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9月28日，由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主辦，中國法國史研究會協(xié)辦的第十八屆中法歷史文化研討班順利舉行。中法歷史文化研討班由華東師范大學、法國人文科學之家基金會、中國法國史研究會、浙江大學與法國巴黎第一大學于2004年創(chuàng)辦，至今已有二十年的歷史。今年研討班的主題是“16—20世紀的中法旅行史”。中法學界以研討班為平臺展開對旅行史的討論，積極籌劃全球史視角下中外旅行史比較研究的合作項目，著眼現(xiàn)實，不斷推進學術研究與文化交流。
與會者合影
關于本屆研討班的主題——旅行史，法國格勒諾布爾大學艾迪安·布爾東（étienne Bourdon）教授認為，當前旅行史研究應該注重跨文化交流中的他者視角，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應該注重材料的多樣性，研究和比對不同身份的旅行者所書寫的材料；應該注重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將旅行史研究與地理學、制圖學、管理學、自然科學的方法相結合；應該注重旅行的知識史的維度，探究旅行中不同知識系統(tǒng)交流背后所反映的文化碰撞。在閉幕式的總結發(fā)言中，布爾東教授又說道：歷史是對過去與現(xiàn)在的思考，閱讀史料有助于更好的理解當下。而旅行史則可以凝聚更多的主題，讓不同文化背景的學者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合作交流，以更好地理解當下的復雜性。浙江大學沈堅教授在其發(fā)言中指出：旅行史視角能夠為歷史學家提供更廣闊的全球視野；知識史的維度不僅有助于歷史學家意識到主體在認識客觀知識時的相對性，也有助于提醒歷史學家關注地圖這類反映當時地理學知識的史料；而本次研討班上各位學者的報告展示了切入旅行史研究的多種角度，對建構旅行史的理論方法具有重要意義。復旦大學李宏圖教授則認為，歷史上人員、物質和思想的流動和其背后的國家權力密不可分，所以研究旅行史應該關注國家維度。對于中方而言，中國的旅行史研究才剛剛起步，所以需要整合旅行史的研究方法，將旅行史發(fā)展為史學領域的新興學科。對法方而言，中國作為當今的旅游大國，可以為法方提供更多創(chuàng)造新知識的材料。希望中法雙方能夠就旅行史的研究在未來開展更深入的合作交流。
來自他者的研究：全球視角下的旅行、知識與書寫
本屆研討班共有四場主題演講。
9月25日下午，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米海伊·科爾比埃（Mireille Corbier）教授圍繞“羅馬帝國的旅行、參觀、描述與認知”這一主題開展學術報告?？茽柋劝＝淌谡故玖肆_馬帝國在經濟、政治、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各類旅行，以及當時的人們通過旅行所獲取的地理學知識。在科爾比埃教授看來，羅馬帝國統(tǒng)一了地中海區(qū)域，并將勢力擴張到了東方。與此同時，帝國內部各地區(qū)之間人與物的流動也變得更加頻繁。她介紹了羅馬帝國時期的幾類旅行：第一類是以貿易為目的的旅行。羅馬與各地區(qū)的貿易被地中海連接起來，形成了海陸兼具的貿易系統(tǒng)。因此，與貿易相關的流動構成了羅馬帝國旅行活動的重要成分。羅馬商人、軍人和旅行家的墓志銘是研究這一時期旅行活動的重要材料，有關沉船的考古物證也有助于研究這一時期商船的人員構成、造船方式和貿易方式。第二類是羅馬皇帝到帝國各邦的出行。當時許多具有紀念意義的銅幣都刻畫了帝國各邦人民迎接羅馬皇帝入城的儀式。這種入城儀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羅馬帝國統(tǒng)治與各城邦獨立性之間的權力關系。