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9年到1966年之間（也就是所謂的“十七年時期”）的中國西藏學的歷史不容易寫，尤其是關于藏語古代歷史文獻（以及宗教文獻）的翻譯和研究的部分。在此期間雖然成立了中央民族學院（簡稱民院，今中央民族大學）及其研究部，西南民族學院（位于四川成都，今西南民族大學），西北民族學院（位于甘肅蘭州，今西北民族大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民族研究所（簡稱民族所，其前身即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西藏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調(diào)查組（簡稱西藏調(diào)查組）等研究機構和組織，但是它們都是偏重于藏語拉薩話（通行的標準語）和各種方言口語的教學和調(diào)研，民族政策的論證和咨詢，藏族和漢族干部的培養(yǎng)，藏區(qū)社會政治經(jīng)濟情況的考察，藏族及其親緣民族的成分識別，吐蕃王國及其前后各個時期的社會定性和階級劃分等工作，比較忽視藏語古代歷史文獻的翻譯和研究。
這種翻譯和研究的工作當時主要集中于少數(shù)機構和組織的少數(shù)幾人手中，其工作成果很難得到正式出版的機會，在多數(shù)情況下都是作為參考資料以稿本、油印本、曬藍本和鉛印本的形式在內(nèi)部流通。要想重構十七年時期關于藏語古代歷史文獻的翻譯和研究的歷史，必須全面掌握這些稿本、油印本、曬藍本和鉛印本的情況才行。以前，這些只在內(nèi)部流通的文獻多是保存在有關機構、組織及其相關個人的手中，外間對這段歷史感興趣的人很難有接觸到它們的機會。但是現(xiàn)在的情況已經(jīng)大有改變，隨著民族所等機構和組織的檔案和藏書的散出，以及相關人士去世后私人文件和藏書進入古舊書市場，我們可以說是迎來了能夠初步研究這段歷史及其文獻的最好時期。
這種研究甚至不用我們自己來開始做最基礎的資料搜集的工作，因為早在十七年時期的末尾就已經(jīng)有專業(yè)內(nèi)的相關人士對這段歷史做過總結，只是這類總結性的文件一直沒有得到機會正式出版。2021年12月初，我從孔夫子舊書網(wǎng)（簡稱孔網(wǎng)）上拍的民族所檔案中拍得一篇《關于組織各地人力，進行整理翻譯藏文史料工作的初步意見》（簡稱《初步意見》；圖一，圖二，圖三），一看就知道是少見的有關十七年時期藏語古代歷史文獻的翻譯和研究的兼具總結性和前瞻性的歷史文件，其中尤其詳于當時僅在內(nèi)部流通但是現(xiàn)在已經(jīng)很少有人知道的譯文和原文的稿本、油印本、曬藍本和鉛印本，以及相關機構和組織收藏的藏語刻本、抄本和復制本（油印、曬藍），值得特別介紹出來供研究這一時期中國西藏學的歷史乃至一般東方學的歷史的學者參考。
圖一
圖二
圖三
關于整理翻譯藏語史料的《初步意見》
我拍到的《初步意見》似是用復寫紙抄的，寫于北京市文化用品公司發(fā)行的四百字稿紙上，有少量鋼筆批改，一共十七頁。文章分為“國內(nèi)已經(jīng)翻譯的藏文史料”“今后計劃重點翻譯的項目”“各有關單位和有關人員”三個部分，前兩部分又分“書籍手稿”（這里的“手稿”指寫本或抄本）、“考古文獻”、“檔案封文”三類敘述藏語古代歷史文獻的翻譯和研究現(xiàn)狀。文中提到“整理翻譯藏文史料工作，是本組今后主要任務之一”，這里的“本組”指的就是西藏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調(diào)查組，由此知道此文屬于該組尚在運行時期的文件。文中涉及的最晚時間是1964年12月（參看下文講傅師仲譯《白史》的部分），可知其大約作于是時前后。文中還提到“我們要求我所應掌握國內(nèi)已經(jīng)譯出的藏文史料情況”“本所所藏資料”“本所保存刻本（傳抄本等）”等，“我所”和“本所”都是指民族所。西藏調(diào)查組的人員主要來自民族所和民院，《初步意見》的作者既然以“我所”“本所”自稱，可知其為調(diào)查組中屬于民族所的人。
《初步意見》的全文如下（文中出現(xiàn)的藏語全部改為拉丁字[羅馬字]轉(zhuǎn)寫，轉(zhuǎn)寫規(guī)則參照俄國東方學家伏斯特里科夫[A. I. Vostrikov, 1904-1937]杰出的遺作《藏語歷史文獻》的英譯本[Tibetan Historical Literature, tr. from the Russian by Harish Chandra Gupta, Routledge Curzon Press Ltd., 1994]；凡是文中有明顯錯誤的地方，都在方括號[]中注出正確的形式）：
關于組織各地人力，進行整理翻譯藏文史料工作的初步意見
整理翻譯藏文史料工作，是本組今后主要任務之一。近幾十年，特別是解放以來，國內(nèi)雖對藏文史料進行過一些翻譯，但還遠遠趕不上目前對藏族社會歷史研究的要求。我們提出這一意見的目的，是為了今后如何更好地組織各有關單位和各地翻譯人才，挖掘潛力，發(fā)揮所長，有計劃、有步驟、有重點地進行翻譯藏文史料工作，以提供藏族史料，并推動各地對藏族史展開深入的研究。鑒于多年以來英、法、德、意、日、印等國已整理和翻譯了不少的藏文歷史文獻，近幾年來，美國也在這方面加緊追趕。此外，蘇聯(lián)也在原有基礎上積極進行。因此，我們認為組織各地人力進行這項工作，是十分迫切刻不容緩的。
我們要求我所應掌握國內(nèi)已經(jīng)譯出的藏文史料情況，今后分批提出重點翻譯項目，組織各有關單位和對翻譯藏文史料有所專長的各地人力，有計劃地進行這項工作。此外，也應掌握國外進行整理和翻譯藏文史料的情報。（我們把初步了解到的國內(nèi)和國外已經(jīng)整理翻譯的情況制成簡表附上[參見附件]，以供參考。）
茲將國內(nèi)已經(jīng)翻譯的藏文史料，今后計劃重點翻譯的項目，各有關單位和有關人員列舉如下：
一、國內(nèi)已經(jīng)翻譯的藏文史料
據(jù)我們初步了解，大致歸為書籍手稿，考古文獻，檔案封文等三類。
1、書籍手稿類
這類文獻有全譯本、摘譯本（較成篇的）和編譯本。
① 達賴五世：《西藏王臣史》（Bod-kyi-deb-ther-dpyid-kyi-rgyal-mo’i-glu-dbya?s）
a. 王堯譯，一九六三年，稿本，一四六頁。據(jù)藏文《西藏王臣記》，民族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排印本譯。我所選用《薩迦世系、帕主世系》，一九六四年復制打印，四二頁。
