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格南攝影師布魯斯·戴維森生于1933年，他的攝影生涯跨越了半個多世紀，以致力于記錄社會不平等現(xiàn)象而聞名。服完兵役后，戴維森曾為《生活》雜志的自由攝影師，于1958年成為瑪格南正式成員。1958年至1961年，他創(chuàng)作了《馬戲團》和《布魯克林幫派》等系列作品，之后，他投入美國民權(quán)運動的拍攝中，還將鏡頭對準了曼哈頓東100街被忽視的貧困街區(qū)。
近期，紐約曼哈頓的霍華德·格林伯格畫廊（Howard Greenberg Gallery）舉辦了其個展“歸途（The Way Back）”，該展覽是他以全新的眼光審視自己的攝影生涯，重新審視那些充滿人文主義的照片，以及照片中的人物和地點。
這里是令人嘆為觀止的“快”和費盡心機的“慢”。在數(shù)碼相機問世前，攝影師的工作時間是平行的。對于他們而言，按下快門是一瞬間的事，但隨后需沖洗膠卷、審閱底片，并選擇要沖印的照片。
布魯斯·戴維森
由于時間的緊迫，職業(yè)攝影師通常會匆匆做出決定。但到了老年，他們就有時間重新考慮這些問題了?，敻衲蠑z影師布魯斯·戴維森（Bruce Davidson）即將年滿90歲。在過去的八年里，他一直在回顧自己的攝影檔案。近期，在紐約霍華德·格林伯格畫廊（Howard Greenberg Gallery）的展覽“歸途（The Way Back）”和即將在秋季出版的書籍中，他都以“歸途（The Way Back）”作為主題，呈現(xiàn)了他過去所忽視的攝影。這也是他首次將這些作品公之于眾。
這些作品以植根于人文主義的創(chuàng)作實踐為特征，展現(xiàn)了戴維森多才多藝的攝影生涯。多倫多都會大學影像中心主任保羅·羅斯（Paul Roth）評價道，“他最好的作品的特點是通過細致入微的觀察，揭示出獨特個體的復雜性，包括他們的信仰、他們生活的社區(qū)以及他們所屬的文化。我們認識到了一種眼光、一種視角、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彼匀碌难酃鈱徱曌约旱臄z影生涯，重新審視他的照片以及照片中的人物和地點，從而擴展了他所記錄的故事。這些攝影充滿了共鳴和情懷。
展覽“歸途（The Way Back）”
布魯克林幫派系列作品之一，1959年
布魯斯·戴維森生于1933年，其攝影生涯跨越了半個多世紀，以致力于記錄社會不平等現(xiàn)象而聞名。戴維森曾就讀于羅切斯特理工學院和耶魯大學，師從約瑟夫·阿爾伯斯（Josef Albers）。之后，他應征入伍，駐扎在巴黎附近，并在那里結(jié)識了瑪格南圖片社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亨利·卡蒂?！げ剂兴桑℉enri Cartier-Bresson）。服完兵役后，戴維森成為《生活》雜志的自由攝影師，并于1958年成為瑪格南正式成員。1958年至1961年，他創(chuàng)作了《馬戲團》和《布魯克林幫派》等系列作品。1962 年，他獲得了古根海姆獎學金，全身心投入到美國民權(quán)運動的拍攝中。1967年，戴維森獲得了美國國家藝術(shù)基金會的一筆攝影資助。在兩年的時間里，他將鏡頭對準了曼哈頓東100街被忽視的貧困街區(qū)。1980年，他探索了紐約地鐵的活力與困境，之后，他拍攝了中央公園的景觀和生活。
布魯斯·戴維森拍攝作品
布魯斯·戴維森拍攝的中央公園景觀
在2015年的一次采訪中，戴維森列舉了一些他認為是將攝影藝術(shù)帶入“新起點” 的攝影師：包括尤金·阿杰特（Eugène Atget）、亨利·卡蒂?！げ剂兴桑℉enri Cartier-Bresson）、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黛安·阿勃絲（Diane Arbus）。他沒有把自己包括在內(nèi)。他知道自己是沿著先驅(qū)們開辟的道路前進的。他的卓越之處在于贏得了拍攝對象的共鳴，以及對調(diào)查的執(zhí)著追求。
羅伯特·弗蘭克可能對戴維森的影響最大，前者總是不安分地描繪對他來說陌生的場景和人物，這也是他不喜歡為《生活》雜志撰寫攝影隨筆的原因。與此相反，戴維森更喜歡連續(xù)數(shù)月或數(shù)年拍攝同一個主題，他與人物如此接近，以至于讓人覺得自己了解他們。
戴維森從《生活》雜志接觸了專業(yè)攝影。10歲起，他就對照相機著迷，繼父鼓勵他報考羅切斯特理工學院。之后，他前往耶魯大學學習攝影，他為大學橄欖球隊拍攝的照片在《生活》雜志上占據(jù)了五個版面。20多歲時，他開始了自己的攝影師生涯。
