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博物館收藏的《文殊圖》,為上世紀初經(jīng)盧芹齋之手流散至北美的晉南壁畫,館方注明出自山西洪洞廣勝寺下寺后殿。該畫尺度大、品相好、描繪精、題記可辨識。但學界鮮有論及。作者對其出處、題記、主題、圖式來源等問題略作考訂,并認為,此圖當為《世親寫經(jīng)圖》為確,是元代晉南壁畫中的杰出之作。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因戰(zhàn)亂社會動蕩無序,致使大批晉南壁畫流失海外,其中最負盛名者即兩幅出自洪洞廣勝寺的壁畫:現(xiàn)藏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藥師佛佛會圖》和納爾遜·阿特金斯博物館的《熾盛光佛佛會圖》。之前賓夕法尼亞大學考古博物館所藏兩幅曾被認為亦出自廣勝寺,但近年學界基本否定了這一可能性。但另一幅同樣出自廣勝寺的壁畫卻長期被忽視,而這幅壁畫在藝術水準上甚至更勝一籌,它就是深藏于美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博物館的《文殊圖》(圖1)?!段氖鈭D》高416.8厘米,寬297.3厘米,被切割為八塊后重新拼接而成。畫面繪一菩薩端坐于書案之前,提筆欲書。畫面品相完好,修復痕跡極少,人物生動,氣韻鮮活,令人震撼。畫面右上角有一方題記,字跡雖有漫漶,但尚可辨認,尤其題記的年代“至正十四年歲次甲午”,即公元1354年,繪制時間確鑿,為現(xiàn)存元代壁畫中少有,十分珍稀。
(圖1 )辛辛那提博物館藏《文殊圖》
《文殊圖》是盧芹齋1950年捐贈給辛辛那提博物館的晉南壁畫。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藝術博物館是美國最古老的藝術博物館之一。1946年,時任辛館董事的菲利普·亞當斯(Philip Rhys Adams1946-1974在任)和董事會主席約翰·艾莫里(John J Emery 1945-1976在任)上任后開始雄心勃勃地向中國文物收藏進軍,因此找到了當時在美國最負盛名的中國古董商盧芹齋。他們抓住了盧芹齋古董生意最后的高峰期,在1946年至1950年之間,從盧手中收購了大批中國文物,現(xiàn)在辛館所藏的中國文物超過一半是那時入藏的。1950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盧芹齋在國內的古董來源被斬斷,致使他持續(xù)近半個世紀的古董生意被迫終結?!段氖鈭D》在辛館的編號是“1950.154”,意為1950年第154件入藏品,在1950年入藏的中國文物中排名最后。很可能是盧芹齋在決定結束生意時給予辛辛那提博物館的最后饋贈。這件作品之前沒有在盧芹齋的歷次“中國文物展”或他的公司露過面,應該屬于盧“壓箱底”的寶物。他之所以沒有捐贈給其它更有名的博物館,推測是辛辛那提博物館在短時間內集中購買了大批文物,才使盧芹齋投桃報李將其捐贈給該館。至于其出處,因來自廣勝寺,應該在1928年和大都會、納爾遜所藏的原廣勝寺東西壁壁畫以及部分北壁壁畫同時被寺廟出售,后被盧芹齋帶至法國,最后輾轉至美國??上У氖潜R芹齋當年與辛辛那提博物館的捐贈文件已遺失,無法知曉捐贈的細節(jié)。
