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章燦談作為物質(zhì)文化的石刻文獻

程章燦（章靜 繪）

陳寅恪有言：“自昔長于金石之學者，必為深研經(jīng)史之人。非通經(jīng)無以釋金文，非治史無以證石刻。群經(jīng)諸史，乃古史資料多數(shù)之所匯集，金文石刻則其少數(shù)脫離之片段。未有不了解多數(shù)匯集之資料，而能考釋少數(shù)脫離之片段不誤者。”作為一種“少數(shù)脫離之片段”，長期以來，石刻文獻在文史研究中一直處于證史、補史的位置，研究視角與方法較為固化。

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所長、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程章燦多年來致力于中國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研究，于石刻文獻研究用力尤深，出版有《魏晉南北朝賦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石刻刻工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古刻新詮》（中華書局，2009）、《走近古典的過程》（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等專著。

最近，程章燦教授新著《作為物質(zhì)文化的石刻文獻》作為國家“十三五”重點圖書規(guī)劃項目《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叢書之一種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從物質(zhì)文化的角度重新考察中國古代的石刻文獻，呈現(xiàn)出與以往石刻研究大不相同的面貌。《上海書評》邀請南京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于溯與程章燦先生就相關(guān)話題作了一次對談。

《作為物質(zhì)文化的石刻文獻》，程章燦著，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492頁，150.00元

您這本著作和一般石刻研究專著的最大不同，是強調(diào)從物質(zhì)文化角度去看中國古代石刻?？梢哉務勥x擇這樣一個視角的原因嗎？

程章燦：我1989年博士畢業(yè)到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工作之后，很大一部分的學術(shù)精力就放在石刻研究上面。到2010年年底，我們申請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中間有二十來年了。我此前的石刻研究，基本可以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我稱之為史料的研究，是一篇一篇的考證文章，通過石刻文獻與傳世文獻的對比，來做一些史料辨析工作。傳統(tǒng)的石刻研究很多都是如此。第二個層面是史學的研究，把若干石刻文獻集中在一起，對同類的問題進行一些處理。比如說關(guān)于石刻的刻工，不是只處理某一個刻工，而是處理所有有關(guān)刻工的資料。對于這樣的問題展開研究，我個人認為這就是一種史學的研究。我之前出過的關(guān)于石刻研究的著作，《古刻新詮》偏向史料研究，《石刻刻工研究》偏向史學研究。

程章燦著《石刻刻工研究》

程章燦著《古刻新詮》

接到“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項目之后，我們團隊對整個項目框架有所設計。在十卷本中，專門設計了一卷石刻文獻，由我承擔。我嘗試結(jié)合文獻文化史的視角，對石刻文獻進行一個新的論述，最后定下的就是物質(zhì)文化這一角度。為什么會想到這個角度，我想首先與我對整個文獻文化史的思考有一定關(guān)系，不是只關(guān)注到文獻的內(nèi)容。所謂文獻的內(nèi)容，就是以往我們在閱讀、討論、研究某一文獻的時候，大概都只關(guān)注它的文本內(nèi)容。至于文獻的形式，是怎樣的一種物質(zhì)媒介，是怎樣被生產(chǎn)、制作出來的，它的整個傳播過程，以往不太關(guān)注。我們團隊在一起討論的時候，達成了一個基本共識，就是要關(guān)注文獻的形式，包括物質(zhì)層面。從這一角度，就比較容易把石刻文獻當作物質(zhì)文化的產(chǎn)品來看待。我之前恰好也做過關(guān)于刻工的研究，刻工是石刻生產(chǎn)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的一群人，這群人在石刻文獻的生產(chǎn)乃至于傳播過程中，發(fā)揮了什么作用，這就是我要考慮的問題。物質(zhì)文化的大方向確定后，我再嘗試著從各個細部的角度進行一些發(fā)揮，就基本設計出本書目前的框架了。2013年前后，我們古典文獻研究所辦過一個文獻學的暑期班，主要面向國內(nèi)的碩博士生和一些年輕教師，前后兩個禮拜，期間我做了一次講座，本書第一章“中國‘尤物’”里的基本思路，那次講座基本談到了。第一章之后的十五章，總體不出這一范圍，都從不同角度做了更加具體的研究。所謂“物質(zhì)文化”的思路，成型過程大致如此。

