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近事探案集》，陳曉平著，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8月版，352頁，79.00元
陳曉平先生的《近人近事探案集》編了三年才最終付梓，足見其矜慎。此前有幸以編輯的身份拜讀其大作，獲益匪淺，這次通讀一過，印象依然深刻。不過，本文不只是一個已離職的編輯與曾經(jīng)的作者之間的“敘舊”，更是一個普通讀者的直截的閱讀報告。
一
如作者自己所說：
本書所述“近人”“近事”，跨越晚清民國，所謂“探案”者即試圖“發(fā)覆”，揭開人事上的重重覆蓋物。
確實，本書基本做到了。雖然少數(shù)論斷有待商榷，但每篇都言之有物，“敢于懷疑成說，敢于提出新觀點”。書分五輯，我們在此稍作檢討。
第一輯“晚清人與事”收文八篇。前三篇的對象都是壯烈殉國的海軍將領鄧世昌。第一篇討論鄧世昌的身世，具體地說，考察鄧世昌的父親是誰。為什么鄧世昌家族后人與學術界的說法互相矛盾？第二篇討論鄧家的生計、婚姻狀況等。第三篇披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鄧世昌遺事。《一個英國青年的中國皇帝夢》利用一部英文書，揭示了十九世紀末光怪陸離的現(xiàn)象——當哥老會與海關洋員相遇，會發(fā)生何種化學反應？《榮祿與翁同龢的交誼》用扎實的史料證明，后人認為榮、翁二人勢同水火的看法純屬誤解。剩下三篇大致也是如此，問題意識明確，觀察視角頗為獨到。
第二輯“新階層與新觀念”收文七篇。所謂“新階層與新觀念”，大概是指，“清末中國社會，在清廷與列強的夾縫中，生長出一個具有西學、洋務背景的‘新人’階層，尤以香港、廣州、上海為多。這些‘新人’不以科舉為目標，主要從事外交、西醫(yī)、傳教、外貿、洋務工作，不再效忠清廷”（151頁）。所以，在這一輯里，通過香港早期華人船王郭松、近代著名思想家鄭觀應、慈善家唐廷桂、“韋小寶”原型韋寶珊、女權先驅鄭竹君醫(yī)生、留美女杰薛錦琴等人精彩的故事，展示了那個時代的“西潮·新潮”。
第三輯“民國索隱”收文四篇?！丁皣浮辈粫v國語：語言與民國政治》開門見山：“國父”孫中山和“國母”宋慶齡相互之間不講“國語”，而是以英語為主要交談語言，并指出國民黨早期重要會議都是“雙語”（普通話、粵語）并用，反映出復雜的“政治語言”生態(tài)。《胡漢民對男女平權的重大貢獻》在蔣永敬先生《胡漢民提倡女權的思想及其成就》的基礎上表彰胡氏在平權方面的功績?！多囩H之死與陳炯明的關系》又是一篇目光敏銳的考據(jù)力作，該文運用《香港華字日報》、廣州《大同報》，指出陳炯明的參謀長、粵軍第一師師長鄧鏗既不是被國民黨所謀殺，也不是因陳炯明本人指使而遇害的，其死因是陳炯明親信私運鴉片被鄧鏗緝獲，他們擔心利益受損而行刺?！秶裾线w廣州考》通過實地踏勘，確定了國民政府在“三大戰(zhàn)役”后遷移到廣州的確切地址，為“倉惶辭廟”的亂離歲月提供了歷史遺跡。
第四輯“‘丁龍’講座由來”由五篇文章組成，是關聯(lián)性較強的一個單元。這組文章詳細探察了哥倫比亞大學Dean Lung漢學講座的來龍去脈，尤其專注于揭示“丁龍”故事的“層累地造成的歷史”。第五輯“民國團體與學人”收文六篇。前三篇主要跟成志會有關，從中可知不少民國名人的成志會會員身份。作者歷經(jīng)十年探尋，終于確認今廣州東山恤孤院路12號乃史語所原址，因此才有《中研院史語所原址發(fā)現(xiàn)記》。最后兩文均與著名歷史學家錢穆有關。國民黨在國共內戰(zhàn)中兵敗如山倒，在那種時勢下中國知識人的出處，迄今仍是人們十分關心的一個話題，《1949年錢穆為何遷港而非直接赴臺？》基本上解答了錢穆的這道“選擇題”?！跺X穆、王淑陶與廣州華僑大學》重在表彰王淑陶的教育業(yè)績，同時指出錢穆赴港辦學之初充分利用了王氏各方面的資源。
二
本書的框架和內容大致有如上述，可見其涉及時段相當長，而且話題眾多，每個題目要深入下去，都需要長期的積累和廣泛的閱讀。不過，在看似繁雜的課題背后，可以捕捉到三個特點。