一、流失海外的壁畫珍品
廣勝寺位于洪洞縣霍山南麓,史載始建于東漢,分上寺和下寺。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9月17日,平陽(今臨汾洪洞)一帶發(fā)生八級大地震,寺廟建筑全部震毀。大德九年(1305年)秋予以重建。下寺壁畫即繪制于地震重建之后,據(jù)學者考證約在1309年左右。
六百年后的1928年,廣勝寺因年久失修,面臨坍圮。此時正值北伐戰(zhàn)爭的混亂時期,文物處境無人問津,古董商于是乘虛而入,進行騙買。廣勝寺遺存的《重修廣勝下寺佛廟序》碑清楚記載了這段歷史。被出售的壁畫即廣勝寺下寺后大殿壁畫,包括東西山墻全部、北壁的部分以及南壁壁畫。其中西壁的《藥師佛佛會圖》現(xiàn)藏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東壁的《熾盛光佛佛會圖》現(xiàn)藏堪薩斯城的納爾遜·阿特金斯美術館。本文所討論的壁畫現(xiàn)藏辛辛那提博物館,即被認為出自廣勝寺下寺后大殿南壁的一側。
此畫繪一菩薩側身坐于書案前,身體微前傾,左肘撐于桌案,右手高舉擎一支毛筆,目光落在桌面空白卷紙上,似在思考該如何落筆。菩薩著天衣披瓔珞梳發(fā)髻,頭綴蓮花和火焰寶珠,側身垂足而坐,赤足踏于蓮花之上,一個飄著火焰的巨大的火球頭光襯托出他的頭部。菩薩身前的簡樸書案上,擺放文房四寶。書旁有一經(jīng)卷,似剛剛寫好,卷在一側。另有一空白卷子平鋪書案中間待寫。畫面左下角立一侍童,目光投向桌面的經(jīng)卷。侍童皮膚棕紅,高眉凹眼,唇白齙牙,鼻翼寬闊,光頭耳墜,赤足著釧,似為一昆侖奴形象。童手捧一黃色鑲綠邊卷帙,內有經(jīng)卷十三。
此畫構圖均衡飽滿、線條流暢練達,細節(jié)塑造豐富。色彩以黃綠調點綴稍許赤赭,雅致鮮活。尤其值得贊許的有以下幾點:一、菩薩沒有采用常見的正面端坐造型,而是四分之三側面面對觀眾。其形象塑造端嚴肅穆卻不失一絲俏皮,舉筆欲書的瞬間動態(tài),擺脫了一般壁畫中菩薩正襟危坐的程序化造型導致的僵化感,呈現(xiàn)宗教壁畫中主神難得的生動形態(tài)。尤其是人物塑造比例恰當、動態(tài)舒展、轉折自然柔和、細節(jié)表現(xiàn)精準。如持筆的右手的動態(tài)與透視,都符合生活中的真實形態(tài),超越了一般的程序化復制,疑為藝術家經(jīng)過寫生后的創(chuàng)作。其二、畫面經(jīng)營構思縝密精巧。書案和椅背形成的右行斜線與云氣、書案交叉固定木梁形成的左行斜線在畫面中交織成菱形,再由書案的柵腿線條形成的垂線,將主角固定和烘托在畫面的視覺中心;從發(fā)髻頂端沿著筆管到腕部飄帶,折到山形鎮(zhèn)紙,再沿白卷邊沿構線轉回發(fā)髻頂端,再次構成菱形與外環(huán)菱形呼應,再次強調主角地位(圖2)。畫家營造畫面的用心與功力令人贊嘆。第三,畫面以傾斜的桌面、椅背線條和人物的扭轉姿態(tài)、云氣的韻律,共同創(chuàng)造了佛教壁畫中少有的空間感。第四,畫面氣氛營造尤佳,椅背、足踏、水注、硯臺支架、書童腳釧均以云紋裝飾,與畫面涌動的云氣、漂浮的衣帶層層疊疊、渾然一體,進一步加強了空間的深度并營造了動感,滿壁來風,生氣盎然。