b. 黃顥譯：《西藏王臣記》，一九六四年，練習試譯本。據(jù)同書排印本譯。
c. 劉立千編譯：《續(xù)藏史鑒》，成都華西大學華西邊疆研究所，一九四五年版。
② 索南堅贊：《西藏政教史鑒》（Bod-kyi-rgyal-rabs-gsal-ba’i-me-lo?-chos-’byu?）
a. 劉立千譯、任乃強考注，載《康導月刊》，第二卷十一期至第三卷十一期，第五卷一期至六期，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三年。
b. 王沂暖譯：《西藏王統(tǒng)記》，商務印書館一九四九年版。
③ 蔡巴袞噶多吉：《紅史》（Deb-ther-dmar-po）
陳來多吉譯，一九六四年，稿本，中央民族學院少數(shù)民族語文系第一教研組藏。據(jù)我所保存?zhèn)鞒镜臅駡D復制本及民族文化宮傳抄本譯。
④ 根敦群佩：《白史》（Deb-ther-dkar-po）
a. 法尊譯：《西藏政治史冊》，稿本。西藏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調(diào)查組一九六二年在拉薩復制打印，六四頁，金鐘校訂。
b. 傅師仲譯：《有關大蕃政治制度之王統(tǒng)記白史》，稿本。
⑤ 《土觀佛教宗派源流》（Grub-mtha’-thams-cad-?el-kyi-me-lo?）
（劉立千譯？）《善說諸宗源流及教義晶鏡史》，稿本，西南民族學院藏。我所一九六一年復制油印本，二一八頁。
⑥ 《布敦佛教史》（bDe-g?egs-chos-’byu?）
a. 湯薌銘等譯，稿本，北京中國佛教協(xié)會藏。
b. 李有義節(jié)譯，《西藏佛教史IVB》，稿本，三六頁。據(jù)英譯本同書（E. Obermiller:《History of Buddhism Chos-?byung by Bu-Ston》, Pt. Ⅱ, Heidelberg, 1932）譯。關于佛教“前弘期”，及“后弘期”諸譯師部份。
c. 鄧銳齡節(jié)譯，一九六三年稿本，據(jù)日譯本同書（見：佐藤長：《古代チベット史研究》，下卷，東京，一九五九年）譯。關于佛教“前弘期”部份。
⑦ 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Dam-chos-’phags-yul-du-dar-tshul-gsal-ston）
張建木（克強）譯，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打印，一二八頁。
⑧ 《彌拉熱巴傳》（Mi-la-ras-pa’i-rnam-thar）
a. 劉立千譯：《彌羅熱巴傳》，稿本，西南民族學院藏。我所復制抄寫，一九六二年。
b. 王沂暖譯：《西藏圣者米拉日巴的一生》，商務印書館一九四九年版。
⑨ 《蓮花遺教》（Padma-bka’i-tha?-yig）
孫景峰[風]譯，稿本（據(jù)于道泉先生介紹此人先在北京菩提學會，一九五六年后在上海文史館）。
⑩ 嘉木樣：《佛歷表》（’Jam-dbya?s-bstan-rtsis）
王堯譯：《佛歷表》，稿本。
11 《宗喀巴大師傳》（rJe-b[tsun]-tso?-kha-pa’i-rnam-thar）
法尊節(jié)譯，印本。
12 《瑪爾巴譯師傳》（Mar-pa-lo-tsā-ba’i-rnam-thar）
劉立千節(jié)譯，載《康藏研究月刊》第一至二十二期，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
13 《德格土司傳》（sDe-dge-rgyal-rabs）
任乃強節(jié)譯，《德格土司世譜》，載《康藏研究月刊》，第十三至十六期，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
2、考古文獻類：
① 西藏古藏文金石銘刻
a. 《西藏古碑銘集》，西藏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調(diào)查組編，一九六一年拉薩打印本，二三頁。主要參考《吐蕃諸王陵墓考》（G. Tucci,《The T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 Rome, 1950）英譯部分碑銘譯。
b. 李有義譯：《吐蕃諸王陵墓考》，一九六二年，稿本，一二七頁。據(jù)英文同書譯。
c. 王忠譯，稿本。據(jù)外文書刊所載碑銘原文譯。
② 《敦煌古藏文歷史文書》，法文譯本（J. Bacot, F. W. Thomas, Ch. Tous[s]aint: 《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A L’histoire de Tibet》, Paris, 1940）。
a. 王靜如譯，稿本，據(jù)法譯本譯。西藏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調(diào)查組編：《敦煌古藏文史料》，一九六一年拉薩復制打印本，一〇七頁。據(jù)王靜如譯本，并輯入王忠部分譯文編印。
b. 王忠譯，稿本，據(jù)法譯本譯。
c. 傅師仲譯，稿本，據(jù)法譯本藏文轉(zhuǎn)寫部分譯。
3、檔案、封文類：
① 各有關單位和藏族地區(qū)有關機關翻譯的檔案文件（待了解）。
② 中央民族學院少數(shù)民族語文系第一教研組據(jù)民族文化宮和本所所藏資料選譯，稿本。
4、其他：
① 劉立千編譯：《印藏佛教史》，四川成都華西大學華西邊疆研究所一九四六年版。
② 常任俠：“拉薩‘唐蕃會盟碑’的盟文與建筑”，載《現(xiàn)代佛學》，一九五九年十一期。本文收錄了該碑的全文。
二、今后計劃重點翻譯的項目
據(jù)我們初步了解、掌握的藏文史料和目前研究工作的迫切需要，提出第一批重點翻譯項目計書籍二十種、文獻四種、檔案材料六種。
1、書籍手稿類
①、《智者喜筵宗教源流》（Chos-’byu?-mkhas-pa’i-dga’-ston）
本所保存刻本、第三章傳抄本。重點在“王統(tǒng)記”（rgyal-rabs）。
②、《帕竹郎氏世系》（rLa?s-kyi-bo-ti-bse-ru）
本所保存復制抄本。
③、《薩迦世系》（Sa-skya-gdu?-rabs）
本所保存?zhèn)鞒?、刻本?/p>
④、《巴氏語錄》（sBa-bshad[bshed]）
