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敦煌：追尋美國各地的吉光片羽

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曾在中國絲綢博物館做過題為“滿世界尋找敦煌”系列講座，回溯其從1985年開始赴歐美、日本尋找敦煌寶藏的經(jīng)歷，除了學術內容亦不乏一路訪問中的感受。該系列講演后根據(jù)錄音而成系列文稿，在《文史知識》上連載，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節(jié)選其中數(shù)篇文章相繼予以刊發(fā)。

《追尋美國各地的吉光片羽》為本系列最后一篇，敘述了作者赴耶魯大學、哈佛大學、波士頓美術館、大都會博物館、普林斯頓大學、弗利爾美術館等處收藏單位尋訪美國收藏的敦煌、吐魯番、于闐文書和藝術品的經(jīng)歷和收獲。

最后一講，講美國收藏的敦煌、吐魯番、于闐文書和藝術品。美國在西域探險方面步伐比歐洲的老牌殖民國家慢一步，他們沒有特別大的收藏，但不少大學、博物館都陸續(xù)入藏了一些東西，有的是探險隊收集品，有的是通過拍賣行或捐贈獲得，非常零散。東西雖然零散，收藏雖然少，但有些卻閃出耀眼的光芒，所以我把這一講的題目稱作“追尋美國各地的吉光片羽”。

榮新江

一　從耶魯、哈佛到大都會博物館

我第一次去美國是1996年12月至1997年春，參與耶魯大學“重聚高昌寶藏”項目，在美國待了三四個月。我以耶魯大學為中心，沿著東海岸，從波士頓到華盛頓跑了一遍，調查了耶魯大學、哈佛大學、波士頓美術館、大都會博物館、普林斯頓大學、美國國會圖書館等處收藏單位。

耶魯大學有“亨廷頓收集品”，我從一開始做于闐研究就知道。亨廷頓（Ellsworth Huntington）是耶魯大學的教師，研究氣候與地理。他于1905年到新疆考察，但是他的運氣不太好，或者說他做考古的經(jīng)驗不多。他和斯坦因雇了同一個向導，但是他到丹丹烏里克的時候，正巧風沙把遺址埋起來了，只得到了少量小件的東西。亨廷頓寫了一本《亞洲的脈搏》，對塔里木盆地的氣候研究和水道分析很有價值。

亨廷頓收集品，一部分在耶魯大學圖書館（Yale University Library，圖1），一部分在耶魯大學檔案館（Yale University Archives）。我到耶魯大學后，首先去了圖書館，找到了一些于闐文、佉盧文木簡，還有一些佛像，裝在牛皮紙口袋里，佛像拿出來，口袋里全是掉下來的沙子。圖書館按照保管圖書的方式保存文物，沒有按博物館的方式保管文物，對文物的損害很大。我在手稿部和檔案館找到了有關亨廷頓的大量資料，包括貝利、恩默瑞克等于闐文專家調查其藏品的通信。

圖1  耶魯大學圖書館

耶魯大學的收藏品中比較重要的，有一件柏孜克里克出土麻布幡畫（圖2）。1932年前后，這件幡畫由勒柯克（A. von Le Coq）賣出，背后有勒柯克寫的編號。二戰(zhàn)前德國經(jīng)濟很差，博物館決定出售一批小件文物，以美術品為主，由勒柯克經(jīng)手賣出。幡畫上畫了一個非常漂亮的摩尼教供養(yǎng)人。

圖2　柏孜克里克出土麻布摩尼教幡畫

耶魯大學還有一件有隋大業(yè)三年（607）題記的敦煌寫本，上面畫有一個佛像很不到位，一看就是假的。包裹紙里面夾著一個字條，記錄說段文杰先生來看過，說是假的，沒有任何價值。但是入藏的東西，學校也不能隨便扔了。這種東西在流散品里很多，我在好幾處看到了大致同樣的寫本，大概是集體賣到各地去賺錢的。早年美國人沒看過多少敦煌的真卷，容易掉到陷阱里去。 

