腿不是抬到最高的時候，攝影干事抓拍了這張照片。嚴歌苓穿軍裝跳舞的照片沒留下幾張，那時有嚴格的紀律，除了正式演出，不能隨便穿演出服裝照相。能看出來，當時的嚴歌苓二八年華，臉上還帶著嬰兒肥。
她在軍隊待了13年，從1971年12歲入伍一直到25歲部隊裁軍退伍。整整跳了八年舞，演樣板戲《白毛女》《紅色娘子軍》，她演過喜兒；演出舞蹈節(jié)目《邊疆女民兵》《草原女民兵》《女子牧馬班》，扮演英姿颯爽的女民兵；表演藏族歌舞《洗衣歌》；《小常寶請戰(zhàn)》（《智取威虎山》）里演邊唱邊跳的小常寶……然后做了兩年編舞，再成為創(chuàng)作員，與筆墨打起了交道。
從軍經歷伴隨了嚴歌苓整個的青春年華。當她后來成為了一個作家，這段經歷成了她取之不竭的創(chuàng)作源泉?！兑粋€女兵的悄悄話》《雌性的草地》《灰舞鞋》《白麻雀》《愛犬顆韌》，都以部隊生活為題材，但多是以一個作家的客觀視角來為那個時代的軍人塑像。而她最新創(chuàng)作的長篇小說《芳華》則具有濃厚的個人自傳色彩，是以第一人稱描寫她當年親歷的部隊文工團生活：隱藏在西南部都城的一座舊紅樓里、某部隊文工團的內景中發(fā)生的軍版“才子佳人”的故事。
為什么要寫這樣一部小說？
嚴歌苓：寫部隊文工團我一直沒有停過，寫我的軍旅生涯。這段生活對我來說是最最重要的，一個人的世界觀的形成，一個人心理的構造，其實是在你的少年時期到青年時期。應該說這段人生左右著我一生的走向，過不多久我就會想到我們團里有哪個人物，所以我基本是以人物來構思的小說。
當然這個機緣也是在幾年前小剛導演跟我說你寫個文工團的故事，我也是文工團出來的，他說我們那時候的愛情、我們那時候的那種東西，現在的年輕人好像都沒有經歷過，特別有激情想做這樣的電影。我想也不能沒有故事硬寫啊，我就想到我們團里的一些人物、一些故事，這樣就開始構思了這么一個小說。
這本書應該說是我最誠實的一本書，雖然是虛構的，但是也有原型，里面有很多我對于那個時代的自責、反思。
嚴歌苓近照 Photo by 周鵬
您說的自責和反思主要是指什么？
嚴歌苓：主要是書里兩個主要人物，一個是看起來是當時的英雄人物，在這當中，我們對那樣一個英雄，我們曾經給了他很多的褒獎和贊美，最后沒有一個人把他當真正的活人的去愛他、給他女性的愛。這么一個平凡的人，好像是很不負責任把所有榮譽都給你，誰讓你做好人？你做好人到最后就是一個人，在女性眼里他是沒有用的，你把他推到榮譽的高端，一切都是空的，他跟你要一點點愛的時候，沒有人給他。這是我對這樣一個男主人公的反思和自責。
另外一個人物就是何小曼這個小姑娘。我們也是給她種種的侮辱和欺凌，最后她得到榮譽的時候，她的心理已經承受不了榮譽，被榮譽給毀掉，最后她瘋了。這個瘋倒是真實的故事，這個小姑娘后來到部隊當衛(wèi)生院，結果她的表現恰恰非常英勇，最后把她提拔成戰(zhàn)斗英雄模范，她經受不住，因為一生都沒有人給過她尊重，太多的尊重把她給毀了。像北京的大白菜放在外面凍太久，猛拿到溫暖的房間肯定會爛成水，一個道理。
劉峰這個男主人公，他有原型嗎？
嚴歌苓：其實都是有原型的，但是有很大的虛構的成份。在那個時代，我們認為他就是活雷鋒，做盡了好事。有一次他去跟獨唱女演員（算是明星了）說他愛她，我們一塊回北京。把這個女演員嚇的大哭，她覺得這樣的人怎么可以說出這樣的話！她在我們面前猛哭，就像受了驚嚇和屈辱。
還有一種就是幻滅，你這么一個人，已經像石膏像上走下來的人忽然對你說愛你，這是特別大的荒誕、特別大的驚嚇，所以這個女孩被嚇哭了，就是這么一個很荒唐的事。
很多年以后我再回憶這件事他是不是特別丑或瘸、瞎？沒有，他就是稍微矮一點，人也長的蠻端正。大家在這個事情上，我分析了很多為什么，他要去愛一個女人，或者摸了一下她的手，就造成對他那么大的顛覆性認識。
嚴歌苓近照 Photo by 周鵬
在這本書里您反復書寫到底什么是英雄，什么是凡人，什么是偉大，什么是平凡，您對這個問題的關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為什么會忽然著筆墨寫這件事？
嚴歌苓：我們那一代，很多時候被誤導，它告訴你平凡就是偉大，我們要做一顆螺絲釘，實際上我們需要原子彈，你可以成為更有才能的對人類或者對你自己更有貢獻的人，老是不提這個，老是跟我們講平凡，平凡就是偉大，我們所有的這些接觸到的英雄，從張思德開始就是這樣的。然而奇怪的是女人并不信這個，女人心理還是有她自己的判斷，非常本能的一種判斷。
英雄和普通人之間，您是怎樣劃分這條線?
