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由，毋寧死”，美國人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如是說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山陀爾（Sándor Pet?fi）如是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孟子認可的自由；“無所待而游無窮”，是莊子向往的自由。古今中外，不管人們認知的自由有多么不同，都不影響他們將自由作為重要的人生追求或理想人格的核心組成。作為一個普通人，我們也經(jīng)常為人類愿意為自由所付出的一切而深深動容——當《勇敢的心》里威廉·華萊士在被斬首前高呼“Freedom（自由）”，當《肖申克的救贖》里安迪逃出監(jiān)獄后在大雨中振臂仿若一只重獲新生的鳥兒，“每一根羽毛都閃耀著自由的光輝”——每一個為之熱血沸騰的人都不會否認，自由是個值得以生命為之而戰(zhàn)的好東西。沒有人愿意被剝奪自由，被監(jiān)禁是對罪犯施以的懲罰，而如果有人無故被限制自由，如像牲畜一樣被鐵鏈束縛，我們就會感到極大的憤慨，愿意為她奔走呼號。生而為人，自由就是組成生命樂章的音符，再沒有任何其他東西可以勝過它的光彩。然而，當自由置于天平的一端，真的沒有什么可以與之匹敵嗎？如果人生有兩個按鈕，一個指向自由，而另一個指向安全，只能擇其一，你會做何選擇？
《肖申克的救贖》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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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還是安全，在這二者間猶豫、徘徊、糾結(jié)的現(xiàn)代人成了心理學家埃里?！じヂ迥罚‥rich Fromm）的研究對象。他致力于搞清楚，為什么我們所有人都有可能控制自己的生活但許多人卻害怕這樣做 ；為什么人們要讓渡甚至放棄自由，從而讓自己的生活受制于他人、環(huán)境、意識形態(tài)或非理性情緒。
1900 年，弗洛姆出生于德國法蘭克福。在成長過程中，有兩件事對他走上未來的思想取向和專業(yè)道路起到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第一件事是他兒時迷戀的一名 25 歲女子自殺身亡——這位畫家與唯一的家人父親感情深厚，在她的父親突然去世的幾天后，這位年輕的藝術(shù)家選擇了結(jié)束自己的生命。她的自殺讓弗洛姆迫切地想知道，是什么力量讓一個人走到如此極端的地步，他向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尋求答案，日后他接受了多年的精神分析訓練。第二個決定性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當時民眾的激進與仇恨、民族主義的陰影、迅速劃分的“我們”與“他們”的陣營以及“我們”是偉大的、“他們”是卑劣的……這些信息令弗洛姆深感震驚，他再一次想了解人類非理性行為的根源，不過這次不是個人的而是大眾的。他找到了一些答案，在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著作里。