第三類是羅馬的藝術家和運動員的旅行。羅馬藝術家和運動員會從一個城邦奔赴到另一個城邦，以參與在不同城邦舉辦的各項比賽。他們在參賽途中時常會留下記錄旅行的作品，這些作品也是研究當時旅行活動的重要材料。第四類是以朝圣為目的的旅行。四世紀以后，隨著羅馬的基督教化，朝圣也成為羅馬帝國重要的旅行活動。當時許多朝圣者留下的游記，是研究基督教史的重要材料?？茽柋劝ＵJ為，羅馬帝國時期的旅行促進了地理學知識在古典世界的傳播和發(fā)展。她提及了托勒密、普林尼和塔西佗等人的地理學著作，并詳細地介紹了當時的兩部周航記：《黑海游記》（Periplus Ponti Euxini）和《愛利托利亞海游記》（Periplus Maris Erythraei）。前者主要描繪了里海至黑海地區(qū)的地理狀況，后者則主要描繪了紅海至印度洋入口的地理狀況。這些著作對于當時人建構地理認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9月26日上午，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莫里斯·埃馬爾（Maurice Aymard）教授圍繞“中世紀至近代歐洲的游記、知識流通及知識效用”這一主題進行了報告。埃馬爾教授通過對中世紀印度洋地區(qū)各類游記的研究，展現(xiàn)出旅行史反歐洲中心主義敘事的可能。他認為旅行史的本質是：歷史學家利用現(xiàn)存的直接或間接的史料，研究歷史上的人與物的空間流動，探尋流動的主體、動機、背景和規(guī)模，以此重構人類流動的歷史。旅行的形式是多樣的，可以是旅游、遷徙、戰(zhàn)爭、貿易和朝圣等。歷史學家一方面可以借助考古物證，重構歷史上人與物的流動路線；一方面可以根據個體的旅行書寫，探究旅行的組織方式、目的和動機、風險和解決辦法、成功和失敗，以及書寫者沿途的所見所聞。他強調，研究中世紀旅行史要突破歐洲中心主義觀念的限制，超出地緣政治的邊界，延伸到歐洲外部的區(qū)域，把視野擴展到同一時期的亞洲和非洲。與近代相比，中世紀的旅行書寫尚未被歐洲中心主義的觀念完全壟斷，更有利于歷史學家們將視點放在歐洲以外，從外部世界觀察歐洲。在分析了古典晚期至中世紀歐亞大陸的一系列變化之后，埃馬爾教授提及了《愛利托利亞海游記》中羅馬商人航行至印度洋的敘述。羅馬商人曾依靠著季風進入印度洋海域，但并未對印度洋形成控制，后來的阿拉伯商人控制了印度洋貿易。在埃馬爾教授看來，中世紀歐洲在印度洋的貿易體系中處于較為邊緣的位置。為了彌補歐洲中心主義的缺陷，應該將研究的視點轉向印度洋區(qū)域。這一時期的印度洋航線上匯聚了來自亞洲各國的商人和水手，海上貿易蓬勃發(fā)展。貿易連接了印度洋區(qū)域的各個地區(qū)，甚至超出了亞洲的范圍，延伸至歐洲和非洲。埃馬爾教授介紹了一系列歷史個體在印度洋區(qū)域的旅行，并建議以總體史的視角研究印度洋貿易。他認為，貿易將各個經濟主體聯(lián)系起來，從而使歷史學家能夠以總體史的角度反思單中心視角的缺陷。因此不應把印度洋視作與地中海世界平行的區(qū)域，而應該將二者共同視作世界體系的一部分。
9月26日下午，布爾東教授圍繞“16、17世紀歐洲旅人的中國之行和關于歐洲的認知”這一主題進行了報告。在他看來，歐洲在進入地理大發(fā)現(xiàn)時代之后，許多歐洲的旅行者前往世界各地，當然也包括中國。這些旅行者所留下的游記與《馬可·波羅游記》的記載有不少差異，甚至顛覆了歐洲對外部世界的傳統(tǒng)認識。布爾東教授強調了知識史和科學史的區(qū)分，他認為：知識史的范圍超出了科學史?？茖W史往往側重正確觀念的構建歷程，而知識史包括錯誤的觀念?？茖W史更多涉及書本知識，而知識史包含實踐知識，因此不再局限于精英階層。16、17世紀旅行書寫中對遠方知識的構建是多樣的，其中一些知識甚至是錯誤的，但是這些知識對當時人的認知造成了實質性的改變，進而影響了歷史進程。在介紹了一系列旅行史最新的研究成果后，報告進入正題。