1996年12月，我和幾位在耶魯進修的中國老師一起去了哈佛大學賽克勒博物館。說起哈佛大學，就要說到華爾納（Langdon Warner）。華爾納是哈佛大學美術史老師，1923年至1924年，華爾納第一次來到敦煌。他來得比較晚，藏經(jīng)洞的寶藏所剩不多，他把主意打到了壁畫上，用涂著黏合劑的麻布把壁畫從墻上一塊一塊粘下來，再用藥水把壁畫從麻布上脫下來。他剝離了莫高窟第335、329、321、320等窟唐代壁畫精品十馀幅，連同第328窟的一尊彩繪供養(yǎng)菩薩塑像，掠回美國，入藏哈佛大學福格美術館。賽克勒博物館建成后，由福格美術館轉藏賽克勒博物館。華爾納的旅行記已出版了中譯本，書名《在中國漫長的古道上》，是我找人翻譯的，所以寫了一篇序。

華爾納剝離的壁畫，最著名的是第323窟的一幅。第323窟南北兩壁繪有佛教史跡畫，描繪了康僧會、佛圖澄、曇延法師等八位重要的佛教人物的故事，最前面的一幅張騫出使西域圖，是佛教徒根據(jù)張騫的史實改編加工的佛教故事。華爾納把其中東晉楊都金像出渚故事畫的主體部分剝走了。今天第323窟被剝離的壁畫前面放了一張從哈佛大學拍回來的照片，也有一些出版物把被盜的壁畫用電腦拼到整張圖上。日本學者秋山光和先生調查對比過被盜部分和現(xiàn)存壁面，發(fā)現(xiàn)華爾納用的化學藥水損害了壁畫，讓壁畫發(fā)黑。華爾納在書里冠冕堂皇地說，剝取壁畫是為了保護壁畫，實際上他破壞了壁畫顏料，也破壞了整體畫面。 

1925年，華爾納第二次去敦煌，北大派了陳萬里先生跟著他。華爾納的翻譯、燕京大學學生王近仁曾參與了華爾納第一次敦煌探險。王近仁見華爾納這次又準備了大量化學藥水和布料，就偷偷跑到燕京大學歷史系主任洪業(yè)家里報告。洪業(yè)告訴了教育部，教育部通知了甘肅的地方官。華爾納探險隊的先頭部隊到敦煌后，早已得知消息的當?shù)剀娒?，不讓探險隊動壁畫一分一毫。華爾納第二次沒能進莫高窟，轉頭去了榆林窟，后來寫了一本小書《萬佛峽：一個九世紀石窟佛教壁畫研究》，其實是一篇長文。

華爾納拿走的第328窟供養(yǎng)菩薩，是敦煌彩塑里最好的一級品。原先是一對，一尊還在洞窟里，一尊被華爾納拿走了。他還拿走一些佛像、經(jīng)卷、畫幡。二十年代華爾納還能得到這么好的東西，可見王道士和當時敦煌人家里藏了很多東西。

哈佛大學賽克勒博物館還有兩件比較好的絹畫，可能是王道士或敦煌的地方官早期送給達官顯貴的。當時有很多被發(fā)配往新疆的官員路過敦煌，敦煌當?shù)毓賳T遇到這些被貶的官員，會請客送禮。這些官員有的很快回京，官復原職，就是京中說得上話的人了，所以敦煌官員會送最好的東西給他們。其中一幅十二面六臂觀音經(jīng)變畫，有宋雍熙二年（985）紀年題記。還有一幅彌勒說法圖，后晉天福十年（945）繪。這兩幅絹畫都是1943年溫索浦（GrenvilleL. Winthrop）捐贈給哈佛大學的，都有單篇的研究著作和整體的記錄。絹畫在藏經(jīng)洞里與外界空氣隔絕，過了一千多年，顏色仍然保持較好，而莫高窟壁畫的顏色氧化失真了。我們研究敦煌壁畫的色彩，要多看這種顏色保持好的絹畫。這些畫可能是藏經(jīng)洞最先拿出來的文物，很早就流散出來了。據(jù)斯坦因考古報告記載，好多絹畫放在藏經(jīng)洞的上層。由于王道士不懂得文物的學術價值，他挑東西，主要挑書法好的卷子。書法寫得最好的往往是普通佛經(jīng)，最沒有學術價值。而斯坦因、伯希和專挑非佛教文獻、胡語文獻、絹畫，他們拿的學術價值高的文書，恰恰是王道士不要的，這是當時中國文化界的悲慘之處。

