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爾斯泰在1857年寫道：“火車之于旅行就如同妓院之于愛情；如此便捷卻非人性地機械，并要命地乏味。”托爾斯泰的話揭示了技術的發(fā)展與人的經(jīng)驗的一種復雜關系?！栋材取た心崮取分?，從農(nóng)用器具，到咖啡機，到著名的安娜臥軌，每一次對機械的描寫都伴隨莫名其妙的事件?；疖嚒w機、電報、電影的發(fā)明迫使人重新審視空間、時間、人際關系、種族、性別等等問題。十九世紀的俄國的工業(yè)和資本主義發(fā)展落后于西歐，然而俄國關于現(xiàn)代科學技術的文學想象上與此不成正比。奧德耶夫斯基1838年開始創(chuàng)作的《4338》就構想了連接歐亞的西伯利亞大鐵路?！?338》中包含的帝國視野終于十九世紀末被付諸實踐。1892-1905年修建的西伯利亞大鐵路不僅讓西伯利亞不再是現(xiàn)代性未及之地，也直接加劇俄羅斯、中亞地區(qū)、中國、日本的各種地緣政治和文化的糾葛。在十月革命前后，火車與鐵路更在列寧與托洛茨基那里成為將革命從彼得格勒帶向整個俄羅斯帝國內陸的有效手段。這一切又在維爾托夫的電影《扛著攝像機的人》中以新的藝術形式，為受眾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審美經(jīng)驗。關于科學技術的文藝作品在這一意義上，不僅反映了與俄羅斯對現(xiàn)代性的思考，更是俄羅斯現(xiàn)代性的重要構成性因素。
奧德耶夫斯基 《4338》 小說插圖
維爾托夫《扛著攝像機的人》
然而，在當今的學術和日常語境中，特別在俄羅斯，科幻小說的研究常常受到排斥和輕視。反對者并沒意識到科幻小說的文化意義和文學成就，未能從俄國文學傳統(tǒng)和俄國現(xiàn)代性形成的角度來認識科幻小說。安妮蒂塔·班內吉在2012年出版的《我們現(xiàn)代人：科幻小說與俄國現(xiàn)代性的形成》這本書試圖撥正這一種對科幻小說的態(tài)度。作者認為，科幻小說不僅“講述了”，而且“塑造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動蕩中的俄國現(xiàn)實和俄國現(xiàn)代性的形成。
安妮蒂塔·班內吉（Annidita Banerjee ）：《我們現(xiàn)代人：科幻小說與俄國現(xiàn)代性的形成》（We Modern People: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Making of Russian Modernity），衛(wèi)斯理安大學出版社，2012年
作者將她的研究范圍設定在俄羅斯第一次出現(xiàn)“科幻小說”一詞的1894年和扎米亞京將“科幻小說”表述為“最能吸引我們現(xiàn)代人注意力并贏得我們的那類文學”的1923年之間。這期間的俄羅斯經(jīng)歷了日俄戰(zhàn)爭、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兩次革命，還有蘇維埃俄國的初建；在文化上也經(jīng)歷了從俄國現(xiàn)代主義的發(fā)端，經(jīng)過象征派、阿克梅派、未來派以及等等新藝術團體的輪番登場。這一時期，按照扎米亞京的說法，科幻小說不僅僅在文學圈子里被創(chuàng)作、閱讀、傳播，更被科學家、工程師、哲學家、政治家們閱讀，很多作家本人就是數(shù)學家（別雷、齊奧爾科夫斯基）、工程師（扎米亞京、普拉東諾夫）、醫(yī)生（契訶夫、布爾加科夫）。
班內吉揭示出，早在“科幻小說”在西方作為一個體裁被認可之前，它在俄羅斯已經(jīng)是知識界論爭和二十世紀的社會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俄羅斯早在1894年就已經(jīng)開始認識到關于科幻文學之于現(xiàn)代性的意義，并開始使用“科學幻想”（научная фантастика, scientific fantasy）一詞開指稱科幻小說，這比美國人雨果·格恩斯巴克（Hugo Gernsback）于1926年在英語世界中第一次使用“科幻小說”（science fiction）要早三十二年。
然而作者力求不寫作一本“俄國科幻小說史”。在材料組織上，作者沒有以梳理俄國科幻體裁的歷史為目的，選擇先綜述，再作家專論的傳統(tǒng)方法，而是試圖建立一個俄國科幻與現(xiàn)代性的譜系學。作者寫道：“與其按照規(guī)范去重構這個體裁的文學史，我的目標是俄國科幻小說與眾不同特征的一個譜系學：它與俄國現(xiàn)代性想象的共生性?！保ǖ?頁）這里的譜系學是?？乱饬x上的，即“拒絕那種元史學的對理想意指和無限的目的論的配置……與追根溯源做對抗”。它的研究對象恰恰是那些“我們傾向于感覺沒有歷史的事物”。
