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中的孩子》：縣域教育的實地調研

這本書的作者盡到了從“縣域教育”中走出去的知識分子的責任，發(fā)現事實，提出問題，所有的書寫都扎根在有依據的實地調研中，這種有血有肉有筋骨有頭腦而且不煽情不造作的非虛構作品，讓我看到了寫作者為改變社會現狀而作的些微但傾盡心力的能量。它需要被很多很多人讀到，讓很多很多人一起來關心這個議題。

《縣中的孩子》，作者林小英，博士，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北京大學教育質性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領域為教育政策和質性研究方法，當下專注于研究教育改革的合法性塑造、新中國高等教育場域的形成和質性研究中的圖像方法。因為作者的寫作出發(fā)點是從政策建言出發(fā)的，所以全書的視角是高屋建瓴的，期待能推動相關政策方面的改變。

《縣中的孩子》書封

何為“縣域教育”

在中國，縣是基本行政單位。我們目前的行政區(qū)劃是有長期的歷史傳統(tǒng)的。一般而言，清末新政以后，在全國普遍設置“區(qū)”級建置并通過民國、新中國時期的劇烈變動，形成今日鄉(xiāng)鎮(zhèn)體制。任何一個縣級行政區(qū)毫無疑問都是由更小的村落、基層組織組合而成的，包括了鎮(zhèn)、鄉(xiāng)、村（場、寨、堡），尤其是鎮(zhèn)被列為了正式行政區(qū)。

國家統(tǒng)計局數據顯示，2022年底，我國城鎮(zhèn)常住人口92071萬人，鄉(xiāng)村常住人口49104萬人，城鎮(zhèn)人口占全國人口比重（城鎮(zhèn)化率）為65.22%。目前有50%以上的學生在全國2000多個縣接受教育?？h域教育發(fā)展水平關乎著千家萬戶的生活和國家未來的面貌和發(fā)展。

20世紀90年代是一個重要的時間分界點。為了加快城鄉(xiāng)一體化建設，當時開始推行撤區(qū)并鄉(xiāng)建鎮(zhèn)，這一政策的遺留問題是很多的。鄉(xiāng)沒了，這意味著鎮(zhèn)的規(guī)模的膨脹，增加了城鄉(xiāng)聯(lián)系的成本，而鎮(zhèn)的行政經費由縣級撥款，這意味著資源的進一步集中趨勢。

就教育層面來看，在此之前，主要是城市教育政府辦、農村教育農民自己辦。鄉(xiāng)村教育的主管權掌握在村委會手里，村委會運用從農民那里征收的村提留的錢，聘請民辦教師；在此之后，基礎教育管理體制變成以縣為主，縣里面所有的教育經費，高中、初中、小學等等，全部都由縣政府直接撥付。為了提高辦學的規(guī)模效益，2001年之后，實施撤點并校，把教學點撤掉，把村小合并，把大部分學生集中到鎮(zhèn)里，變成鎮(zhèn)中心學校，實行超大班額制。

縣級政府作為一個獨立單位組織教育資源，融合市場所釋放的自由活動空間和自由流動資源開展?jié)u進式改革，形成了“以縣為主”的基礎教育管理體制。

何為“縣中的孩子”

顧名思義，“縣中的孩子”似乎就是指在縣中就讀的學生。但實際上，并沒有那么簡單。

理解這個群體，必須放置在縣域教育的激烈競爭氛圍里。撤點并校之后，學生被集中在一起學習，激烈的學習競爭日趨增強。班級與班級之間，學校與學校之間，鎮(zhèn)與鎮(zhèn)之間，縣與縣之間，都開始了圍繞成績的嚴苛的教育競爭。在人們看來，上一級的學校往往意味著更好的教育水平和教育環(huán)境，大凡有點經濟實力的家長，都會想方設法把自己的孩子送往更好的學校，換句話說，村里的孩子去鎮(zhèn)里讀書，鎮(zhèn)里的孩子去縣里讀書，縣里的孩子，那么，就送到城市里去讀書，除了經濟因素，為了保證生源，學生的成績無疑是學校愿意招收的硬指標，這反過來又加劇了學習競爭的強度和“唯成績論”。

這意味著什么呢？這意味著，這些“縣中的孩子”是經過大面積篩選的，一級一級掏空，一級一級削尖腦袋往上，一級一級，家長們動用自己手里所有的資源，而學校和老師們即便費盡心力也很難留住好的生源，普遍地陷入焦慮，反過來又會繼續(xù)對學生的學習施壓，或者干脆躺平，放任自流。出生在鄉(xiāng)村里的孩子，要么離開父母，離開熟悉的生活環(huán)境，獨自去陌生的地方接受教育，這會帶來孩子的安全問題，也不符合兒童心理學的自然成長的需求；家庭條件差的農村孩子，如果只能留在村小里讀書，無法得到好的教育資源的配置，就只能過著混一天是一天的日子，稍微長大后就出去打工，重復他們父輩的貧窮。