程章燦主編《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叢書

這本書第一章引到一本書，即孟悅、羅鋼主編的《物質(zhì)文化讀本》。我當時在考慮物質(zhì)文化這一視角的時候，比較認真地讀了這本書，看西方學者如何理解物質(zhì)文化。最重要的觀點，可能是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所說的，一個人的自我是他能夠稱作是他的所有東西的總和。這中間就也講到了西方的物質(zhì)文化領域，所謂的財產(chǎn)，或者說你所擁有的物質(zhì)，其實就是自我的延伸。對他們來說，幾乎人就是物，物就是人。

而中國傳統(tǒng)的金石研究，大概不會從這個角度理解。像歐陽修、趙明誠等最早的一批宋代文人，他們在收集金石拓本的時候，對于這些遺物有很復雜的感情。我在他們的文獻當中，尤其是《金石錄》的《后序》里，看到李清照用了一個詞，“尤物”。我當下真是非常感動，或者說，這個詞對我來說非常具有感發(fā)性。其實歐陽修也好，后來一些別的金石學家也好，有時他們沒有用“尤物”這個詞，但是表達出來的感情是差不多的。這也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后來有一些金石學者用詩歌，尤其是絕句這種形式，來題詠他們的藏品，來題詠古代的這些拓本。

我讀了半天西方的物質(zhì)文化讀本，也沒有“尤物”這兩個字對我的感發(fā)那么多，由此我生發(fā)出好多思考。我覺得金石本身就是非常富有詩意的，跟人的生命、人的很多感性存在密切相關(guān)。我曾經(jīng)想過，專門寫一章討論這些題詠金石拓本的詩歌，可以從閱讀的角度來寫，但是實在沒有時間了。現(xiàn)在有一個大綱放著，等以后有感覺了再寫吧。

也就是說，物質(zhì)文化的視角，雖然突出物質(zhì)，但也不等同于器物研究，它從物出發(fā)，最終的落腳點還是在人，在物質(zhì)和人、社會的關(guān)系，可以這樣理解嗎？

程章燦：對我來講，把石刻看作是一種物質(zhì)文化的話，的確會更多地考慮人、社會等層面。書里“禮物：漢碑與社會網(wǎng)絡”一章表現(xiàn)得就很明顯。很多年前，我給學生上課，讀漢碑，我當時就很困惑，碑陰的那些題名有什么用？發(fā)現(xiàn)物質(zhì)文化這個角度之后，我自己非常高興，覺得可以從此入手研究。像閻云翔《禮物的流動》一書，討論現(xiàn)在鄉(xiāng)下辦紅白喜事還經(jīng)常用的人情簿，漢碑碑陰的題名就像這個人情簿。當然，禮物只是這種思考的一個方面。

最近《文藝研究》編輯部想讓我組織一個關(guān)于文獻文化史的筆談。我就想，如果讓我用一句話來概括所謂文獻文化史的特點，那就是剛才你所講的人與物的關(guān)系，或者說人與文獻的關(guān)系。徐雁平老師最近說要通過問題的關(guān)聯(lián)、研究方法的融合，來激發(fā)更多的問題。我想，物與人、物與社會的這種關(guān)聯(lián)，就是他講的問題的關(guān)聯(lián)。這種研究思路適用于《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這套書，也適用于處理一個時段的文獻、一個類型的文獻；同樣也可以拿來處理某一件文獻、某一件石刻。舉我最近剛寫完的一篇文章為例。清代有一個藏書家麟慶，他給自己編了一本年譜叫《鴻雪因緣圖記》。他把一生經(jīng)歷的事，挑了二百四十個片段，找身邊的畫家畫下來，形成二百四十張圖，每圖再配一篇文字，講他出生的時候怎樣，后來怎樣做官，到過很多地方，在北京買個園林，建造書屋等等。這本書絕對是一個有個性、有特色的文獻，那么，我們怎樣進行研究呢？我覺得可以看他的記錄與社會發(fā)生了什么樣的勾連，即因緣。我很喜歡這本書的書名。大家都知道蘇東坡的詩，“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雪泥鴻爪，就是因緣，一件文獻對外產(chǎn)生了各種因緣，即各種各樣的文化關(guān)聯(lián)。

我自己的這本書就是在研究與石刻相關(guān)的各種因緣。換一個角度來說，就是更注重石刻的文化用途。比如其中一章講到朱熹，我專門討論了他對于金石，尤其是石刻的文化利用與轉(zhuǎn)化。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從利用的角度來闡發(fā)石刻作為物質(zhì)文化的意義。