1958 年，馬戲團演員吉米·阿姆斯特朗在其位于新澤西州帕利塞茲的克萊德·比蒂馬戲團的生活區(qū)
在1958年早期的《馬戲團》系列作品中，他為患有侏儒癥的小丑吉米·阿姆斯特朗拍攝了私密照片。他拍攝了阿姆斯特朗在一間破舊的臥室里吹小號、在銀行窗口存錢、在化妝和穿戲服表演，以及他獨自在餐廳吃三明治的場景。而即將出版的《The Way Back》一書里，則收錄了之前發(fā)表的吹小號照片的另一個版本，那是從更遠的距離和更低的角度拍攝的，展現(xiàn)了阿姆斯特朗的生活區(qū)。雖然書中的照片披露了更多的信息，但帶來的效果卻略顯平淡。這也令人想起了爵士歌手的另一個版本，同樣的，你可以更好地辨別歌詞，但卻失去了一些情緒。
1959年，布魯克林幫派系列作品之一
無限的同情的風險在于多愁善感，這在年輕的戴維森的作品中時常出現(xiàn)。這包括阿姆斯特朗，以及他最喜歡的另一個拍攝對象，一位年邁的巴黎寡婦。但是，戴維森的突破很快就到來了。1959 年，他加入了布魯克林的一個青少年團伙，這個團伙統(tǒng)治著私有化前的公園斜坡的一些地盤。正如戴維森的妻子艾米莉·哈斯·戴維森（Emily Haas Davidson）在1998年對一名前幫派成員的采訪中證實的那樣，這些孩子們在戴維森的鏡頭前就像是熄滅的火柴，他們大步流星、搔首弄姿、嬉皮笑臉，最終他們不可避免地染上毒癮、陷入絕望和自殺。
其中有一張經(jīng)典照片描繪了一位眉清目秀的年輕美貌女子，她抽著煙，把頭發(fā)向后梳。在前景公園的毯子上，她和三個朋友坐在一起，她處于上方，若隱若現(xiàn)、充滿著挑釁的神色。在展覽的另一張相片中，她與她們一起躺在毯子上，一如既往地魅力四射。還有一幅令人難忘的凄美畫面，可以作為展覽中的布魯克林黑幫照片掛件：一個男孩站在陰暗的街道上，雙手捧著雨水。
戴維森的 “東100街”系列作品之一
戴維森攝影作品
戴維森拍攝的民權(quán)斗爭系列之一
除了最具代表性的描繪布魯克林幫派之外，展覽還展出了戴維森另外兩個主要項目的另類作品：他在六十年代記錄了南方民權(quán)斗爭的作品，包括他與 “自由乘車者”（20世紀60年代初，主張以非暴力方式爭取種族平等）一起旅行時拍攝的作品；以及他在東哈萊姆區(qū)東100街用大畫幅相機為生活艱難的西班牙裔和黑人居民拍攝的長達兩年的作品。在這兩次拍攝中，他跨越了種族鴻溝，贏得了拍攝對象的信任。
在這批被重新發(fā)現(xiàn)的照片中，最令人難忘的是兩張鮮為人知的作品。兩張照片的主角都是擁有濃密頭發(fā)的女性。1963年，戴維森在布朗克斯區(qū)拍攝的一張照片中，一名年輕的西班牙裔男子一手拿著一盒糖果，另一只手牽著一名白色頭巾點綴著束發(fā)的女子。這位女子盯著攝影師，因此，她現(xiàn)在也正盯著照片的觀看者。最具吸引力的是她的眼神：是直接的、堅韌的、精明的，超越了她的年齡。
1963 年，戴維森在布朗克斯區(qū)拍攝了一張照片，照片中一名年輕男子帶領(lǐng)一名頭戴束發(fā)頭巾的女子離開
另一幅肖像攝影是戴維森于1965年在約塞米蒂國家公園（Yosemite National Park）拍攝的，也是他拍攝的一組人們在露營地休息的照片的一部分。戴維森的照片是對一個世紀前的卡萊頓·沃特金斯（Carleton Watkins）在那里拍攝的荒野照片的諷刺，展示了彼時的國家公園迎合的不是冒險家，而是城市化的游客。比如，一位留著令人吃驚的蜂窩發(fā)型的年輕女士，她安詳?shù)刈谝粡堃安妥狼?，桌上擺滿了她的食物。她身后停著一輛大馬力汽車。這幅畫尖銳，但不嘲諷，就像民權(quán)項目和東100街項目一樣，是戴維森對他在美國所發(fā)現(xiàn)的一切的報告。他既不悲觀失望，也不盲目樂觀，他只是善于觀察。而且，他是誠實的。
1965年，戴維森拍攝于約塞米蒂國家公園的肖像
戴維森攝影作品
“所以，我做了我想做的事。我看到了一切，苦難、名人、美麗的人、邪惡的人、慷慨和仇恨。但我想，我已經(jīng)超越了我的視野....在自己生命的中心，在他人生命的中心。也許這就是我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布魯斯·戴維森說。
布魯斯·戴維森攝影展將展至9月16日。
（本文編譯自《紐約時報》，部分內(nèi)容源自霍華德·格林伯格畫廊官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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