民族文化宮藏傳抄本，本所藏中央民族學院據(jù)R.A.Stein?？北镜挠陀椭票?，西藏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調(diào)查組據(jù)西藏傳抄本的油印復制本。
⑤、《南瞻部洲廣述》（’Dsam-gli?-rgyas-b?ad）
北京民族出版社藏抄本。
⑥、《本教史》等三種（Gle?-gshi-bstan-pa’i-’byu?-khu?s, gYu?-bon-gyi-bstan-pa’i-dkar--chags, bsGrags-pa-gli?-grags）
本所保存?zhèn)鞒尽?/p>
⑦、歷輩達賴傳
刻本。重點摘譯、選譯。
⑧、歷輩班禪傳
刻本。重點摘譯、選譯。
⑨、《頗羅鼐傳》（Mi-dba?-rtogs-brjod）
刻本。
⑩、《史?！罚―eb-ther-rgya-mtsho）即《安多政教史》（mDo-smad-chos-’byu?）
民族文化宮藏刻本，西北民族學院復制打印本。
11、《松贊干布遺誥》（bKa’-chems-kha-khol-ma）
民族文化宮藏抄本。
12、《娘域宗教源流》等三種（Mya?-yul-chos-’byu?, Bo-do?-chos-’byu?, Thob-rgyal-gyi-dge-mtshan-che-lo?-tsam-brjod-pa-s?on-med-legs-b?ad-lhun-po’i-rdul-phran）
本所保存復制抄本。
13、松巴堪布意希班覺：《歷史年表》（dPag-bsam-ljon-bza?）
刻本。
14、袞卻倫朱等：《增續(xù)教法源流》（Dam-chos-’byu?-tshul）
刻本。
15、《新舊噶當派史》
刻本。
16、《薩迦大師傳承傳》（bLa-ma-brgyud-pa’i-rnam-thar）
刻本。
17、《五部遺教》（bKa’-tha?-sde-l?a）
刻本。重點摘譯、選譯。
18、《十萬寶頌》（Ma-?i-bka’-’bum）
刻本，本所保存?zhèn)鞒尽?/p>
19、《白琉璃歷史年表》（Vai?ūrya-dkar-po）
刻本。
20、《黃琉璃歷史年表》（Vai?ūrya-ser-po）
刻本。
2、考古文獻類：
①、國內(nèi)所藏的甘肅、新疆等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古藏文文獻。
甘肅省科學院分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科學院分院藏，原件。
②、流散國外的敦煌、南疆等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古藏文手卷、木簡等文獻。在國外已有整理、翻譯的書刊專著（如F.W.Thomas:《Ancient Folk-Literature from North-Eastern Tibet》, Berlin, 1957; 《Tibetan Texts and Documents》, Ⅰ·Ⅱ·Ⅲ, London, 1935, 1951, 1955, 等）。
③、西藏等地現(xiàn)存古藏文金石銘刻
需進行普查和搜集（可參考國外書刊發(fā)表的原文轉(zhuǎn)寫和譯文材料）。
④、西藏窮結縣松贊拉康、甘肅敦煌石窟等墻壁題誌，需進行普查和搜集。
3、封文檔案類：
①、《西藏法律十三法》（Bod-kyi-khrims-yig-shal-lce-bcu-gsum）
我所、民族文化宮藏，傳抄本。
②、《西藏法律十六法》（Bod-kyi-khrims-yig-shal-lce-bcu-drug）
西藏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調(diào)查組、中央民族學院少數(shù)民族語文系藏族文學史組藏，傳抄本。
③、《西藏譯倉印譜》（Yig-tsha?-tham-deb）
西藏檔案館藏，西藏調(diào)查組據(jù)節(jié)錄傳抄本節(jié)譯的調(diào)查資料。
④、《西藏地方政府大事記》
西藏檔案館藏（正在進行整理中）。
⑤、《西藏各教派寺廟分布材料及僧尼數(shù)字》
拉薩西藏日報社藏，手稿。
⑥、《鐵虎年（清道光十年，庚寅，一八三〇年）清冊》（lCags-stag-shib-gshu?）
西藏檔案館藏，近代史研究所復制。
三、各有關單位和有關人員
我們僅將目前了解的情況，列舉如下：
1、有關單位：
①、各藏族自治地區(qū)有關單位（包括政府機關、文教機構、學校、出版社、報社等單位）。
②、中央民族學院少數(shù)民族語文系、預科。
③、北京民族出版社。
④、中國佛教協(xié)會。
⑤、甘肅科學院分院民族研究所。
⑥、西北民族學院語文系。
⑦、青?？茖W院分院。
⑧、青海民族學院。
⑨、青海人民出版社。
⑩、四川科學院分院民族研究所。
11、西南民族學院。
12、云南科學院分院民族研究所。
13、云南民族學院。
14、陜西咸陽市西藏公學藏文系、預科。
2、有關人員（圖四，圖五）
圖四
圖五
①、法尊 北京中國佛教協(xié)會 有歷史、佛教史譯述。
②、傅師仲 陜西咸陽西藏公學藏文系 譯有歷史書籍、文件等，專長古藏文。
③、劉立千 北京民族出版社 有歷史、佛教史、傳記譯述。
④、王沂暖 蘭州西北民族學院語文系 有歷史、傳記譯述。
⑤、張克強 北京中國佛教協(xié)會 有佛教史譯述。
⑥、祝維翰 成都科學院四川分院民族研究所藏文大辭典編纂組 專長宗教史。
⑦、王忠 北京近代史研究所 有歷史文獻譯述。
⑧、湯薌銘 北京中國佛教協(xié)會 有歷史譯稿。
⑨、王堯 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少數(shù)民族語文系 有歷史譯稿。
⑩、扎西旺都 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少數(shù)民族語文系 專長檔案封文。
11、李秉權 北京中央民族學院預科 專長封文、傳記等。
《初步意見》提到“我們把初步了解到的國內(nèi)和國外已經(jīng)整理翻譯的情況制成簡表附上（參見附件）”，可惜作為附件的簡表沒有出現(xiàn)在我拍到的東西中。下文就以《初步意見》為綱，根據(jù)我掌握的資料對其第一部分中著錄的當時國內(nèi)已經(jīng)翻譯的藏語古代歷史文獻（包括原文）的稿本、油印本和鉛印本等試做初步的解說和圖示。
五世達賴的《西藏王臣記》
