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什么時候開始，法國人不再篤信權力奧秘之不可破解？

皮埃爾·古貝爾曾戲言道：“法蘭西國王的遺體為編年學勾畫了一條條清晰的邊界。”然而，此番見解已遠遠超出了歷史學家的探索范疇，因為歷史學家們渴望的是在他們所研究的那個歷史時段里找出某種邏輯關聯(lián)。君主之死是全社會思考的問題。在當時的政治生活中，國王去世便是對他的統(tǒng)治進行盤點之時，也是權衡革新之可能性的時刻。重溫關于這些事件的記錄能夠幫助我們了解舊時代的政治關系，以及在啟蒙運動時期的法國，這種政治關系是以何種方式演變的：超乎事件本身，顯露的是一個社會的危機。

路易十四

先來聽聽圣·西門是怎么說的。他記錄了路易十四去世時的情形，那是在一段漫長而焦慮的時期臨近尾聲時。1715年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年份，這一年在他的《回憶錄》中花費的筆墨最多。還是這一年，耐心的和焦急的人們共同期待著一件大事，這個事件的爆發(fā)使宮廷和王國的天空都變得陰暗起來：

8月31日星期六，晚上和白天的情況都極其糟糕，連短暫的意識都很難得。壞疽已經(jīng)感染了膝蓋，直至整個大腿。曼恩公爵夫人派來了圣·埃尼昂神甫，他醫(yī)術高明；人們給國王用了他推薦的藥，這種藥治療天花是很有效的。醫(yī)生們不會不贊同，因為再也沒有什么希望了。將近晚上11點時，國王的情形非常不好，大家甚至在為他作臨終祈禱。醫(yī)療器械又使國王恢復了意識。他開始背誦經(jīng)文，聲音洪亮，透過眾多教士及室內所有的聲音都能聽得見。誦經(jīng)過后，國王認出了羅昂紅衣主教，就對他說：“到了主教最后賜福的時候了?！蹦鞘菄跖c之交談的最后一個人。“現(xiàn)在和臨終時，”國王反復念叨了好幾遍，然后說，“哦，我的上帝，來幫助我！快來拯救我！”這是他最后的話。一整夜都沒有知覺，漫長的彌留狀態(tài)一直持續(xù)到1715年9月1日星期天早晨8點15分。這一天，距離他77周歲還差三天；這一年，是他統(tǒng)治王國的第62年。

接下來是簡短的生平回顧，強調其統(tǒng)治時間之長。然后，我們必須耐心翻過400頁才能讀到后面的記錄，敘述過程一筆帶過：國王的遺體被送往圣丹尼教堂，接著是葬禮；葬禮已經(jīng)簡化成了“最普通的那種，為的是節(jié)省開支，減少麻煩，避免長長的儀式”。

這段記錄引出了幾點思考。首先，就記錄本身而言，即使那是從一堆錦文華章中摘取的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它仍然不足以概括作為敘述1715年事件指導思想的歷史哲學和時間哲學。然而，它卻凸顯了事件的本質：在眾人眼里，國王的死乃是舉國之殤，這一點與現(xiàn)在依然很普遍的習俗是一致的；國王的死是死的典范，因為在這一過程中，他始終遵從教會的規(guī)范，他作為基督教徒被接受，并且經(jīng)受了最后的禮儀。此外，國王還賦予王國一種順從神意的歷史感。這個片段記錄的是攀登天國之路的最后一幕，文中反復使用“永不”“最后一次”等字眼來加強語氣，使字里行間透露出喪禮的氛圍。在此基礎上，記錄的中心集中在了對集體、王國和民眾具有決定意義的目標上，他們的前途和財富都與這位君主的消失有直接關系?！痘貞涗洝纷髡哌€向所有人闡述了通往天國之路的神秘力量和現(xiàn)實力量。在這里，關于權力的那種古老的、基督教式的、絕對的概念完全得到了認同，同時也受到了質疑。未來將是最好的審判者。