嚴歌苓：其實也挺好劃的，劉峰應該算得上是模范，做人的楷模，但是英雄是要有大行動的，一般來講是這樣的，他有一個非常超乎常人能夠完成的行為，你才能稱他是英雄。我們那個時代，平凡就是英雄，能夠非常甘心的做一個平凡的人，把你這個平凡的人做好，那也是英雄。
其實這是很混淆的，在《床畔》里面的張連長和劉峰不是一種人，張連長可能生活當中是很二流子的人，但是剎那之間他救了很多戰(zhàn)士，當然劉峰也做了沒有什么必要的犧牲，就是讓他的胳膊一直流血差點死掉，我對他這個行為的解釋是說，他只差這么一個行為就可以成為很完整的英雄。其實這兩個小說里面都有很抽象的對這個概念的一種思考，一種分析，一種求知、追問，當然最后的答案我沒有給，誰也給不出這種答案。
這個故事跟作家特別近的時候，您會不會反而覺得更困難？
嚴歌苓：因為我13年的軍旅生活深深的烙在我的命運上，你走進任何一個生活，都不斷地在比較，我沒有主動的比較，但是潛意識里總在比較，因為要看到美國人這種生活那么嬌氣，打一次仗、上一次戰(zhàn)場就變成終生的心理殘疾，我說怎么這么嬌。
我們從七八歲開始“文革”，經歷過各種各樣的心理創(chuàng)傷性的事件，我們怎么都沒殘疾呢？你總是在做不斷的對比，不斷的在抽取、抽取，在抽象這個生活。因為從我當年的生活到現在寫出來的東西，其實已經有了距離。這個距離就是時間，把我從“人在局中”的那種狀態(tài)拔出來，已經超越那種親身體驗的東西。
所以為什么很多故事一定要有時間的考驗，要有一種距離，無論是地理的，比如說中國的故事，我在海外反復地咀嚼，反復地回顧。我覺得它給我的感覺比我在大陸親臨事件本身要更好，因為一定要有距離，無論時間、地理上的距離來創(chuàng)造一個東西，不能是身在其中來創(chuàng)造，這是我的寫作經驗。
您說的文工團生活，具體來講給您留下的烙印是什么？
嚴歌苓：給我的烙印是，比如我是一個小孩，當時跟我女兒一樣大，12歲。那時文工團等于是一個小國家，有老的，有小的，有男的有女的，有山東人，有北京人，有河南人，天南海北，組成這樣一個國中之國，是一個軍隊大院里面的非常完整的社會。
作為一個小孩來說，她要幸存下來的話一定要學會去察言觀色，一種生命要活下來，一定會很快的適應一個環(huán)境，怎么討人喜歡，怎樣對付以男人為主體的那種強大的支配力，這就是催我早熟，在感情上和處事上的早熟。所以我是非常早熟的人。
您之前的很多小說也是圍繞軍旅生涯這個主體，比如《七個戰(zhàn)士和一個零》，還有《我家有女初長成》，再到今天的《芳華》，不斷地對戰(zhàn)爭有一個反思，這本書跟之前的角度，除了剛才所說的那種超越之外，還有什么不一樣的地方？或者想傳達給讀者什么樣的感受？
嚴歌苓：人每過一段時間，比如咱們拿十年做一個對比，一段同樣的故事，可能你長了十年歲數之后再寫，你會有非常不同的感受，就是因為你的閱歷在不斷地變化，你的感情在不斷地變化。
我最開始的一些價值觀可能沒有變化，但是因為你的閱歷，你去了非洲，又去了東南亞，再去歐洲住，每個國家走，我這樣的經歷不可能不影響我對一個故事的表述方式，我對每個人物的不斷地翻來覆去的觀察，然后把這個人物刻畫出來，我所有的這些經歷不可能不影響我的刻畫方式。
嚴歌苓《芳華》書照
您之前的很多作品當中有很多意象描寫，包括對色彩的描寫，特別是這本小說當中的一些情節(jié)，何小曼把母親的紅絨毛衣拆下來變成黑色的，從紅到黑，你主要想表達什么樣的意象？
嚴歌苓：我在里面已經把我的意象寫到極致，她就是把一個黑的像秘密一樣，把紅色的變成黑色，完全讓它淹沒在一個秘密里面，誰也不知道這件紅毛衣的來龍去脈、最后的結局是什么，只有她一個人從頭到尾知道，它是媽媽結婚時的紅毛衣，最后經過這么多非常不公道地變成她妹妹的，而且這件毛衣是她爸爸留給他們唯一的線索，這個毛衣如果穿到不是她爸爸的女兒身上，她一定要把它消滅掉變成秘密、變成漆黑。
您在這本書里也談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男女之間的感情、愛情，好像比現在更遲緩、更穩(wěn)重、更節(jié)制，您對那個時代的愛情和對現在愛情的看法是什么？