多年以后，弗洛姆提出了一個有些奇異地融合了弗洛伊德和馬克思的理論——“人本主義精神分析”（Humanistic Psychoanalysis）。一方面，他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大部分概念，包括潛意識、壓抑、防御機制、移情以及將童年視為許多心理障礙根源的觀念 ；然而另一方面，他無法接受弗洛伊德僅僅將人類視為一個機械性的生物實體，于是吸納了馬克思所捍衛(wèi)的原則——人類受到文化和經(jīng)濟制度的制約，有什么樣的社會就會塑造出什么樣的人格。弗洛姆的理論充滿了對現(xiàn)代社會和現(xiàn)代人的熱切關(guān)懷以及深邃洞察，可以說，他是心理學家也是社會學家，甚至是哲學家，或者把以上頭銜綜合在一起，他是一位從社會哲學的觀點探討人性的理論心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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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為躲避納粹迫害而逃亡到美國的弗洛姆寫完了他生平的第一本著作，這部他思想無可爭議的代表作也被視為政治心理學的創(chuàng)始作品之一。在書中，他鞭辟入里地談?wù)摿爽F(xiàn)代人的困境與出路，邏輯起點便是自由的悖論，或者說，自由與安全的博弈。面對人人向往的自由，除了熱烈擁抱還存在另一種可能的姿態(tài)嗎？弗洛姆用他的書名做出了回答 ：有，那就是——《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
先來看弗洛姆在寫作這本書時所面對的世界 ：第二次工業(yè)革命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車水馬龍的大都市、標準高效的流水線和日益豐富的物質(zhì)消費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標配，與此同時，經(jīng)濟危機的到來，四分五裂的大國關(guān)系，獨裁勢力的崛起，彌漫著的懷疑、不信任與不確定，以及正滿面紅光集體瘋狂走向戰(zhàn)爭的人們……雖已過去大半個世紀，諸多景象依然可在當下的世界里找到痕跡。弗洛姆即通過對西方文明史的分析，嘗試闡明當時的人們尋求法西斯主義等極權(quán)力量庇護的心理原因。
從中世紀的傳統(tǒng)社會開始講起。那時候，人們對于如何過自己的生活沒有太多選擇，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guān)系是確定的，一個人一出生就是某個部落、家族或階級的一員，并且會終其一生一直如此。那時候很少有人需要職業(yè)咨詢，基本上農(nóng)民的兒子也會成為農(nóng)民，磨坊主的兒子還會成為磨坊主，如果你的父親是國王，那么未來你大概率也會是，不管你想不想。生產(chǎn)工具和勞動技能是從先輩那里繼承下來的，革新和發(fā)展都非常緩慢，競爭也不激烈。人們很少遠離家鄉(xiāng)，外面的世界對他們來說是危險的遠方。他們總是待在那個宿命般的位子上，這個位子限制了他們的發(fā)展與自由，但是不可否認，也是這個位子令他們的生活有結(jié)構(gòu)、有秩序、篤定且安穩(wěn)，他們不用也不會遭遇認同危機。
這種艱難但簡單的生活在文藝復興時期發(fā)生了變化，人們開始將人類而非上帝視為宇宙的中心。當時的大城市為人們提供了更多的社會流動機會和物質(zhì)財富，一夕之間，人們可以重新定義自己，開始交易、賺錢并用賺來的錢在社會上立足。繼承式的傳統(tǒng)社會結(jié)構(gòu)也開始瓦解，人的命運不再像從前那樣確定，個體與他人及群體的紐帶也不如從前那樣緊密，人們開始享受從未有過的自由。再來是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人們不再被他人管理而被期待應(yīng)該自己管理自己。之后是工業(yè)革命，人們一下子變成了員工和消費者，不再耕作土地或制造東西，而是通過付出勞力或智力來換取金錢。現(xiàn)代意義上的個體誕生了，這個過程持續(xù)了幾個世紀，一直朝著更多的選擇和自由前進，直到今天。