其一，重文獻考證。考據(jù)是史學的基礎。而作者擅于清理矛盾，憑借扎實的史料工夫解決疑難?！多囀啦沂佬抡f》《榮祿與翁同龢的交誼》《鄧鏗之死與陳炯明的關系》等堪稱范例。史料工夫從何而來？無他，坐冷板凳。比如，為考察榮祿與翁同龢的關系，作者細讀《翁同龢日記》：“據(jù)我的不完全統(tǒng)計，《翁同龢日記》中提到榮祿有290多次，其中，只有在1894—1898年間，有四五處對榮祿不滿之言，措辭也不嚴厲，……”（45頁）在這個問題上，利用《翁同龢日記》是理所應當之舉，不過該文末尾采用嚴復致張元濟函證明翁、榮二人的友情，則可反映作者涉獵甚廣。再如，作者“又查閱戰(zhàn)前曾在武漢編輯出版的佛教期刊《佛化新青年》《海潮音》《三覺叢刊》《佛學月報》《正信》《凈土宗月刊》，發(fā)現(xiàn)有關古德寺的報道極其稀少”（171頁）。此外，為偵破Dean Lung的姓名和籍貫等信息，作者“幾乎通讀了上述幾個方面的史料及研究成果，并仔細檢索了1875-1960年美國國會圖書館收錄的巨量英文報紙”（271頁）。正是由于這樣的“苦中作樂”，才可能在一些問題上取得突破，獲得新解。
其二，重實地調查。在這方面，《中研院史語所原址發(fā)現(xiàn)記》《國民政府南遷廣州事跡考》是顯著的例子。實際上，書中大多數(shù)文章，但凡條件允許，作者必去實地考察，因此才能補鄧世昌紀念館原有匾額、對聯(lián)之缺，才能指出漢口古德寺自身簡介舛錯甚多。在考察了香港船王的故事之后，作者同樣不忘指出現(xiàn)狀：
1868年或更早，香港太平山街與荷里活道之間的一條街巷已被命名為“郭松街”（Quock Acheong Lane），這是香港街道第一次用華人命名。這條街至今尚存，夾在差館上街與上環(huán)西街之間，只是不知何時開始變成“涂鴉圣地”，“郭松街”街名早已消失。2018年，香港退休工程師、歷史學家馬冠堯把這條失去名字的街道找了出來……（106頁）
這樣，就將歷史與現(xiàn)實聯(lián)系了起來。據(jù)該書前勒口介紹，作者“成功提名歷史建筑三十余處，推薦文物保護單位多家”。仔細閱讀本書，注意其間的地理信息，就不會為作者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績感到意外。
其三，就內容和旨趣而言，本書在某種程度上堪稱是南方視角的晚清民國史，如果更精確一些，可謂廣東視角的晚清民國史。謂予不信？且看本書各位主人公的出身——鄧世昌是廣東廣府人，香港華人船王郭松是廣州黃埔疍家人，鄭觀應、唐廷桂均為廣州府香山縣人，張竹君出身于十三行富商家庭，家在廣州番禺沙灣螺陽鄉(xiāng)岐山村，薛錦琴出生于上海，籍貫應屬香山南溪，孫中山三次開府廣州，胡漢民是廣州府番禺縣人……據(jù)作者考證，Dean Lung也是廣府人。所以，書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如下字眼：水上人（疍家）、十三行、買辦、番禺不落家……總之，通讀全書，可以強烈地感受到海風從南方來，帶著一絲咸味，而這正是本書與同類著作不一樣的地方。
人們在評價一位歷史學者的成績時，常常以才、學、識三個指標衡量之。才思敏捷，這在解讀薛錦琴代號“五十”時就有所體現(xiàn)，作者立馬聯(lián)想起李商隱的“錦瑟無端五十弦”（161頁），真可謂天衣無縫。有才而不學，難成大器。學是基石，這一點只要稍稍瀏覽本書腳注，即可明了，無需多言。史識最難。我當初讀到《1949年錢穆為何遷港而非直接赴臺？》一文時，深感欽佩，因該文指出錢穆《師友雜憶》中的一段話“純屬飾詞”（327頁）。錢穆的晚年回憶錄我也不算陌生，為什么自己沒有發(fā)現(xiàn)這個問題呢？后來反思，治史固然需要爬故紙堆，世事洞明、人情練達亦是必備工夫。另外，像《1899年對德作戰(zhàn)的準備與剎車》勾勒一場將發(fā)而未發(fā)的戰(zhàn)爭，也反映出作者深厚的歷史感和敏銳度。
三
那本書有什么缺憾或可議之處嗎？
人無完人，書亦無完書。
