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蘭的報春花：帝國博物學網(wǎng)絡中的女性

博物學與帝國主義的共生關系已成為不爭的事實，探尋殖民地自然秩序的訴求契合了帝國主義建立全球秩序的野心。帝國博物學（imperial natural history）以“普遍”“客觀”的西方科學話語體系重新建構殖民地的自然知識，為帝國擴張的資源掠奪和自然控制提供了參考和依據(jù)。帝國博物學是科學帝國主義（scientific imperialism）研究的主要面向，在國內(nèi)外學界日漸成為顯學。然而，帝國博物學的敘事往往充滿了傳奇的探險色彩，體現(xiàn)著征服和掠奪的野心，與女性的文雅氣質(zhì)相悖，是男性的專屬領域，女性的缺席似乎理所當然。需要看到的是，帝國博物學網(wǎng)絡的構筑不僅需要國家機器、學術機構、貿(mào)易公司和博物學家等，也需要底層的土著居民和奴隸，以及被邊緣化的女性。在后殖民主義和性別視野下，對帝國博物學的研究從偏重探險博物家的英雄敘事轉向更豐富多元的學術主題，除了寥若晨星的女性探險博物學家，更多的女性角色也浮出水面，她們以多種方式成為帝國博物學網(wǎng)絡的行動者，并作為隱喻和象征出現(xiàn)在殖民主義敘事中，體現(xiàn)了帝國主義與父權制意識的內(nèi)在一致性。在此，主要以十八、十九世紀大英帝國的博物學網(wǎng)絡為例，大致探討下其中的女性角色，也會涉及少部分其他歐洲帝國或更早期的女性。

英格蘭的報春，英帝國的女兒

圖一《來自英格蘭的報春花》

一八五五年，倫敦皇家藝術學院展出了愛德華·霍普利（Edward Hopley）的油畫作品《來自英格蘭的報春花》（圖一）。這幅畫作的主角是一盆來自英格蘭的野報春（Primula vulgaris，中文里經(jīng)常稱為歐洲報春或德國報春），這種常見的英國野花跟隨前往澳大利亞的殖民船只顛簸數(shù)月，漂洋過海出現(xiàn)在殖民者眼前，隨即引發(fā)了畫面中的轟動場景：一盆開得正好的報春花被圍得水泄不通，吸引著眾人欣喜而激動的目光，門外人潮涌動，都只為一睹芳容。一八八七年五月，另一位英國學院派畫家埃德溫·?。‥dwin Long）在倫敦一藝術館展出了《我們帝國的女兒》組畫，總共有二十幅油畫，涵蓋了十五個地方，包括不列顛群島的愛爾蘭、英格蘭、威爾士和蘇格蘭，以及大英帝國的各殖民地和勢力范圍，如澳大利亞、牙買加、印度等，它們都是帝國的“女兒”。每幅畫里都有一位身著地方特色服飾的年輕女子肖像，地名就是肖像的名字。帝國的“英格蘭女兒”總共五幅，其中三幅女子肖像分別與英國三種常見野花同框，并以植物的名字以示區(qū)分：《英格蘭：香堇菜》《英格蘭：月季》和《英格蘭：報春花》（圖二），最后這幅最廣為人知，常常被當作這一系列主題畫的代表。

圖二《英格蘭：報春花》

在殖民主義語境下，這兩幅作品展示了植物（自然）、女性與殖民地三者之間復雜的隱喻關系。女性比男性更接近自然的觀念在各種文化里歷來已久，將植物、自然與女性相互比擬也隨處可見，“自然母親”“地球母親”等說法就是最顯而易見的例子。這兩幅畫中的野報春是英國林間常見野花，在早春開放，通常為淡黃色，但也有白色或粉色。其英文名primrose來自拉丁文“prima rosa”，直譯為“第一朵玫瑰”，有著新生、希望、青春等美好寓意，深受人們喜愛。維多利亞時期曾擔任兩任首相的保守黨領袖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以喜愛報春花聞名，英國甚至在他去世后設立了“報春花日”作為紀念，不久后又成立了“報春花聯(lián)盟”（Primrose League），該組織繼承和發(fā)揚了迪斯雷利的思想，其座右銘就是“帝國和自由”（Imperium et libertas），聯(lián)盟的誓言也包括“竭盡全力維護大英帝國的統(tǒng)治地位”。報春花聯(lián)盟有大量女性成員，到一八九一年時超過了一半，對女性參政議政、選舉權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也讓女性在更大程度上支持和參與了帝國擴張事業(yè)。

