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歷了越戰(zhàn)、全共斗運動、70年安?！覀兯芸吹降氖鞘澜绲哪滩粍印＿@個世界完全吸收了追求變革的直接動力而創(chuàng)造出畸形的現(xiàn)實來，但其整體卻絲毫沒有改變?！保ǜ咭岸分久?，《同時代批評的展望》[1]）
引言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世界革命的季節(jié)，“環(huán)球同此涼熱”，謀求變革的浪潮持續(xù)席卷全球。1968是重要坐標，也是積蓄已久的能量傳遞。就在三年前，馬爾科姆·X遇刺。美國民權運動激進化加劇。轉年10月1日，長居中國三年的羅伯特·威廉姆斯，在天安門與毛澤東再次會面。中國儼然成為六十年代風云的一個中心。再之后，香港左派掀起反對港英政府的抗爭。幾乎同一時間，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的“繼續(xù)革命”失利，一代領袖隕落。然而，余波未平，新的激憤還在醞釀。到了1968，法國“五月風暴”、哥倫比亞大學反越戰(zhàn)示威、里約熱內(nèi)盧“十萬人游行”、意大利工人運動[2]......種種事件無不在延續(xù)著六十年代的政治能量與革命火種。盡管仍然受制于美蘇兩國的冷戰(zhàn)構造，撼動秩序的力量在奮力掙扎。學生、知識分子、工人等政治主體，開始走向歷史舞臺的中央。
目光鎖定東亞。日本校園中的學生群情激憤。延續(xù)第一次“安保運動”的余威，出生于戰(zhàn)后的新一代年輕人，對美軍占領控制下的日本社會體制產(chǎn)生出強烈的叛逆與抵抗情緒。然而，就在1968的怒火燃燒到下一年時，在日本東大駒場校區(qū)900號教室，一場頗具奇觀化色彩的政治論辯就此拉開帷幕。對抗的兩方，一邊是曾提出“造反有理，帝大解體”口號的東京大學“全共斗”學生，另一邊則是提出“文化防衛(wèi)論”，并在當時業(yè)已成為日本文壇耀眼明星的三島由紀夫。盡管臺下隱藏著自己的羽翼“盾會”成員，三島孑然一身矗立講臺中央與左翼學生論戰(zhàn)的歷史畫面，儼然代表著某種“特異性”時刻。
之后十年，論戰(zhàn)的雙方都承受著不可承受的失?。?972年，“聯(lián)合赤軍”發(fā)動了“淺間山莊事件”。再往后，以重信房子等人為首的“日本赤軍”出走日本，在中東制造了系列的暴力恐怖活動。日本左翼力量漸趨式微，聲譽跌落谷底。另一方面，注重行動的三島由紀夫，于1970年11月25日，在交付“豐饒之?！弊詈笠痪怼短烊宋逅ァ泛?，前往陸上自衛(wèi)隊市谷駐屯地，意圖政變。未果，遂以傳統(tǒng)武士的方式切腹，并由助手介錯。一代文豪離去，日本朝野為之愕然......由此，回看1969年的那場論爭，左翼與右翼的短暫交鋒，更顯示出一種“六十年代終結”的悲劇性意涵。在2020年，距離事件結束的五十年后，日本TBS電視臺修復并發(fā)布了半個世紀前900號教室中的辯論影像。這對于生活在當代的人們，又意味著什么？該如何在“告別革命”的年代面對一個大時代的洪流灑落在沙灘上的遺珠？
東大紛爭中，“造反有理，帝大解體”的標語
解放區(qū)：本雅明，還是葛蘭西？
900號教室是特殊的空間，位于一個吊詭的歷史時期。日本“55年體制”所確立的自民黨長期執(zhí)政的政治局面，在1960年代產(chǎn)生了不可預料的效應：一方面，如學者小熊英二（おぐま えいじ）指出，這一時期的日本完成了真正的“現(xiàn)代轉型”。近代的問題逐漸淡去，而后工業(yè)社會的問題更替產(chǎn)生。像是教育資源緊張、焦慮、競爭加劇等，不斷挑動著年輕人的敏感神經(jīng)[3]?？闪硪环矫?，日本高度繁榮的經(jīng)濟，似乎也悄然構筑起一道“消極革命”的秩序壁壘。與同時期的歐洲相比，持續(xù)至八十年代中期的經(jīng)濟騰飛，培育出對資本主義商品社會迷戀的同時，也加速了“一九六八”在日本公眾輿論中的淡化與消失。