與“城市的孩子”相比，“縣中的孩子”在知識、視野、思考維度、外部信息接收等方面都是處于劣勢的。書中舉到一個例子，學生們在做一道習題，題目涉及人民幣與美元、歐元的換算，但是，他們從沒看過美元、歐元，他們不理解同樣是錢，為什么還要換算，這種認知上的模糊就帶來了解題過程的卡殼、做題速度的放慢。林小英在訪談中也提到過，她讀書時曾經在競賽中遇到一道與抽水馬桶有關的物理題，由于她從來沒見過抽水馬桶長什么樣，她很難理解這個實際上挺簡單的關于“連通器原理”的題目。可以想象，這樣的情況，“縣中的孩子”會經常遭遇到，而“城市的孩子”很少有這樣的煩惱。書中也談到，在現在的互聯(lián)網時代，“城市的孩子”上網有很多是為了了解熱點、國內外的大事、自主學習或未來的自我規(guī)劃，而“縣中的孩子”花更多的時間在短視頻或電玩游戲上，更傾向于娛樂。

所以，“縣中的孩子”意味著的，是這樣一個群體，他們是貧富差別和城鄉(xiāng)差別兩個維度疊加之下的、艱難生長的、壓力沉重的未成年學生，他們過早地體會到了生活的艱辛和競爭的殘酷，有些人過早地離開了學校，有些人靠著勤奮認真從中脫穎而出，進化成現在人們津津樂道的“小鎮(zhèn)做題家”，而更多的孩子會在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高考淘汰模式中被排擠掉，或者勉強讀個二本學校，將來繼續(xù)為了工作焦頭爛額?！犊h中的孩子》起筆于林小英對富士康工人的訪談。她詢問工人們，來富士康之前，在學校里過得怎樣？他們的回答通常是，在學校里，是不被期待的?！翱h中的孩子”，意味著不被期待。

縣城學校

就眼前的現實而言，教育在人們生活中的重要程度與日俱增。教育是經濟分層的關鍵，是爭取良好的工作機會的前提。高度文憑化的職業(yè)期待是現代分層的主要依據。我們不能假設人才的素質一定與教育水平呈簡單的線性相關，但是，在所有容易測量的變量中，高考以及隨之而獲得的文憑，依然是一個比較好的直觀的判斷標準，高考在條文上提供的均等機會也是其他任何措施所無法替代的。因此，這是一個悖論，我們一邊在批評縣域教育的種種弊病，另一邊，仍然要對縣域教育寄予厚望，并為此不懈努力。

除了“縣中的孩子”，還有他們……

《縣中的孩子》是一部田野調查的社會學非虛構作品。這部作品所有的評析都建立在現象的呈現和描述上。

2019年3月，林小英受邀去南方某縣做一場關于課程和教師發(fā)展的講座。這所學校位于一個經濟不發(fā)達、財政比較困難的山區(qū)。進入縣中后目睹的情況讓她震驚。同時，她接觸到的所有人，包括教育局長、學校校長、副校長、部門主任，乃至各個科任教師，又讓她感覺到他們對教育深懷的正念和理想?？墒?，這些對學校管理和教育教學有著可行辦法的人，為什么眼睜睜看著縣中衰敗至此而束手無策呢？這引發(fā)了林小英的思考。此后，林小英在中國東、中、西部不同縣域教育的調研中，不斷加深了自己對這個問題的觀察和思考，終于寫出了《縣中的孩子》這部作品。

除了對“縣中的孩子”的學習生活的描述之外，書中有很多筆墨是關于教育工作者的，主要是任課老師和校長們。確切地說，是任課老師和校長們的各種怨言。

說到教師職業(yè)發(fā)展問題，很多人都會提到“工作量與工資、職稱不匹配”。職稱評定規(guī)定，工作一年是初級，三年可以評中級，五年可以評高級。這樣一來，老師過早地在職稱上走到頂了，越年長的老師錢越多，越不干事，越年輕的干的活越多，錢越少，挫傷教學積極性。生源流失、縣政府對中學的行政干預以及校長對教師的管理方式，這些因素往往導致奮發(fā)的教師流失了，而不奮發(fā)的教師就地“躺平”。教師作為文化工作者，期待獲得這一職業(yè)所享有的眾人視線聚焦的尊重，而這種期待的落空往往帶來了職業(yè)的倦怠感?？h級、鎮(zhèn)級教師在意自己比偏遠學校教師少領的那份津貼，而村級教師、定向教師、代課教師又為學校的運營情況憂心忡忡……這些都是非常實在的描述。教師職業(yè)作為一份工作，付出與回報是理所當然關心的話題。這是“飯碗”也是“志業(yè)”，縣域教師在其中扎根與游移，大部分人是安分的實用主義者，大部分人也希望在穩(wěn)定的環(huán)境中勝任一份性價比不錯的工作。