當政權傳到路易十五手上時，他在凡爾賽的陽臺上患了傷風感冒。對君主的統(tǒng)治進行總結是這位《回憶錄》作者創(chuàng)立的一個傳統(tǒng)；尤其是他還倡導必須參照人的精神狀況，并以此作為呼喚尚在啟蒙中的輿論公正性的重要手段。我們都知道，這篇記錄中有一段很著名的話：“路易十四的悼念者除了他的低級侍從和忙于政體事務的人（這里是指最正統(tǒng)的教士和反詹森教派者），不太有其他的人……”宮廷里照例上演著喜劇，巴黎則呼吸著人們期望已久的“某種自由”的空氣。不僅如此，“那些沒落的、頹喪的、陷入絕望的外省人先是松了一口氣，隨后快樂得戰(zhàn)栗不已；國會慶幸自己得到了解脫；破產的、不堪重負的、絕望了的人民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他們感謝上帝讓他們實現(xiàn)了自己最強烈的愿望”。就這樣，《回憶錄》的重要意義最終得以展現(xiàn)，它構成了那一段特殊歷史的核心內容。虔敬的圣徒傳記和君王身后錄及在平常年代所要遮掩的東西， 在那里都有披露。這本《回憶錄》收集了當時上流社會的經(jīng)驗，體現(xiàn)了圣·西門周期循環(huán)的時間觀及其相應的宗教思想，表達了他對人類歷史的悲劇性理解，那是一個超越時間的圖解：“一切只是一個循環(huán)，一個周期?！彼劳隹偸且馕吨篮?，然而它還是一個新時代來臨的序幕。

1715年，圣·西門40歲，他將在新時代的群情激昂中死去。作為一個17世紀的人，一位在公共舞臺上失望了的演員，圣·西門記錄的歷史向我們傳達的是舊時代的世界觀，然而他卻“揭示了路易十四的奢華之謎”，孟德斯鳩后來如此評說。通過他的記錄，圣·西門將一種方法留給了未來的歷史學家，那就是如何理解事物變化的起因：權力的顯赫象征，即使在它迫于各種壓力開始瓦解的時刻依然存在。

此后不到60年，路易十五的喪禮更無奢華可言。與已經(jīng)贏得了一定讀者、具有很強觀察力的圣·西門小公爵相比，韋里神甫同樣熟悉宮廷。他是一位思想自由、學識淵博的經(jīng)濟學家，只是他缺乏那種魔鬼般的才華，也不具備偉大的回憶錄作家應該有的文筆。但是他同樣觸及了事件的本質，因為他也記錄君主的死亡，而且工作規(guī)模更大。這位神甫記錄的并不是君主統(tǒng)治的某幾個片段，或者君主一生的赫赫戰(zhàn)功。他的愿望并不是要將某一君主統(tǒng)治的終結放在一個永恒的層面上來思考，或者讓它接受一面絕對“真實的鏡子”的檢視，他要做的是將君主個人的品格置于實現(xiàn)某一進步事業(yè)的進程中。因此，他寫道：“在路易十五去世之后，布豐、伏爾泰、讓·雅克·盧梭仍然存在?！毕褚郧耙粯?，國王的訃告又一次凸顯了未來的不確定性。然而這一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理由對君主的業(yè)績作一番總結。

如果將他的死與1744年他在梅斯重病的危險相比，統(tǒng)治者應該從中得出一個非常深刻的教訓。一位負責致悼詞的人說，人民沒有權利不順從，但是如果處于昏君的統(tǒng)治之下，他們有權保持沉默。教會的沉默是史無前例的。在他生病期間，到處都在公示40小時的禱告，但是到處的教堂都寂靜無聲。不過，外省和巴黎都只有一個共同的愿望……

路易十五

他接著記錄了對路易十五去世的看法，我們可以將韋里的記錄與曼杜神甫的記錄作一番比較，他是國王的聽罪司祭；也可以與年輕的利昂庫爾公爵留給我們的記錄作對照。所有記錄的中心內容都是國王領受臨終圣事，國王的相對美德和基督教的勝利在他們的記錄中基本得到了肯定。韋里記錄了從博爾德醫(yī)生和艾吉永公爵那里了解到的內情。根據(jù)他的記錄，國王領受臨終圣事時情緒穩(wěn)定，因為他對天花帶給他的病痛已經(jīng)沒有了知覺。從4月30日星期六至5月10日星期二，國王進入彌留狀態(tài)。這段時間主要敘述了兩件事情：臨終敷圣油的經(jīng)過，以及杜巴利伯爵夫人被驅逐出境?？陀^事件壓倒了一切政治評述。關于國王的宗教信仰，或許不應該有什么疑問，但是令人不解的是，這竟然是一件新鮮事，而且可以成為討論的主題。在韋里的記錄中，這種含混而不確定的氛圍得到了強調。這位神甫沒有記錄國王臨終時的情形，他更愿意對國王去世所引起的反響進行更宏觀的描述。

