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女王時代的英格蘭：布倫海姆戰(zhàn)役》，[英]喬治·麥考萊·屈威廉著，胡莉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497頁，98.00元
《安妮女王時代的英格蘭》三部曲是著名歷史學家喬治·麥考萊·屈威廉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英文版出版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譯本自2023年開始由中國法制出版社陸續(xù)出版，現已出第一卷《布倫海姆戰(zhàn)役》。
G.M.屈威廉的學術生平
G.M.屈威廉全名喬治·麥考萊·屈威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1876-1962），于1876年2月16日出生在英格蘭沃里克郡的一個上流社會家庭。他的父親喬治·奧托·屈威廉（Sir George Otto Trevelyan，1838-1928）是一名自由黨政治家與歷史作家，在格拉斯頓政府中擔任過愛爾蘭首席大臣與蘇格蘭大臣。他的祖父查爾斯·屈威廉（Sir Charles Trevelyan，1807-1886）也是一名自由黨政治家，生平最重要的兩項工作是負責應對愛爾蘭大饑荒與推動英國文官制度改革。屈威廉的舅公則是赫赫有名的輝格黨政治家、輝格史學鼻祖托馬斯·巴賓頓·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此外，他的兩位兄長，一位是自由黨政治家（后加入工黨），一位是詩人、翻譯家。出生在這樣一個政治-學術家族，G.M.屈威廉的一生免不了受到影響，最終也取得了不亞于家族其他人的成就。
喬治·麥考萊·屈威廉
按照父親的安排，屈威廉先后進入哈羅公學與劍橋大學學習，就讀期間對歷史、文學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與過人的天賦。在大學畢業(yè)前就出版了《威克利夫時代的英格蘭》（1899），這為他贏得了在劍橋任教的資格。不過，屈威廉在劍橋的時間非常短暫，1903年，他決定離開劍橋，因為想要“更多的時間從事歷史寫作”，他也“負擔得起沒有固定薪資”的生活，但或許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所推崇的文學式的歷史寫作風格不符合彼時劍橋大學日益興盛的歷史的科學化之風，這使他感覺“如果要寫作文學式的歷史著作”，就應該以更加自由的心靈去做這件事，“遠離劍橋批判性的學術氛圍”（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An Autobiography and Other Essays, Longmans, 1949, p.21，以下引用本書均標記為Autobiography）。
自此，屈威廉開始了長達二十余年的全職歷史作家的生涯。這段時期，他出版了許多深受大眾與職業(yè)史學家喜愛的歷史著作，主要有《斯圖亞特時期的英格蘭》（1904）、“加里波第三部曲”（1907-1911）、《十九世紀英國史》（1922）、《英格蘭史》（1926）等。“加里波第三部曲”使他名聲大噪，他以親身的游歷、豐富的口述資料和翔實的檔案記錄描寫了意大利歷史上的英雄人物加里波第，把他視作自由與進步的化身，并以引人入勝的筆觸描寫了戰(zhàn)爭場面，令讀者生出詩性的感慨，從而大獲成功。《十九世紀英國史》與《英格蘭史》則被作為大學歷史教科書廣泛使用，其影響正如一向謙虛的屈威廉直言，“它（《英格蘭史》）將來會被取代，但它會完成服務于同時代人的使命”（Autobiography，p.42）。