畫家們借用英國本土野花傳達了帝國子民復雜的情感，例如遠離故土的鄉(xiāng)愁、對帝國大業(yè)的驕傲和信心，以及野心勃勃的征服欲望?！秮碜杂⒏裉m的報春花》里三位女子和盛開的報春花都處于畫面的焦點，她們姿態(tài)優(yōu)雅，帶著幾分虔誠和憐愛俯身欣賞著美麗的花兒。嬌美的報春花尚能安然無恙地漂洋過海來到殖民地，那年輕女性何嘗不能？殖民者一直以來都是男多女少，性別比例嚴重失衡，十九世紀中葉年輕女性甚至被鼓勵移民，有些慈善組織還會協(xié)助她們移民，畫面右下方的五口之家（移民夫婦和三個孩子）是殖民者理想的幸福生活寫照。報春花的成功移植讓殖民者尤其是女性移民對未來的殖民地生活充滿信心，她們在各殖民地用實際行動表明：即使在遠離故土的地方，也能創(chuàng)造與在英國同樣體面、舒適的移民生活，比如她們會將英國常見的蔬菜和觀賞植物栽種在花園從而打造英國化的庭院，以及制備英式飲食，創(chuàng)造國內(nèi)的社交和閑暇方式等，用這些方式在殖民地打造熟悉的故鄉(xiāng)生活。而當埃德溫·隆將殖民地稱為大英帝國的“女兒”時，他將父權制社會的權力關系映射到了殖民擴張中，帝國野心被偽飾為和諧、溫馨的“父親－女兒”（帝國－殖民地）家庭關系。殖民擴張是充滿陽剛之氣的男性行為，對殖民地的征服與對女性的征服有著同質(zhì)性，以此建構帝國秩序的合法性。征服和探索殖民地未知的自然世界，是博物學家的目標，也是帝國事業(yè)的一部分。甚至連殖民地的本土男性也被女性化，他們?nèi)涡?、被動、充滿野性。庫克第二次太平洋探險把一位二十歲左右塔希提島人帶回了英國，英國人不僅將他當作“暗淡的標本”進行分類和編目，還給他穿連衣裙一樣的衣服，以女性化的方式強化了他們對殖民地人種的形象認知。

還值得一說的是，霍普利這幅畫有一個重要背景：沃德箱（Wardian case）在全球植物大交換中產(chǎn)生的革命性影響。已有學者考證了這盆報春花的轟動故事并非真實，畫家不過是根據(jù)殖民背景下英國本土與殖民地之間的植物大交換構建了這個故事。然而，比這個故事真實性更重要的是，這盆報春花不僅傳達了上述民族情緒以及對殖民事業(yè)的信心，更反映了博物學與帝國擴張之間的勾連。一盆活體植物的跨國旅行并不像大部分商品運輸那么簡單，多變的氣候和海水的鹽分讓植物難以在數(shù)月的海上航行中存活。直到一八二九年，外科醫(yī)生、博物學家納撒尼爾·沃德（Nathaniel Ward）偶然發(fā)現(xiàn)，植物在密閉玻璃容器中可以長時間不澆水也能生長良好，他經(jīng)過不斷嘗試后發(fā)明了“行走的溫室”，對全球植物大交換帶來革命性變化，這就是廣為人知的“沃德箱”（圖三）。

圖三 “用于運輸?shù)奈值孪洹?，見沃德《植物在密閉玻璃箱中的生長》（1852，第二版）插圖

除了用于植物的遠途運輸，沃德箱還常用作室內(nèi)園林微景觀裝置，將蕨類和其他植物種植在透明玻璃箱成為流行的自然主義家庭裝飾?；羝绽@幅畫的創(chuàng)作靈感就來自沃德箱的發(fā)明和使用，它首次成功運輸活體植物的實驗的確是一八三三年至三四年間英國與澳大利亞的往返航線，只不過運輸?shù)氖寝ь惡推咸眩菆蟠夯?。沃德箱極大地提高了活體植物運輸?shù)某苫盥?，植物的遷移不再局限于種子、球莖和已加工的植物產(chǎn)品，成批的經(jīng)濟植物和觀賞植物幼苗被送往宗主國，或者在不同殖民地之間傳播。