先說名字問題。本書涉及名字問題的文章有好幾篇，“丁龍”講座系列追究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Dean Lung的中文名字。《世間本無“郭甘章”》直指史學前輩汪敬虞先生推斷錯誤，為一代船王郭松正名。作者的結論無疑頗有說服力，不過在討論汪先生的論點時，說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中的“這段追憶是漫談式的，并非嚴謹?shù)膶W術文字”（102頁）云云，就有點過頭了。徐潤寫的是《年譜》，后人要證明他回憶有誤，才需要“嚴謹?shù)膶W術文字”，而不是反過來倒打一耙。徐潤回憶“粵人甘章”或許有誤，不過，倘能找出“甘章”與郭松之間的聯(lián)系，或何以誤為“甘章”，純粹就考證而言，應該能更上一層。
再說《慈善家唐廷桂領銜抗議“華人不得入內”》一文。唐廷桂（1828-1897）、唐廷樞、唐廷庚三兄弟是洋務運動中的風云人物。作者說香港史專家施其樂（Carl T. Smith）搞錯了老大唐廷桂的名字。不過，根據(jù)121頁正文和腳注的內容，我反而覺得施其樂的推斷合乎道理，“唐廷植”有可能就是唐廷桂早年的名字，至少尚無堅實的材料推翻“唐廷植”存在的可能性。理由如下：唐廷樞《英語集全》于1862年出版時，每卷卷首都有“兄 植茂枝、弟 庚應星參?！弊謽樱阎芙刑仆?、三弟叫唐廷庚，那么大哥理應叫做唐廷植。除非老三叫“唐庚”，否則我很難明白作者何以堅持老大要叫“唐植”而不是“唐廷植”。為了加強說服力，作者找到了廣東唐氏合族祠記錄《唐鄉(xiāng)賢祠全書》（1907年增刻本），還利用兩套不同版本的《申報》全文數(shù)據(jù)庫檢索，發(fā)現(xiàn)“唐廷桂”檢索結果兩百處以上，并無“唐廷植”三字。因此，作者高呼“徹底解決了問題”。然而，作者明顯犯了時代錯置的錯誤?！覀儾荒芤罁?jù)1907年增訂本的《唐鄉(xiāng)賢祠全書》，以及1872年創(chuàng)刊的《申報》，而斷定1864年唐廷植改名“唐廷桂”之前的稱呼。也就是說，1864年以后，唐廷桂一名大行其道，以及此后的史料不載“唐廷植”，不足以說明在此之前沒有“唐廷植”一名。
另外，《鄧鏗之死與陳炯明的關系》一文指出梁啟禧涉嫌刺殺陳達生（203頁），又說國民黨方面曾派出陳世、梁博等人赴港暗殺陳達生（204頁），可憐我見聞有限，梁啟禧、梁博是同一個人嗎？抑或是同伙？遺憾的是，這篇文章未作任何交代。
順帶一提，《一個英國青年的中國皇帝夢》開頭部分，涉及李昭壽、李秀成、清廷三者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敘述不夠簡明，讓讀者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有必要指出的是，這幾處都是細節(jié)問題，基本上不影響文章的立論。
四
“丁龍”講座系列文章也有幾處細節(jié)問題，或可借此機會稍作討論。
《從“丁龍”看士紳如何遮蔽庶民》有如下一段敘述：
從1958年起，蔣介石的外宣主將董顯光把Dean Lung定型為“丁龍”，但這并不是他真正的中文姓名；蔣介石所賞識的學者錢穆，更進一步給“丁龍”編造虛假籍貫，給今人尋找Dean Lung家鄉(xiāng)造成極大困擾。（253頁）
初讀時不曾留意，這次閱讀時才注意到“蔣介石的外宣主將”“蔣介石所賞識的學者”這個修飾。竊以為，在討論“丁龍”問題時，似乎不必捎帶上蔣氏。倘若蔣氏在其間切實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如此敘述則恰如其分。可是，通篇并沒有多少筆墨涉及蔣氏。
作者在該文總結道：“Dean Lung中文姓名、籍貫的湮沒，是士紳階層對庶民的排斥與遮蔽所致。”這個論斷不能說沒有道理，但全文讀下來，總感覺有點生硬。仿佛一個小孩套上了大人的服裝，顯得不夠熨帖。
另外，《卡朋蒂埃與“丁龍”講座》有如下兩段敘述：
錢穆自稱故事是1960年由經(jīng)濟學家何廉所提供，但成書于1966年的《何廉回憶錄》沒有只字提及此事。（270頁）
在1960年以前，并無類似錢穆版的“丁龍”故事流傳，錢穆版“丁龍”故事是在捐贈漢學講座60年代后才憑空出現(xiàn)。（271頁）