常規(guī)的歷史書寫建立在一些讀者與作者都不假思索地接受的前提之上，但實際上隱含了一種權力結構。當將早期的科幻作品與后來的科幻作品置于前后文的序列中，讀者會自動地將后來作品臆斷為早期作品所具備的特征的發(fā)展，從而形成一種文類進化的歷史脈絡，而這種脈絡常常是片面的。本書作者試圖為讀者破解這種敘述方式。這里班內吉選擇以美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弗里德里克·杰姆遜（Fredric Jameson）和科幻文學專家達爾科·蘇文（Darko Suvin）為理論盟友，試圖發(fā)現(xiàn)科幻小說與俄國現(xiàn)代性話語的共生關系，而不是提供一份文類進化的記錄。杰姆遜認為，科幻小說是“一種調和了異質性敘述范式的象征性行為”。蘇文認為，為科幻小說尋求一種過分一致的意識形態(tài)或者影響的源頭是不合適的。換句話說，科幻小說作為文類本身就是對抗傳統(tǒng)文學史的。因此，這本書避免了那種目的論式的歷史敘述，而是選取了一種，按作者的話說，“自下而上”的視角，將科幻作品回歸歷史現(xiàn)場，作為特定時代的聲音來考察。除?？?、杰姆遜、蘇文之外，本書的批判立場還繼承了讓·波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的“擬象”、N. 凱瑟琳·海爾斯（N. Katherine Hayles）的“后人類”、多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的“賽博格”等重要理論。
本書的另一個訴求，是將俄羅斯科幻小說的研究從老式冷戰(zhàn)批評范式中解救出來。在西方的蘇聯(lián)文化的研究中，長期流行著一種對抗性邏輯的冷戰(zhàn)敘述，即官方文學對地下文學，蘇聯(lián)文學對僑民文學，烏托邦對反烏托邦。對大多數(shù)老一代斯拉夫研究學者而言，例如愛德華·布朗（Edward Brown），以扎米亞京《我們》為代表科幻小說作為反烏托邦文學，在政治上與蘇聯(lián)的專制集權對立，在美學上與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原則對立。這種批評范式將科幻小說視為十月革命前所謂俄羅斯文學傳統(tǒng)的延續(xù)，而將蘇聯(lián)官方文學視為一種歷史斷裂；將扎米亞京、齊奧爾科夫斯基，到后來的斯特魯伽茨基兄弟的創(chuàng)作視為公開或暗地的持不同政見文學。這樣的冷戰(zhàn)批評范式的預設前提，是十月革命的勝利切斷了俄羅斯帝國的文化脈絡、破壞了文化經(jīng)典，一切布爾什維克的政策和被蘇維埃政權認可的文藝作品都是對文化傳統(tǒng)的反動。
扎米亞京 《我們》
二十一世紀以來的很多關于俄羅斯東歐各國的研究都是以扭轉這種冷戰(zhàn)共識為出發(fā)點的。出于對傳統(tǒng)范式的不滿，班內吉從左翼立場出發(fā)，調動多種理論方法和扎實的檔案研究，令人信服地展示出蘇聯(lián)時代的很多關于科學技術和文化的政策并不是突如其來的，而是對晚期帝俄時代業(yè)已存在的思潮的延續(xù)和發(fā)展。班內吉的作品在這一點上，對我國當下俄羅斯東歐歷史和政治的研究中的一些新趨勢有著警示和借鑒意義。
本書不僅具有深刻的理論關切，同時更是一本資料詳實的歷史考察。作者用“科幻小說與現(xiàn)代性形成”這一宏觀的理論視角將不同類型的文本進行了融為一爐的處理。書中有經(jīng)典作家經(jīng)典文本的細致剖析，例如弗拉基米爾·奧德耶夫斯基、列夫·托爾斯泰、韋利米爾·赫列勃尼科夫、德米特里·梅列日可夫斯基、葉甫蓋尼·扎米亞京、瓦雷里·勃留索夫、康斯坦丁·齊奧爾科夫斯基、阿列克謝·托爾斯泰；同樣研究了大量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非虛構性文本，包括的報紙、雜志、廣告，科學技術領域的研究性論文、哲學論文、政府文件等等，尤其是《自然與人》雜志（Природа и люди）。作者并不僅僅將非虛構性文本作為所謂“經(jīng)典文學”的背景和語境，而是將不同類型的文本作為呈現(xiàn)和塑造這一激蕩時代的文獻。
《自然與人》，1893
作者圍繞四大問題“征服空間”“超越時間”“生成電力”“創(chuàng)造人性”來形成章節(jié)，統(tǒng)攝1894年到1923年這三個十年的技術現(xiàn)代性問題。第一章“征服空間”試圖探索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和科幻小說的出現(xiàn)何以塑造俄國人對空間，進而對民族的認識。作者從昂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空間生產(chǎn)”出發(fā)，即把空間作為一系列客觀事件和集體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進化關系，認為是科幻小說將俄國從一個落后的邊緣性的自我認知傳送到一個超越東西方分野的第三種空間的認識上來。為了展示出俄國關于自我空間身份的文化史，班內吉將世紀之交三十年的科幻文本，例如小說家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飛翔》、阿列克謝·托爾斯泰的《阿愛里塔》、亞歷山大·波格丹諾夫的《紅星》等作品置于從彼得大帝、恰達耶夫、丹尼列夫斯基，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關于介于東西方之間的俄羅斯的討論之中。