國王于5月10日星期二去世。由于患的是這種病，他的遺體嚴重腐爛，不得不盡早下葬。緊接著，星期四，國王被運往圣丹尼，放進了墓穴，沒有儀式。他只帶走了任何一位君主都能得到的悼念，以及他身邊幾個人對善良主人的緬懷。他為人確非常溫和：他生性易怒，卻總能控制怒火，他擁有這樣的美德真是非常公道。在他生病的那些日子，在公示祈禱的那段時間，教堂里冷冷清清，這是人們對國王的死表示無動于衷的前奏?！盁o動于衷”這個詞或許并不確切。實際上，他的死讓多數(shù)大臣和民眾感到欣喜。然而，幼主的前景想必令人擔憂，因為20年來，人們從未發(fā)現(xiàn)任何跡象表明他有統(tǒng)治國家的能力。

從這段記錄中，我們看到的并不是客觀事實，事件的見證者記錄的只是一些道聽途說，散布的也只是一些虛構的陳詞濫調，就如國王遺體腐爛那件事。然而，與圣·西門的《回憶錄》相比，這份記錄的不同之處耐人尋味。路易依然代表著整個國家嗎？他的繼承者或許并不具備人民所急需的才能！此時，關于君主制國家與臣民之間關系的概念已經(jīng)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君主形象的圖解也從一種復雜的象征形象過渡為一種簡單圖像。與此同時，各種禮儀減少了，反映國王去世的那些記錄甚至也顯得貧瘠了。要么變成了批判，要么說一通刻板的話，所有這一切讓我們看到了非神圣化過程的各個方面。

從什么時候開始，法國人不再篤信權力奧秘之不可破解？當然，更重要的是應該了解注入整個社會肌體之內的政治文化及其得以建立的全過程。君主死了，但愿國王還在。但是，隨著路易十五在喪盡民意中消失，人們隱隱約約看見了同一事件的不同表述中所包含的某些模棱兩可的東西。然而，無論是對政權還是民眾，至關重要的一步卻是在這個事件中決定的。馬克·布洛赫說過，專制政體是一種宗教，它可以被定義為君主與王國為了共同的利益而共存的聯(lián)盟。君主在人們的期待中死去，這已經(jīng)表明看待這一聯(lián)盟的方式是如何分解的，尤其是這一聯(lián)盟的神圣價值又是如何在人們的批判聲中被削弱的。同一關鍵時刻的兩幅速寫，正好表達了構成本書理性計劃的所有選擇。對于我個人而言，重要的是必須了解18世紀的人們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經(jīng)歷過的不同層次的歷史事實。在此基礎上，通過對各種觀點進行比較（歷史學家們習慣于將這些觀點分割開來），進而闡明我們所能領會和解釋的關于18世紀法國的某些東西。當然，我不會孤軍奮戰(zhàn)，那不符合我的準則。

為此，我們必須接受幾條原則：其一，對于那些已經(jīng)得到普遍認同并且已經(jīng)有一定研究積累的確實性，我們仍然可以質疑。其二，要探索事件之間的邏輯聯(lián)系，要研究某一時期的創(chuàng)造力，比如說啟蒙運動時期，就必須考慮到關于這一問題有著無限寬廣的思考空間。此外，還必須重視唯一真實的確實性意識：我們永遠都不可能像過去的人們那樣了解他們經(jīng)歷過的事情。歷史學家工作的意義在于，弄清楚他的首要命題迫使他面對的各種制約。如果不能夠根據(jù)已經(jīng)發(fā)生的事情和目前已經(jīng)了解的情況去預見一個完全未知的世界的未來，我們怎么能夠理解事物的變化？我們不應該去迎合目的論者這一新偶像，也就是說，不應該根據(jù)結局來書寫某一時段的歷史。對引起18世紀法國歷史變革的各種可能性進行分析，不應該完全等同于發(fā)掘法國大革命的起因或者根源，也不完全意味著在根本不相關的事件或事實之間重新建立起一種因果關系?？墒侨藗冇袝r會這樣做，唯一的理由僅僅是因為某些事件的年代順序是在另外一些的前面。

