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起源》，[美]托妮·莫里森著，黃琨譯，新經(jīng)典文化｜南海出版公司，2023年7月出版，211頁，59.00元
近日，美國最高法院以六票對三票的投票結(jié)果，裁定哈佛大學和北卡羅萊納大學按照種族進行比例招生的做法違憲，從而推翻了美國高校沿用多年的根本性招生原則。在多數(shù)觀察者看來，這一裁定影響深遠，不僅在于它勢必將會改變非裔及拉丁裔學生在高校招生中因身份而普遍受益的局面，使得更多白人及亞裔學生得以躋身名校，更在于它是一次“保守派的勝利”——正如最高法院中的自由派大法官坦吉·布朗·杰克遜所言：“種族主義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離開我們。最終，忽視種族只會讓它變得更加棘手?！?/p>
從根本上來看，這場裁決所體現(xiàn)的是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平權(quán)運動所代表的“正義”，與普遍意義的“公平”之間的矛盾。而正義與公平之間的矛盾，很大程度上在于“視差之見”——“我們總在兩點之間變換視角，而兩點之間，絕不存在任何綜合和調(diào)停的可能”（[斯洛文尼亞]齊澤克：《視差之見》，季光茂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3頁）。于是自我之外皆是他者：滿眼平權(quán)措施帶來逆向歧視的公平主義者看不到——或拒絕看到——歷史與現(xiàn)實中長期不平等對個體與群體造成的桎梏；而另一邊，基于苦難敘事的“正義”亦有被濫用的可能。
在一個越發(fā)撕裂的世界閱讀托妮·莫里森，尤其是她最新譯介到中文世界的文集《他者的起源》，或許可以為我們騎虎難下的現(xiàn)實提供某種新思路。這部文集主要收錄三篇作品：短篇小說《宣敘調(diào)》（Recitatif）首次發(fā)表于1983年，莫里森有意模糊了兩位主角的族裔身份，以此探討她們——以及讀者——在現(xiàn)實與記憶中的自我構(gòu)建；另有兩篇由她的哈佛講座編輯擴充而成的論文《在黑暗中游戲》（Playing in the Dark, 1993）與《他者的起源》（The Origin of Others, 2016）。于前者莫里森提出了其重要概念“非洲美國主義”（American Africanism），“我用這個詞來表示非洲人及其后裔所象征的‘黑人性’的表意與內(nèi)涵，以及歐洲中心主義視角下關(guān)于這一群體的各種觀點、假設(shè)、解讀和誤讀”（59頁）。在白人的定義下喪失自由的“黑人性”，正是作為“自由國度”的美國，及其集體精神——“白人性”——的必備要素。而后者中，莫里森的觀點看似無甚新意：“有了他者，人們才能定義游離的自我”（155頁），然而當她基于自己的族裔身份變換視角，探討脆弱的自我對他者化的依賴時，我們似乎可以看到一種和解的可能：倘若他者化是確認自我的必由之路，那么將這種想象收納于自我，而非強加給他人，或許可以讓世界逃出非黑即白的兩難。
托妮·莫里森
《宣敘調(diào)》：“瑪吉到底經(jīng)歷了什么？”
《宣敘調(diào)》最初收錄于非裔美國作家阿米里·巴拉卡與阿米娜·巴拉卡編選的文集《確證：非裔美國女性作品選》（Confirmation: An Anthology of African American Women, 1983）。這個故事原本是一部寫給兩位女演員的劇本，其中一位是白人，一位是黑人。由于事先并不知道哪位演員扮演哪個角色，莫里森避開族裔身份，將社會階層當做辨識二人的特征。劇本完成，兩位演員并不滿意，然而這次小小的失意卻促成了一次有趣的實驗：“我把這些素材改寫成短篇小說但采用了與原計劃相反的策略——角色的確有了種族之分，可所有的種族符號都被刻意抹除了?！保?77頁）