五世達賴（1617-1682）所撰《西藏王臣記》，現(xiàn)在通行的漢譯本為郭和卿（1907-1986）所翻（民族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但是最早譯刊此書的是劉立千（1910-2008）。正如《初步意見》所說，劉譯題《續(xù)藏史鑒》由成都華西大學華西邊疆研究所出版（圖六，圖七；西南民族學院中文系藏語文教研組舊藏復制本）。不過，劉譯并未標明出版時間，《初步意見》的“一九四五年版”，應是根據(jù)劉譯《緒言》的完成時間“一九四五、一一、廿八”而定的。華西大學邊疆所還出版過劉立千編譯的《印藏佛教史》（圖八），也沒有標明出版時間?！冻醪揭庖姟诽岬剿鼤r說的“一九四六年版”，跟《續(xù)藏史鑒》一樣，也是根據(jù)劉立千《緒言》的完成時間“三五[民國三十五年]、一、二”而定的。
圖六
圖七
圖八
劉譯并非全譯，只是節(jié)譯出《吐番[蕃]王朝分裂史》《薩嘉時期王朝史》（目錄作《薩嘉王朝史》）《帕摩主巴王朝興盛與王室衰微史》（目錄作《帥[帕]摩主巴王朝史》）《迦斯王朝與格登頗章王朝》（目錄多一“史”字）四個部分，約當于郭譯的《朗達瑪王朝及其王嗣事記》《薩迦歷代繼掌西藏政教事記》《蔡巴噶舉派掌管西藏政教事記》《枳公噶舉派掌管西藏政教事記》《北道一些杰出人物的事跡》《拔住噶舉派掌管西藏政教事記》等章。有意思的是，劉譯把作者當成了語自在妙善（?ag-dba?-dge-legs），但此人只是書稿的繕寫者，郭譯（185頁）翻作“昂旺格勒（語自在吉祥）”。劉譯雖有不少問題，但譯文典雅可誦，首創(chuàng)之功實不可沒，能否避開他的錯誤，全在讀者是否善用。王森（1912-1991）從1963年10月開始編寫并口述他的《關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資料》（正式出版時改題《西藏佛教發(fā)展史略》）時就使用過劉譯，此事見于鄧銳齡（1925-）所撰《回憶王森先生》（《中國藏學》，2016年第3期[2016年8月15日]）：“先生往往攜帶藏漢史籍來，隨時復查，尤其注重史事的年代。他在羅列赫（G. N. Roerich）英譯《青史》、吳燕紹《西藏史講義》、劉立千譯《續(xù)藏史鑒》等書上，用工整的小楷批注幾滿。”另外，鄧銳齡在其《九十自述：如何走上藏史研究之路》（《中國藏學》2014年第4期[2014年11月15日]）中提到自己初入統(tǒng)戰(zhàn)部接觸藏事工作時就讀過《續(xù)藏史鑒》。吳燕紹（1868-1944）的《西藏史講義》應即北京大學鉛印講義《西藏史大綱》（影印本分上下冊，收入“西藏學漢文文獻匯刻”第三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3年10月）。據(jù)其子吳豐培（1909-1996）所寫《西藏史大綱跋》，“瑞典著名探險家斯文海定，德國藏文專家雷興均慕名造訪（吳燕紹），有所請益”，“現(xiàn)代藏學專家如于道泉、王森、牙含章、王堯諸教授，均視（吳著）為珍本，爭相借用，力促我將此稿早日問世，以供急需”。斯文海定和雷興即Sven Hedin（1865-1952）與Ferdinand Lessing（1882-1961）。
劉譯之后就是郭譯。郭譯大約于1962年應中國佛教協(xié)會之請譯出，當時未能出版，好在譯稿經(jīng)過“文革”保存下來，乃能于1983年正式出版。比郭譯稍后，就是《初步意見》著錄的王堯（1928-2015）譯本。王譯題為《西藏王臣史》，只有參考劉譯翻出的關于薩迦（薩嘉）、帕主（帕摩主巴）世系的兩節(jié)曾在內(nèi)部發(fā)行?？拙W(wǎng)曾上拍王譯《西藏王臣史》的打字油印本（https://www.kongfz.cn/60295636；2023年5月15日讀?。?，內(nèi)含薩迦、帕主二種世系，雖然從網(wǎng)上的照片看不到編印機構和時間，但我懷疑它就是《初步意見》所提民族所1964年的復制打印本，因為它的有字的頁數(shù)也是四十二頁（弁言一頁，弁言背面空白頁一頁，薩迦世系十一頁[封面誤為十九頁]，帕主世系二十九頁）。封面下方所印“中央民族學院 少數(shù)民族語文系 王堯譯稿”，只是表示譯者單位為民院，并不表示是民院印的。王堯在書前的《弁言》里詳細講述了譯刊的緣起：
本書為西藏大德第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錯[措]（1617-1682）所著，成書于1643[一六四三]年（癸卯），時作者才二十七歲。書全名為《述雪域神種之王臣史書園[圓］滿時青年喜宴春后之歌》[（gangs can yul gyi sa la spyod pa’i mtho ris kyi rgyal blon gtso bor brjod pa’i deb ther rdzogs ldan gzhon nu’i dga’ ston dpyid kyi rgyal mo’i glu dbyangs）]，在西藏史部著作中頗負盛名，尤以書中詳述各地方集團之歷史見稱于世。
一九六〇年、六一年參閱劉立千先生的節(jié)譯本并得[東噶·]羅桑赤列先生之助披閱兩次，一九六二年碩督·羅桑群覺同志在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藏文研究班講授此書時，我擔任輔導，由于這些因緣才有翻譯全書之志，遵王森先生之囑，先將“薩迦世系”、“帕主[竹]世系”二節(jié)譯出，提供參考。
著者喜用古詞，尤喜藻語，翻譯時頗感棘手，幸得上述二位羅桑先生之指導，勉強譯成，是否恰當，尚希同志們指教。
翻譯時選用1957[一九五七]年北京民族出版社新排鉛印本[（122-141，156-212頁）]，喜其字跡清晰，便于攜帶，譯稿所標藏文原文頁碼[藏文頁碼]即此版本也。一并志明。
[中央民族學院少數(shù)民族語文系藏語教研組]
王堯
一九六三年四月初譯
一九六三年七月修改