縣域教育的校長們往往是本地人，在熟人社會中充當社會網絡的樞紐。校長們在其身份、角色及其職責范圍內，是想要干出一番“正事”的。學校撤并后形成的教育資源布局，對校長們的管理水平帶來了更大的壓力。校長們必須處理好學校內部的“錢”“人”“事”管理和重中之重的學生安全管理，學校經費的籌措和使用、教師隊伍的建設和教育質量提升，是校長們迫切想要做好的“正事”，但是，這些“正事”往往被各種檢查、會議、行政考核等“雜事”所干擾，以至于校長們陷于“留痕”“截圖為證”等形式自證、“手機強迫癥”等日常工作的碎片化和中斷化、“準備-待命-在場-回應”的應對檢查等事務之中，這些都影響了校長們作為縣域教育“抓手”能發(fā)揮的積極作用。

書中也有很多筆墨留給了家長們。林小英描述了家長們的擇校行為、教育期望和教養(yǎng)方式，從一端順其自然的“無奈放手型”到另一端舉全家之力的“全面保護型”，中間則是相對有限督促、有限監(jiān)督和有限投入型。在家長們的想法里，“成績好一點就直接去市里”，“成績不突出還不如回縣里”，“為盡量公平，離開高考大省”……家長們飽含著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期待“知識改變命運”，也期待通過子女完成自我實現和責任承擔。在家長與教師之間“隱身/沖突——退守”彼此疏離的消極互動中，也隱含著縣域教育的教育責任劃分以及因其模糊而產生的難以處理的困境迷思。

盡管不被期待，但我們依然期待

林小英揭示了城鄉(xiāng)差別、唯分數論、“超級中學”、教育資源流失等現象背后的制度弊端和心理動機，從散落的個案中呈現了較為清晰的具有普遍特征的縣域教育圖景，以及城鄉(xiāng)關系問題在教育領域的折射。

在調研中，盡管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教育者們依然在發(fā)揮著自己的熱忱和積極性。書中實錄的教師課堂，還有校長的工作日志等，都顯示了縣域教育存在的生機。比如，P中的委托管理改革，即地方政府以契約的方式向外購買公共服務，尋求外部力量支持、以增量改革的方式來攪動沉睡的辦學活力，不失為一次大膽的嘗試。

縣城學校教育

教育的作用是為了什么呢？什么是好的教育、有意義的教育？好的教育，不僅是知識的教授，更是人格的培養(yǎng)，點燃生命的光亮與促進真正的成熟，引發(fā)學生對自我精神世界的關注，讓他們擁有一個充滿熱愛并喜歡奔赴的內心世界。

這是我們要追求的長遠目標。不過，我們要正視，中國的基礎教育系統(tǒng)首先考慮的是升學問題。在結尾部分，林小英說，“改革教育評價機制”是被各方教育參與者反復提到的縣域教育問題的解決之道。林小英重新梳理了“教育事業(yè)評價體系諸要素：主體、原理、話語和指標”，呼吁破除“五唯”（唯分數、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唯帽子）的單一評價體系，直指教育評價指揮棒的問題。

林小英指出，不必苛責于某地某校某人，而是轉換到制度層面，對縣域教育的困境如何突破，如何從整體教育改革中“他者”的位置轉移到應有的“主體”的問題有所回答。這部著作考慮問題是很實際的，林小英希望能給教育改革提供實際的參考。

但是，林小英的思路仍然不夠開闊，這部著作主要就教育而論教育，而教育是一個關系到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全方位的問題。書中所談的許多現象，與撤鄉(xiāng)并鎮(zhèn)息息相關，那么，這就意味著與中國的城鎮(zhèn)化建設息息相關。農村孩子求學難的根源之一，是戶籍制度，“留守孩子”的教育問題在書中很少提及，我認為是該書的一個遺漏。由于戶籍制度的束縛，農村子女很難跟隨父母在城市或縣鎮(zhèn)里讀書，這種情況牽扯到城市、城鎮(zhèn)居民的既得利益，這種情況在某些經濟發(fā)達的地域得到了緩解，比如，可以用父母工作的積分制來換取子女就學的資格。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命題提出以來，人口流動和新農村建設的關系問題就擺在了我們的面前。近年來，出現了打工群體從城市回流到農村的現象，這又涉及失地農民的安置問題和返鄉(xiāng)回流人口的就業(yè)問題，涉及改革過程里中國城鄉(xiāng)關系調控的內在要求。隨著農民生活方式的劇烈變化，新的價值觀、道德觀、倫理觀，也相應變化了。改革時代的現代性讓外出做工的農村姑娘增長了見識，她們的視野與她們的前輩有了很大的不同，農村年輕女性個人主體的形成過程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她們對子女的教育觀念的變化。

當然了，教育是一個大問題，很難在一部著作里做出面面俱到的闡析?！犊h中的孩子》或許會受到的另外一個批評，是這本書側重于現象描述，但缺少統(tǒng)計數據的支撐。不過，在我看來，這并不是大的缺點。因為，我也曾經是“縣中的孩子”，然后在鄉(xiāng)村、鎮(zhèn)中有過七年的教學經歷，書中展現的這些縣域教育碎片式的畫面，我都能感同身受，歷歷在目。這些圍繞著“縣中的孩子”的故事，只要在“縣中”生活過的人，都會有深深的共鳴。就算“不被期待”，只要有可能，哪怕一點點的可能，我們仍然在期待著人生的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