圖2《文殊圖》畫面結構分析
宋代文人畫觀念確立以后,壁畫逐漸被輕視,有唐一代吳道子等一流藝術家大量參與壁畫創(chuàng)作的盛況不再。到了元代,以元四家為代表的文人畫更是在藝術史上占據(jù)主導地位,壁畫淪為“民間藝術”,藝術家被視為工匠,壁畫藝術事實上成為一種“在野”的狀態(tài)。另一方面,寺觀壁畫在創(chuàng)作上依賴粉本,導致同質化現(xiàn)象嚴重,成為缺乏創(chuàng)造性的重復性勞動,使不少壁畫淪為“次一流”的藝術品,藝術價值大打折扣。在這種狀態(tài)下,卻仍然有一些極具天賦、堅持原創(chuàng)的天才藝術家脫穎而出,留下了一流的藝術精品,如永樂宮壁畫等。本文所討論的這幅辛辛那提藏晉南壁畫,風格接近朱好古畫派,雖目前因缺乏資料,尚無法準確判斷其流派,但從其嚴密的構思、匠心的經(jīng)營、練達的線條和嫻熟的技藝可知,其絕非一般鄉(xiāng)村畫師可以達到的水準。
二、追尋題記與原位
《文殊圖》的題記尤為珍貴,是因為流失北美的其他廣勝寺壁畫均未發(fā)現(xiàn)題記,且此畫題記的紀年還依稀可辨:“至正十四年歲次甲午”。這方題記不僅記錄了壁畫的創(chuàng)作年代,也為判定整個廣勝寺后大殿壁畫的創(chuàng)作年代提供了一個參考,同時為研究其它的元代壁畫提供風格參照。
曾任辛辛那提藝術博物館東方部主任的艾倫(Ellen B Avrill)在其文章《書桌前的智慧菩薩——文殊》中對題記進行了辨識。但Avrill的文章是英文的,文中注明將題記由中文翻譯為英文的是Nora Ling-yun Shih。也即最初的題記釋讀者應該是這位Nora Ling-yun Shih。筆者于是電郵辛辛那提博物館,詢問Ellen B Avrill,是否有Nora Ling-yun Shih的聯(lián)系方式。但Ellen B Avrill回信說她已經(jīng)調任康奈爾大學美術館,與Nora Ling-yun Shih多年前共過事,但很久沒有聯(lián)系,也沒有聯(lián)系方式了。題記的中文資料線索由此中斷。
思來想去,筆者想到上世紀中晚期在美國博物館中國部工作的有不少是中國臺灣人,這位Nora Shih沒準兒也來自臺灣呢?于是聯(lián)系到好友,現(xiàn)任臺灣朱銘美術館館長的賴素鈴女士,請求她的幫助。素鈴曾經(jīng)在民生報文化口做了多年記者,后來轉行博物館業(yè),曾任上海震旦美術館館長,在臺灣文化界廣有人脈。果然素鈴很快就回了消息。她查到Nora Ling-Yun Shih的中文姓名是時凌云,1937年3月生于南京,原籍河北遵化縣人。國立臺灣師范大學藝術系畢業(yè),美國密西根大學美術史博士班肄業(yè)。先后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美國克利夫蘭美術博物館、巴提摩爾華特美術館研究中國書畫,自1991年開始任職辛辛那提藝術博物館。正是這個期間和Ellen B Avrill共事。但她若仍在世,2023年已87歲高齡了。此時素鈴是用Nora的英文姓名查找到幾幅她的書畫作品(圖3),上有“時凌云”的署名,才確定她的中文姓名,由于年事已高,不確定是否仍在世。也沒有找到她的聯(lián)系方式。