1927年，在保守黨首相斯坦利·鮑德溫的推薦下，喬治五世任命G.M.屈威廉為欽定劍橋大學近代史講席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闊別二十余年再回劍橋，屈威廉的心情是舒暢的。他所堅持的文學式的歷史寫作并未被歷史的科學化之勢完全擊垮——事實已經說明，語言優(yōu)美的大眾史學兼專業(yè)史學著作具有經久不衰的生命力，這是史學自身的社會功能使然。擔任近代史講席教授的十三年里，屈威廉的史學思想日趨成熟，他一直推崇與踐行的“歷史學兼具科學與文學”的觀念充分體現在這一時期的多部著作中，其中最主要的有《安妮女王時代的英格蘭》（三卷）、《1688年英格蘭革命》等。例如，在《安妮女王時代的英格蘭》一書的序言里，屈威廉就寫到，一本歷史著作“既要吸引普通讀者，也要吸引歷史專業(yè)的學者”（本書“序”第2頁，以下引用本書僅標注頁碼）。對這一時期出版的若干部著作，屈威廉最為滿意的是《安妮女王時代的英格蘭》，這或許是他“除了‘加里波第三部曲’之外的最好的書”（Autobiography，p.45）。
1940年，屈威廉擔任近代史講席教授的年限將至，在時任首相溫斯頓·丘吉爾的推薦下，喬治六世任命G.M.屈威廉為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直至1951年退休。在擔任三一院長期間，盡管主要忙于管理事宜，但他仍然筆耕不輟。這段時期，屈威廉完成了他最暢銷且影響深遠的歷史著作《英格蘭社會史》（1944），當時的出版量達三十九萬兩千冊（Autobiography，p.49），還出版了《個人自傳及論文集》，撰述了自己作為歷史學家的一生，并收錄了幾篇對歷史學看法的文章，集中闡述了他始終堅持的“歷史學是一門科學，又是一門藝術”的觀點。
從劍橋大學退休后，屈威廉繼續(xù)發(fā)揮余熱，在婉拒了英國學術院主席職位后，接受了杜倫大學校長的職位（1950-1957），最終于1962年在劍橋去世。在去世后的悼念活動中，屈威廉的歷史寫作技藝被廣為贊譽，他的學生著名歷史學家J.H.普拉姆稱他為“英格蘭歷史的詩人”，這應該是對他最詩意的贊美。
《安妮女王時代的英格蘭》與文學式歷史書寫
《安妮女王時代的英格蘭》共三卷，每卷單獨出版。第一卷《布倫海姆戰(zhàn)役》于1930年出版，主要講述安妮女王統(tǒng)治前期英格蘭的景觀、政治、外交、宗教、社會、經濟以及西班牙王位繼承戰(zhàn)爭中的第一場重大戰(zhàn)役——布倫海姆戰(zhàn)役。第二卷《拉米伊戰(zhàn)役與英蘇聯合》于1932年出版，主要講述西班牙王位繼承戰(zhàn)爭中的第二場重大戰(zhàn)役——拉米伊戰(zhàn)役，以及改變不列顛島命運的大事——1707年英格蘭與蘇格蘭的合并。第三卷《和平之境》于1934年出版，主要講述安妮統(tǒng)治最后四年的歷史，一段充滿了政治斗爭、外交秘密談判以及王位繼承危機的滿是謎團的歷史。
這段歷史在王朝劃分上仍然屬于斯圖亞特王朝，但它的特殊性在于，這是1688年光榮革命后斯圖亞特王朝統(tǒng)治的最后十三年，英國由一位“孱弱”的女王統(tǒng)治，卻崛起為歐洲一流強國，奠定了第一英帝國的基礎。這一時期的主線是西班牙王位繼承戰(zhàn)爭，馬爾伯勒公爵是這場戰(zhàn)爭的一號主角，圍繞于此的是輝格黨與托利黨在政治、經濟、外交等各個領域的激烈斗爭。很難想象這樣一段錯綜復雜、充滿謎團的歷史應該如何書寫，它的主題太多且每一個主題都異常復雜。屈威廉則用三卷的篇幅，有條不紊、精彩紛呈、睿智地向讀者講述了安妮時期英格蘭歷史的全貌、主線及其獨特的歷史地位，令人敬佩。
《安妮女王時代的英格蘭》似乎注定要由屈威廉來書寫。屈威廉在1949年出版的自傳中揭示了他寫作這段歷史的緣由。他“一直夢寐著講述安妮統(tǒng)治時期的歷史”，潛意識里或許還想繼續(xù)他的舅公麥考萊未能講完的歷史（麥考萊的《英國史》僅寫到威廉三世統(tǒng)治末期）。他的興趣更在于這段歷史本身的魔力：在斯圖亞特時期至漢諾威王朝之間、擁有自身獨特氣質的1702-1714年，有著“戲劇般的完整性與獨立性”；這段時期，內政與外交、宗教與政治、英格蘭與蘇格蘭、民事與軍事，每一組關系都交織在一起，相互作用；經濟背景與社會情景都帶來政治結果；一系列的戲劇般的變化，就像一出五幕戲劇，最終以喬治一世登基達到高潮（Autobiography，p.46）。此外，屈威廉對軍事史的著迷、對蘇格蘭歷史的喜好，也讓他情不自禁地將時間、精力與情感投入這段歷史的寫作中（Autobiography，p.53），結果當然如他所愿，他為大眾與專業(yè)史家提供了一部至今無人超越的語言優(yōu)美、描寫精妙、史料翔實、評論富有哲理的安妮女王時代英格蘭的“五幕戲劇”。