結合上文所引“蔣介石所賞識的學者錢穆”那一段話，可見作者對錢穆在傳播“丁龍”故事時所扮演的角色甚為不滿。不過，作者說他在《何廉回憶錄》中沒有找到“丁龍”故事，言下之意似乎是指錢穆撒謊。然而，何廉沒有將“丁龍”故事寫進回憶錄是一回事，跟錢穆介紹“丁龍”的事跡又是一回事，這兩者之間并不存在因果關系。所以，作者根據(jù)錯誤的邏輯得出的結論是不能成立的。實際上，也與史實不符。作者自己就指出，蔣夢麟回憶錄《西潮》出現(xiàn)了洗衣工版“丁龍”故事（243頁），而后是董顯光版、錢穆版——可惜作者輕輕放過了蔣夢麟版。
平心而論，作者在Dean Lung問題上用力甚勤，取得了不少成績。不過，既然Dean Lung長期以來身份不明，自然免不了各種附會和傳說。退一步論，即使當初有學者考證出Dean Lung姓甚名誰，也難保其他傳說不會攀援附麗。是故，與其責備前賢，不如多思量這個問題的魅惑性與復雜性。畢竟，以作者巨量的投入，最后也不得不承認這個問題一時無法得出明確的答案（256頁）。
五
同樣，作者在成志會的研究上也鉚足了勁，然而遺憾的是，有的結論似不盡人意。成志會（Chen Chih Hui，簡寫為C. C. H.）是民國時期的留美學生兄弟會。簡便直說，作者利用《黃炎培日記》，參以《洪業(yè)傳》《何廉回憶錄》《方顯廷回憶錄》等，復原了成志會兩百多人的會員名單。這無疑是很了不起的一個成績。然而，《成志會與民國高等教育》《冀朝鼎·孔祥熙·成志會》兩文都在有意無意之中過分夸大了成志會的作用。
比如，作者斷然認為，“華美協(xié)進社長期以來都受到成志會的控制”（291頁）?？吹竭@個論斷，不禁讓人起疑：成志會憑什么干預華美協(xié)進社的事務？華美協(xié)進社甘愿屈服于成志會的把控嗎？作者又說，張伯苓主持南開，頗得力于成志會幾位干將，比如凌冰、黃鈺生、陳序經(jīng)、何廉等（293頁）。此外，作者還推測冀朝鼎打入陳光甫的世界貿易公司，其契機是成志會紐約分會聚餐（298頁）。這些判斷恐怕都不符合歷史實際。原因很簡單，有的學者當初加入南開大學，或許成志會確實起了一定的橋梁作用，但進入南開以后，他們必然是以南開職員的身份發(fā)揮自己的所長，而不太可能以成志會會員的身份在南開大肆活動。不然，很容易造成“成志會把持校務”之類的謠言，書中提及的清華事件就是一例，不過那并非事實（286頁）。
畢竟，一個機構有成志會會員是一回事，以成志會運作某項活動則是另一回事，兩者不可混淆。
實際上，“成志會只是相互提攜的兄弟會，不是政治組織”（283頁），“本會為砥礪學行之組織，既無政治黨派之色彩，又從未主持或參加任何活動”（286頁）。如此看來，成志會在民國時期有一定的影響，但千萬不可高估其能量。
當然，準確估量一個事物（人物、事件、組織等）在歷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響，是永續(xù)存在的難題。對其分寸的把握和拿捏，是對歷史學者的最大考驗。
走筆至此，忽然想起阿基米德的一句名言：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撬起整個地球。歷史學者在研究問題時，以某個人物、事件為支點，確實可以有所發(fā)現(xiàn)。但我們必須留意，除了支點，杠桿也非常重要，而且歷史上的杠桿并不是平滑的、筆直的，而更可能是彎曲的，甚至可能是V形、S形等不規(guī)則的形狀，支點所處的位置也未必是物理學上最佳的發(fā)力點，因此它所造成的實際效果與后人的想象頗有出入。本書作者在成志會問題上發(fā)生誤判，大概相當程度上就是認為以成志會為支點，足以撬動民國教育界、學術界，似乎遺忘了使支點發(fā)生作用的杠桿及支點的位置等相關要素的重要性。
上文誠然對本書的不足和失誤（純屬一己之見）有所檢討，但必須公正地說，這部《探案集》瑕不掩瑜，成果豐碩，為人們打量晚清民國的世界提供了另一把鑰匙，打開了另一扇窗戶。作者在后記中預告，近期“計劃由博返約，聚焦張之洞督粵時期（1884-1889）中國社會發(fā)生的深刻變動，窺見精英人物應對晚清大變局的得與失”。以作者對晚清史、廣東史之熟稔，不難想象其成績，于是不禁翹首期待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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