更重要的是，左翼勢力自身的不斷分化，似乎提前“預示”了1968年之后的晦暗革命前景。始于五十年代中期的日本共產(chǎn)黨與新左翼的分裂只是一個開端。在1957年到1958年之間，“革命的共產(chǎn)主義者同盟（‘革共同’）”與“共產(chǎn)主義者同盟（‘共產(chǎn)同’，或‘崩得’）”相繼成立。但很快，“革共同”便歷經(jīng)三次主要分裂，隨之產(chǎn)生“太田派”、“探求派”、“革馬派”、“中核派”等陣營。而六十年代后期雖一度見證“中核派”、“共產(chǎn)同”與日本社會黨脈絡之下“社會主義青年同盟”組成“三派全學連”，試圖引導“全共斗”的抗爭，但再往后，“共產(chǎn)同”也迅速裂解。七十年代聞名的“赤軍派”便是其中一個分支。
在歷史的長鏡頭中，六十年代前后的這些努力，某種意義上似乎構成了日本戰(zhàn)后社會的一個“夾縫”。雖然蘊含的政治能量巨大，但也好像三島由紀夫文學世界中——如《金閣寺》所表現(xiàn)的——那種“剎那間的狂喜”[4]?；氐郊o錄片里，這種狂喜的高峰，定格在了有“東大全共斗首屈一指的辯論家”芥正彥與三島由紀夫之間。特別是，圍繞“解放區(qū)”問題的探討，徹底揭示了左翼學生與右翼力量之間的巨大鴻溝。
辯論開始前，作開場白的三島由紀夫。（紀錄片截圖）
“解放區(qū)”意味著一種排除既有國家權力，轉而由革命勢力所控制的區(qū)域。在1969年1月19日，被警視廳機動隊包圍并突破的“安田講堂”，就是“解放區(qū)”一樣的存在。盡管芥正彥因為指出，“知識分子是培育解放區(qū)的重要條件”，疑似分享了一種葛蘭西式“有機知識分子”的立場。然而，當他之后說出，“歷史是名為可能性的空間”時，他所抱持的立場，與其說是葛蘭西式的，倒不如說與本雅明更為接近。特別是，在紀錄片中穿插的幾段對芥正彥本人專訪的片段中，他更直言——“解放區(qū)也是在對時間作出一種解放”，畢竟，“心中只存在著一種時間，是很危險的。”這種藝術自白，很難不讓人想起本雅明的“彌賽亞救贖”。它蘊含著一種將“現(xiàn)在”從線性歷史之下解救出來，并徹底打消它的“過渡”屬性，從而引申出一種“終極”與“拯救”的深刻意涵。曾經(jīng)的“全共斗”成員，也是“1968革命”親歷者與關注者的橋爪大三郎（はしづめ だいさぶろう），在受訪中將芥正彥的這種本雅明式見解稱為一種“藝術至上主義”：它分享著一種盧梭式的寓言。相信解放區(qū)所發(fā)揮的作用，也是藝術家追求的極致境界，即從看上去“積重難返”的社會化進程中發(fā)掘讓人性得以舒緩的可能。雖然從革命實踐的角度看，這種構想從一開始就帶有浪漫主義氣質而顯示出某種“失敗主義”的宿命，但這恰恰構成芥正彥所謂“藝術家的自負”，也是他批評三島由紀夫喪失藝術家本真的主要理由。
芥正彥語：“在日本是找不到我的祖先的”（紀錄片截圖）
在對竹內(nèi)好思想的考察中，孫歌曾指出，竹內(nèi)好基于毛澤東的《矛盾論》，從中提煉出一種“根據(jù)地的哲學”。換言之，竹內(nèi)好相信，“根據(jù)地”在毛澤東的政治意識里，從不意味著一種邊界清晰的地域空間，而更接近一種“哲學范疇”。據(jù)中國共產(chǎn)黨的實踐經(jīng)驗顯示，無論面對日本人，還是國民黨，“根據(jù)地”的展開，從來都是與“游擊戰(zhàn)術”的運用相捆綁?？偸橇η笤谏钥v即逝的革命環(huán)境中創(chuàng)造敵我力量發(fā)生偏轉的瞬間均衡，并果斷出擊，以弱勝強[5]。然而，如果說在竹內(nèi)好那里得以澄清并經(jīng)由孫歌再發(fā)現(xiàn)的，是一種蘊含著哲學能量、作為“方法”的根據(jù)地，那么在三島由紀夫與芥正彥的論辯中，圍繞“解放區(qū)”的歧見，卻總在理論啟示與實踐經(jīng)驗之間搖擺。比起“思想跳躍”的芥正彥，三島由紀夫反倒顯得克制慎重。后者一再重申“解放區(qū)”的“持續(xù)性問題”，并對“全共斗”所倚重的政治路線表達出強烈的懷疑立場。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在初次交鋒后，芥正彥就對自己的革命觀進行了一次集中闡述。不難發(fā)現(xiàn)，熱衷劇場實驗的芥正彥，其觀點帶有明顯的來自薩特哲學的啟示。具體說，芥正彥所謂“利用現(xiàn)實超越想象，這樣才會產(chǎn)生出空間”的觀點，與薩特的“存在先于本質”的論斷有著驚人相似。然而，更有趣的是，從不遮掩自己厭惡薩特哲學的三島由紀夫，在緊接著針對芥正彥陳述所提出的兩個哲學問題——其一，當作為一種傳承的“名稱”不存在時，我們?nèi)绾卧谑澜缃㈥P系？其二，沒有“目的論”的利用是否存在？——竟與海德格爾所批判的舊式歐陸形而上學十分接近。從這一點上看，特別是考慮到芥正彥在自陳中強調“關系是可以被顛覆的”，并在此基礎上，將設置路障視作改變?nèi)粘ｊP系的重要舉措，其與三島在政治觀點上的相左已化為更深的哲學觀的矛盾。在這種對比中，三島由紀夫立場的“保守”暴露無遺。