布爾東教授首先分享了從知識維度切入旅行史研究的方法，他認為歷史學家在研究旅行史的過程中：應當察覺到單一歐洲視角的缺陷，以去中心化的視角去看待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應當察覺到旅行本身所生產和傳播的知識，而不僅僅將目光局限于旅行所追求的知識；應當關注旅行知識的生產與權力的關系；應當關注旅行史與經濟史、技術史之間的關系。隨后，布爾東教授介紹了《馬可·波羅游記》對16世紀歐洲建構中國知識的影響，并用一系列地圖展現(xiàn)了當時的歐洲人對世界地理的認知隨著旅行知識的傳播而逐步遞進的過程。針對16、17世紀歐洲人在中國的旅行，布爾東教授先分析了葡萄牙人數(shù)次嘗試深入中國而最終失敗的原因，然后重點介紹了來華耶穌會士的旅行經歷。他認為來華耶穌會士有機會接觸到中國的權力階層，對知識的獲取更加系統(tǒng)和完整。耶穌會士將他們在中國的見聞出版成冊，這對當時歐洲建構關于中國的知識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促進了歐洲漢學的誕生。在布爾東教授看來，16、17世紀的歐洲人主要通過以下幾種途徑獲取中國的知識：第一，通過在中國與歐洲之間充當中介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第二，通過正在構建自身世界體系的部分亞洲國家；第三，通過來華耶穌會士的旅行書寫。最后，布爾東教授總結說，他認為研究知識傳播史最重要的還是在跨文化的視野下，比對和碰撞不同的史料，讓沉默的史料“說話”。
9月27日上午，華東師范大學蒂墨·貝克羅夫特（Timothy Baycroft）教授圍繞“在旅行書寫中找到你的方向”這一主題開展學術報告。蒂墨教授明晰了旅行史這一學術概念的邊界，并分享了研究旅行史的方法。在蒂墨教授看來，旅行書寫是旅行者對旅行過程中的一個或多個地點的回憶和記錄，通常出自水手、軍官、科學家、傳教士、冒險家、商人、外交官、行政人員和藝術家之手。也有許多旅行書寫由這些旅行者的妻子完成，因為她們通常有更多空閑的時間。歷史上旅行文本的數(shù)量非常龐雜，學者們可以分別從文學、歷史學、人類學和哲學等不同學科的視角切入對其進行分析和解讀。蒂墨教授在此區(qū)分了虛構的旅行文本和現(xiàn)實的旅行文本，他將旅行史研究的范圍限定在現(xiàn)實的旅行文本之中。對于帶有虛構成分的現(xiàn)實向文本，歷史學家需要認真甄別文本中虛構和真實的成分，對其進行謹慎考證。蒂墨教授引入了來華傳教士安德烈·伊韋爾諾（André Yve rneau）的事例以說明旅行史研究的形式。關于旅行史的研究方法，蒂墨教授認為歷史學家應該關注旅行史的三個核心要素：文本、地點和問題。首先，可以從地點切入。歷史學家可以選擇一個固定的地點，然后系統(tǒng)性地研究有關這個固定地點的旅行文本。其次，可以從問題切入，歷史學家可以用旅行文本作為材料，將其組織起來回答某個問題。最后，要關注文本的歷史語境。歷史學家在閱讀旅行文本時，應當通過文本捕捉其折射的時代背景，以重構當時的歷史場景。
交流與互鑒：中外旅行史的范式探討
在9月28日中法歷史文化研討班的圓桌會議上，與會的中外學者分享了各自的學術成果，共同交流旅行史的研究范式。
對于旅行史未來的研究方向，布爾東教授認為：應該從長時段的視角研究旅行史，重視印度和阿拉伯在東西交流中的中介作用，關注旅行的知識史維度。埃馬爾教授同樣也提及了對長時段視角，以及對東西之間中介地帶的重視。他還提及了最近關注的一系列有關旅行史的問題，例如：新大陸對當時歐洲人認知的影響，太平洋被納入到世界體系的過程，印刷術對旅行史的影響，以及被重新發(fā)現(xiàn)的古代知識對早期近代歐洲人構建知識體系的影響，等等?？茽柋劝＝淌谔岬?，她選擇古典時代的材料進入旅行史的其中一個原因，也是希望將旅行史置于長時段的視野中去研究。針對東西交流中的中間地帶，她認為中介國家的歷史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東西交流的歷史，所以中介國家的歷史本身同樣值得關注。此外，她還建議歷史學家發(fā)掘傳奇、神話和文學中可能蘊含的歷史信息。