到哈佛，順便去了波士頓美術館（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這里收藏著一幅敦煌藏經(jīng)洞出土宋開寶八年（975）觀音像絹畫（圖3），是端方舊藏。端方是清末大收藏家，曾任兩江總督，我在講德國藏品時說到，端方在出洋期間拓了且渠安周造祠功德碑。這幅絹畫上有端方幕僚王瓘題記“嚴金清寄自蘭州”。王瓘是清末篆書大家，端方的幕府里養(yǎng)了很多這樣的文人墨客。嚴金清是甘肅官員，將這幅絹畫送給了端方。這幅絹畫有兩個時間節(jié)點，一是宋開寶八年供養(yǎng)的題記，這個時間接近藏經(jīng)洞封藏的年代；二是王瓘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元旦的題記，斯坦因是1907年3月到了敦煌，而這幅畫在斯坦因之前落入端方手中。因為這兩個時間節(jié)點，這幅畫對于推估藏經(jīng)洞原來的情況有重要意義。絹畫保存完整，經(jīng)過輾轉收藏，至今顏色鮮艷，是敦煌藏經(jīng)洞的精品。這幅絹畫的黑白照片發(fā)表在1929年8月11日《藝林旬刊》第59期。我為了收集敦煌吐魯番資料，曾把民國時期可能與敦煌吐魯番相關的雜志翻過一遍，特別是書法雜志，里面有很多珍貴資料?！端嚵盅肥墙鸪寝k的中國畫學研究會的雜志，發(fā)表了很多敦煌相關的東西。我過去在北大圖書館看《藝林旬刊》，要看哪一頁，只能看那一頁，不讓翻頁，怕一翻給弄壞了，后來史樹青先生通過天津美術出版社影印了《藝林旬刊》，我買了一本，翻起來就方便了。

圖3　波士頓美術館藏北宋觀音像絹畫（端方舊藏）

我也有機會走訪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這里的中國館以山西廣勝寺元代壁畫最為知名，整幅壁畫鑲在中國館展廳的一面墻上。該館的敦煌吐魯番收藏品有一些小幅的德國探險隊所獲克孜爾壁畫和特靈克勒的于闐收集品。特靈克勒探險隊后來由于缺乏資金，出售了部分所得文物，大部分文物在德國不來梅海外博物館，有一批被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東京大學等幾個地方買下。我們“重聚高昌寶藏”項目有一個成員在大都會博物館東方部工作，她帶我到庫房里看了這些文物，大多是小件藝術品，其中有一件是曹元忠時期雕印的觀世音菩薩像。這種單板的印刷品，敦煌有很多，有真有假，這件應該是真的。

二　普林斯頓大學收藏的敦煌吐魯番文書

在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圖書館（Gest Library），我有比較重要的收獲。1997年1月，我去普林斯頓大學拜訪余英時先生，同時去了葛斯德圖書館調查敦煌吐魯番文書。我很早就從葛斯德圖書館的館刊上得知，館內有一批敦煌吐魯番文書殘片。2010年，我的學生陳懷宇去普林斯頓讀博士時，給這批敦煌吐魯番文書編了一個目錄。所以這項工作是接力式的，1997年的調查是第一步。

普林斯頓收藏的這批文書從哪里來的？大部分是張大千賣給羅寄梅，羅寄梅的太太又賣給普林斯頓大學的。羅寄梅曾任“中央日報”攝影部主任，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受常書鴻邀請，給莫高窟拍攝了大量照片。這批照片后來也放在普林斯頓大學，供學者研究，版權屬于羅太太。我在普林斯頓時把這套照片翻看過一遍，羅寄梅的照片比斯坦因、伯希和的照片細致得多，有很多局部圖，可以清楚地看到畫中人物的服飾頭冠。最近敦煌研究院趙聲良先生幫普林斯頓整理出版了這套照片，一共九大本。

