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漢魏六朝文人身份的變遷與文學演進》：“士人”何以成為“文人”

《漢魏六朝文人身份的變遷與文學演進》，徐儷成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449頁，128.00元

在近世傳統(tǒng)中，“士人善于寫作”乃是婦孺皆知之事。在從宋到清的兒童啟蒙讀物《三字經(jīng)》中即有“唐劉晏，方七歲。舉神童，作正字”，是言劉晏幼時因上《東封書》而被授予正字之職，以此為童子楷模；《儒林外史》中身處閨閣之中的魯小姐檢驗夫君是否為名士的方式是“請教一篇文字”。雖然涉及的文類不同，但均顯示了寫作能力是維系士人身份的重要因素。但這個觀念并非自古有之，從漢魏雖“士有百行”仍“以德為首”，宋初范曄對甥侄言“常恥作文士”，到齊初宰相王儉則因庾杲之“學涉文義”目之為“我輩人”，蕭梁王筠以家族“人人有集”為榮，可見主流觀念中對于士人身份認知的巨大轉變發(fā)生在漢魏六朝間。華東師范大學徐儷成老師的新作《漢魏六朝文人身份的變遷與文學演進》即是通過梳理這一時期文人身份的變遷來論述文學才能對于士人身份認同意義的變化，尤其注重對文人社會身份與政治角色的考量。在此基礎上，也對文人身份變遷影響下漢魏六朝文學風格、文類、理論的演進有所分析，為討論漢魏六朝文學的變遷提供了新的視角。

從點綴到標志：“文”之于士人的意義

本書寫作的一條重要線索即是文學之于士人意義的變化。作者在緒論中就通過對比蔡邕和柳宗元對“以文取士”態(tài)度的不同來說明漢唐之間士人眼中的文章“從陶冶性情的消遣一躍而成為取得精英身份和政治地位的重要手段”（第2頁）。而之后的內容則更為細致地梳理了不同時期文學在士人社會身份和政治角色的實現(xiàn)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漢魏時期，本書的第一章認為這一時期文人的寫作活動大多是圍繞著君主喜好、朝廷需要所展開的，因此雖然他們的身份在俳優(yōu)、頌者、文吏、儒生之間變化升降，但其地位的獲得終究還是要依靠君主、權貴的賞識，而君主、權貴是不必善于寫作的，因此文學寫作更多是作為工具與能力的展現(xiàn)，其在士人身份認同方面所發(fā)揮的作用尚不明顯；第二階段是兩晉至劉宋初，本書的第二章即圍繞這一時期文學向士人群體的擴展而展開。隨著朝廷公卿間賦詩活動的流行和士族對語言修辭產生興趣，文學才能被士族所重視，名士逐漸趨于文人化，最終“文人身份逐漸在廣大士人中間蔓延開來”（109頁）。從這一時期開始，文學成為了士人身份重要的點綴。

此后數(shù)章主要討論南北朝時期文學之于士人的意義，在這一時期，侍從、書記等政治角色為士人發(fā)揮文采提供了合適的空間，官員選任和世俗評價都以文學才能為重要標準，寫作成為精英士人的必備技能，士人群體從幼年就開始進行文學訓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九章“梁武帝的選才新政與‘才子’身份的變化”，作者詳細分析了梁武帝頻繁以“才子”獎掖次門士人并下詔除官這一現(xiàn)象，認為其意在跳過高門把持的吏部以培養(yǎng)自己的親信勢力，體現(xiàn)了“選官新理念對前代以門閥為核心的選舉理念的沖擊”（361頁）。梁武帝在順應崇尚文義社會風氣的前提下在一定程度上用文才代替閥閱作為評價士人的標準，實在是十分狡黠的，高門對此也頗有幾分無奈，只能暗中埋怨其“愛小人而疏士大夫”（《顏氏家訓》）。如果說第九章所涉及的是文才成為了朝廷的選官標準，那第十章中對于從“士庶之隔”到“才俗之隔”部分討論的就是文才成為了世俗評價的依據(jù)，書中結合眾多事例分析說明了“在南朝后期，文才甚至會超過門第，成為評價士人的主要標準”（406頁）。這一時期享有盛名且占據(jù)要職的士人，普遍都具有“文士”的標簽，而其出身則越來越多元，即如本書第九章中武帝所引“后進之士”中既有吳姓舊門也有外戚寒門、由武入文的新進門戶；第五章所舉的“書記文宗”也包括了祖上不歷清華的沈炯、醫(yī)官家庭出身的姚察等人。這種朝廷和社會評價標準從“門第”向“文才”的轉變，可以說是唐代不同地域、社會層次的士人均可“憑借文學科第成功和符合‘文’的理念的履歷”（陸揚《清流文化與唐帝國》，225頁）獲得清流身份的前奏。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六朝至隋唐的社會文化在崇尚“文”這一方面具有連續(xù)性，但“文”對于士人的意義是不同的：對于一位十六歲憑借閥閱起家秘書郎的東晉高門而言，出眾的文采正可使他在休沐時參加的蘭亭文會中獲得贊美；對于一位三十歲科舉及第又應吏部科目選最終被授予校書郎的唐代士人而言，文采是他得以經(jīng)過層層選拔躋身國家精英的入場券。從前者到后者之間的變化雖然從表面上是隋唐取士制度的改變，但其所依賴的政治取向和社會土壤卻是在南北朝逐漸形成的，徐儷成的新書正是對這一問題細致入微的討論。

