機杼。這部《政治的悲劇觀》，絕非刻板印象中的學術著作，更非如今有著嚴格流程的學術“八股”；全書的開篇之章遠不是學究氣的“問題由來”或“研究緣起”，而竟是一部虛構的魔幻短篇小說“地獄中的尼克松”，瞬間令翻閱此書的讀者感受到了極強的沖擊力和新鮮感。

當代學者在作為“分科之學”的近代科學思維浸淫之下，習慣于在研究中，將政治的歸政治，文學的歸文學，前者屬社會科學，后者屬人文學科。但勒博卻意識到文學與政治在傳統(tǒng)上的不可分割，他將第一章的小說“地獄中的尼克松”作為對古典思想家書寫傳統(tǒng)的效仿，并試圖通過此書，在國際關系研究中構筑起連通人文藝術和社會科學的橋梁。

勒博嘗試的文學/政治寫作，固然不符合國際政治研究作為社會科學的“形”，卻頗合悲劇作為政治內核的“神”；他以領導人對道德準則與政治利益的權衡為主線，通過虛構的尼克松“身后之事”，透視政治的本質及其困境，看似荒誕不經，但相比于對政策事實的客觀研究，又多了一層讓人咀嚼反思的深意。在筆者有限的國際政治閱讀中，僅見同為理論大家的西爾維斯特有如此手筆，后者在其名著《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未竟之業(yè)》中，以虛構的女性主義者與國際關系理論家彼此相遇的小說作為全書的末章。勒博與西爾維斯特的這兩部著作，出版時間相近，一部以小說開頭，一部以小說結尾，可謂“道不孤，必有鄰”，相映成輝。

基于廣博的學識和廣泛的興趣，勒博對政治書寫新方式的探索，并未止步于《政治的悲劇觀》。2012年，他撰寫的著作《認同的政治和倫理：探索我們自身》，從荷馬史詩、維吉爾的詩歌、莫扎特的歌劇、德國的戲劇乃至于科幻小說中，揭示各個歷史時期的認同觀念；同年，他聯合主編的文集《悲劇與國際關系》，以古希臘至近代的悲劇為鏡，映射出國際關系的種種為人忽視的內在困境——此處是真正意義上的悲劇及各類悲劇性主題，有別于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喻象。尤為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勒博與英國學派巨擘菅波英美、丹麥年輕學者斯考滕主編了文集《理論家歸來：與亡靈思想家的對話》，集結全球數十名學者，每人一篇，與自荷馬至愛爾斯坦的古今已故思想家展開虛擬的對話，讓他們言說對國際政治的思考。在西方思想史中，自柏拉圖以降，對話一直是表達深刻哲思的重要體裁，直至近代，外交學的奠基者之一圭恰迪尼和法國政治家、思想家費奈隆等，也都有影響深遠的對話錄傳世；在東方思想史中，對話體自先秦時期開始，同樣占據著舉足輕重的位置，甚至日本近代第一部國際政治思想著作《三醉人經綸問答》也是對話。然而，國際關系學科建立之后，日益社會科學化和同質化的寫作方式，讓傳統(tǒng)的體裁銷聲匿跡，勒博等人主編的這部對話體文集，可謂一次有益又有趣的大膽嘗試。

因此，《政治的悲劇觀》不僅能讓我們開始接觸勒博獨特的文風，還能促使我們從其非同一般的寫作手法中，窺見政治的復雜性和多面性。

三、余論

勒博這位國際政治學界的思想大師，很難被一種固定的標簽框定其身份和傾向。他既創(chuàng)新理論，又關注現實；既從事摩登的心理學研究，又呈現深厚的古典政治哲學功底；既在《政治的悲劇觀》中稱自己是“現實主義者”，又在接受訪談時說自己的理論是“徹頭徹尾的建構主義”。在這表面的多樣性甚至矛盾性的背后，勒博的思想內核，是對作為悲劇的政治的悲憫和哲思。

在閱讀這部《政治的悲劇觀》時，筆者頭腦中始終回響著摩根索那極為深沉的話語：“（現代的）西方人自吞下知識果后，就熱切渴望著突破自身的局限、超越自我，渴望著成為像神靈一樣的存在。另一方面，他又不能逃脫自我，永遠注定要有所渴望而終不可得。他在無法滿足的渴望和無法逃避的本性之間懸蕩，經歷著內心的愿望與實際境遇之間的落差，這是他個人的、完全屬于凡人的悲劇。潛在的世界征服者的animus dominandi（統(tǒng)治欲望），神秘主義者與萬物相通的愿望，唐璜對愛情的追求和浮士德對知識的尋求是人們表現這一悲劇的四種典型方式?！蔽覀儾唤袊@，摩根索或許是國際關系理論史上最易被誤解、最常被膚淺化和簡單化的人物，但勒博無疑能與他心靈相通。政治的悲劇實則是人性的悲劇；勒博與摩根索的偉大之處，在于他們能直面人類自身的局限性，回應和啟發(fā)當下之事，任何嚴肅的國際政治理論家也當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