這就是一個“個體化”的過程。隨著文明的發(fā)展，人的獨立性和力量感日益增強，也越來越成為一個真正的個體，廣闊天地大有可為，這是自由帶來的積極影響。然而，當人們努力了幾百年，終于解開加之于身的那些束縛之后卻驚訝地發(fā)現(xiàn)，他們拼命擺脫的束縛也正是過去為他們帶來安全感和歸屬感的東西。于是，他們更加自由了同時也更加孤獨了，就像“打碎的一顆顆原子被拋到了無邊無際的危險世界中，成了孤立無援的現(xiàn)代人”（郭永玉，2023）。要命的是，人類是如此害怕孤獨。請注意，這種孤獨并不是說與他人在身體上隔絕聯(lián)系，而是在精神層面上煢煢孤立。一個人哪怕在身體上獨處，但只要他的思想和價值觀可以融合于社會就會有“歸屬感”。由此弗洛姆指出，任何風俗、信仰、宗教甚至民族主義，無論它們多么荒謬甚至有辱人格，只要可以起到將個體與他人聯(lián)系起來的功能，就可能成為抵御孤立這一人類最害怕東西的避難所。
總之，個體化使人走向自由，孤獨卻令人失去安全感，疏離、不安、焦慮隨之而來，這就是自由和安全的矛盾，它造就了現(xiàn)代人最基本的困境。于是，自由的悖論出現(xiàn)了——從前社會的安全是不自由的安全，現(xiàn)代社會的自由是不安全的自由。自由是一件很難擁有的東西，我們以為一旦得到它一定會將其奉若珍寶，然而，當我們真的擁有了它卻開始逃避自由。
如何逃避？弗洛姆提到三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威權(quán)主義”（authoritarianism），即讓渡自由，尋求一個強力且掌控一切的獨裁者、集權(quán)政府或國家機器來庇護自己，將自我消解于一個巨大的權(quán)威里以換取秩序與安全（在弗洛姆看來，納粹的崛起正與這種社會心態(tài)有關(guān)），又或者自己成為這樣一個系統(tǒng)中的絕對權(quán)威去領(lǐng)導他人。不管是哪種情況，人們都會逃避自己的獨立身份，企圖成為一個更大的群體的一部分，讓這個群體來決定或者驗證自己的選擇。
埃里希·弗洛姆
此處聯(lián)系到弗洛姆提出的另一個重要概念——“集體自戀”（collective narcissism）。如果說對于威權(quán)主義的認同可以讓個體獲得安全感，那么通過集體自戀，個體除了獲得安全感還能獲得自尊。弗洛姆曾提及“一戰(zhàn)”后集體自戀的興起，他寫道 ：“集體自戀是一種最具政治意義的現(xiàn)象……一個無名小卒，如果他的社會身份和國家綁定在一起或者將他的個人自戀轉(zhuǎn)移到群體，那他就不再是無名小卒，而是地球上最美妙的團體的一員。”（Fromm, 1973）換言之，通過鼓吹群體的強大可以彌補自身脆弱的個體自尊。在現(xiàn)代研究中，與個體自戀類似，集體自戀被界定為一種過度膨脹的集體信念，即認為自己的群體是特殊和有權(quán)享受特權(quán)待遇的，然而其他人或群體卻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于是集體自戀的核心是對內(nèi)群體的特殊性沒有得到足夠外部認可的怨恨（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
請注意，集體自戀不同于“民族主義”（nationalism）或“愛國主義”（patriotism）。民族主義的核心是對內(nèi)群體占據(jù)主導地位的渴望，所以會不斷通過展示軍事、經(jīng)濟或政治力量來使他人臣服（e.g., Blank & Schmidt, 2003; Pehrson, Brown, & Zagefka, 2009）；而愛國主義是對國家的依戀（Kosterman & Feshbach, 1989），其中“盲目的愛國主義”（blind patriotism）強調(diào)堅定的忠誠和對國家不容置疑的積極評價，而“建設(shè)性的愛國主義”（constructive patriotism）則歡迎將批評作為國家進步的動力，不需要依托外部認可就可以獲得對于群體的認同以及價值感（Schatz, Straub, & Lavine, 1999）。與這些皆有所不同的是，集體自戀者最在意的是本群體有權(quán)獲得特殊對待，于是會不斷搜尋本群體遭遇外群體不公或威脅的證據(jù)，然后以敵對和攻擊性的方式對外群體表示不滿。