張大千1941年5月到敦煌，臨摹歷代壁畫，為莫高窟重新編號，并獲得一批文物。過去我們以為張大千只有敦煌文書，后來在葛斯德圖書館里看到了幾十件有張大千印章的吐魯番文書，應當是張大千從文物商販那里買來，后轉賣給羅寄梅夫婦的。這個量在吐魯番收集品里算一個小有規(guī)模的藏品了。我從羅太太處買了一批文書照片，后來在我開的吐魯番文書讀書班上，按照專業(yè)把照片分給學生做研究。比如學考古的學生，我就給她們衣物疏的照片。這是一件高昌郡時期的衣物疏，我們知道高昌郡時期墓葬里帶衣物疏的很少，這件很有研究價值。

有一件《唐西州高昌縣下武城城牒為賊至泥嶺事》，是高昌縣發(fā)給下面的武城的令，我在《新見唐代于闐地方軍鎮(zhèn)的官文書》中用過這件文書。文書只剩七行，后半截殘缺，文中說探人即唐朝的偵察兵在吐魯番北面的鷹娑地方，也就是對敵前沿地帶巡查偵探敵人的情況。這份文書短短七行，卻寫得很有畫面感。

又有一件《天寶八載天山縣鸜鵒倉牒》。天山縣在今托克遜縣，是從吐魯番盆地去南疆要經(jīng)過的一個縣，此地在史籍里沒什么記載，所以這些記載當?shù)毓俑\作的文書顯得非常珍貴。

普林斯頓還有很多文書斷片，比如有幾片可以整理出一個告身。告身是授官憑證，發(fā)布日期以及官位的部分會鈐上排印，排印覆蓋每一個字，以防修改授官日期或官位。這組斷片中間第二條寫了“開元廿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后邊幾片里寫有唐朝中書、門下、尚書省的官員的列名，都是大官人，有的名字見于史籍記載。

斷片最多的是一組經(jīng)義策問卷（圖4），是唐朝學生寫的作業(yè)，學生寫好一題答案，空出一塊留給老師寫評語。細筆字跡是學生寫的，粗筆字跡如“對”“通”“注雖得，錯處大多”等是老師的評語。這組文書有十幾件，內容涉及《論語》《孝經(jīng)》《尚書》等唐朝學生學習的典籍。這些文書廢棄后，家庭主婦廢物利用，做成鞋底或鞋面，做葬具用品。其實它們對于研究唐朝的教育史，是很生動的材料。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劉波老師寫過一篇文章《普林斯頓大學藏吐魯番文書唐寫本經(jīng)義策殘卷之整理與研究》，對此做了研究。

圖4　葛斯德圖書館藏經(jīng)義策問卷之一

普林斯頓大學收藏品里，有一部分是張大千在莫高窟北區(qū)發(fā)掘所得。他自己說是順手撿的，實際上他做過發(fā)掘，我在《從羽田亨紀念館到杏雨書屋》中講《張君義勛告》時說過原委。莫高窟北區(qū)是僧眾生活的僧房窟、修行的禪窟、倉儲的廩窟、埋人的瘞窟。上層的瘞窟有許多隨葬品，比如《張君義勛告》就是張君義的隨葬品。彭金章老師到敦煌后，把莫高窟北區(qū)的洞窟全部做了考古發(fā)掘，清理到生土層，發(fā)現(xiàn)了大量西夏、元時期的文書，有回鶻文的、西夏文的、藏文的、漢文的，數(shù)量多到八開的圖錄可以印成好幾卷。瘞窟隨葬品的年代更早一些，其中發(fā)現(xiàn)了寫有李軌大涼政權年號的衣物疏，隋末唐初的，非常珍貴。北區(qū)最北端的第464、465窟，有上下三層，其頂層在元代是個印回鶻文經(jīng)典的印刷所，后來頂層坍塌，文書和木活字塌到了中層。斯坦因、伯希和對其做過比較粗淺的挖掘，伯希和拿走了一百多個木活字。張大千在敦煌兩年多，雖然不是考古學家，但是不時去發(fā)掘點東西。這些漢語文書、回鶻語文書（圖5）還有很多世俗文書上有張大千的印章，可以肯定是張大千得來的。大阪大學的松井太、新疆大學的阿伊達爾老師做過相關的研究。