第二章“超越時間”則將注意力落在時間問題上。電報的出現(xiàn)如何給人帶來共時性，鐵路的出現(xiàn)又如何改變了人對時間和空間關系的認知。俄羅斯對時間的認識改編首先是一個全球性現(xiàn)象中的一部分。作為文學學者的班內吉讓我們意識到，本書中分析的這些俄羅斯科幻小說和詩歌作品正是在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的時代（1905年）出現(xiàn)的。科學發(fā)現(xiàn)和文學寫作從來都不存在于兩個不同的時空，但是今天的歷史書寫卻常常給人這樣的錯覺。事實上，當我們回到帕斯捷爾納克的詩歌或者巴赫金的理論文本（例如《小說的時間形式與時空體形式》）時，相對論給俄國知識分子帶來的時空觀的沖擊就已經(jīng)得到直接的體現(xiàn)。班內吉亦直接提到，1913年的俄國未來派宣言《詞語的嶄新道路》直接引用的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柏格森的直覺概念。這一章中，班內吉展示出了社會生活開始被新技術重新配置的過程以及同時代人的反應，對于俄羅斯人來說，是十月革命和技術進步推動了俄國與歐洲在時間上的同步。
《二十三世紀的莫斯科》（明信片，1914）
第三章“生成電力”關注電力問題。這一章中，作者試圖去追溯關于電力的想象如何從世紀之交的新奇技術進化為一種提供烏托邦想象的資源。班內吉試圖撥正長期存在的一種誤解，即列寧的名言“共產(chǎn)主義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常被置于領袖個人意志對國家文化的干預的語境中解讀。班內吉認為，并不是列寧啟動了俄羅斯對電氣化的烏托邦想象，他的口號應被視作這種業(yè)已存在的現(xiàn)代性訴求中的一個明亮的聲音。為了將列寧的聲音置于歷史脈絡之中，班內吉從俄國作家羅蒙諾索夫的《玻璃的用途》（1752）、拉吉舍夫的《從彼得堡到莫斯科行記》（1790）、以及果戈理的《欽差大臣》（1836）中找到了這種電力想象的俄羅斯文化源頭。為了重建列寧口號的時代語境，班內吉通過二十世紀初不同政治立場和藝術流派的作家對“電力”的論述，有效地重構了歷史現(xiàn)場，包括俄國象征派詩人別雷和吉皮烏斯對“生活創(chuàng)造”，這一俄國象征派用來表達通過藝術改造生活的概念的論述、普拉東諾夫的《電氣化的祖國》（1921）、未來派詩人赫列勃尼科夫《閃電的姐妹》（1928）等。
娜塔莉亞·岡察洛娃：天使與飛機 （1914）
第四章“創(chuàng)造人性”關注一個生命政治的問題。是否可以使用世俗資本主義社會發(fā)明的不完美的科學技術來如何塑造完美個性的社會主義的新人？這里作者再一次的否定了那種將蘇維埃社會的“新人”理想解讀為壓抑人性的冷戰(zhàn)批評。班內吉揭示了俄羅斯東正教哲學家索洛維約夫的“神人類”概念同蘇維?！靶氯恕苯ㄔO以及經(jīng)濟政策之間的連續(xù)性。
雜志 《建設中的蘇聯(lián)》，1934
安妮蒂塔·班內吉現(xiàn)為康奈爾大學比較文學系副教授，加利福尼亞洛杉磯大學斯拉夫語言文學系博士，曾受業(yè)于俄羅斯詩歌專家羅納德·伏龍（Ronald Vroon） 和N. 凱瑟琳·海爾斯（N. Katerine Hayles），多年來一直從事俄羅斯文化中科學技術和民族建構問題的研究。本書根據(jù)作者的博士論文寫成。兩位導師的影響在這部作品中得到一種完美的融會。伏龍是俄羅斯詩歌專家，尤其是赫列勃尼科夫的生活與創(chuàng)作，其研究風格可以用傳統(tǒng)的語文學家來描述。而凱瑟琳·海爾斯則以后現(xiàn)代文化批評見長，特別是以“后人類”的這一富有洞見的概念聞名。班內吉的這本書既展示出扎實的俄羅斯語文學研究功底，強調形式分析和深入檔案材料，又具有深刻的理論問題意識。班內吉從科幻文學的角度重寫了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俄羅斯文學史，是理解這一時代政治文化、科學發(fā)展、文學演進、思想論爭不可繞過一本重要著作。（文/初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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