研究發(fā)現(xiàn)，集體自戀與較低的個體自尊、控制感以及較高的個人自戀有關(guān)（e.g.,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20），因此可以說，集體自戀者對于群體夸張形象的關(guān)注與偏好正是出于補償他們脆弱的個人形象的需要。已有大量研究證明，集體自戀與參與和升級群體間沖突的傾向有關(guān)，也與相信外群體正在策劃、組織和從事不利于本群體的行動的陰謀論有關(guān)，還與對民粹主義黨派及政治家的支持有關(guān)（綜述見 Golec de Zavala & Lantos, 2020）。一項研究發(fā)現(xiàn)，在2016 年美國總統(tǒng)大選中，集體自戀水平是在黨派之外預(yù)測特朗普支持率的第二大因子（Federico & Golec de Zavala, 2018）。與此同時，集體自戀者對“內(nèi)部敵人”十分警惕，生怕他們抹黑內(nèi)群體或串聯(lián)外群體，然而諷刺的是，他們其實才是更容易為了個人利益而退出群體或者為了達成個人目的而利用群體成員的人（Marchlewska et al., 2020; Cichocka et al., 2021）?？傊?，這些躲在集體光環(huán)之下的人不過是在借以分享其榮耀和權(quán)力，而在當下卻似乎成了聲浪最大的一群人。
在弗洛姆看來，集體自戀也能起到避免被孤立的作用，因此也具有某種逃避自由的功能。“如果一個人只是個體自戀，說自己如何聰明、善良、勤勞、勇敢、偉大，別人如何愚蠢、惡毒、懶惰、怯懦、渺小，那么他定是令人生厭的。但當他把‘我’換成‘我們’，或者我的國家、民族、宗教，這時候再對其他群體加以貶斥時，他就會受到擁戴。一個有天賦的自戀者，往往就可以這樣而成為一個領(lǐng)袖?！保ǜヂ迥?，1988:69）
第二種逃避自由的方式是“破壞 / 毀滅”（destructiveness）。 由于害怕具有威脅性的環(huán)境，有些人會通過先打擊和摧毀它來逃避其可能對自己的傷害。常見的包括日常的暴行、故意破壞、犯罪和恐怖主義。另一個極端的表現(xiàn)形式是毀滅自己來應(yīng)對痛苦，如各種破壞性的成癮行為、自傷、自殺等。背后的邏輯則是，如果我都不存在了，還有什么事情能傷害到我？
逃避自由的第三種方式是“自動從眾”（automaton conformity），大意是依附于某種宏大敘事，通過與其他人一樣來將自我隱藏于大眾之中以此獲得安全感。例如，對于某些人來說，生活只在于穿得跟其他人一樣，然后做其他人都在做的事情—看一樣的電視節(jié)目、讀一樣的書、消費一樣的文化。人們成了一條“社會變色龍”，只反射環(huán)境的顏色而毫無個性可言。正如弗洛姆所說：“如果我看起來、說話、思考、感覺都像社會中的其他人，那么我就會消失在人群中而不需要承認我的自由或承擔責任?！边€有一種自動從眾的方式是成為社會大機器上一顆沒有個性的螺絲釘或做機器中一個不起眼的小齒輪，平平無奇、面目模糊。對此弗洛姆說 ：“過去的危險在于人們成了奴隸，而未來的危險在于人們成了機器。和奴隸相比，機器不會造反?！钡拇_，現(xiàn)在的人們一方面在想盡辦法希望把機器做得越來越像人，然而與此同時，人卻在變得越來越像機器。
威權(quán)主義、破壞 / 毀滅、自動從眾，這就是現(xiàn)代人用以逃避自由的三種方式，雖然已過去大半個世紀，但弗洛姆說的每一樣都可在當下的社會中找到對應(yīng)。另一方面，如果下降到更為微觀的水平上，個體在生活中也經(jīng)常經(jīng)歷著自由與安全的沖突。例如，中學生最常聽到父母和老師說的一句話就是“等考上大學你就自由了”。 的確，和一些中學生那種每天從睜眼到睡覺所有醒著的時間以分鐘為單位被完全填滿、毫無自主性的生活相比，大學要自由很多。但在我的觀察下，很多學生在進入大學后卻開始想念原本那種生活目標和內(nèi)容極其單一，生活步調(diào)高度確定、簡化和結(jié)構(gòu)化的環(huán)境。驟然豐富起來的大學生活意味著比以前更有趣，同時也意味著更多的糾結(jié)、懷疑與不確定，因為與自由選擇和自己做決定一并出現(xiàn)的還有自行承擔后果——是考研還是工作？是走這條路還是那條路？即便各個選項在旁人看來都相當不錯，他們依然會因為這個抉擇可能影響未來而感到痛苦甚至恐懼。此時，如果有別人替自己做選擇或者干脆交給命運，反而會如釋重負。于是，為了躲避自由的代價也就是升高的不安全感，他們也會開始逃離自由。