圖5　葛斯德圖書館藏莫高窟北區(qū)出土回鶻文寫本

有個麻布經(jīng)帙，材質比較差，寫有“第十一帙”，鈐有“瓜沙州大王印”，或者叫“瓜沙州大經(jīng)印”，有兩個讀法，可以確定是敦煌的經(jīng)帙，與敦煌研究院藏的兩個麻布經(jīng)帙非常相似，我在《敦煌藏經(jīng)洞的性質及其封閉原因》一文腳注里提到這兩個經(jīng)帙。

我還去了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這里也有一些收藏，有一些遼代文物非常好，但是其收藏的索寫本《道德經(jīng)》是敦煌學界的一個公案，真?zhèn)斡泻艽鬆幾h。文書上有“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印章，有黃賓虹和葉恭綽的題記，原為香港收藏家張虹所有。寫卷在張虹手中時，葉恭綽告訴饒宗頤，張虹手中有一件好東西，你去研究研究。饒先生寫了一篇長文，發(fā)表在香港大學的《東方文化》雜志，這也是饒先生第一篇研究敦煌寫本的文章。我在調查李盛鐸收集品時，看到周玨良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寫道：“當時天津有一陳某，聽說是李木齋（盛鐸）的外甥，見過李氏所藏的敦煌卷子。他精于書法，所以造了不少假東西賣錢。我曾見過一卷近一丈長的仿隋人寫經(jīng)，若不仔細看，幾可亂真?！F(xiàn)在流傳到海外的所謂索寫本《道德經(jīng)》，從字跡上看來，也很可能出自此君之手?！蔽以凇独钍㈣I藏敦煌寫卷的真與偽》一文中引用了周玨良的這段記述。饒先生看到文章后將信將疑，后來他沒把考證《道德經(jīng)》的文章收到他的敦煌論文集里。

索寫本《道德經(jīng)》文末落款“建衡二年庚寅五月五日燉煌郡索寫已”，建衡是三國孫吳的年號，比現(xiàn)存所有敦煌卷子的紀年都早。普林斯頓大學買下后，牟復禮（Frederick Mote）教授發(fā)表了一篇文章：The Oldest Chinese Book at Princeton。但學界對它的真?zhèn)斡泻芏嗫捶?，它有兩個可疑的地方，一是建衡二年的落款，敦煌在三國時屬于曹魏，敦煌的索卻用孫吳的年號，顯得不合常理。二是文中寫了“太上玄元道德經(jīng)”，《老子》最開始被列為子書，進入道教，被稱為《道德經(jīng)》要晚一點，被拜成《太上玄元道德經(jīng)》則晚至唐代，與建衡二年時間不符。也有人認為這件是真的，有一位研究漢簡的美國學者提出，索寫本《道德經(jīng)》的注和馬王堆出土《老子》的注很像，這個注不見于別處。關于這個卷子，有各種觀點，我都列在這里。