作為文化表征的“天皇”
可即便如此，三島由紀夫對“解放區(qū)”的保留似乎也不乏深遠的考慮。事實上，在圍繞“解放區(qū)”的哲學論戰(zhàn)相持不下時，論戰(zhàn)很快被帶入一個更具現(xiàn)實指向性的議題，即日本戰(zhàn)后仍然保留的“天皇”制度。在紀錄片中，小說家平野啟一郎（ひらの けいいちろう）的看法值得注意。他認為，作為日本文化的表征，“天皇”在三島由紀夫那里，儼然成為一種批判戰(zhàn)后日本社會頹靡的思想資源。內(nèi)田樹（うちだ たつる）則更加大膽指出，敏銳的三島捕捉到了隱藏在“全共斗”與他的右翼勢力之間的一個“公約數(shù)”，即運動所承載的“反美愛國”的獨立意識。這一點，直接體現(xiàn)為在辯論結束前，三島由紀夫對學生斗爭的基本肯定——“對于各位的熱情，我深信不疑。就算其他一切已不足以信任，希望大家明白，我依然相信你們的熱情?！敝徊贿^，三島的堅持依舊清晰。他最終拒絕加入“全共斗”的斗爭，凸顯出雙方之間因政治綱領的分歧而無可消弭的距離。
從一個更廣闊的理論視野觀察，“全共斗”與三島由紀夫就天皇制的分歧，也反映出圍繞“革命政治”的一個長期聚訟紛紜的課題，即革命力量如何處理與舊秩序之間的關系。阿倫特在《論革命》中的經(jīng)典分析提示我們，當革命執(zhí)著于某種“絕對的開端（absoulte beginnings）”時，反而容易侵蝕共同體內(nèi)部優(yōu)良的政治自由傳統(tǒng)，滑向“革命吞噬自己孩子”的可怕深淵[6]。而美國當代學者凱里維斯（Andreas Kalyvas）在對阿倫特思想的改造中，也試圖援引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guī)范》中提出的制憲理論，來落實“人民共同體”在革命政治來臨之際，能基于對自身作為一種“歷史集體（historical collectivities）”的把握，來確保“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的存續(xù)[7]。在這個意義上，縱使芥正彥在辯論的最后，因論敵始終不愿意走出“關系的牽制”而感到對談的無趣以致提早退場，三島由紀夫對自己“日本人”身份的堅守，特別是在“天皇”問題上的固執(zhí)己見，似乎并非獨屬個人的歷史局限。從他在論辯中提出的一系列質疑看去，“全共斗”的熱情，似乎存在著無法轉換為切實有效的政治路線的隱患？只是，回過頭，三島由紀夫寄望的天皇制又如何成為具有革新力量的傳統(tǒng)，從而能真正做到“推陳出新”，而不致于陷入丸山真男在《極端國家主義的邏輯與心理》中所批判的“自由的主體意識”匱乏的險境[8]？只能說，囿于時間緣故，這些隱藏的議題在論辯中被點了出來，但仍有待于日本社會的進一步回答。
霸權與“早熟的革命”
與此同時，論辯雙方在“解放區(qū)”問題的分歧，還牽涉到另一個雖未言明但已不自覺觸及的重大理論議題，那就是：什么才構成革命運動所召喚的“霸權（hegemony）”。簡言之，在資本主義的秩序之下，是否可能存在一種為芥正彥所看重的獨立的“解放區(qū)”，并以此為基礎，形成當代社會里的一種具有革命性的力量來源？
圍繞葛蘭西寫作的一種流行見解告訴我們，葛蘭西的“霸權”概念的重心在于，在國家權力細密滲透的“市民社會”中掀起陣地戰(zhàn)，不斷積累無產(chǎn)階級力量壯大所必須的“文化霸權”，并借此孕育革命突破的可能。然而，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安東尼奧·葛蘭西的二律背反》這篇重要論文中指出，葛蘭西盡管提供了一些頗具啟發(fā)性的概念框架，像是“霸權”、“消極革命”、“歷史集團”等，但他的論述在很多時候都是模糊甚至互相矛盾的。在對這種曖昧的思想體系的解讀中，學界所倚重并通俗化的那種所謂“無產(chǎn)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前可以奪取文化領導權”的觀點，或許低估了“政權性質”所扮演的關鍵作用，從而模糊了葛蘭西作為“暴力革命”支持者的馬克思主義者身份。