(圖3)時凌云畫作:《借物留心印》
正在這個時候,筆者得知中國人民大學張建宇教授曾拍攝過這幅畫的題記圖片(圖4)。所幸張教授非常慷慨地允許筆者使用這張圖片。這此基礎上,筆者在書法家和古文字學家雷志雄教授的幫助下,進一步識讀了題記的文字(圖5)。雷志雄教授曾參與過睡虎地等古墓出土楚簡的識讀工作,對古文字有著較強的敏感性。在他的幫助下,進一步對不清晰的字跡進行了一一甄別,最后得到結果如下:
(圖4):壁畫題記 張建宇 攝
(圖5)題記釋讀
學者普遍認為第一行“南?壁”,是壁畫在寺院建筑中所處的位置,但“南”字和“壁”字之間很明顯還有一個字,因為漫漶難辨而被有意無意忽視掉了。經(jīng)研讀廣勝寺一側的水神廟元代壁畫南側兩壁題記,發(fā)現(xiàn)其西側題記首行為:“南霍渠彩繪西壁記”。對照兩處題記,細審“文殊圖”題記第一行漫漶處筆勢與“西”字十分吻合(圖6),因此辨識出“南”和“壁”之間應為“西”字。所以,第一行確定了壁畫所在的位置,當為“南西壁”。
(圖6)題記第一行釋讀
在題記末尾,之前只識讀出“至正十四年歲次甲午??月”,經(jīng)再度辨識,甲午和月之間兩個字為“季秋”,意為甲午年秋天的最后一個月(農歷九月)。這樣一來,時間確定更加精準。題記第三行到第六行完全漫漶,無法猜測內容。中部基本是一些人名,有些漫漶難辨,但不影響對題意整體的解讀。
雖然很多字跡無法識別了,但所幸一些最重要的信息被保全了下來,使我們可知題記的幾個主要部分:首先畫面位置(南西壁),然后是贊助者(上張村),從無法識別的兩行字看,可能還有別的村落。中間出現(xiàn)的名字則是一些重要的奉獻者,也可能包括繪畫待待詔、或者對壁畫有重要貢獻的人(如小□貴德法師)。最后是祝禱語(各保自身愿□□速,靜 長幼□安者)和創(chuàng)作時間(至正十四年歲次甲午季秋月)。其中紀年是題記中最重要的部分,使我們確知壁畫的創(chuàng)作時間是公元1354年的深秋。
筆者數(shù)次赴洪洞對廣勝寺實地勘察,希望可以確定《文殊圖》所在的原位置。
根據(jù)《文殊圖》題記“南西壁”的字樣提示,重點對南壁進行勘察,南壁大門左右兩側各有一扇側窗,窗下高度約兩米,不足容納壁畫。側窗兩邊各有一塊長方形空壁,目測面積與《文殊圖》相當。大殿墻面的底部為一段裸露的磚造墻基,壁畫應該是從墻基之上的粉壁開始的。南壁粉壁高度430厘米(至橫梁),比壁畫高出13.2厘米。南西側寬度290厘米,比《文殊圖》的寬度小7.2厘米,東側寬度約為297厘米,只比壁畫小0.2厘米可忽略不計。用繪圖軟件將《文殊圖》嵌進去,比例上也十分契合。但南西壁寬度為290厘米,比“《文殊圖》”的寬度小了7.2厘米(圖7)。從實地調查的結果來看,似乎壁畫位于南東壁較為合適。
(圖7) 《文殊圖》與后大殿西側南壁配置
這樣一來出現(xiàn)了一個問題,即題記所載位置和實地調查的結果稍有出入,這是什么原因呢?筆者經(jīng)過再次研讀《重修廣勝下寺佛廟序》碑,找到了可能的原因:
邑東南廣勝寺,名勝地也。.....不足以募金補助之。爰于十八年三月動工,新建東北磚窯一孔,重修廟內大殿三處,西南角又添置洋式門一所。其余東西房、左右圍墻,壞者補之,傾者筑之,一切經(jīng)營,大壯舊觀。至十月而告竣......