還有一個觀察，有些人未必會把生活的規(guī)劃權(quán)交給他人，而是躲避各種可能性或者主動壓縮自己的選項。這看起來好像也是有自由的，不過這種自由被縮減成了幾個按鈕——吃或不吃，黑或白，支持或反對，向左走或向右走—總之沒有中間地帶。這或許是逃避自由的另一種方式，即逃避生活的復雜性，逃避可能的困難、挫敗、危險，因為極度簡化也會令人產(chǎn)生安全的錯覺。這讓人聯(lián)想起電影《肖申克的救贖》里的老布（Brooks），他在監(jiān)獄里待了 50 年，高墻之內(nèi)的世界限制了他的自由卻給了他極大的安全感。他不在乎這個圍困他的系統(tǒng)是好是壞，只要可以維系他習慣的按部就班的一切就好。終于有一天，他假釋出獄走出了高墻，面對久違的自由，他的反應(yīng)是不知所措和強烈的困惑、痛苦、不安，他極度渴望回到那個不自由但安全的地方去但無能為力，最后他選擇了自我毀滅，以上吊結(jié)束了生命。
要自由還是要安全？在“9·11”事件之后，美國人認為自己讓渡了一些自由以便更安全地抵御恐怖主義的威脅 ；在新冠疫情暴發(fā)之初，很多國家也出現(xiàn)過自由還是安全優(yōu)先的爭議，這或許涉及價值觀排序的問題。從更本質(zhì)的層面來說，人需要自由也需要安全，即使是蹣跚學步的孩子也會既希望自由探索和嘗試新事物又希望感到安全有保障，迄今為止，似乎尚沒有哪個社會能完美地讓二者達到統(tǒng)一—自由的社會不安全，安全的社會不自由。如何實現(xiàn)既自由又安全的理想社會？恐怕還需要人類花漫長的時間去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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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臺灣地區(qū)版《逃避自由》譯本的封面上有這么一句話 ：“自由，是積極的實踐，還是模仿的游戲？”這是一個極好的問題。在弗洛姆看來，現(xiàn)代社會的自由看似是自由，但并不是真正的“積極自由”，而只是一種“消極自由”，因為它是建立在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相分離的基礎(chǔ)上的。弗洛姆用了“異化”（alienation）這個源于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詞來解釋為什么現(xiàn)代社會的自由是消極的，他將異化的個體定義為“只能以片面方式體驗外部世界但與內(nèi)心世界脫節(jié)的人”（Fromm, 1990）。
在弗洛姆的眼里，現(xiàn)代人異化于自己，異化于同類，異化于自然。最典型的例子是，現(xiàn)代消費主義文化下的人們因消費而瘋狂。社會生產(chǎn)更豐富多樣的商品原本是為了讓人們過上更幸福的生活，消費只是達成這一目的的手段，然而現(xiàn)在手段成了目的本身。人們不斷通過對于商品的占有來定義和彰顯自己并沉湎于這種占有，從中獲得滿足?！皌o have”（擁有）完全壓倒了“to be”（存在）。更夸張的是，不僅人與物的關(guān)系是異化的，人與人甚至人與自己的關(guān)系也是異化的。人們互相視對方為可利用的工具，評價他人的標準不是這個人是否自由充分地發(fā)展，而是看其在社會中取得的權(quán)力、地位、財富即成功程度。然而，這種成功本身并不具有生產(chǎn)力，只是一些可供復制和批發(fā)的空洞的東西，但正是這些東西定義了這個人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具有多少交換價值。人們甚至也將自己視為工具，以換取金錢、地位、名聲、尊重以及更大的安全。人人都變成了商品待價而沽，金錢成了萬物的尺度，而愛、幸福、尊嚴、創(chuàng)造力這些人性化的東西則被丟棄在了角落。于是，凡此種種的異化所帶來的自由只會是消極自由。