同樣，令三島緊咬不放的“解放區(qū)能否持續(xù)”的問題，也隱藏著一種近似的擔憂。他略帶戲謔的幾次反駁或追問——比如，“解放區(qū)能撐過一周就很了不起了”、“只撐了三到四小時，是表示沒撐住？還是不需要撐那么久？”、“或是對革命來說，本質上不用撐下去”——無不顯示出提問者在一種“革命戰(zhàn)術”層面，對“全共斗”政治路線的無法接近。“分析的馬克思主義”開拓者 G.A. 柯恩（Gerald Allan Cohen）在里程碑式作品《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個辯護》中提出，歷史唯物主義從不排斥“早熟的革命”，只不過從長期的視角看，認為這種革命無可持續(xù)[9]。雖然柯恩的這種被指責為“技術決定論”的見解，尚不構成“全共斗”與三島由紀夫關切的焦點。但所謂“革命是否早熟”的問題，在筆者看來，顯然是1969年辯論的隱藏主題。其中也暗含著“六十年代終結”的悲劇性意涵。
汪暉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六十年代的消逝》一文中指出，政黨自身的“去價值化”，與政黨向“常規(guī)性國家權力滲透和轉化”的過程，構成了“六十年代終結”的一組重要推力[10]。然而，值得深思的地方恰恰在于：一如橋爪大三郎所指出，“全共斗”自身組織的特點，正好是對日本共產(chǎn)黨以及新左翼身上“先鋒隊”傳統(tǒng)的反叛，因故采取了與他們所奉行的組織原則截然相反的安排[11]。與此呼應，針對六十年代風起云涌的抗爭，西方的所謂“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s）”理論也意圖強調，聚焦文化層面、突出日常社會的批判主題、以及組織松散，構成了與二十世紀階級斗爭方案不同的新的革命路線。但問題是，“全共斗”在1969年之后的迅速式微，似乎果然被三島由紀夫不幸言中。它是否暗示出，如當代美國激進左翼學者茱迪·迪恩（Jodi Dean）所致力于檢討的：脫離“政黨”形式的抵抗運動，終歸難逃淪為資本主義秩序內(nèi)部“景觀”的命運[12]？更接近帶有悲劇性質的“彌賽亞救贖”，而非著眼勝利的布爾什維克式革命？
論戰(zhàn)結束前，三島語：“我不知道我的話，將以何種形式留下。但我要暫且將這些話作為期許留在這里”。（紀錄片截圖）
結語
文筆輕盈明快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曾在《挪威的森林》中，借主人公渡邊徹之口，對六十年代學生運動的退潮作過一種語帶嘲諷的喟嘆——“這幫家伙一個不少地拿得大學學分，跨出校門，將不遺余力地構筑一個同樣卑劣的社會[13]。”與此呼應，歷經(jīng)動亂并將那段歲月重構為一種不落俗套的“反烏托邦敘事”的中國作家王小波，曾在一次訪談中，“意外”分享了美國當代政治理論家哈特（Michael Hardt）對于和六十年代一脈相承的“顛覆的七十年代”的緬懷：他說，“披頭士樂隊”的音樂總讓他想起，曾經(jīng)有那么一個時期，“全世界的年輕人，都在奮斗，改造社會，共塑一個美好的未來......[14]”
紀錄片《三島由紀夫 VS 東大全共斗》的可貴之處在于，它引出了“如何評價六十年代”的根本問題。一如左翼批評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在《60年代斷代》中所言，“六十年代”代表了一種歷史時刻，即資本主義在全球范圍內(nèi)擴張的同時，制造了社會能量的急劇釋放，由此見證了“尚未理論化”的新力量的解脫[15]。而對于走過那段歷程的社會，如何處理自己曾經(jīng)的激進歷史？如何在“政治”退化的年代，重振具有批判性的社會想象？影片最后，仍然健在且已年過古稀的芥正彥，“反骨”依舊，仍然保持著對三島由紀夫所選擇道路的不滿，并將對手的終局看作世間“一場絕無僅有的大戲”。然而，他本人也直言，1969年與三島的論辯，象征著“語言作為媒介展現(xiàn)力量的最后時代?！敝皇?，于當代而言，這又宣告了什么？人們面對歷史的態(tài)度，是否依然曖昧？是“外在”地把歷史碎片化切割，將大時代的爭鳴化作種種奇觀式場景，還是“內(nèi)在”地重溫過去，接納昨日的實踐與對話作為今天政治思考的組成部分？