政府官員與知識精英的重合：中古文人化士人的典型畫像

在通過梳理文人身份變遷以闡釋士人文人化的過程之外，本書也沒有放棄對其形成原因的討論。而此討論也圍繞著這一時期士人身份展開：他們作為知識精英和政府官員均需要具有文學才能。本書以“政治角色”和 “社會身份”這兩個基本視角展開研究即是著眼于此。

在唐宋以降知識下移之前，士族是文人的主體，雖然歷來文史學界基于中國中古社會的連續(xù)性或獨立性對六朝士族的身份定位有所不同，但對其政治角色的高度關注則是一致的。近年來田曉菲（2010）、吳妙慧（2010）、林曉光（2014）、李猛（2019）、孫寶（2023）等學者也多從政治角色的思路對六朝文人及文人團體進行分析。本書在三至六章將士人的政治角色分為侍從和書記兩類，分述其職能特點和創(chuàng)作活動，認為寫作能力是士人得以勝任這兩類角色的關鍵，因此無論對以“清選官”為期望的高門還是需要從文職僚佐進入仕途的次等士族而言，錘煉文才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此背景下，士人文人化的進程大大加快。這部分中有一個很精妙的聯(lián)動，即將侍從與書記的合流和六朝的文、筆互動相結合，為六朝的文筆之辯提供了來自作家身份的闡釋路徑。同樣非?？少F的是，本書還意識到了政治角色和具體官職并非機械的一一對應，正如其在緒論中強調不同人擔任同一官職其承擔的政治角色可能不同，而擔任不同官職的士人可能承擔著相同的政治角色（第6頁），因此本書在具體闡釋文人的政治角色時更多關注其職能而非拘泥于官職，這無疑是更為切合歷史環(huán)境的思路。

雖然絕大多數(shù)士族文人都有仕宦經(jīng)歷，但并不是說明政府官員就是他們的唯一身份，如齊時何點棄官隱于京郊，“與陳郡謝、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為莫逆友”（《梁書·何點傳》），還有梁時謝幾卿被免官后依然“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賓客滿坐”（《梁書·謝幾卿傳》）等均為其例，何、謝雖然已經(jīng)不是官員，但無論是他們自己，還是別人，都仍認同他們的文人身份，他們依然屬于知識精英并處于知識精英的社交圈中。本書的第七章主要討論的就是遠離政治核心的隱逸文人和外任文人如何利用詩賦創(chuàng)作來保持自己的精英身份，以此說明文學對于這類士人的重要性。其中對于從謝靈運到謝朓郡守身份書寫變化的分析是很精彩的，既深入歷史語境分析了兩人任職背景的不同，又通過細讀兩人的郡齋詩以探究其心境。然其中或可商榷的是，作者將地方官視為俗務紛雜的“濁官”，其實周轉于中朝與京外是南朝多數(shù)官員在遷轉過程中的必經(jīng)之途（可參考中村圭爾在《六朝貴族制研究》第二篇第四節(jié)“官僚昇進の経路”中對南朝官員升遷路徑的總結）。而南朝的“以郡為賞”之習和尤其是太守層級的地方官崇尚清約的行政風格使得當時不少士人亦將外任視為清職，如《宋書》卷五三《陸仲元傳》：“以事用見知，歷清資，吏部郞，右衛(wèi)將軍，侍中，吳郡太守。”當然，文人作為知識精英并不僅僅體現(xiàn)在其遠離朝廷之時，當他們作為侍從或書記時，在一次次潤色鴻業(yè)、游宴賞會、制作公文的文學活動中，他們同樣利用高超的文采完成了作為知識精英的身份建構。作者對士族文人在這些文學活動中所設的“門檻”尤為關注，比如在即席創(chuàng)作中要敏速為文（第四章第二節(jié)）、制作實用的公文時也要追求文辭華美典重（第六章）等。這些體現(xiàn)著知識精英炫才需要和審美趣味的“門檻”的存在為士人能否勝任侍從或書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也促進了士人文人化的發(fā)展。

文以人而貴：身份因素影響下的文學創(chuàng)作

雖然本書最為關注的問題是中古時期文人身份的變遷，但對于文本外部的研究最終還是落實到了文本內部的。值得關注的是，作者主要研究的侍宴詩、檄文雖然都不是傳統(tǒng)文學史的重點討論對象，但在文本發(fā)生的“真實歷史環(huán)境”中都具有崇高的地位，從不同維度體現(xiàn)著“文以人而貴”的特點。