以上是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收獲。之后，我去了華盛頓的美國國會圖書館。過去王重民先生在那里幫忙編善本書目錄時，著錄過五六卷敦煌卷子。葛斯德圖書館館長、普林斯頓大學國際中文善本書書目編撰項目總編艾思仁（S. Edgren）先生告訴我，美國國會圖書館后來又陸續(xù)入藏了一些敦煌文獻。我得知消息，去往美國國會圖書館。接待我的是一位華人模樣的老先生，見了我開玩笑地說：“你來找敦煌卷子，敦煌卷子都給斯坦因偷到倫敦去了，我們這哪有？”其實他們是有一些的，那次給我看了幾件。后來李孝聰先生受美國國會圖書館邀請去編纂館藏中文古地圖，我托他打聽已知敦煌文書之外有沒有其他卷子。他找到當時中文部主任居密，居密把一整套照片給了我。其中比較好的有兩個寫經(jīng)，一個北魏的，一個唐朝的，后面有羅淳曧民國四年的題跋。羅淳曧是廣州的收藏家，好多敦煌吐魯番卷子里有他的跋，比如藤井有鄰館出售的北館文書、杏雨書屋的素文珍藏里都有。這兩件是普通寫經(jīng)，沒有太高的文本研究價值，但對于研究敦煌文獻流散有一定的意義。

三　弗利爾美術館的于闐公主供養(yǎng)畫像

華盛頓之行，我們還去了弗利爾美術館（The Freer Gallery of Art，圖6）。弗利爾美術館和賽克勒博物館是聯(lián)合體，共同組成美國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弗利爾美術館的張子寧接待了我，他給我看了民國甘肅官員許承堯舊藏的一件《大般涅槃經(jīng)》（圖7）。許承堯是安徽人。民國初年，安徽人張廣建任甘肅督軍，拉了一批安徽幫到甘肅當官，這些安徽籍官員手中多少收藏了一些敦煌寫卷。許承堯也是張廣建的手下，他辭官回安徽后，轉而研究鄉(xiāng)邦文獻，就把敦煌卷子全部出售了?，F(xiàn)在安徽博物院有一批很好的敦煌文書，還沒有系統(tǒng)地發(fā)表過。

圖6　弗利爾美術館

圖7　弗利爾美術館藏《大般涅槃經(jīng)》卷三十三

弗利爾美術館還有一件藏川述《十王經(jīng)》寫本，上有翁方綱題跋，是從廬山的寺廟里流散出去的，不是敦煌藏經(jīng)洞的。我把這個信息告訴了張總老師，后來他去弗利爾美術館把這件《十王經(jīng)》整理出來，發(fā)表在《敦煌吐魯番研究》上。

我去弗利爾美術館，最重要的目的是調查葉昌熾舊藏絹畫。葉昌熾是晚清著名金石學家，1902年至1906年任甘肅學政，巡行甘肅各府州縣，按試諸生，考核教官，但是他巡行范圍不出嘉峪關，沒到敦煌縣（今敦煌市）。如果他到了敦煌，以金石學家的眼光，一眼就能看出藏經(jīng)洞文獻的巨大價值，敦煌寶藏可能不會落入外國人之手。但是話又說回來，伯希和在烏魯木齊看到一個敦煌卷子，放下原來的目標吐魯番，直奔敦煌，而中國的知識分子被清朝鎖在書房里三百年，缺乏西方考古學者的進取精神。葉昌熾錯過藏經(jīng)洞，一是因為他巡行沒到敦煌，另一個原因是敦煌縣令汪宗翰給了他錯誤消息。汪宗翰說敦煌藏經(jīng)洞里只有幾百件，被道士分掉了，沒多少東西了。其實這是王道士騙人的話，葉昌熾信了。當時的中國文人缺少今天考古學家挖到生土層的精神?，F(xiàn)代的學者，比如像我滿世界尋找敦煌，盡自己的能力刨根找到底。

葉昌熾是學部派來的大官，甘肅當?shù)氐墓賳T士紳競相給他送禮。據(jù)《緣督廬日記》記載，1904年9月29日，敦煌縣令汪宗翰送葉昌熾一幅宋代絹畫，一部寫經(jīng)。絹畫《水月觀音像》有乾德六年（968）題記，是宋朝初年的，屬于藏經(jīng)洞晚期的文物。寫經(jīng)三十一頁，葉昌熾日記說是梵文，其實葉昌熾不認識梵文。根據(jù)目前發(fā)現(xiàn)的敦煌梵文寫經(jīng)和于闐文寫經(jīng)都用婆羅謎文所寫的情況判斷，這件可能是于闐文寫經(jīng)。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知識分子還不知道于闐文這回事兒，可能將于闐文誤認作梵文了。這三十一頁的寫經(jīng)如今不知所蹤，如果發(fā)現(xiàn)了，做一個博士論文是可以的。