如果我們以同盟者的目光審視這種變化，嘗試著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在一個遵循祖先流傳的原則和上百年的道德傳統(tǒng)，本身想要穩(wěn)定不變、協(xié)調連貫的社會里，人們信奉一個上帝，尊重國王的權力和基督教德行的支配地位；在這樣的社會里，變化是如何發(fā)生的？換言之，用路易·杜蒙的話來說，我們能否在兩個社會的力量和緊張關系之間進行對比？其中一個是不平等的整體論社會，“各司其職”的倫理經(jīng)濟學原則主宰著這個社會；另一個是在它自己的肌體內漸漸顯露出來的新世界，那是啟蒙運動的社會、個體經(jīng)濟的社會、新自由的社會、人員和物資自由流通的社會。有沒有可能在過去的社會和我們今天的社會之間進行一番對比，哪怕是部分對比？要做到這一點，重要的是忠實執(zhí)行卡爾·馬克思19世紀時在著名的《〈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序言》（1859）中的教導：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fā)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fā)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jīng)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xiàn)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關于抽象的唯物主義理論取舍，在此不作討論。我們只需要從中得到啟發(fā)，進而理解自由與依附、個人自主性與社會決定性之間的關聯(lián)中那種必然可以成為歷史的關系，同時弄清楚是什么促使這種關系的聚合，又是什么使之產生分化；看看在法國18世紀的歷史中，人文社會關系是如何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的。

方法論上的第二種取舍就在于，應該更多地強調互動的復合研究，而不是像那個著名的比喻所說的，“從地下室到閣樓”式的注重機械論者的順序。因此，我們將從社會問題的歷史學過渡到一種更為廣義的歷史學：與社會關系和社會沖突一樣，文化同樣也有資格建構一個社會，一個現(xiàn)實與表現(xiàn)相互交織的社會。法國啟蒙運動時期的歷史是一部存在方式的歷史：在經(jīng)濟領域與社會領域永恒的交鋒中，人和社會環(huán)境均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獲得與自己相適應的心智結構和文化價值準則，即他們自身存在的歸屬點。因此，我們要做的并不是將人們的觀念和行為作為社會價值的“反映”或者社會價值的合理化來研究，而是必須發(fā)現(xiàn)這些觀念和行為的內在價值，并且體悟出將它們推放到話語、文本和實踐的接合點上的那些重要環(huán)節(ji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對廣義的文化現(xiàn)象進行分析，有可能幫助我們將屬于輿論的形成及其在新文化空間表現(xiàn)的東西與屬于傳播與接收范疇的東西統(tǒng)一起來。必須認識到，任何一次向歸屬點的運動都是自由的行為。而且在文化交流領域中，文本是觀念的載體；這種載體多種多樣、各不相同，還有可能讓人產生互相矛盾的理解。我們從不試圖忽略矛盾，我們更愿意把這些矛盾視作一種知識的積累。最后，我們還應該認識到，在精神文化現(xiàn)象與物質文化現(xiàn)象之間永遠存在著可能的聯(lián)系。在客觀實在性與現(xiàn)實生活的各個方面存在著一個相同的過程：知識與學問構成客觀實在，而現(xiàn)實的實踐又鐫刻在人們的思想以及人們經(jīng)驗的或理論的思考中。

從最初的躊躇到漸漸地提出問題，終于做出了最后的選擇。隨后的工作將按照三大主題的邏輯關系展開。第一部分將探討空間和時間與各種社會角色以及權力行為的關系，旨在闡明感知與觀念、習慣與實踐是如何表現(xiàn)一個對于18世紀的人們來說或許是同質的結構的，又是如何使我們得以建立這份知識檔案的。第二部分涉及君主制國家、臣民、群體之間的關系。這里闡述的并不只是關于“制度的觀念”，更重要的是透過政治和行政方面的行為以及各種沖突、危機和抗議，來理解從舊制度到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開明專制制度的運作，以及保持國家連續(xù)性的手段和形式。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曾經(jīng)強調過這一點。第三部分主要突出基本價值領域的變化，以及在這個領域中建立起來的新的關系。那個時代曾經(jīng)篤信幸福，篤信為我們建構了啟蒙時代的所有美好的東西；在這里，我們將重新審視那個時代的核心：她的生命現(xiàn)象、她的生產活動、她的物質文明。

本文節(jié)選自《啟蒙運動中的法國》，【法】丹尼爾·羅什著，楊亞平、趙靜利、尹偉譯，上海教育出版社，202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