那么何為積極自由？弗洛姆說，那是“一種將個人與世界聯(lián)系起來同時又不消除其個性的能力”（Fromm, 1941: 29），換言之，是不犧牲與自然、他人、自我的聯(lián)結(jié)同時又能推進獨特性與個性發(fā)展的自由。這是一種不僅不會讓人感到不安全，而且可以讓人盡情去做其認為有價值的、好的、值得為之奮斗的事情的自由。
如何才能實現(xiàn)積極自由？弗洛姆提供的方案是，去愛。來看看他在另一本代表著作《愛的藝術(shù)》（The Art of Loving, 1956）中是怎么說的。在現(xiàn)代文化中，愛經(jīng)常被描寫為一件被動發(fā)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是我們無法控制也難以抗拒的浪漫感覺，如“墜入愛河”或“被愛神之箭射中”。這在弗洛姆看來完全是對愛的誤解，就好像人們將幸福誤解為享受快樂一樣。事實正相反，愛是一件需要有意識付出努力的事情，它就像一門藝術(shù)——繪畫或者彈鋼琴——一樣，需要知識和體驗，需要學習和實踐。如果意識不到這一點，而只是將愛視為隨機發(fā)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那就不會覺得需要對自己的愛負責，并會像隨時“墜入愛河”一樣輕易“失戀”。換言之，人們不能無緣無故地期望得到無條件的愛而不做出自己的貢獻，愛并沒有那么容易，它真的需要勇氣、行動、承諾以及高度責任感。
《愛的藝術(shù)》書封
被動等待無條件的愛砸到自己身上，那是嬰兒式的方式，嬰兒只會將他人視為滿足自己欲望的工具，總是以自己為中心來建立與他人的關(guān)系，而不是將他人視為值得尊重的、與自己平等且獨立的人，這不是愛而是自戀。所以，成熟的個體必須意識到自己需要對關(guān)系負責，并通過謙遜、自律、愛他人的行動來贏得友誼和愛。更重要的是，愛他人的前提是要愛自己，愛應(yīng)該是鼓勵人們成為更好的人的引擎。在愛的關(guān)系中，兩個人合二為一但又都還是自己，并愿意為自身、對方及關(guān)系的成長持續(xù)努力。于是所謂成熟的創(chuàng)造性的愛，是在保持自己獨立性和完整性的同時與他人結(jié)為一體，這樣一方面可以克服孤獨感和疏離感，另一方面又不需要付出損害自身獨立和自由的代價，于是這是一種與他人共享、共同擁有一個世界并使身處其中的每個人都更有力量也更幸福的狀態(tài)。
除此之外，弗洛姆眼中的愛并不僅僅是與特定的人的關(guān)系，它是一種態(tài)度，是對生命、生活與社會的積極關(guān)注和負責，因此決定了一個人與整個世界的關(guān)系 ；它更是一種能力甚至一種變革性力量，可以用以改變自己，改變社會。于是，一個能充分發(fā)揮自身個性與潛能并能與他人及世界建立起豐富、有意義的愛的關(guān)系的人就是弗洛姆眼中的理想人格——“生產(chǎn)性人格”（productive character），這種人可以通過自發(fā)的創(chuàng)造性活動以及與他人的團結(jié)協(xié)作實現(xiàn)真正的積極自由。
總之，愛是既能克服孤立處境又能保持自身完整性的良方，在弗洛姆看來，這就是現(xiàn)代人走出困境的唯一解藥?？梢钥闯?，他的社會變革方案回到了個體層面，因此有批評者認為，這種無須打破當前社會秩序、只需調(diào)動個體內(nèi)心資源的改良方案與其此前宏大的社會視角不相匹配，同時也體現(xiàn)出以心理學作為社會分析基礎(chǔ)的些許尷尬。但是，弗洛姆的貢獻依然值得肯定。與別人不同，心理學對他來說不僅是一種學術(shù)研究或治療手段，更是認識人類社會的工具，他對于現(xiàn)代人存在困境的分析入木三分，也令每一個觀照自身命運的人心有戚戚。在這個紛繁無常的世界里再次品讀弗洛姆，或許也是一種朝向自由的方式。
本文摘自《我們何以不同——人格心理學40講》，王芳 著，北京日報出版社·理想國2023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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