小說的情節(jié)并不復(fù)雜。故事的明線是敘述者“我”——特薇拉——與羅伯塔的數(shù)次相遇。第一次是八歲時，她們在同一天被送進圣伯尼收容所（“我的媽媽整夜跳舞，羅伯塔的媽媽病了”[14頁]）；兩人成年后，與丈夫定居在破敗舊城（“現(xiàn)在，紐堡一半的人口都在領(lǐng)社會救濟，但對我丈夫的家人來說，這里仍是從前那個紐約上州的天堂”[26頁]）的特薇拉到市郊購物，再次遇到在附近定居（“一個滿是醫(yī)生和IBM高管的街區(qū)”[28頁]）的羅伯塔；又過了數(shù)年，特薇拉的兒子因種族運動的緣故被迫轉(zhuǎn)學，她起初為此憂慮，但看到兒子似乎并未受到影響，便將此事拋在腦后，然而不久后她再次偶遇羅伯塔，這次是特薇拉開車出行卻被游行隊伍堵在街頭，而羅伯塔正在其中——她的孩子也受到波及，而她決定走上街頭，向世人宣告“母親們也有權(quán)利”（35頁）。特薇拉并不理解羅伯塔的做法，于是兩人爆發(fā)爭吵——爭吵的結(jié)果是羅伯塔拋出了兩人在收容所時的往事，而特薇拉驚訝地發(fā)現(xiàn)，她們的記憶竟截然不同：
“也許我現(xiàn)在不同了，特薇拉。但你沒有變。你還是那個從州里來的會在一個可憐的黑人老婦人倒在地上時踢她一腳的孩子。你曾經(jīng)踢過一位黑人女士，你還敢說我偏執(zhí)?！?/p>
優(yōu)惠券七零八落，錢包的夾層在儀表盤下被壓出了褶皺。她說什么？黑人？瑪吉不是黑人。
“她不是黑人?！蔽艺f。
“她不是才怪，你還踢了她一腳。我們都踢了。你踢了一個連叫都叫不出聲的黑人女士?！?/p>
“騙子！”
“你才是騙子!你為什么不回家去，別來煩我們，行嗎?”她轉(zhuǎn)過身去，我迅速開車離開了。（37-38頁）
和她的長篇小說一樣，莫里森在這篇短篇小說中同樣展現(xiàn)了草蛇灰線之技，在作為明線的兩名女性的互動之外，小說真正的關(guān)鍵是若隱若現(xiàn)的瑪吉——或者說，是在特薇拉的敘述中始終存在但游移不定的、關(guān)于瑪吉的記憶。通過開篇特薇拉的敘述，我們得知瑪吉是圣伯尼收容所里“腿彎得像括號一樣的廚娘”“孩子們說她的舌頭被割掉了，但我覺得她只是生來如此：啞巴”“她戴著一頂很蠢的小帽子……即使對一個啞巴來說，這也夠蠢的——穿得像個小孩子，一句話也不說”（17頁）——然而其中并沒有關(guān)于瑪吉膚色的記憶。
這便是莫里森實驗的核心——在收容所被孩子們欺負的廚娘瑪吉，她的膚色是否并不重要，還是“必須”為黑？更進一步，在了解了足夠多的社會身份與思維傾向——個人構(gòu)建自我與記憶的方式——的特征（有人媽媽整夜跳舞，有人媽媽生病了；有人住在舊城，有人躋身上流；有人安于現(xiàn)狀，有人直面不公）之后，我們是否能夠判斷出這兩個角色究竟哪一位是黑人，哪一位是白人？
顯然，莫里森的實驗對象早已不是兩個角色，而是讀者。用學者瑪麗蓮·莫布利·麥肯齊的說法，“（莫里森）不僅精于小說本身的構(gòu)建之道，她也關(guān)注讀者在意義構(gòu)建中的角色”（Marilyn Mobley Mckenzie, “Space for Readers: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frican American Nov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21）。在《宣敘調(diào)》中，讀者——尤其是更習慣于族裔身份政治語境的讀者——勢必會在閱讀過程中不斷嘗試做出自己的判斷。然而莫里森無意提供“標準答案”。在先前爭吵過去幾年后，兩人再次偶遇，并決定和解。羅伯塔再度提及瑪吉，承認自己的記憶并不可靠，“我真的以為她是黑人……但我現(xiàn)在不能確定了”（42頁）。
小說由此達成了一種另類的“皆大歡喜”——于特薇拉和羅伯塔是關(guān)系和關(guān)于不可靠的記憶的和解，于讀者則是開放性結(jié)局確保他們的猜想只要能夠自圓其說即可。但莫里森終究還是提供了一個確鑿的存在——作為他者的瑪吉。無論兩位主角持有怎樣的族裔身份，瑪吉的黑膚色或“無膚色”都已然成為她們記憶中無法抹除的“墻上的斑點”。無法發(fā)聲的先天條件確保了她是最理想的“他者”——一度淪落到收容所的兩個小女孩和能夠安穩(wěn)讀書的讀者都過著與她迥異的體面生活。若是其中有人還會追問“瑪吉到底經(jīng)歷了什么”（43頁），于她而言已然是最仁慈的結(jié)局。
《在黑暗中游戲》：作為“人造自由”的白人性與美國精神