王譯作為王森《關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資料（初稿）》的附錄一，于1965年7月由民族所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研究室作為參考資料在內(nèi)部編印發(fā)行（圖九，圖十；民族所吳從眾舊藏，宋希於購贈）。這個本子是鉛印本，與油印本相比，在文字上有一些增訂。比如上引《弁言》，凡是放在方括號[]中的字詞，都是鉛印本中所做的增訂。王譯所據(jù)“民族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排印本”，指1957年10月第1版的《西藏王臣記》藏語本。根據(jù)書后的漢語版權頁，這個本子是由工布吉村、丹巴嘉錯編，楊占才、唐國信校對的。鄧銳齡在《關于近年中國藏學研究的動向》（原刊日本帝京大學《國際文化紀要》1989年第1號，后收入《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上冊，中國藏學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526-538頁）中說：“據(jù)說，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北京曾經(jīng)鉛印出版藏文本《西藏王臣史》（引者按：此處刪去藏語書名）這部達賴喇嘛五世所撰史書，即有權勢人士認為書中有宣揚宗教文句，給予出版社以譴責，已故發(fā)行數(shù)量頗少。”這部使出版社遭到譴責，發(fā)行數(shù)量很少的藏語本《西藏王臣史》，應該就是王譯所據(jù)的1957年鉛印本。正如王堯所說，這個本子印得的確“字跡清晰”。需要注意的是，藏語本的漢語書名作《西藏王臣記》，但王譯卻作《西藏王臣史》，有一字之別。后來還是《西藏王臣記》成了通行的譯名。
圖九
圖十
據(jù)《初步意見》，完成于1963年的王譯稿本有一百四十六頁，顯然作者或是曾經(jīng)親眼見過譯稿，或是聞之于見過譯稿之人，否則不會如此精確地記出頁數(shù)。據(jù)王堯回憶，《王臣記》被他“逐章逐節(jié)翻譯成漢文”，“譯稿在‘文化大革命’當中被抄沒了”（《我所結識的喇嘛》，《中國藏學》2015年第1期，17頁），“我的全譯稿上交給教研室負責人保管，在‘文化大革命’中卻遺失了”（《我與藏學——代序》，《藏學概論》，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13頁），可見當時是翻譯了全書的。依《初步意見》，民族所的黃顥（1933-2004）在王譯之后于1964年也根據(jù)1957年的排印本練習試譯過《西藏王臣記》。黃譯稿本我們也看不到，也許還保留在民族所或私人手中。最后需要補充的是，劉立千在郭譯之后也出版了《西藏王臣記》全文的譯注本（《西藏王臣記》，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收入“劉立千藏學著譯文集”，民族出版社，2000年2月第1版），對《續(xù)藏史鑒》中的錯誤以及搞錯作者的問題，他在新寫的《前言》（1987年10月30日作于成都）中做了詳細的說明：
1945年最初翻譯這本書時，確實遇到很多困難，那時正處在抗戰(zhàn)時期，漢藏交通阻滯，我找的這本書，德格印經(jīng)院沒有版本，只有拉薩的版本，印紙很粗糙，字跡又模糊，間或有脫漏之處，看起來非常吃力。加上本書古詞藻語很多，理解困難。因此翻譯時采用拋開文學辭句，只取其中史料，用意譯的方法翻譯。此外，在本書敘事不明之處，又引證了其他史書作為補充，因此該書與其說為直譯，不如說成是編譯，較為恰切些。由于用選擇的譯法，不能逐字逐句翻譯，因此掉字漏句之處很多，本人語文水平有限，藏文理解錯誤的地方也不少，更遺憾的是把著作者的名字也寫錯了。
索南堅贊的《西藏王統(tǒng)記》
比《西藏王臣記》成書早近三百年，元末明初的薩迦派喇嘛索南堅贊（譯言福幢，1312-1375）寫過一部《西藏王統(tǒng)記》。二《記》漢譯名僅一字（“臣”“統(tǒng)”）之別，極易搞混。由于《王統(tǒng)記》偏詳吐蕃時期歷史，加以成書年代較早，所以備受東西學者推崇?！冻醪揭庖姟吩趯懙接媱澐g的《智者喜筵宗教源流》時，特別提到重點在翻譯其中的“王統(tǒng)記（rgyal-rabs）”，可見這類史籍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端膸烊珪偰刻嵋酚凇睹晒旁戳鳌罚ㄇ∷氖闧1777]由滿語重譯為漢語）條謂其所“紀土伯特汗世系……大致亦頗與西番嘉喇卜經(jīng)合”，這個“嘉喇卜經(jīng)”就是“rgyal-rabs”的對譯，韓儒林（1903-1983）謂其專指福幢之書（《元史[紀錄稿]》，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歷史教研室，1964年7月，68-69頁；韓稿列出了劉譯和下文將要提到的王沂暖譯本）。但是，聞宥（1901-1985）在引用時代較晚的《達拉克王統(tǒng)記》（La-dvags-rgyal-rabs）時，直以《拉達克嘉喇卜經(jīng)》稱之（《論所謂南語》，《聞宥論文集》，中央民族學院科研處，1985年7月，33頁），言外之意可能認為“嘉喇卜經(jīng)”是泛指王統(tǒng)記或王統(tǒng)世系一類的書。
《拉達克王統(tǒng)記》前半部分所記與《西藏王統(tǒng)記》性質(zhì)近似，后半部分才專講拉達克王統(tǒng)世系（Luciano Petech, A Study on the Chronicles of Ladakh, Calcutta, 1939, pp.89-95）。此書早在十九世紀中期就有德國東方語文學者施拉京特魏特（Emil Schlagintweit, 1835-1904）的校譯本（Die K?nige von Tibet, von der Entstehung k?niglicher Macht in Yárlung bis zum Erl?schen in Ladák.[Mitte des Ⅰ. Jahrh. vor Chr. Geb. bis 1834 nach Chr. Geb. Mit 2 genealogischen Tabellen und 19 Seiten tibetischen Textes. Aus den Abhandlungen der k. bay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Ⅰ. CⅠ. X. Bd. Ⅲ. Abth., 1866, 793-879；附藏語原文石印本十九頁），德國傳教士、西藏學家弗蘭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 1870-1930）又將后半部分重新校譯刊行（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Part II: The Chronicles of Ladakh and Minor Chronicles. Texts and Translations with Notes and Maps, Calcutta, 1926[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New Imperial Series Vol. L]）。