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至今，茅盾手稿《談最近的短篇小說》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案在文學界、知識產權界、拍賣界引起很大關注。
此案要追溯到2014年1月5日，茅盾手稿《談最近的短篇小說》在南京經典拍賣有限公司的2013年秋拍中國書畫專場上進行展覽拍賣。經過44輪激烈競價，這份手稿原件以1207.5萬元的高價拍出，打破了中國文學作品手稿拍賣的價格紀錄。
也就因為這份手稿，茅盾先生之孫沈韋寧、沈丹燕、沈邁衡將南京經典拍賣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在第一次庭審后，原告追加了拍賣委托人張某為第二被告。
茅盾后人認為：被告未經原告允許，執(zhí)行了包括復制、展覽、發(fā)表、發(fā)行和互聯(lián)網傳播等一系列侵權行為，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權；被告張某不是手稿的合法所有人，涉案手稿系遺失物，張某無權展覽和委托拍賣；兩被告應當賠償原告經濟損失50萬元。
7月28日，南京六合法院第四次開庭就此案作出判決。法院認為在無證據證明張某非法持有該手稿的情況下，應認定張某系合法所有人；茅盾于1958年將手稿原件投稿給《人民文學》雜志社，手稿是遺失物不成立；被告張某作為所有人，有權以拍賣的方式出售作品原件。被告拍賣公司作為拍賣人，依法在拍賣過程中展示、宣傳作品，不構成對原告著作權的侵犯。
不過，由于拍賣公司依然于拍賣結束兩年多后在其公司網站及微博上展示涉案手稿，被法院認為侵犯原告信息網絡傳播權，被判令拍停止侵權并酌情賠償原告10萬元。
茅盾后人的其他訴訟請求則被駁回。
8月16日，茅盾后人向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并就上訴原因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
被拍出了一千二百多萬元的茅盾手稿
澎湃新聞：為何決定上訴？
沈韋寧：茅盾的手稿無論是曾經發(fā)表的，或是從未發(fā)表的都是他生活的那個時代的文化遺產，是珍貴的歷史文物。對于茅盾研究，那個時代的歷史研究都是寶貴的歷史資料并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這些寶貴的文物是我們民族文化的財富，應該用于有效地造福于社會，為廣大的學者、文學愛好者提供寶貴的資料。而不應成為少數人為個人利益炒作和牟利的資本。
我們上訴的本意是希望澄清爺爺的手稿因歷史原因遺失并流傳到社會上這一事實，并阻止利用他的手稿進行商業(yè)性炒作的行為。
我們認為六合法院的判決未達到預期的結果。判決忽視和回避了一些事實，譬如，被告之一一直到第三次開庭時才說出此拍賣并未真正完成，并以“行業(yè)市場規(guī)矩”來作為辯解理由，為什么不在庭審之初就給予拍賣真相？既然拍賣沒有成功，為什么到現在一直還以一千萬拍賣成功的新聞公諸于世。
又譬如，被告之二在沒有任何充分理由的情況下，把“文稿”來源從本來說是某個人收藏家朋友，改為從某個連名字都記不得的文化市場購買，而法庭對這些顯然的疑問背后的事實未予追查，直接認定了拍賣公司對手稿的宣傳、展覽以及拍賣的合法性。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通過二審對幾次庭審過程中的疑點作進一步的澄清。
南京經典的拍賣圖錄上展示了茅盾手稿
澎湃新聞：對法庭判決結果主要有哪些異議？
沈韋寧：因為案子脈路錯綜復雜，許多的專業(yè)問題還有待于律師來解答。除了上面所提到的，關于是否是遺失物的描述也無法讓人折服。
對于手稿是不是遺失物的認定，直接關系到被告之二可不可以委托拍賣，也關系到被告之一該不該接受委托進行拍賣，我們認為一審法院對這個事實沒有審理清楚。盡管年代已久，但從茅盾的簽名、雜志社的發(fā)稿簽等證據足以證明，手稿當時的持有者，要么是人民文學雜志社，要么是茅盾本人，而他們都沒有過將手稿移交給第三方的記錄，在這種情況下，手稿是遺失之后落到被告之二手中已是不爭的事實，一審法院為什么不讓被告證明手稿不是遺失物，卻讓原告證明被告是非法獲得呢？
在這個焦點上，在被告始終不出席庭審，僅由代理律師含糊其辭地表達“從xx收藏家所得”，后又改成“從文化市場所得”，同時并未被要求提供可靠證據的情況下，法庭卻給予了“是合理的合法所得”這樣的結論是否太過牽強？對于被告之間諸多不符合拍賣規(guī)則要求，被我們質疑拍賣真實性和合法性的做法，法庭在判決中也是一筆帶過，避重就輕。實在無法接受。
當時刊發(fā)手稿的《人民文學》發(fā)稿簽
澎湃新聞：此前有否茅盾作品被拍賣的先例？
沈韋寧：我們并沒有十分關注拍賣動向，《談最近的短篇小說》的拍賣也是由朋友因偶然的機會發(fā)現并告知我們的。涉案手稿是我們第一次得知茅盾作品被拍賣。
澎湃新聞：如何回應部分網友說的“錢多則家屬眼紅”？
沈韋寧：爺爺的遺物對我們來說是不能用任何價格來衡量的。盡管作為繼承人我們依法享有權利，但作為茅盾先生的后人，我們也負有妥善管理和利用的義務。這些遺物除了包含著無數我們對他的美好的回憶和思念，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它們能對社會做出有利的貢獻。讓這些遺物，手跡和文稿造福于廣大的文學、史學研究者和文學愛好者是他老人家的愿望。讓爺爺的書法藝術得到應有的保護，也是茅盾先生兒孫共同的心愿。從我們的父親到我們這一代，我們都是本著這樣的觀點來收集、整理、管理、捐贈或利用的。
茅盾《談最近的短篇小說》的手稿是1958年發(fā)表在人民文學雜志上的一篇文章。我們詢問過人民文學雜志社，并得知這次拍賣不是雜志社的官方行為。同時在2000年左右人民文學雜志社曾將社里所存所有的手稿都退還給作者，這篇茅盾的《談最近的短篇小說》手稿并不在其中。那么為什么這份當年投稿到雜志社的手稿會成為某個個人的拍品了呢？從這個角度來說這篇手稿是遺失物。作為合法的繼承人，我們有權追溯，制止任何基于不法占有而發(fā)生和可能發(fā)生的不法行為。（文/羅昕）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