盡管《宣敘調(diào)》是托妮·莫里森創(chuàng)作生涯中唯一一篇短篇小說，但它并非心血來潮之物?！澳锷ㄒ坏亩唐≌f亦是她全部作品拼圖的一塊……她所有作品都是帶著特定的意圖與目的完成的?！保╖adie Smit, “The Genius of Toni Morrison’s Only Short Story,” The New Yorker, Jan. 23, 2022）在完成了這次關(guān)于黑白難辨的實驗十余年后，莫里森接連在《天堂》（Paradise，1997）、《恩惠》（A Mercy，2008）、《家》（Home，2012）等作品中嘗試在種族敘事中隱去主要人物的膚色特征，或是倒轉(zhuǎn)人們對族裔身份的刻板印象，結(jié)果一度在黑人作家群體中引發(fā)爭議（“其他黑人作家可能并不會欣賞或關(guān)心我的這些努力”，“幾十年間，他們致力于塑造鮮明的黑人角色，并為這些角色書寫強有力的故事，他們可能會懷疑我是否在進行文學‘洗白’”[177頁]）。而在1993年的講稿《在黑暗中游戲》中，莫里森其實已經(jīng)言明了這種嘗試的必要性：
當一個國家中的人民決定，其世界觀既要包括對個體自由的追求，又要包含毀滅性的種族壓迫機制，對于生活在其中的作家而言，這會是一幅獨特的圖景。當這種世界觀作為一種主體性得到嚴肅對待時，誕生于其內(nèi)部與外部的文學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機會，來理解想象力活動的彈性與重量，它的缺陷與強大。（54頁）
莫里森試圖通過文學批判，甚至顛覆這種以種族為前提的“自由”世界觀，但首先她意識到的是這種世界觀的強大。她觀察到，在美國早期文學當中，黑人大多以“被駕馭、束縛、遏制與壓抑的黑暗形象”（88頁）示人，而這種形象恰恰是所謂美國精神——自由、進取、一往無前——的反面?！昂谌伺`制豐富了這個國家的創(chuàng)造力。在構(gòu)建黑人與奴役的過程中，人們不僅能發(fā)現(xiàn)‘非自由’，還能通過兩種膚色的戲劇性的對比發(fā)現(xiàn)‘非我’的投射?！保ㄍ希Q言之，在美國文學中，黑人形象是必要的他者——文學中的“美國”，正是以這種方式構(gòu)建自身，而這種構(gòu)建自然具有更深遠的意義，“一個國家的文化身份是由這個國家的文學構(gòu)建并充實起來的”，“而美國文學的‘意識’中揮之不去的，是把美國人建構(gòu)為一種新型白人這一人們有所察覺但仍問題重重的目標”（88-89頁）。若說這種黑人形象是美國精神之基石或許有些夸張，但構(gòu)建一種他者并剝奪其自由，卻是快速培育一種“人造自由”必要的生長激素。
于是背離這一目標的文學作品，往往會被定義為失敗之作——典型例子便是薇拉·凱瑟的收山之作《莎菲拉與女奴》（Sapphira and the Slave Girl, 1940）。在莫里森看來，這部作品“幾乎被批評界齊心協(xié)力驅(qū)逐出美國文學殿堂”（69頁），并不是出于格局有限或江郎才盡之類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在于凱瑟描述了一個在黑人面前暴露其脆弱性的白人自我；另一方面，那些共同構(gòu)成“美國經(jīng)典”的作品——如海明威《乞力馬扎羅的雪》、?？思{《押沙龍！押沙龍！》、索爾·貝婁《雨王亨德森》——無不是彰顯非洲主義遭遇反身性的杰作?！啊谌诵浴馕吨渥陨硭凶韵嗝艿奶卣鳌！兹诵浴陨韯t沒有聲息，沒有實意，深不可測?！保?07頁）虛構(gòu)的“白人性”是梅爾維爾筆下的巨大海怪，令人驚懼又充滿魅惑，甚至理應(yīng)成為唯一值得追尋之物——一切看似只能以不可戰(zhàn)勝的“白”作為前提，然而其本質(zhì)卻是一場黑暗游戲。
《他者的起源》：鏡花水月，或唯一錨點
2016年是不尋常的一年。在美國，奧巴馬的總統(tǒng)任期進入最后一年，人們原本期待的“后種族社會”并未成真，“黑命攸關(guān)”運動將矛頭指向警察暴力。盡管在這一年由奧巴馬任命的兩位黑人司法部長推動了全國性清查，令警察系統(tǒng)中的結(jié)構(gòu)性問題初步顯露，但一切隨著特朗普上臺戛然而止。