宗主國的都市生活與博物學戰(zhàn)利品

帝國意識在宗主國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女性為主導的家庭生活亦不例外。就帝國博物學而言，這種滲透和“歸化”（domestication）意味著帝國博物學從意識到實踐貫穿于宗主國的都市生活，打破了地理空間的局限，與自然相關的物質(zhì)、知識和文化的交換不只發(fā)生在殖民地“接觸地帶”（contact zone），也發(fā)生在宗主國的日常生活中。家庭環(huán)境和其他非公共空間成為異域自然知識的傳播和交換場所，書信、旅行文學、繪畫作品、動植物標本、自然產(chǎn)品（香料、裝飾品、藥物等）、引種的植物等變成自然知識跨文化傳播的物質(zhì)媒介。在女性為主導的家庭空間，如廚房、花園、會客廳，常常充斥著帝國博物學的戰(zhàn)利品，如異國的香料、觀賞植物和罕見的自然標本，甚至她們的下午茶、房間里的自然主義裝飾物以及服飾上靚麗的羽毛。盡管足不出戶，她們依然作為帝國博物學的受益者，享受著奢侈、新奇的異國自然產(chǎn)品，彰顯了上層社會的生活品味、高雅文化和智識追求，當然還有帝國主義的榮耀。

家庭園藝是貴族女性享有帝國博物學戰(zhàn)利品最顯著的方式，隨著沃德箱在植物運輸和家庭裝飾中的廣泛使用，大量異域觀賞植物成為宗主國園藝市場的熱門產(chǎn)品。正如十九世紀初英國《紳士雜志》上一封讀者來信所言，女士們靈巧的纖纖玉手最適合去照顧這些脆弱的異域植物，這項精細的工作是女性專屬領域，也是優(yōu)雅的家庭消遣。貴族女性還常常雇傭博物學家和園藝師，在花園和溫室里培育大量新奇的異域植物，這些植物自然價格不菲，而且需要專業(yè)而精心的呵護。它們與珍奇柜和博物館里的動物標本、奢華的博物學繪本一樣，彰顯著女主人的財富和身份地位。著名女作家瑪麗亞·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的小說《貝琳達》（Belinda, 1800）里有一個橋段，講的是一位貴婦在奢華的家庭宴會上用一株罕見而巨大的龍舌蘭植物吸引賓客。她不惜重金從切爾西植物園的園丁那里購得這株龍舌蘭，據(jù)說一百年才開一次花，她想讓賓客大開眼界，并希望以此搶走另一位貴婦的風頭。在現(xiàn)實中，皇室女性和特別富有的貴族女性對異域植物的癡迷比這位貴婦更甚。聞名世界的英國邱園最初不過皇室私家園林，熱愛植物的奧古斯塔王妃和喬治三世的夫人夏洛特皇后對植物園早期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夏洛特皇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領了英國女性的植物學風潮，邱園掌門人約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投其所好大力發(fā)展植物園，并將邱園變成帝國博物學網(wǎng)絡的權威中心，甚至以皇后的名字命名了原產(chǎn)自非洲的熱帶植物鶴望蘭（Strelitzia reginae）。拿破侖的夫人約瑟芬皇后在馬勒梅松城堡那座著名的花園，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拿破侖各處征戰(zhàn)，法蘭西帝國的擴張為她帶來了殖民地的奇異植物，甚至英國海軍、約瑟夫·班克斯和林奈植物學會主席詹姆斯·史密斯（James Smith）在得到新的種子或植物時都會轉送給她。她的月季園尤為著名，栽培了兩三百個品種，被譽為花卉繪畫界拉斐爾的勒杜泰（Pierre-Joseph Redouté）曾專門為她的月季繪制了圖譜，即國內(nèi)已經(jīng)出版多個版本的《玫瑰圣經(jīng)》。比約瑟芬皇后更早的英國博福特第一公爵夫人瑪麗·薩默塞特（Mary Capel Somerset, 1630－1705）和荷蘭阿姆斯特丹貴族阿格麗絲·布洛克（Agnes/Agneta Block, 1629－1704）也以異域花園在園藝學史上享有盛名，她們和約瑟芬皇后一樣從未踏出國門，但卻依靠貴族的社交圈子，積極參與和消費帝國博物學。她們一方面會利用通信網(wǎng)絡與著名的博物學家或機構建立聯(lián)系，通過后者獲取來自世界各地的種子、球莖和植物，重金購買新奇的異域物種，引種在自家花園，并聘請專人管理；另一方面，她們會樂意將培育成功的異域植物提供給博物學家作為研究對象，收錄在他們的著作或名錄里。