陳寅?。?890-1969）在其《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1930年5月）和《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三分，1931年4月）中就使用過施拉京特魏特校譯本中的前半部分，稱其為“Emil Schlagintweit本嘉喇卜經(jīng)”和“許氏本嘉喇卜經(jīng)（rgyal-rabs, ed. Schlagintweit）”，同時還使用了施密特（Isaak Jakob Schmidt, 1779-1847）在其《蒙古源流》蒙德對譯本中摘譯的《西藏王統(tǒng)記》的卡爾梅克語譯本《菩提末》（Bodhim?r; A. I. Vostrikov: Tibetan Historical Literature, pp.70-72）。陳寅恪大概當時看不到《西藏王統(tǒng)記》這類書的原本，所以在研究古代吐蕃王朝史時只能退而求其次，暫時使用施密特翻譯的卡爾梅克語譯本以及施拉京特魏特校譯的《拉達克王統(tǒng)記》。順便提一句，施拉京特魏特出生在一個醫(yī)學者的家庭，他的三個哥哥（Hermann Schlagintweit, 1826-1882; Adolf Schlagintweit, 1829-1857; Robert Schlagintweit, 1833-1885）是十九世紀重要的印度和中亞探險家，人稱“施拉京特魏特兄弟”。對中國青年讀者產(chǎn)生過很大影響的凡爾納（Jules Verne, 1828-1905）的小說《氣球上的五星期》（初版于1863年），就編述過主人公Samuel Fergusson在1855年到1857年之間隨施氏兄弟（青年出版社的漢譯本翻作“什拉根特維特弟兄”）訪問西藏西部的故事。施氏兄弟在探險時得到的藏語等東方語文的寫本和印本成為他們從未去過東方的弟弟的研究資料。
《西藏王統(tǒng)記》現(xiàn)在比較通行的有劉立千譯注本（《西藏王統(tǒng)記（吐蕃王朝世系明鑒）》，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收入“劉立千藏學著譯文集”，民族出版社，2000年2月第1版）和陳慶英（1941-2022）、仁慶扎西的合譯本（《王統(tǒng)世系明鑒》，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但這也不是劉立千第一次翻譯此書。劉譯《前言》（寫于1984年7月15日）提到：
……本書譯文是我在1940年翻譯的，當時由任乃強先生代在“康導”月刊上發(fā)表過，以后就沒有過問了。一直到1981年，我接受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民族研究所研究員之聘后，才由院方提出把整理此稿作為研究工作的計劃之一。……我在1983年底完成《土觀宗派源流》的審定工作后，又繼續(xù)校訂此稿，經(jīng)過近一年的時間，現(xiàn)在算是脫稿了。
本書按藏文原名為：《吐蕃王朝世系明鑒正法源流史》。書名太長，過去依任先生的意見改為《西藏政教史鑒》，現(xiàn)在看來這與藏文書名不恰合，一般習慣也有稱此書為《西藏王統(tǒng)記》的，此次也就沿用習慣了的書名。
還有，四十年代的譯稿，是根據(jù)德格版本譯的……
關于“注釋”，過去在“康導”上發(fā)表的有注釋和考證，基本上是任乃強先生作的?！?/p>
任乃強（1894-1989）代劉立千在《康導月刊》（簡稱《康導》）上發(fā)表的《王統(tǒng)記》初譯，就是《初步意見》著錄的“劉立千譯，任乃強考注”的《西藏政教史鑒》（在《任乃強藏學文集》[中國藏學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上冊前面的彩色圖版中收有譯稿的照片）。在周運的幫助下，我在中國國家圖書館調(diào)閱了《康導》的縮微膠片，確定了劉譯在《康導》各卷各期刊發(fā)的詳情如下：
第2卷第11期（1940年7月25日），6-16頁
同卷第12期（1940年8月25日），6-33頁
第3卷第1期（1940年9月25日），35-40頁
同卷第2、3期（1940年10、11月25日），12-20頁
同卷第4期（1940年12月25日），4-10頁
同卷第5、6、7期（1941年10月10日），63-79頁
同卷第8、9期（1941年11月5日），38-63頁
同卷第10、11期（1942年1月25日），65-75頁
第5卷第1期（1943年4月），33-40頁
同卷第2、3期（1943年6月），30-42頁
同卷第4期（1943年7月），21-35頁
同卷第5期（1943年9月），37-44頁
同卷第6期（1943年10月），29-35頁
由此可見，《初步意見》簡記的“第二卷十一期至第三卷十一期，第五卷一期至六期，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三年”，不夠準確。譯文是從1940年開始連載的，不是1939年。有一點需要注意，從第3卷第5、6、7期合刊開始，版權頁在“出版”日期之前還加有一個“編印”日期。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從第3卷第10、11期開始，譯文才改題“劉立千譯，任乃強注（或校注）”，以前各期都是作“任乃強”或“任乃強譯”?！冻醪揭庖姟愤€提到，此書另有題為《西藏王統(tǒng)記》的王沂暖（1907-1998）節(jié)譯本（商務印書館，1949年12月初版）?？梢哉f，劉譯最后沿用了王譯所用的“習慣了的書名”。陳慶英和仁慶扎西（亦作仁青扎西）在翻譯時參考過劉譯和王譯，陳慶英甚至逐字抄錄過《康導月刊》上的劉譯（陳慶英《紀念王堯老師》，沈衛(wèi)榮、徐忠良、任小波編《筆發(fā)江山氣 帳含桃李風——懷念藏學宗師王堯先生》，上海遠東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79頁）。
日本西藏學家、民族學家中根千枝（1926-）于1981年9月在四川成都訪學，見到一些研究西藏語史學的中國學者時，曾向他們索要其著作的復印本，并提出在日本出版的可能。陪同中根訪問的鄧銳齡在他寫的《情況反映》（參看我寫的《藏學文獻史四題》，2023年3月22日《澎湃新聞·上海書評》）中說：