侍宴詩的“文以人而貴”主要體現(xiàn)在作者身份在作品制作中是非常重要的，這種重要性有時甚至超越了作品本身。作者詳細分析了侍宴詩文本背后所具有的政治因素，認為其“加強上下聯(lián)系的政治作用”，在“兩晉南北朝的門閥制度下，顯得尤為重要”（159頁）如果不遇到宋孝武帝這樣喜好戲弄臣下的君主，提前請人代做是完全可行的，如沈約《為臨川王九日侍太子宴詩》、何遜《九日侍宴樂游苑詩為西封侯作》等作品顯然就是代人之作。不同身份的宴會參與者寫下符合自己身份的贊頌文字，本身就是朝局穩(wěn)定、上下一心的體現(xiàn)，故其作品本身的評價標準是側重“政治性”而兼顧“文學性”的。此類作品的性質與第三章所言貴族士人在魏晉南朝政治體系中的地位是相吻合的（142-144頁）。筆者在博士論文《身份與約束——南朝士族社會中的文本模式化創(chuàng)作》中曾討論過《文館詞林》中所收錄的南朝時期的改元大赦詔，認為這類詔書雖然具有相對固定的模板，但君王仍然很少假手中書舍人，而是會讓兼具士族領袖和佐命朝賢身份的文士來進行撰寫，這種對撰寫者身份的重視和本書所討論的侍宴詩是一致的，都有借重士族聲望和文采來體現(xiàn)政權合法性的意味在其中。

檄文等公文的“文以人而貴”是另一種類型，主要體現(xiàn)在伴隨著書記之職的被重視，與之相關的公文的地位也有所提高，從而進入到了六朝的“文”之譜系中，其文學化色彩也逐漸明顯。第一節(jié)對于將連珠體引入公文寫作以促進其駢儷化的討論解釋了六朝公文風格的變化，是很好的文本互動的研究。然連珠中常見的隸事是否對駢文的典重風格有所影響也許是可以進一步探究的，并且六朝各類文體的駢儷程度也有所不同，似乎稍加分述更為清晰。第二節(jié)對于檄文的分析也頗為出彩，梳理了當文人大量承擔書記角色時，會在檄文寫作中加入各種藝術手法，從而增強了檄文的文學性，使其進入了“文”的譜系。本書還注意到了擬檄中對“說賊之罪”的強調和以《藝文類聚》為代表的類書對檄文聲討敵人部分的保留，這顯然是出于文學鑒賞角度的“摘句”。重作品的抒情描寫部分而輕敘述部分是六朝乃至唐中前期文學創(chuàng)作和批評領域的常見現(xiàn)象（參見駱玉明《壅塞的清除——南朝至唐代詩歌藝術的發(fā)展一題》，《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期；林曉光《論〈藝文類聚〉存錄方式造成的六朝文學變貌》，《文學遺產》2014年第3期），公文與詩賦雖有文筆之分，但在這一點上是高度一致的。

最后簡單結合自己的研究和閱讀談一點思考。多數(shù)對中古史的研究是非常依賴正史的，而正史所記錄的，絕大多數(shù)都是在社會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人，如果具體到魏晉南北朝，那就是高門士族和部分次等士族。筆者碩士期間做過南朝時期士族中央化的研究，但后來意識到，在主要依賴正史的前提下，士族必然是“中央化”的，因為“地方化”的士族不會大量存在于正史。六朝時期對文學的愛好與重視，據(jù)《三國志》《晉書》及“二史八書”所示，固然主要存在于精英士人中（包括高門士族和次等士族），本書所討論的文人“社會身份”和“政治角色”也是圍繞著精英士人所處的士族社交圈（主要存在于都城社會）和所任職的中央機構而展開的。但不能否認寒人在這一時期也有不少通曉文義者，在正史的“邊緣”中經(jīng)?？梢园l(fā)現(xiàn)這一類人，如劉宋時出身寒門的蘇寶生以“有文義之美”見知于文帝，深為孝武帝親信的戴法興、巢尚之等人均是“頗知古今”“涉獵文史”的，蕭齊時東昏侯身邊的趙鬼也能從容引用《西京賦》?？梢妼ξ膶W的學習在士人之外的社會階層中也是存在的。在南朝的地方社會中，也有不少講學者，如宋齊之時居于余不吳差山，有“數(shù)十百”學徒的沈驎士“重陸機《連珠》，每為諸生講之”（《南齊書·沈驎士傳》）；齊梁時期著名的“文學之士”劉峻長期居于東陽金華山中，而“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梁書·劉峻傳》）。這類講學也促進了文學知識在不同社會階層中的傳播。及至南朝后期，寒人中通曉文義并能創(chuàng)作者更多，并且高門對其開始逐漸接納：“家世寒賤”的吳均得到了高門柳惲的賞識，其詩體在當時也頗受追捧（《梁書·吳均傳》）；“家世農夫”的章華因“頗覽經(jīng)史，善屬文”得以“與士君子游處”（《陳書·章華傳》）。我們要意識到，這些寒人正是因為學習了文學才進入正史，文學對他們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南北朝時期士人之外的其他階層對于文學的學習和接受是如何進行的，“文人”如何從士人群體擴展到其他群體（唐宋以降文獻豐富之后就會發(fā)現(xiàn)大量出身下層的文人），這些似乎都因為文獻的制約而撲朔迷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