自然物的收藏是貴族博物學文化的重要方面，他們總是想方設法增加自己珍奇柜的異域標本，展示博物學家和動植物獵人們從海外帶回來的戰(zhàn)利品。女性在博物收藏上也不甘示弱，最典型的代表莫過于十八世紀英國著名的藍襪子（Bluestocking）圈子里的幾位女性，這個松散的文化組織由上層女性成立，文學藝術是她們關注的重點，博物學也是其中一些成員熱衷的對象，這里且列舉三位。一是藍襪子創(chuàng)始人伊麗莎白·蒙塔古（Elizabeth Montagu, 1718－1800），她通過龐大的社交圈子，花了十來年從朋友、博物家和貿(mào)易公司收集羽毛。她常常在書信中索要羽毛，從家禽到朋友的金剛鸚鵡寵物，再到殖民地的罕見鳥類羽毛都不放過，收集到足夠羽毛后再和朋友、仆人們一起設計、制作了一間羽毛屋。她在1791年時舉辦的家宴上展示了這間羽毛屋，來自世界各地五彩繽紛的羽毛被精心鑲嵌成六幅巨大的田園風景畫，里面的動植物栩栩如生，細節(jié)豐富，令包括夏洛特皇后和女兒們在內(nèi)的幾百位賓客驚嘆不已，倫敦各大報紙甚至紛紛報道了這間神奇的屋子。第二位是波特蘭第二公爵夫人瑪格麗特·本廷克（Margaret Bentinck, 1715－1785），她不僅有自己的花園和動物園，還廣泛收藏古物、動植物標本、貝殼和礦石等。在公爵去世后，她將巨額財富花在了博物學上，通過東印度公司和博物學家們購買了大量藏品，雇傭博物學家為其整理博物圖書和標本，聘請畫家為她繪制動植物，她建立了一個貴族的博物學圈子，喬治三世夫婦都成為她的座上賓。第三位是植物藝術家瑪麗·德拉尼（Mary Delany, 1700－1788），也是波特蘭公爵夫人的密友和博物學同伴，她以制作逼真的植物拼貼畫聞名，有近千幅作品現(xiàn)藏于大英博物館，但她的貝殼收藏卻鮮為人知。公爵夫人和德拉尼常結伴采集標本，收集了國內(nèi)外貝殼，德拉尼用貝殼裝飾洞穴、窗戶、天花板以及吊燈、相框等物件，也會制作花環(huán)和植物裝飾畫等。像她們這樣的歐洲貴族女性成為博物收藏文化的重要力量，而旅居殖民地的女性，往往作為殖民官員或商人的家眷跟隨，也會自己收藏或支持國內(nèi)好友們的收藏，加入到歐洲的博物收藏熱潮中。盡管她們并不會舉槍狩獵，但樂于從當?shù)厝恕⒉┪飳W家或本地商店那里購買制作好的鳥類和其他動物標本，作為禮物或紀念品送給國內(nèi)好友，為朋友的珍奇柜增加藏品。還有女性承擔了這類博物收藏的繪畫工作，如薩拉·斯通（Sarah Stone）就曾專門為阿什頓·利弗（Ashton Lever）的博物館繪圖，里面的藏品大部分來自殖民地，包括庫克第二次和第三次航行帶回來的物品，斯通參照動物剝制標本繪制了大量圖像，尤其是鳥類。

另外，能夠閱讀的女性是旅行寫作重要的讀者群，而殖民時代的旅行寫作免不了會涉及大量的殖民地博物學知識，以及征服和探索自然的傳奇故事；還有遠道而來的香料、藥物、飲品、食物等產(chǎn)品，成為廚房和餐桌上習以為常的物品。這些物質(zhì)和文化生活將女性帶入帝國博物學的網(wǎng)絡中，她們享受著博物學的戰(zhàn)利品，并以此為傲，對帝國意識產(chǎn)生認同感自然不足為奇。