按碑記載:民國十七年(1928年)因寺院年久失修而不得不將壁畫出售以換取維修資金,第二年(民國十八年(1929年))三月動工修建,十月維修工程結束,“重修廟內大殿三處”,或許包括這面南壁。另南壁壁畫被割取之后,壁面需重新修葺粉刷,前后出現(xiàn)幾厘米的差距也是可能的。因此,“文殊圖”位于后殿南西壁基本可以確定。
三、畫面主體身份之疑
辛辛那提美術館展廳說明牌指出畫面人物是文殊菩薩。艾倫(Ellen B Avrill)文中直接默認為文殊菩薩進行討論,沒有對人物身份進行考辨,因此進一步的追問是必要的。
在佛教藝術中,有一些形象本身有著明確的圖像學標志。比如觀世音頭冠上的化佛和大勢至頭冠上的寶瓶,令人一看便可確定他們的身份。而文殊形象卻不具有這樣明確的圖像學標志。佛教藝術中文殊的形象十分豐富而多變,并通常依靠他所出現(xiàn)的場景和坐騎來判斷:如華嚴三圣中的位置,文殊問疾于維摩詰,或他所騎乘的青獅。然而,當沒有這些場景或坐騎出現(xiàn)時,辨識文殊菩薩便成為一個難題。而辛辛那提美術館藏“《文殊圖》”的判斷就面臨這一難題。
學者默認壁畫主體為文殊菩薩,筆者推測有以下幾個原因:一、壁畫所在的晉南,同屬五臺山所在的山西,因此推斷此圖受五臺山文殊信仰輻射而作。二、與壁畫營造的環(huán)境與氛圍有關。畫面中菩薩位于一間書房之中,面對書案,正欲寫經(jīng)。自古以來文殊菩薩被作為智慧的象征,故名“大智文殊”,因此將書房的場景和他關聯(lián)到了一起。三、在不少佛教圖像中,經(jīng)書常被判斷為文殊的標志,尤其在藏傳佛教中。文殊“右手持智劍,左手執(zhí)青蓮花,花上有般若羅蜜經(jīng)篋”。但反過來并非持經(jīng)者皆為文殊,觀音和普賢等菩薩有時候也會手持經(jīng)書,比如山西崇福寺壁畫中的文殊和普賢手中皆持有經(jīng)書。賓夕法尼亞大學藏同樣出自晉南的壁畫《熾盛光佛圖》中的觀音也手持《佛說消災經(jīng)》。四、一旁侍立的昆侖奴,常被看作是文殊菩薩的獅奴存在,是一種隱性的圖像學證據(jù)。但昆侖奴并非文殊所獨有,普賢的象奴也是昆侖奴。如榆林窟第三窟西夏窟的《普賢變》,描繪普賢坐于六牙白象背上,昆侖奴牽著白象。且此畫面童子雖大體符合昆侖奴的形象,但金色的沖天發(fā)髻卻與一般昆侖奴的黑色卷發(fā)相異,也令人疑惑。
因此僅從“《文殊圖》”的場景判斷主人公是文殊菩薩依據(jù)是不足的。
蔣唯心在《<趙城金藏>雕印始末考》稱南壁所繪為無著、世親。1933年范成法師在山西發(fā)現(xiàn)《趙城金藏》,被認為是宋代藏經(jīng),引發(fā)海內轟動。次年蔣唯心銜師命赴趙城調查,寫下此文。他在文章起始談到廣勝寺的建置時談道:
“(下寺)毘盧殿后乃為正殿(即后大殿,筆者注),甚宏敞,有三佛像,聲聞弟子環(huán)坐其下,以龕界畫,其間雜入關帝小像,則無知者為之也。南壁舊畫無著天親二大士,惜為不肖寺僧剝裂售之,今唯壁頂余痕斑駁而已。”
無著(梵名Asanga ,音譯為阿僧伽)與世親(梵名Vasubandhu,又名無著、天親,音譯為婆藪槃豆等)是公元四-五世紀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創(chuàng)始人。公元七世紀玄奘大師在瑜伽行派的基礎上與弟子窺基共同創(chuàng)立了唯識宗(又名法相宗)。蔣唯心即來自的“南京支那內(佛)學院”,院長歐陽漸及蔣師呂澂皆是民國時期唯識學研究的重要學者。蔣1934年到廣勝寺考察,壁畫已在1928年被賣,蔣并未親見。為何言之鑿鑿“無著、天親”呢?筆者推測原南邊兩壁均有壁畫及題記,蔣赴廣勝寺時,壁畫剛被賣出五年,僧眾憑記憶告知蔣,蔣文才確鑿指出南壁為無著和天親。
唯識宗在唐末以后急劇衰落,寺廟幾無存,在現(xiàn)有的漢傳佛教體系中很少能見到唯識宗的印度創(chuàng)始人無著和世親的圖像。唐代法相宗從中土傳至日本,在法相宗“北寺傳”大本山興福寺,鐮倉時代的雕塑家運慶留下了無著和世親兩尊木雕,為兩位年老比丘的形象。而在虛云和尚1930年代重新編纂的《佛祖道影》中,無著和世親同樣是比丘形象(圖8)。在寺廟壁畫中,收藏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的壁畫《彌勒說法圖》,圖中彌勒佛兩邊協(xié)侍的坐菩薩,學者曾嘉寶認為是無著和世親。遺憾的是因為壁畫沒有榜題,二坐菩薩身份還存爭議,曾嘉寶的推測無法得到證實。
圖8《佛祖道影》世親像
在這種情況下,位于元代晉寧路的廣勝寺,選擇已經(jīng)失傳的法相宗宗祖無著和世親作為寺廟的壁畫題材,有何合理性?如果是無著和世親,是否有圖式來源?