您在書中提到了一個有趣的概念，就是石刻文獻的“四本論”，這是否可以理解為一種“過程文獻學”的思路？

程章燦：我這些年的很多思考跟過程相關(guān)。在這本書出版的前一年，我出版了一本自己四十年論文的自選集，叫做《走進古典的過程》。我很滿意這個書名。所謂“過程”，一是指作為研究對象的人物的成長過程；二是指文獻的生成過程；三是指文本的造作過程，即作品的題目、韻式、章句等形式結(jié)構(gòu)及意義生成過程；四是指觀念的鍛造過程，即詞匯、術(shù)語、意象等演變定型的過程。我還用英語的composition來解釋所謂的文獻的生成過程，作品的形成過程。還是舉《鴻雪因緣圖記》的例子來說。麟慶是道光年間的藏書家，滿族人，他為什么要寫這么一本書？為什么書會是現(xiàn)在這個樣子，里面既有圖又有文？這種圖文并茂的形式是怎樣制作出來的？經(jīng)歷了哪些過程？其中的文化因緣很復雜。我想說的是，一本書的成書過程，里面會涉及到很多文化的因素，石刻也是如此。比如說，石刻里面的碑文或者墓志文，為什么找這樣的人寫？我們有時候能夠找到中間的聯(lián)系。墓主，或是墓主的家族，跟撰寫墓志銘的人之間的關(guān)系，有一些我們能夠確認他們或者是親戚、或者是科舉同年。好比我們今天看到一本書，發(fā)現(xiàn)這本書前面有某人的序，為什么這本書找這個人作序？這中間當然有很多的學術(shù)的因緣，人事的因緣。所以有必要從過程的角度去理清石刻生產(chǎn)過程中相關(guān)的各種因素。這樣，我們對于石刻作為物質(zhì)文化的內(nèi)涵，可能就能夠理解得更深。我覺得這可以說是一種過程文獻學的思路。

過程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這些年很多書的稿本都被影印出來。比如與石刻研究關(guān)系密切的葉昌熾的《語石》，就有影印稿本。稿本印出來有什么意義？我們過去覺得毫無意義，有定本了，還印個稿本干什么？現(xiàn)在的想法不一樣，我們不僅要知道最后定本的思路，還要知道你原來的那些被放棄的想法。稿本有助于更立體更生動地回到葉昌熾學術(shù)思考的現(xiàn)場，這就是過程的重要性。

石刻從“一本”變“四本”后，帶出了形形色色的人的活動，以及復雜的社會關(guān)系。在這些人物中，您好像特別留意刻工和拓工，相對于石刻文辭的作者、接收者，刻工和拓工是常被忽視的小人物，您是怎么注意到這些人的？

程章燦：刻工和拓工，比那些撰文者的社會層次要低，文化水準一般來說也更低。撰文者往往有一些功名，即使沒有功名，也有好一點的教育經(jīng)歷。刻工和拓工，確實是屬于比較邊緣的一種群體。正因為他們這樣的社會地位，我們傳統(tǒng)的文獻里面很少能夠記錄到這些人，很難看到有關(guān)他們的文獻資料。但從漢碑開始，就有一些刻工，也許出于“物勒工名”或是其他原因，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碑上。馬衡在《凡將齋金石叢稿》里面有一篇文章講，漢代有一些燈具，上面都有工匠名字。但這是很少見的，讓他們凸顯出來的都是一些偶然因素。漢魏六朝石刻里的刻工名字基本上都是偶然出現(xiàn)的，北魏我也找到了幾個例子，有的刻工也有一定的身份。大概唐代是一個拐點，唐代有較多的官署刻工，可以展開文化史或制度史的觀察?？傮w來說，刻工能夠被歷史記錄下來的還是非常少的。

應該感謝原來北京圖書館的那位曾毅公老先生。我剛留到古典文獻研究所，開始做石刻研究的時候，發(fā)現(xiàn)所里的書架上就有一本他的《石刻考工錄》。1990年我到上海出差，在福州路的舊書店里面，又看到了這本書，我就買了一本回來。自己有的書，在家里經(jīng)常翻翻，對于它的感情是不一樣的。因為這點因緣，石刻刻工在我面前經(jīng)常跳動，經(jīng)常出現(xiàn)。那么我好歹要對得住他們，給他們做點事兒，我就開始搜集他們的資料。后來就在這些資料的基礎之上來研究刻工，他們的身份，他們跟文人的交往，他們做的一些貢獻等等。我在昆山的方志里面，發(fā)現(xiàn)世代刻碑的唐家三代刻工的墓志，非常珍貴。這是我比較得意的發(fā)現(xiàn)，我翻了一百冊《石刻史料新編》，才翻出來這么幾篇墓志。