英國斯圖亞特王朝安妮女王
人們或許會認為，像屈威廉這樣堅持歷史的文學性的歷史學家會主觀創(chuàng)作歷史，他的歷史著作不是“信史”。這真是一種誤解。屈威廉舉例說，希羅多德與修昔底德也將歷史看作一門科學和一門藝術，他們在收集歷史事實方面苦苦求索，然后，他們把收集來的歷史事實的結果以文學式的語言表達出來（Autobiography，p.53）。簡言之，屈威廉所說的歷史的“文學性”指的是，在把基于史料的歷史事實講述給讀者的時候，應該使用文學化的筆觸，這樣才能吸引讀者，真正發(fā)揮歷史學的公共教育功能，而這一點只能通過寫作的藝術才能實現，也因此，文學的技藝至少在一些歷史學家那里是值得擁有的技藝（Autobiography，pp.52-57）。
另一方面，屈威廉十分看重歷史的科學性。一本歷史著作必須要有嚴謹可靠的內容，這意味著絕不能無中生有地創(chuàng)作歷史，文學式的歷史著作要建立在通過科學的方法處理后的豐富的史料的基礎上。對于這一點的堅守，屈威廉在評論他十分敬重的舅公麥考萊時也未筆下留情，認為麥考萊盡管熱情于“在原始文獻中收集證據”，但“無疑在校對證據的方法上缺乏某種科學的精神” （Autobiography，p.54），而這正是十九世紀末歷史學的科學化十分強調的一點。
在寫作《安妮女王時代的英格蘭》時，屈威廉十分注重以科學的方法處理史料。他幾乎收集到了所能收集到的所有史料，除了溫斯頓·丘吉爾占有的家族檔案。當時丘吉爾正在寫作家族傳奇人物馬爾伯勒公爵傳記，這雖然也是屈威廉著作的主人公之一，但丘吉爾并未與屈威廉共享家族檔案。對此，屈威廉后來說：丘吉爾獨占家族檔案并沒有“傷害到我”，因為早在一百年前，可敬的執(zhí)事長考克斯便將馬爾伯勒的手稿抄寫了五十卷，存放于大英博物館。在丘吉爾撰寫的傳記問世后，屈威廉“仔細閱讀”后發(fā)現，其獨特之處在于包含了馬爾伯勒與夫人薩拉的私人檔案（Autobiography，p.46），缺少這些檔案并不影響《安妮女王時代的英格蘭》。此外，屈威廉對所用史料進行了大量辨析與考證，這些在本書的注解中可以看到。
這里，我們不妨簡短摘讀幾句本書內容。在第一章“英格蘭風貌”開篇，屈威廉指出這段時期英格蘭的光鮮景象“根植于平凡的場景”，馬爾伯勒的戰(zhàn)爭在“鐵與金兩條神經的驅動下進行”，“英格蘭國家實力的方方面面鍛造于平凡之境而非貼著美人斑與戴著全底假發(fā)的世界中”(第1-2頁)。在第二章“神職人員”中，為了描述牧師身份與地位的變化，屈威廉引用簡·奧斯汀的觀察，即鄉(xiāng)紳與牧師幾乎沒有什么區(qū)別，“同樣是年輕女性結婚的好對象”（48頁）；屈威廉還引用了斯威夫特的作品，即牧師擁有“一個會做果醬的妻子”，“一匹在必要時能負擔兩倍重量的馬”，“儲藏的酒和最好的弗吉尼亞煙葉”等，“比主教的祝福更好”（53頁）。再如，第十五章“困局”中，在描寫戰(zhàn)爭中的英雄馬爾伯勒公爵與其妻薩拉（安妮女王最信任的人）的兒子死于天花時，屈威廉引用其子墓碑銘文“名門望族空悲切”（331頁）來表達主人公的心情?？傊?，屈威廉不僅旁征博引官方記錄、私人通信、詩歌民謠、政論作品、文學作品等一手史料，而且以細膩、高超、傳神的筆法表達出來，既讓讀者準確地知曉英格蘭的政治、宗教、社會、戰(zhàn)爭、外交歷史，又讓讀者對這段歷史的各個方面乃至種種細節(jié)產生深刻記憶并互相關聯起來，回味無窮。
可以說，這部著作是屈威廉告別全職歷史作家生涯、被任命為欽定劍橋大學近代史講席教授后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此時的屈威廉處于事業(yè)的巔峰期，他那具有美學水準的寫作技藝早已爐火純青，他始終堅持的“歷史既是一門科學，又是一門藝術”的思想早已成熟。因此，這部著作把他所認為的歷史學的雙重性——在收集史料、處理史料方面的科學性與在講述歷史、寫作歷史方面的文學性，發(fā)揮得淋漓盡致，至今無人企及。