殖民地的優(yōu)雅愛好和叢林探險

維多利亞時代的博物學家、科普暢銷書作家查爾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曾在一本書里坦言“探究博物學令人著迷”，女孩們沉迷于采集蕨類植物，用沃德箱栽培，她們還為拗口的植物拉丁名爭論不休。金斯利所描述的是維多利亞時代“蕨類狂熱”（Pteridomania）以及熱衷于此的女性們，這不過是女性在博物學熱潮下積極投身其中的一個例子。事實上，她們活躍在博物學的方方面面，從茶余飯后的閱讀消遣、畫室里的博物繪畫、鄉(xiāng)間漫步時的自然觀察和采集、精心制作的標本集等優(yōu)雅的理性愛好，到協(xié)助博物學家的研究工作、科普寫作、嚴謹?shù)膶W術研究甚至叢林里的博物探險，都不乏她們的身影。在維多利亞時代“兩分領域”（separate spheres)的性別意識形態(tài)下，女性難以進入學術性的“公共領域”，卻被鼓勵作為業(yè)余愛好者在“私人領域”里投身博物學，但有不少女性走得更遠，遠不止將博物學作為閑暇時的消遣。在殖民地的女性移民不僅同國內(nèi)姐妹一樣成為博物學文化的積極分子，也借助殖民地自然環(huán)境的天然優(yōu)勢和殖民擴張?zhí)峁┑谋憷?，為帝國的博物學事業(yè)貢獻自己的力量。

在比較成熟的殖民地，歐洲移民形成了自己的社會和文化圈子，有錢有閑的殖民地太太們在閑暇時光繼續(xù)像國內(nèi)女性一樣參加博物學活動，但不同的是，她們借助殖民地得天獨厚的天然優(yōu)勢，即使在自家花園及周邊也能輕而易舉接觸到歐洲博物學家未曾描述的物種。她們與國內(nèi)的博物學家通信，接受他們在博物學上的指導和指示，觀察、描述、采集殖民地的植物，將標本寄送回國，為帝國博物學提供研究新材料和信息。如同在國內(nèi)一樣，植物學是殖民地女性最活躍的領域，先后跟隨丈夫前往加拿大和印度殖民地的達爾豪西伯爵夫人（Lady Dalhousie, 1786－1839）及其植物學女友們很有代表性。伯爵夫婦在國內(nèi)擁有大莊園和溫室，引種了大量異域植物，其中不少是伯爵夫人從殖民地運送回國的。她與時任邱園園長的威廉·胡克（William Hooker）保持良好的通信，除了自己采集標本，她還將胡克的采集指南分發(fā)給朋友們，她們?yōu)楹恕队俦泵乐参镏尽坟暙I了大量標本。伯爵夫人跟隨丈夫從加拿大輾轉到印度殖民地后，繼續(xù)采集標本，在一八三七年曾將自己的東印度標本捐給了愛丁堡植物學會，夫妻兩人還為胡克的兒子約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的印度植物學考察提供了大力支持。胡克父子都與女性博物學愛好者們保持了良好的通信往來，讓她們在殖民地采集和引種植物。十九世紀南非殖民地的歐洲女性也將博物學作為文雅的智識活動，瑪麗·巴伯（Mary Barber, 1818－1899）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她廣泛涉獵植物學、鳥類學、昆蟲學等博物學領域，與達爾文、植物學家威廉·哈維（William Harvey）和約瑟夫·胡克保持了良好的通信往來，為他們提供標本和種子，繪制植物插圖。巴伯一直跟隨家人或男性親戚，在自家花園或鉆石礦區(qū)探究自然、采集標本，靠非洲本地人為她采集動物標本。殖民地的歐洲太太們還在日常生活中參與了植物從宗主國到殖民地的反向傳播，正如前文的報春花，歐洲植物讓殖民者感受到身處家鄉(xiāng)的親切，井然有序的歐式花園與野蠻危險的本土自然景觀形成對比，彰顯了帝國的文明和秩序，以及歐洲女性的文雅生活。