注釋：
[1] 轉引自趙京華，《日本后現(xiàn)代與知識左翼》，北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lián)書店，2007年，第11頁
[2] 參見二零一八年，澎湃思想市場“一九六八”專題的系列文章。
[3] “一九六八 | 專訪小熊英二 ①：日本戰(zhàn)后一代遭遇‘現(xiàn)代’的時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13347.
[4] 說法來自紀錄片中的受訪者之一，小說家平野啟一郎（ひらの けいいちろう）。
[5] 孫歌，《作為方法的根據(jù)地》，載《開放時代》2022年第2期。
[6] Arendt, H. (1990). On Revoluti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p. 92.
[7] Kalyvas, A. (2008). 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Extraordina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50-1.
[8] 丸山真男，《現(xiàn)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陳力衛(wèi)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第18頁。
[9] Cohen, G.A. (2001).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392.
[10] 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六十年代的消逝》，載《開放時代》2007年第2期。
[11] 橋爪大三郎，《紅衛(wèi)兵與“全共斗”——兼談60年代日本的新左翼》，載《二十一世紀評論》1996年8月號。
[12] Dean, J. (2016). Crowds and Party. New York: Verso.
[13] 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林少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第110頁。
[14] “孤島訪談：王小波 1995”.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d4y1F76r/?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 見 11:50 左右。關于哈特的觀點，見其近著：Hardt, M. (2023). The Subversive Seven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5] Jameson, F. (1984). Periodizing the 60s. In Sohnya Sayres, Anders Stephanson, Stanley Aronowitz, Fredric Jameson (eds.) The 60s: Without Apolog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 208.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