《安妮女王時代的英格蘭：布倫海姆戰(zhàn)役》的閱讀價值
由于研究領域之故，筆者對安妮女王統(tǒng)治時期的歷史十分感興趣。1702-1714年是英國歷史上一個十分獨特的時期——光榮革命過去十余年，其所建立的立憲君主制正在發(fā)展，政黨政治日益興起，商業(yè)社會蓬勃發(fā)展，海外擴張不斷開拓，英格蘭與蘇格蘭聯合為一個國家，英國正在成為歐洲首屈一指的強國。但這個故事的另一面是，所有這些發(fā)生在一向被認為“弱勢”的安妮女王統(tǒng)治時期。這不免引起我們的思考：此時的英格蘭，為何可以在一位才能平平、健康欠佳、甚少作為的女王的統(tǒng)治下實現如此顯著的發(fā)展？
安妮女王登基
但凡了解英國史的讀者可能會說，立憲君主統(tǒng)而不治，此時真正統(tǒng)治的是首相與內閣。這至多只回答對了一半。這一時期雖然出現了內閣，但仍然處于雛形階段，首相制度更遠未確立，因此很難說哪位能力出眾的貴族顯要真正統(tǒng)治著英國。從本卷中的“威廉三世與政黨”“安妮女王”“輝格黨與托利黨”以及“國內政治”諸章可以看到，女王、輝格黨與托利黨以及所謂的無黨派人士都在統(tǒng)治英國，他們之間激烈地爭吵，使得英國的政體看著像一輛快要散架的馬車——駕駛者和馬匹想朝不同方向奔馳?？删褪沁@樣一個“亂糟糟”的政體卻讓英國在十八世紀初真正崛起?；蛟S它確保了一點：國家既不會因為女王的喜好或能力的強弱或抱負的大小而受到太多影響，也不會一直被托利黨的島國視域捆住手腳，更不會因為輝格黨好戰(zhàn)的歐陸視角而陷入無休止的戰(zhàn)爭。國家之舵總是周轉于不同的政治集團之手，確保它該前進則前進、該剎車則剎車，該換方向則換方向。
當然，本卷不單純回答英國如何崛起的問題。作為三部曲的第一卷，也是篇幅最長的一卷（中譯本近四十萬字），共計十九章。一至五章分別描寫安妮女王統(tǒng)治前期英格蘭的整體風貌，包括英格蘭景觀與人文，鄉(xiāng)紳群體的職業(yè)、婚姻、娛樂生活等，神職人員的各個方面的蛻變，大倫敦城的風貌以及安妮女王的前任威廉三世與政黨關系，這五章內容框定了安妮女王統(tǒng)治的背景。第六至七章講述英格蘭如何走向西班牙王位繼承戰(zhàn)爭。第八至九章著重講述安妮女王的個性與統(tǒng)治方式以及她的“仆人”輝格黨與托利黨的構成、立場，揭示了這一時期英國立憲君主制運轉的基本機理。第十至十九章轉向英格蘭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zhàn)爭中的首要人物馬爾伯勒公爵以及他的軍隊及其他們在歐洲大陸的軍事活動，其中最重要的是布倫海姆戰(zhàn)役；英格蘭的外交活動和戰(zhàn)爭目的的改變；還有外交與戰(zhàn)爭與英格蘭國內政治的交互作用。
在觀點方面，屈威廉是“最后一位輝格派歷史學家”，本書作為輝格派史學著作的代表，自然站在輝格黨的立場上，秉持線性進步史觀，對英格蘭的許多方面予以贊美，這當然顯示了屈威廉作為一個愛國者的基本素養(yǎng)，但這種愛國帶有英格蘭中心論色彩。讀者需要帶著辯證的思維閱讀這本書。關于輝格史學，此處想說明兩點。其一，輝格史學雖然在學術界受到批判，但它并非一無是處。事實上，批評輝格史學的《歷史的輝格解釋》一書的觀點本身也受到了史學界的質疑——歷史學無法拒絕站在當代反觀歷史的取向，歷史書寫也無法完完全全放棄帶有目的論的書寫。此外，輝格史學往往注重面向大眾書寫歷史，語言優(yōu)美乃是送給大眾的禮物。其二，輝格史學的一些觀點——例如線性進步史觀、將近代英格蘭的發(fā)展完全歸功于輝格黨與自由黨、甚至將近代世界的發(fā)展歸功于英國——顯然存在不妥之處。但由于這些觀念的影響過于強大，在學術界也只是隱匿起來，公共領域則隨處彰顯，可謂深入英國人的骨髓。不夸張地說，這些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英國人對自己國家歷史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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