她雖然這次不能入藏，但在四川成都市參觀，會晤到我國一些研究藏族語文歷史的漢藏學者，了解到他們的著述與當前工作情況，這都出于她意料之外。她向這些學者們索取專著復印本，大都未能得手，然而她說“如果要去拉薩，就不可能了解這么多的情況”，對此還表示高興。……
在此次旅行中，她最關心的是學者們的專業(yè)，著述情況?！?/p>
她表示，如中國學者有關藏族的論文及藏文古籍的翻譯，一時不能出版，她以自己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長身份，可以攜去日本出版。
中根向之索取著作復印本的學者當中應該就有劉立千。劉當時已被民族所聘為研究員（更準確地說是特約研究員），人依舊住在成都，所以中根會見到他。我手里有一封民族所科研處的史鳳耀（1930-1995）于1981年9月16日寫給所黨組書記嚴雄克（1919-2009）和副所長秋浦（1919-2005）的信，里面正好談到應該如何回答中根以上請求的事，從中可以發(fā)現(xiàn)中根希望復制并帶去日本出版的正是劉立千翻譯的《西藏政教史鑒》（譯名改為《西藏王統(tǒng)明鑒》）：
二、對劉立千先生《西藏王統(tǒng)明鑒》譯本的復制或在日本再版事。
圖書室現(xiàn)仍在清理整頓中，由于條件所限現(xiàn)存很多書不能上架使用。《康導》雜志是否完整，有無失散目前無法查清。我們盡量創(chuàng)造條件，使所藏書刊得到利用，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滿足教授的要求。如教授急于需要此書，請先參閱藏、英文版，這種文字版本，貴國大的圖書館是可以找到的。（圖十一，圖十二）
圖十一
圖十二
這一“技巧的”回絕后來不知道有沒有轉(zhuǎn)達到中根那里。李方桂（1902-1987）于1983年8月來華講學，在民院想看“不易見的碑帖”（應該是藏語的）時，對方也以“負責人外出無人啟鎖”的理由將其婉拒：
方桂在社會科學院，民族學院各做了一次演講、一次座談。兩講都以不同的角度，分析唐蕃會盟碑的文字及出使大臣，引起多人的發(fā)問，方桂很以聽眾反應熱烈感到高興！王堯先生說民族學院還有其他不易見的碑帖，及至約期往看，但并無方桂不知的材料，他大為失望！但又說還有帖，因負責人外出無人啟鎖，方桂頗認為事有蹊蹺，失望而歸！（徐櫻《方桂與我五十五年》，商務印書館，1994年4月第1版，140頁；2010年1月增訂第1版，163頁）
改開初期在獲取和查閱資料方面遭民族所“婉拒”的外國學者，后來還有德國西藏學家Dieter Schuh（1942-）和伊朗學家Ronald Eric Emmerick（1937-2001），參看我寫的《一無所獲的西德外賓》（《中國文化》，第54期，2021年秋季號）。
陳來多吉譯《紅史》
蔡巴噶舉派的袞噶多吉（1309-1364）長索南堅贊數(shù)歲，所撰《紅史》也是傳世藏語史籍中最早者之一?，F(xiàn)在通行的漢譯本是陳慶英和周潤年（1954-）合翻的。《初步意見》著錄的1964年（應該是翻譯完成的時間）陳來多吉譯本的稿本，陳周二人在他們寫的譯者后記中沒有提到。陳來多吉是民院藏文研究班（見下文）1961級的學生。我在孔網(wǎng)見過一部王輔仁（1930-1995）舊藏的民院語文系于1964年6月編輯油印的《科學研究報告文集 （1961級藏文研究班）》，里面收有陳來多吉寫的《試論〈紅史〉的史料價值》。陳來多吉是藏族（男），1938年生，是西藏南木林人?？磥碓诓匚难芯堪鄬W習期間，《紅史》不僅是他專攻的題目，而且還被他譯成了漢語。他的譯稿也許還保存在民大。
《初步意見》還提到，陳來多吉譯稿所據(jù)的底本有兩種，一是民族所保存的傳抄本的曬圖復制本，另一是民族文化宮的傳抄本。我在孔網(wǎng)見過一種1970年代末油印的藏語原文《紅史》（正文共一百二十四頁），它的前面有一篇編印者寫的《前言》，含有相關歷史信息，值得錄出全文：
《紅史》（Deb-ther-dmar-po）是蔡巴·貢噶多吉的著作，成書于1346年。在藏文歷史著作中一向負有盛名，過去以傳抄本流傳，始終未見刊刻。我們在1963年曾見到一個草體字（dbu-med）的抄本，據(jù)以仿寫曬藍，印了一百部，現(xiàn)在已很難找到了。曾利用民族文化宮藏薩迦本進行一次?？?。發(fā)現(xiàn)該本錯字較多，且多闕文?，F(xiàn)在我們得到拉薩印經(jīng)院藏本，正楷手書，字跡工整，頗見匠心，比上述兩種抄本都顯得正規(guī)得多，看來是原西藏上層社會中流行過的寫本。關于此書的著者，書中所涉及的史事以及本書的價值我們將在譯注本中闡述。這里把原文復制出來，供關心藏族文化的同志們閱讀、參考。我們知道：錫金的西藏文化學院（rnam-rgyal-grwa-tsha?）曾影印發(fā)售過一種“紅史抄本”；日本人佐藤長和稻葉正就二人根據(jù)它譯成日文出版；意大利人杜齊又把索南扎巴的《新紅史》（Deb-dmar-gsar-ma）譯成英文出版?？磥韲H西藏學界對這一類歷史著作是比較關心的。我們今天在以英明領袖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為實現(xiàn)祖國四個現(xiàn)代化，為極大的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正在發(fā)奮圖強齊頭并進，這時，印出這一類藏文古代文獻，應該是有意義的事。
一九七八年五月 北京
《前言》中提及的草體字抄本（在1963年見到）和民族文化宮藏薩迦本，可能就是《初步意見》著錄的“我所保存?zhèn)鞒尽焙汀懊褡逦幕瘜m傳抄本”。這兩個本子又分別對應于王堯在《藏文古代歷史文獻述略（五年級藏語班講座稿）》（民院語文系第一教研組1964年7月油印本，下文簡稱《述略》；修訂后刊于《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0年第2期[1980年4月]）中提到的一百零四頁的中科院民族所藏本和一百一十頁的民族宮藏本（油印本，32頁），以及王堯在《南宋少帝趙顯[?]遺事考辨》（《西藏研究》1981年第1期[1981年12月]）里提到的1962年間據(jù)之曬藍（這個時間與藏語《紅史》油印本《前言》提到的1963年才見到抄本有矛盾）的一百零四頁的察絨氏藏本和一百一十頁的民族宮藏薩迦抄本（75頁，尾注19）。至于根據(jù)草體字抄本印行一百部的仿寫曬藍本，應該就是《初步意見》說的根據(jù)民族所保存的傳抄本曬圖復制的本子。