張南南的文章《所謂玄奘譯經(jīng)圖》的觀點對解答這個問題有所啟發(fā)。文中討論了明代刊刻的大藏經(jīng)《洪武南藏》中的三幅扉頁版畫之一《玄奘譯經(jīng)圖》。此圖為《洪武南藏》中收錄的《大乘百法明門論論疏》之扉頁插圖,描繪了玄奘三藏帶領弟子窺基法師、慧沼法師翻譯佛經(jīng)的場面。而窺基與慧沼之徒正是《大乘百法明門論論疏》的作者釋義忠。據(jù)張文研究,《玄奘譯經(jīng)圖》并非繪制于明代初期,而極有可能是元代作品,且此圖祖本很有可能上溯至金宋。對比可見,本文討論的《文殊圖》圖式與《玄奘譯經(jīng)圖》左側的慧沼(圖9)有相當大的相似性。照此推測,《文殊圖》的圖式很可能非虛構,而是其來有自。
(圖9)《大乘百法明門論論疏》之扉頁插圖《玄奘譯經(jīng)圖》局部(24×12厘米)
如果張文論點成立,那么《玄奘譯經(jīng)圖》的稿本樣式在宋代就已定型,歷經(jīng)金、元而至明初,最后保留在《洪武南藏》之中?;谶@一論斷,筆者推測《玄奘譯經(jīng)圖》中惠沼的形象極有可能是辛辛那提藏《文殊圖》的原型。因為這一原型自宋金以來在晉南地區(qū)沿用并為人所熟知,且金代所刻印的《趙城金藏》,其主持刻印的關鍵人物崔法珍,與釋義忠同為潞州同鄉(xiāng),所以在《趙城金藏》中收錄了。
因《百法明門論疏》是對世親的佛學經(jīng)典著作《百法明門論》所做的注疏,故延習此圖式者為世親的可能性較高。又因世親著作極多,有“千部論師”之稱。此圖主人公執(zhí)筆寫經(jīng),與佛教記載相合。東面為尊,南東壁為兄長無著之位,南西壁為弟世親之位,也與儀軌不悖。行文至此可以確定,《文殊圖》位于廣勝寺下寺后殿西南壁,極可能實為《世親寫經(jīng)圖》。
結 語
辛辛那提博物館藏元代晉南壁畫,自五十年代初被盧芹齋作為禮物贈與后,一直以“《文殊圖》”名世。經(jīng)筆者討論,此圖當為《世親寫經(jīng)圖》為確。通過文獻梳理、原屬地調查,以及對題記的再次識讀,本文認為其具體原位出處為廣勝寺下寺后大殿南壁西側?!妒烙H寫經(jīng)圖》在延習傳統(tǒng)圖式的基礎上進行了卓越的再創(chuàng)造,是元代晉南壁畫中的杰出之作。期待辛辛那提博物館早日將題記的高清圖片拍攝并發(fā)布,使國內外學者可以對其展開更進一步的研究。
(本文作者左奇志為湖北美術學院藝術人文學院副教授;王子達為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助理研究員。原文標題為《深藏美國中東部的晉南壁畫珍品——辛辛那提博物館藏廣勝寺壁畫〈文殊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