比起富足閑適的殖民地太太們，還有少數(shù)女性擺脫了傳統(tǒng)的性別桎梏，不再擔任賢妻良母的角色，而是像男性探險博物學家那樣披荊斬棘，深入?yún)擦秩ヌ剿魑粗淖匀皇澜?。她們對博物學的追求遠不止于娛樂愛好，而是畢生的事業(yè)，甚至以此養(yǎng)活自己或家人。當然，她們的博物探險得以實現(xiàn)離不開殖民擴張創(chuàng)造的有利條件，盡管身為女性，殖民者身份依然使她們在與本地人接觸中處于主動和優(yōu)勢地位。她們會雇傭本地人當向?qū)АC手、背夫或保護者，會從殖民機構或官員那里獲取庇護，與身處異國他鄉(xiāng)的男博物學家或其他男性同胞建立聯(lián)系，得到他們的陪同、保護和支持。博物畫家瑪麗亞·梅里安（Maria Merian, 1647－1717）十七、十八世紀之交的南美洲蘇里南探險可謂是博物探險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梅里安母女自掏腰包，在一六九九年跟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隊前往荷蘭殖民地追逐自己的博物學夢想。她在蘇里南待了差不多二十一個月，深入熱帶叢林中采集和繪制動植物標本，回到荷蘭出版了《蘇里南昆蟲變態(tài)圖譜》（1705），并開店售賣標本。梅里安雖然不像大部分男性博物學家受雇于一些機構，但她的遠航得以實現(xiàn)必然離不開荷蘭的殖民擴張，而且她也并非出于純粹的科學旨趣，而是和其他人一樣盡可能去搜尋奇異的物種，發(fā)掘具有經(jīng)濟價值的自然資源，如食用和藥用植物，以及產(chǎn)絲的蠶。十九世紀的博物畫家瑪麗安·諾思（Marianne North, 1830－1890）是維多利亞時期探險博物學的女性代表，她的足跡遍布世界各地尤其是熱帶地區(qū)，探險途中完成的八百多幅博物繪畫在邱園的諾思畫廊永久展覽。終身未婚的諾思免于家庭生活的桎梏，豐厚的遺產(chǎn)和從小跟隨父親的旅行經(jīng)歷，以及大英帝國遍布全球的博物學網(wǎng)絡，都為她自由而獨立的博物探險創(chuàng)造了條件。有趣的是，諾思的思想矛盾重重，她受益于大英帝國的殖民擴張，浸潤著帝國博物學的野心和白人的優(yōu)越感，卻哀嘆文明對自然的破壞，她拒斥傳統(tǒng)的女性角色，卻又反對女權運動。同時期的德國博物學家阿瑪莉·迪特里希（Amalie Dietrich, 1821－1891）極不尋常，她受雇于德國漢堡一家博物館，是該館十位職業(yè)采集者中唯一的女性。迪特里希經(jīng)歷了婚姻的破裂后獨自撫養(yǎng)女兒，依靠標本采集營生。她在澳洲昆士蘭地區(qū)采集了十年，包括三百五十種植物的兩萬多份標本，還有成百上千的蜘蛛、昆蟲、鳥類和爬行動物標本，常常自己獵殺動物，并學會了動物剝制標本技術。這在女性博物學家中實屬罕見，且不論大部分女性只活躍在被認為適合女性的植物學，就算熱衷于鳥類、昆蟲和其他動物的女性，往往也是依靠男性（本地獵人、歐洲博物學家或采集者等）提供標本，而不是自己去獵殺或剝制。例如跟隨丈夫移居印度殖民地的伊麗莎白·格威利姆（Elizabeth Gwillim, 1763－1807）繪制了大量印度鳥類，也收集了一些標本，但所有標本都是本地村民和獵人提供的。

還值得一提的是兩位跟隨博物學家去殖民地探險的模范妻子。一是伊麗莎白·古爾德（Elizabeth Gould, 1804－1841），著名鳥類學家和出版者約翰·古爾德（John Gould）之妻，身為人妻和母親的十二年一直在懷孕生子，以及為丈夫的鳥類畫冊繪制插圖，在生下第八個孩子后因產(chǎn)褥熱去世，年僅三十七歲。伊麗莎白曾跟隨丈夫的考察隊前往澳洲收集鳥類標本，盡管她在澳洲期間懷孕生子，依然繪制了大量鳥類和植物畫稿。她最終只完成了《澳洲鳥類》中八十四幅插圖就去世了，但她繪制的大量澳洲植物被繼任的畫家反復用作鳥類插圖背景。除了這次遠航，伊麗莎白大部分時間都在對著丈夫從國內(nèi)外收集的標本繪制圖像。另一位是安娜·福布斯（Anna Forbes, 1855－1922），最初遠赴殖民地是為了嫁給博物學家亨利·福布斯（Henry Forbes）。在抵達巴達維亞（雅加達舊稱）不到三個星期、婚禮也才過十天，她就不得不陪同新婚丈夫在遠東群島采集標本。不管是自我認知還是在丈夫眼里，她都是無知、順從的妻子，甚至趕不上標本的重要性！她在得了瘧疾后無法繼續(xù)陪同他去采集時，只能被獨自留守臨時居住的小屋里眼巴巴等著，在帝國博物學背景下偉大的博物探險者和留守的虛弱妻子兩者之間的地位差異不言而喻。從安娜·福布斯和伊麗莎白·古爾德身上可以看到歐洲白人女性在父權制家庭中對丈夫無條件服從的一面，缺少對傳統(tǒng)性別觀念的反思和挑戰(zhàn)，更不會去質(zhì)疑丈夫們所從事的帝國博物學事業(yè)。