在這一年春天完成“他者的起源”講座時，莫里森尚且無從知曉這一歷史轉(zhuǎn)折?；蛟S當時的她也和大多數(shù)有識之士一樣，相信“這個國家有意對歷史法則發(fā)起挑戰(zhàn)；它終于要沿著漫長的弧線，走向道德宇宙的正義終點”（139頁）。但她一定知道這道弧線注定無比漫長?！端叩钠鹪础费永m(xù)了二十余年前《在黑暗中游戲》的論題——美國精神如何通過“構(gòu)建異類、立起藩籬”（140頁）而建立并鞏固；同時也是對作者自己一生努力的“夫子自道”——她如何嘗試通過寫作理解他者，以及自我與他者如何沖破藩籬，達成更理想也更堅實的聯(lián)結(jié)。
莫里森依然從歷史——奴隸制入手，指出美國黑人在主流文化中的“他者化”源起于奴隸制的浪漫化，后者是讓利潤豐厚但明顯并不人道的奴隸制得到合法性的理想手段。在文學世界中，這種嘗試往往呈現(xiàn)為更為隱秘的“人性化”，如《湯姆叔叔的小屋》，“斯托夫人告訴她的（白人）讀者：沒事的，奴隸們可以控制自己；別害怕，黑人只是想服侍你們。她暗示奴隸的本能是善良的，這種本能只有在遭遇西蒙·勒格里這樣惡毒的白人（注意他是北方人）恐嚇和虐待時才會被擾亂”（152頁）。同樣的處理，也出現(xiàn)在《飄》甚至是《哈克貝利·費恩》的黑人形象書寫中——盡管馬克·吐溫顯然有心賦予吉姆更多“自由”，但哈克的黑人好朋友本身仍需要足夠敦厚善良。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人的“人性化”并不需要其他主體賦予。一旦如此，便意味著他的存在只能作為這一主體的他者成立。浪漫化構(gòu)建神話，神話指向崇拜——在種族領(lǐng)域，其最終結(jié)果自然是膚色崇拜?！俺蔀槊绹说奈幕瘷C制簡單明了。一個來自意大利或俄羅斯的移民可能保留了一些母國的語言和習俗，但若想成為美國人，得到他人的承認并且真正地成為美國的一部分，她必須變成一種在她的祖國無法想象的存在：白人。這個身份可能會讓她感到自在或者不自在，但它將一直存在下去，并給她帶來某些優(yōu)勢和自由。”（175頁）正是因為非裔移民并無這樣的選項，莫里森才試圖在其創(chuàng)作中描述種族記號被抹除的世界——而非像其他黑人作家那樣創(chuàng)造令人印象深刻的黑人形象——以此揭示這種崇拜的虛妄。
然而重點在于，自我的脆弱決定了這種以他者化為基礎(chǔ)的外在特征崇拜始終不可避免?！斑@世上有兩種思想：一種活在傷口中，一種坐在家里?！保╗英]埃利亞斯·卡內(nèi)蒂:《人的疆域：卡內(nèi)蒂筆記1942—1985》，李佳川、季沖、胡燁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330頁）這至少對應(yīng)了我們迎接他者的兩種方式：我們可以向他者敞開自我——哪怕是通過傷口——以豐富、鞏固我們自身，盡管這樣必然會招致徹骨之痛；或是封閉在家中，想象并不存在的他者，將自我的高傲與怨憤統(tǒng)統(tǒng)交付給虛構(gòu)之物。
在這篇講稿的最后，莫里森介紹了一部鮮為人知的非洲小說《國王的光輝》（The Radiance of the King, 1954）。通過講述一個歐洲人在非洲的“啟蒙之旅”，加納小說家卡馬拉·拉耶“召喚出一套精細的純非洲意象詞匯，并以此與西方話語展開斡旋”（207頁），對非洲主義進行戲仿與反諷。然而拉耶的野心遠不止于此：
卡馬拉·拉耶筆下的歐洲人歷經(jīng)考驗，逐漸得到了啟蒙。克萊倫斯最終如愿以償?shù)赜P見了國王……發(fā)現(xiàn)那只是一個滿身金飾的孩子。他打開了“心中那可怕的空虛”——讓他無法與人坦誠相待的空虛——來迎接國王的目光。正是這種坦誠，這種前所未有的勇氣，讓克萊倫斯那因恐懼而穿上的文化鎧甲驟然粉碎……年幼的國王張開雙臂，把他摟入懷中。克萊倫斯感受到國王年輕的心臟在跳動，聽見國王輕聲說著真切的歸屬之辭，歡迎他加入人類的大家庭：“你不知道我一直在等你嗎？”（210頁）
或許世間從無他者——有的只是得一葉以障目卻誤以為重甲在身的蕪雜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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