浙江大學白謙慎教授之前關(guān)注過拓工。白老師寫過《吳大澂和他的拓工》，更多還是談吳大澂，但是已經(jīng)把拓工單拎出來了。清代以前的拓工史料，比刻工還要少。到了清代，尤其是晚清以后，文人之間的拓片交換相當頻繁，拓片市場比以前也要大得多，拓工在這中間的作用更突出了。明代的時候，也有個別的金石家，比如趙崡，他出去訪古的時候就帶著拓工，但是資料太少，難以研究。清代較突出的例子是繆荃孫，他走到哪里身邊都有一些拓工，他是非常有意識地隨時收集文獻，拓工已經(jīng)成為他的左膀右臂了。如果非要說繆荃孫有一個石刻研究團隊的話，我覺得這些拓工都應該列進來。這其中有一個重要拓工叫李云從，之前中國社科院世界史所的徐建新老師對他已經(jīng)有很好的研究。后來我再讀材料，發(fā)現(xiàn)除了繆荃孫日記，劉鶚的日記中也經(jīng)常出現(xiàn)李云從。李云從是很重要的，我想北京的地方文獻里面應該還會有關(guān)于他的資料，但我對這方面不熟悉，或許他還有我們所不了解的貢獻。

我雖然一直強調(diào)研究資料的不足，但這種不足的狀況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改變的。比如在曾毅公先生的書出版之前，清代的金石學家注意刻工，一開始輯錄的時候只有幾百人。到曾毅公先生輯出一千多人，我輯的時候大概有四千多人，現(xiàn)在陸續(xù)又有兩千多人的積累。我想，有一些材料確實需要細水長流、慢慢地累積。大家一起努力，剛開始可能是一個很小的網(wǎng)，慢慢編織，網(wǎng)就會越來越大，放到水里面就可以撈魚，放到天上就可以捕鳥。歷史意義是在材料的不斷積累當中浮現(xiàn)的。

程章燦、許勇編著《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史料輯要》

東西方文明中的碑銘有一個共性，就是和政治史的關(guān)系極為密切。關(guān)于碑銘對政治生活的參與，文辭的書寫方案是過去最被關(guān)注的一個方面，但您的書討論儀式、禮物、景觀，好像是以更社會史的視角來談這個問題的，您可以聊聊這些新視角嗎？

程章燦：其實，在寫這些篇章的時候，我有意識地回避政治史視角，因為我覺得這方面已經(jīng)談得太多了。大家都知道政治史視角有它的意義，我沒必要再去說。如果說有一個對象放在那兒，對我來說，它可以采用政治史的視角，也可以采用其他的包括社會史的視角，那我寧可采用后者。從物質(zhì)文化這個總的思路入手，爭取從中生發(fā)出若干個觀察角度，比如涉及到景觀、禮物等等。我一直覺得社會史的研究比較有意思，也能夠講得比較清楚。因為政治史的研究往往涉及一些高層的人事關(guān)系，未必能弄明白。從社會史的角度，放低到社會的中層甚至基層，做一些文化層面的探討，我覺得可能更合適。

我在寫《禮物：漢碑與社會網(wǎng)絡》這篇的時候，一直在想，難道只有漢碑這類材料，能讓我們從禮物的角度來觀察石刻，其他類型的石刻難道就沒有禮物性嗎？其他石刻能否采取這樣的研究視角？其實也可以。只不過可能做法不太一樣。從過程文獻學的角度來看，很多石刻的產(chǎn)生與傳播，都存在著社會交往，我們一定能找到這樣的材料。北大榮新江教授他們有一個讀書班在研究唐代長安城的坊，通過傳世文獻、考古報告等材料，把長安的坊全部都定位出來。這樣一來，白居易住在哪個坊，王維在哪個坊，元稹在哪個坊，某一時期的坊里住著什么人，一起做了什么事，都可以研究得比較清楚。這就是很具體、生動、立體的社會交往。如果我們采取類似的社會交往的視角，那可能對某個石刻或者說某些石刻彼此之間的關(guān)系理解得更清楚。這個視角也可以推廣到別的研究對象上。