嚴歌苓：現在我不知道怎么談戀愛的。我覺得最理想的，你會寫情書，兩個人要用心去表達，情書都不會寫的也沒有這種交往，這是不是很大的遺憾？愛情的各種段落，你缺了很詩意的段落，那不很慘嗎？現代人情書都不寫了，到老了拿出來看看一張張的紙，每張紙都是實實在在的，都是白紙黑字的一種結盟，這種結盟本身就是有意義的，在你的潛意識里就給你一次一次確認這個愛情。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種心理上的享受或者折磨沒有經歷的話，我不知道這個愛情怎么談。我跟我的先生92年結婚之前，我們還經常寫情書的，拿英文寫情書。所以在這個沒有情書的年代，我對愛情的想象力非常蒼白。
您在自己的青春里面有沒有特別遺憾的事情？或者是錯過什么？
嚴歌苓：遺憾就是愛上一個很不值得愛的人，因為年紀小，現在想想這樣的人跟我太兩極的，我怎么可能喜歡這樣一個人。但是在年輕的時候這種代價、這種學費你必須要付的，青春就是充滿錯誤的一段生命，每個錯誤都將塑造你未來的人生。
如果把這本書的時代因素去掉，您想表達哪些問題？
嚴歌苓：我覺得還是人性，我們都是迫害狂，人群里只要出現一個可以把我們的不滿、不安，因為有一個人被迫害的時候你一定是安全的，你不跟著大家迫害你可能不安全，這是人性。
弗洛伊德把很多種東西寫成是人類從成熟期、幼稚期、退化期，比如暴力，一個人被迫害，你一定要跟安全站在一起，這樣你才能保護自己，人性當中永遠不可能消失不安感，你要結成集體迫害這個人的時候你轉移了這個不安感。人對另外一個人施暴的時候，整個人群都在退化。我讀了弗洛伊德說的這段話理解了人性。
為什么您每次寫作都有一種非寫不可、不寫會死的那種使命感和迫切感？
嚴歌苓：我是很激情的人，如果沒有激情推動的話我就會跟自己說退休，但是我不會的，因為哪怕是特別命題作文的東西，像寫電視劇，寫著寫著自己就進去了，覺得還是有很多很好玩的東西。
一個創(chuàng)作者最大的幸事就是運氣，你筆下忽然反過來驚喜到你，我沒有設計，他怎么會這樣說呢？其實你當中埋了許許多多的邏輯在里面，到這時候他一定這么說的，他說完以后，這句話或者一個行為反過來讓我大吃一驚，這就是你寫到最最棒的地步。一旦這種時候很多的話，創(chuàng)作不就是很開心的事？
我前階段寫一個劇本，最開始寫的時候覺得快死了，又在生病，但是后來寫著寫著樂趣出來了，因為驚喜到我的地方很多。
采訪時間：2017年4月18日14：30
采訪嘉賓：嚴歌苓
媒體支持：南方周末、新京報、新華網、北青報
▌上海書展·相關活動
1.
嚴歌苓新作《芳華》分享簽售會
時間
2017年8月17日 14:00-16:00
地點
上海展覽中心·友誼會堂三樓
嘉賓
嚴歌苓（《芳華》一書作者）
陳思和（評論家、復旦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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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為什么選擇講這樣的故事
——從《扶?！贰秼岄w是座城》到《芳華》
時間
2017年8月17日 19:00-21:00
地點
上海鐘書閣芮歐店
嘉賓
嚴歌苓（《芳華》一書作者）
《芳華》 | 精裝 | 嚴歌苓 |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上世紀七十年代，一些有文藝才能的少年男女從大江南北挑選出來，進入某部隊文工團，擔負軍隊文藝宣傳的特殊使命。郝淑雯、林丁丁、何小曼、蕭穗子在這個團隊里朝夕相處，她們才藝不同、性情各異，碰撞出不乏黑色幽默的情境。嚴格的軍紀和單調的訓練中，青春以獨有的姿態(tài)綻放芳華。小說用四十余年的跨度，展開她們命運的流轉變遷，是為了講述男兵劉峰的謙卑、平凡及背后值得永遠探究的意義。
題圖：電影版《芳華》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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