同年10月13日，敦煌王宗海以同譜之誼送葉昌熾塞外土特產(chǎn)，又唐人寫經(jīng)兩卷、畫像一幀，皆莫高窟中物。葉昌熾收了書畫，土特產(chǎn)退了回去。寫經(jīng)一件是《大般若經(jīng)》一百零一卷，現(xiàn)在也不知在哪里，還有一件是《開益經(jīng)》殘經(jīng)。畫像上畫了南無地藏菩薩、五道將軍、道明和尚，下方有一個婦人拿著花，旁題“故大朝于闐金玉國天公主李氏供養(yǎng)”。這幅于闐公主供養(yǎng)的《地藏菩薩像》就是我尋找的目標。

葉昌熾晚年將收藏品出售，兩幅絹畫歸浙江吳興蔣汝藻的傳書堂所有。蔣汝藻雇了王國維編藏書目錄。王國維給兩幅絹畫寫了兩篇跋文，刊于《觀堂集林》卷二十。據(jù)王國維跋文，乾德六年畫像的題記已有殘缺。葉昌熾家里保存條件差，爛掉了，有些字不全，現(xiàn)在記載絹畫信息最全的是葉昌熾的日記。1925年，蔣汝藻因實業(yè)虧損出售藏書，兩幅敦煌絹畫流入上海書肆主人金頌清處， 1930年被一日本人買走。買畫的日本人是誰呢？是山中商會的人。《水月觀音像》早在1953年就在美國的出版物中發(fā)表了，說明收藏于弗利爾美術館，《地藏菩薩像》卻一直沒有蹤跡。

我很早就注意到《地藏菩薩像》。我的第一篇學術文章，是和張廣達先生合寫的《關于唐末宋初于闐國的國號年號及其王家世系問題》，里面講到了這幅畫。當時我們沒見過這幅畫，是根據(jù)《觀堂集林》王國維跋文寫的。我一直想看到這幅畫。我猜測，既然《水月觀音像》在弗利爾美術館，《地藏菩薩像》很可能也在那。1997年終于有機會去弗利爾美術館了，我把葉昌熾日記、王國維題跋，《蘭州學刊》有關金頌清的記錄，復印了一整套，拿給張子寧看。他不動聲色，帶我進了庫房，先看到了《水月觀音像》，有些題記的字爛掉了，不全了，但是整體保護得非常好，顏色非常鮮艷。然后看鑲板另一處，《地藏菩薩像》果然也在（圖 8）。入藏檔案顯示，前者是弗利爾美術館1930年從紐約購入的，《地藏菩薩像》是1935年購入的。兩幅畫進入弗利爾的時間不一樣，但是大致的脈絡是全的。張子寧說，過去不敢發(fā)表《地藏菩薩像》，是因為絹畫保存非常好，十分清新，看過的人不少覺得是假的。

圖8　弗利爾美術館藏于闐公主供養(yǎng)地藏菩薩畫像

據(jù)我考證，《地藏菩薩像》是藏經(jīng)洞年代最晚的絹畫。于闐國叫金玉國是公元 982年以后的事，這幅畫是公主去世后畫的，年代可能更晚。藏經(jīng)洞于十一世紀初封閉，這幅畫當是年代最晚的畫。我和于闐金玉國天公主的緣分起于我的第一篇文章，那篇文章1982年完稿，1997年我終于見到了這位公主的真容。我在《葉昌熾：敦煌學的先行者》里寫道：“ ‘公主’安然無恙，色彩如新，使人激動不已。”

滿世界尋找敦煌的故事就給大家講到這里，謝謝大家。

（附記：《滿世界尋找敦煌》是在中國絲綢博物館的系列講演基礎上，根據(jù)錄音整理而成的文稿，感謝博物館及整理者的出色安排和細心工作。） 

【本文原刊于《文史知識》2023年第8期，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刊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