使用集古箋書寫，有沒有一種將碑學和帖學糅合的審美意味在？石刻文字作為底紋，正好和書箋書寫的常規(guī)風格、也就是偏帖的風格，形成互補搭配。

程章燦：我很愿意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在集古箋的那章發(fā)表之前，好像從來沒有人深入研究過這個現(xiàn)象。上海圖書館的梁穎先生寫過一本《說箋》，這是關(guān)于箋紙研究最好的書。梁穎先生也注意到，箋紙的底紋上有石刻文字這一類型，但沒有展開。我因為做石刻，一看到這類箋就覺得有意思。最早看到的是容閎用的集古箋，后來有個在岳麓書社工作的學生回來，送給我《湖南圖書館藏近現(xiàn)代名人手札》《湖南省博物館藏近現(xiàn)代名人手札》，這兩套書真好。那一章里的很多材料都出自這兩套書。你的推測我認為是對的。以碑字來做箋的底紋，我還是看過不少，這本身確有碑和帖融合的色彩，一方面有金石氣，一方面有古雅氣，是他們有意識的一種美學追求。這與晚清碑學的興起分不開，有意思的是，碑學的發(fā)展中還有帖學“摻和”。

您談到石刻作為閱讀對象的問題，我想到墓志的閱讀問題。它既面向生者也面向死者，面向人間也面向地下世界。墓志寫作是否有一個先面向地下，然后逐漸也面向生者的時間發(fā)展過程？文集加入墓志再生產(chǎn)后，墓志寫作面向生人的意識是否會加重？

程章燦：墓志與其他石刻的類型當然很不一樣。其他石刻，多半有很明確的展示意味；墓志則是展示完之后又被封閉起來。但要說墓志一開始面向哪一類讀者，后來又面向哪一類讀者，我覺得還是不太容易判斷。很多時候，既是為死者，也是為生者，現(xiàn)在的喪葬儀式也是如此。我想我們還是要結(jié)合具體的場景考慮。比方說，在喪葬現(xiàn)場第一時間讀到這篇墓志文，與過了若干年，在文集、展覽空間等其它場合讀到，感受是大不相同的。盡管文字內(nèi)容一樣，但時間、空間、媒介都有了變化。把這些因素考慮進去，再討論關(guān)于墓志文本的閱讀問題，也許會更有意思一點。

在這本書之后，您的石刻研究和文獻文化史研究有下一步的新計劃嗎？可否劇透一下？

程章燦：計劃當然有，不過是動態(tài)的，會變。7月開這套書的新書發(fā)布會的時候，我說我想做一本書，在江蘇選十三塊碑刻——江蘇十三個地級市，每個市選一件石刻作為代表。我還給這個計劃取了個名字，也許叫“豐碑”，也許叫“銘記”。后來想，何必要局限于江蘇呢？太地方本位了，從全中國來看，視野更大，也自由多了。可以講政治史，可以講社會史，可以講藝術(shù)史，有很多東西好講，核心都是文化傳承，讓大家明白，中國的文化不是只通過書籍來傳承，也通過石刻來傳承。

接下來，我也會寫一些關(guān)于石刻研究的論文，用徐雁平老師的話，叫“用研究方法的融合來激發(fā)更多問題”。我們這個團隊“標榜”文獻文化的角度，但團隊內(nèi)部每一個人的方法都不完全一樣，當然需要互相借鑒，達到研究方法的融合。什么叫文獻？什么叫文獻文化史？我們怎么寫？說實在的，我雖然是“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的項目主持，但每個團隊成員都有自己的想法，這是好事。我覺得我們這個集體項目最成功的地方，就是“群龍無首”，每卷的作者都有各自的具體取徑。現(xiàn)在項目收尾，我發(fā)現(xiàn)我們的很多方法可以融合。我也打算結(jié)合一點別的老師的視角，進一步地深入研究石刻文獻。當然，也可能會把我自己在石刻研究中積累的經(jīng)驗、悟到的方法，介紹給其他相關(guān)領域。

我也準備修訂2008年出版的《石刻刻工研究》。需要一段比較完整的時間，估計能在原來的基礎上增加百分之七八十的體量。初版輯錄了四千多個刻工，現(xiàn)在再增加兩三千應該沒問題。我對收集材料充滿了熱情。收集刻工人名的時候，碰到一個就開心一下，四千多個人名就有四千多次開心。何況現(xiàn)在收集材料比以前方便太多，我們老師那一輩，就只能用卡片或者活頁本，而我現(xiàn)在看到一個人名用電腦檢索一下就知道有沒有收錄，效率要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