結語

在帝國博物學網(wǎng)絡里，殖民主義比性別因素對女性的博物學活動產(chǎn)生了更重要的影響。女性也并非對帝國主義中的父權制特征完全沒有意識，例如她們偶爾會挑戰(zhàn)男性同行，爭取自己在科學中的認可度；她們也可能會擯棄優(yōu)渥的生活，逃離家庭束縛，到叢林中艱苦跋涉。與此同時，早期的女權主義者已經(jīng)開始為女性權利抗爭，還有的女性也在抗議與殖民主義相伴的奴隸貿(mào)易。然而，她們的這些抗爭從未延伸到科學帝國主義這個層面。殖民擴張在現(xiàn)實層面上確實擴展了女性的生活，無論在地理空間上還是在智識生活上都為她們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尤其對那些遠走他鄉(xiāng)，在殖民地旅居或探險的女性，如果沒有殖民擴張大部分女性都很難走出國門，更不要說深入?yún)擦秩ヌ诫U。不管是在宗主國還是殖民地，不論是直接還是間接參與帝國博物學，女性的博物學實踐在很大程度上都仰仗帝國力量。因此，她們對科學帝國主義的認同不足為怪，盡管她們依然難以得到應有的認可，科學權威們也很少將她們當成與自己平等的同行。當時有不少女性科普作家出版各種普及性的植物學或博物學暢銷書，影響力巨大，以至于引起了男性植物學權威的警惕，他們唯恐這些女性會威脅到這門科學，渴望將植物學打造成一門男性的嚴謹科學，使之與“作為女性娛樂”的“浮淺知識”區(qū)別開來，實現(xiàn)植物學的現(xiàn)代化和去女性化（defeminization）。然而，在帝國博物學網(wǎng)絡中的女性并沒有像這些暢銷的科普作家一樣產(chǎn)生過如此大的影響或威脅，她們更多的時候以業(yè)余、生活化的方式在參與博物學，在帝國博物學史冊能留名的女性寥若晨星。換言之，帝國擴張的確為女性參與博物學創(chuàng)造了一些有利條件，但她們終究處于從屬地位，在科學的外圍，難以與男性同行平等對話，如此邊緣的地位無疑又將話題引向了性別困境。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除了歐洲女性，殖民地本土女性和奴隸女性處于父權制和帝國主義雙重壓迫下的最底層，她們在帝國博物學網(wǎng)絡中的角色更加難以被“看見”。除了偶見于博物學家們的敘述，她們自己很少會在歷史上留下印記。博物學家在異域的自然探索離不開當?shù)嘏缘谋就林R，盡管博物學家很少會承認自己的知識來自她們。本土女性和奴隸女性的身體被物化成歐洲殖民者攫取的資源，作為勞動力、性服務者和生育工具，博物學家往往也是同謀者。約瑟夫·班克斯在塔希提島的風流韻事并非探險博物學家的個案，種植園的醫(yī)生通常也是博物學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著黑人女奴的身體，她們不僅作為重要勞動力，也成為保障奴隸人口增長的生育工具。博物學家甚至將其他種族的女性作為研究對象，法國著名解剖學家居維葉就曾將非洲婦女薩拉·巴特曼（Sara Baartman）定義為介于人類和猴子的中間物種，解剖了她的尸體，并將她裸露的正面和側面全身像放進了《哺乳動物博物學》（1824）里（圖四），而她生前也只是作為畸形秀表演者在倫敦和巴黎被展覽。本土女性和奴隸女性的自然知識及其被物化的身體，以及她們與歐洲女性在帝國博物學網(wǎng)絡中的交互，都是帝國博物學研究中亟待更多關注的主題。

圖四 居維葉《哺乳動物博物學》里薩拉·巴特曼的側面像

部分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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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隆達·施賓格（著），姜虹（譯），《植物與帝國：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 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