巴西里約熱內盧坎迪德門迪斯大學的恩里克·拉雷塔（Enrique Larreta）教授介紹了“旅行”一詞在歐洲和中國詞源學上的含義，展示了交通工具對旅行史的影響，并提及了孟德斯鳩、亞當·斯密和馬克思等人對世界體系的思考。他提到，在全球化時代，旅行史不再只是關于過去的問題，同樣也是關于未來的問題。英國利物浦大學歷史系的鄔雋卿副教授提及了長時段的視角如今在英美學界所受到的批判，與法方學者交流了對這種批判的看法。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的高嘉懿副教授分享了她對新中國官方組織的外交旅行的研究。她提到，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政府為了向外宣傳中國的形象，時常邀請一些法國友人訪問中國，并為他們安排在中國旅行路線。來訪的大多是一些立場親共的左翼知識分子，在中國的旅行引發(fā)了他們對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重新思考。蒂墨教授分享了來華傳教士安德烈·伊韋爾諾在中國的旅行經歷，他認為旅行史研究最重要的是要將旅行文本放到當時的歷史語境中研究。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的劉偉才副教授嘗試從旅行史的角度思考非洲的內陸探險活動。他提到，歐洲人在非洲的內陸探險活動通常是出于貿易、傳教和探索未知世界等動機，參與者通常有探險家、傳教士、商人、獵人、博物學家、地理學家、語言學家、醫(yī)療專家、殖民軍人官員等多種身份。隨后，他介紹了一系列深入非洲內陸的法國旅行者，以及他們關于非洲的旅行書寫。復旦大學法語系青年副研究員魯高杰（Gaultier J. R. Roux）分享了自己對皮埃爾·綠蒂及他所著的《在北京最后的日子》這一旅行文本的研究。他還提及了自己對20世紀法國船長和探險家所寫的航海日記的關注，以及對20—30年代法國記者在上海所寫的新聞報道的關注。他認為旅行史研究應該關注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者在空間中的旅行。華東師范大學法語系的金桔芳副教授分享了自己對儒勒·凡爾納小說中的虛構旅行的研究。她梳理了虛構游記的文學史，并展示了凡爾納的虛構游記與十九世紀地理學認知的關系。她建議借助史料對凡爾納的文本進行研究和解讀，將文學的方法與史學的方法相結合。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的范丁梁副教授介紹了德國二十世紀旅行史研究的現(xiàn)狀。她認為德國二十世紀以前的旅行史更側重于探索外部世界，而二十世紀以后的旅行史則更側重于重新審視德國自身；二十世紀以前的旅行史更側重于研究個體或具有代表性的群體的旅行，二十世紀以后的旅行史則更側重于研究普通大眾的旅行。她介紹了德國史學界從現(xiàn)代性、文化史和視覺史等方向構建旅行史理論的一些嘗試，并認為德國歷史學家更傾向于將旅行置于社會結構史的范疇中研究是旅行史無法在德國成為顯學的原因。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姚蕾分享了由十八世紀赴緬傳教士的日記內容所引發(fā)的，學術界關于緬甸南方文明的一系列爭議，并以此質疑了旅行史慣有的思維模式。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肖蕭分享了關于美國66號公路的案例研究。他提到，66號公路承載了美國諸多的歷史文化記憶。這條公路不僅連接著對美國過去的回顧，也同樣連接著對美國未來的想象。會議的最后，各位學者針對自己分享的學術成果展開了廣泛而深刻的交流，共同分享了自己對旅行史未來理論取向和研究方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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