進行“曬圖復制”的是誰，《初步意見》沒有明確交代，可能是民族所的人，也可能是民院的人。從《前言》稱“仿寫曬藍”者為“我們”，并提到“我們將在譯注本中闡述”來看，其作者應該就是曾經(jīng)參與當年“仿寫曬藍”工作，并且當時正在進行《紅史》譯注之人。我覺得《前言》的作者極有可能就是當時倡導并帶領自己的學生陳慶英和周潤年翻譯《紅史》，但后來卻因事退出的王堯（《紅史》譯后記），而曬藍本正是由王堯等民院方面的人制作的。王堯在《南宋少帝趙顯[?]遺事考辨》中還提到“西藏經(jīng)印院[印經(jīng)院]藏夏札抄本56頁”，這部抄本不知是不是《前言》里說到的“現(xiàn)在我們得到”的“拉薩印經(jīng)院藏本”。根據(jù)王堯《西藏訪書簡記》（《中國史研究動態(tài)》1979年第9期），他是在1978年9、10月間才在西藏見到“夏札氏家藏本”的，這個時間要晚于藏語《紅史》油印本《前言》的寫作時間（1978年5月）。曬藍本在撰寫《前言》的1978年5月就“已很難找到了”，我也沒有見過?？拙W(wǎng)上架過兩冊西北民族學院語文系藏文教研組于1964年8月20日翻印的藏語本《西藏紅史》，不知道與曬藍本是什么關系。
法尊譯《白史》
《初步意見》列出根敦群佩（1903-1951）《白史》的兩個譯本，一為法尊法師（1902-1980）所譯，一為傅師仲（生卒年不詳）所翻。尊譯《白史》通行的刊本有西北民院研究所版（1981年10月[無出版時間，根據(jù)書前《說明》的撰寫時間而定]；作者名作根敦瓊培，附藏語原文），以及來自此版的中國藏學出版社版（2012年7月；作者名作根敦群培，附藏語原文）。據(jù)西北民院版前面的《說明》，該書是據(jù)王沂暖于1963年對法尊譯稿的抄本所做的校對稿（正文后面有“1963年6月25日校改園[圓]滿”的題記）鉛印的，作為“資料叢刊”之七內(nèi)部發(fā)行。這個“資料叢刊”發(fā)行過很多種書，其中與藏語古典文獻有關的為第一種《西藏歷史年表》（段克興、胡東柱、朱解琳編，1980年10月），第二種《宗教流派鏡史（原書全名：善說一切宗教源流及教義晶鏡史）》（善慧法日著，劉立千譯，王沂暖校訂，1980年10月），第七種《白史》，第八種《阿底峽尊者傳》（段克興譯，1981年10月），第九種《印度佛教史》（多羅那他著，王沂暖節(jié)譯，張澧溪校閱，1981年10月），第十一種《西藏短詩集》（王沂暖編譯，1983年2月）等。其中《印度佛教史》翻印自王譯初版（商務印書館，1946年11月），孔網(wǎng)曾上拍過這一版的校樣（https://www.kongfz.cn/37672509；2023年5月5日讀取）。
據(jù)西北民院版，法尊譯稿后面原有“1954年4月23日翻譯園[圓]滿”的題記。在這一時間之后發(fā)表的《西藏前弘期佛教》（《現(xiàn)代佛學》1956年8月號，1956年8月10日）中，法尊也提到“最近根敦郡培（僧法增）所編的西藏政治史冊”，這個“西藏政治史冊”正是尊譯《白史》最早擬定的書題?！冻醪揭庖姟妨信e的1962年復制打印的《西藏政治史冊》，可以說是尊譯《白史》最早的印本。這個印本已經(jīng)不太常見，很多研究《白史》作者的專著或文章都沒有提過它。2022年8月13日（星期六）凌晨1點48分，周運在逛潘家園的鬼市時曾見到一本，拍了五張圖（圖十三至圖十七）通過微信發(fā)過來問我有沒有用，賣家開價五十塊。平時習慣晚睡的我碰巧當時睡著了，未能及時回復，結果就沒有買成此書。從周運所拍首頁和尾頁的照片（可惜未能拍下尾頁的頁碼）來看，此書題為《西藏政治史冊》，編者為根敦卻培，譯者法尊，校對者金鐘（即陳金鐘），由西藏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調(diào)查組于1962年1月印行，與《初步意見》提到的各種細節(jié)基本符合，可知其應該就是1962年在拉薩復制打印的本子。此外，周運見到的這個本子還是民族所的舊藏。
圖十三
圖十四
圖十五
圖十六
圖十七
尊譯原稿應該還在，因為在其弟子楊德能（1924-2002）、胡繼歐（1921-2001）夫婦合編的《法尊法師全集》（共十四冊，中國藏學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第五冊中，就收有根據(jù)楊、胡所藏尊譯手稿為底本，以西北民院研究所1963年6月25日校改本（應即西北民院版）為勘本所做的《西藏政治史冊》排印本（感謝友人陳志遠幫我聯(lián)系顏峻先生拍照并制作了電子版）。取周運所攝打字油印本照片與全集本對讀，就會發(fā)現(xiàn)二者高度一致。其實全集本應取打字油印本為勘本，而非西北民院版才是，因后者（包括藏學社版）已經(jīng)過王沂暖改動，與全集本和打印本幾乎每句都有不同，衍文和缺文也時有發(fā)生。比如西北民院版和藏學社版首頁“正現(xiàn)珍珠具彩霞”一句之后似有缺文，而打印本和全集本在該句（但“彩霞”作“霞光”）之后正好有“繼承光明天胤裔”一句。另外，全集本應該將尊譯稿本影印出來才是，目前的排印本在校勘的價值上打了很大的折扣。
傅師仲譯《白史》
傅師仲譯《白史》，《初步意見》只著錄有稿本。民院曾將傅譯稿本打字油印，我藏有一部。油印本封面上方為藏語書名，直譯就是《初步意見》著錄的“有關大蕃政治制度之王統(tǒng)記白史”。下方為漢語書名“白史（漢譯稿）”（圖十八）。書前有一篇講述編印緣起的《說明》（圖十九）：
《白史》是藏族學者更敦曲沛的一部歷史遺著，寫于1946年。本書在編寫時，除利用新舊唐書的材料外，還利用了一些在敦煌遺書中發(fā)現(xiàn)的早期的古藏文歷史資料，對古代藏族社會歷史提出了一些看法，有其一定的參考價值。但是在內(nèi)容上卻反映出不少嚴重的問題，必須予以嚴肅的批判。
我們印這本書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給研究藏族史的同志們提供一些參考資料；另一方面是為給大家進一步深入分析和批判它提供一定的條件。因此希望看這本書的同志必須要注意以批判的態(tài)度來對待它。
付師仲同志多年來銳意研討藏族史，在工作之余翻譯了這部書，更可貴的是他不僅進行了嚴謹?shù)姆g，而且做了不少箋證注釋的工作，指出了一些作者在書中的錯誤。今征得付師仲同志的同意，將譯文刻印出來。僅供內(nèi)部參考，請勿公開引用，也不要任意外傳。
謹向付師仲同志致以謝意。
圖十八
圖十九
《說明》后面還有關于編印體例的幾條說明，最后署“中央民族學院少數(shù)民族語文系藏語教研組 1964. 12”（圖二十），據(jù)此可以知道該本刻印的大體時間。由于《初步意見》沒有列出這個油印本，據(jù)此可以間接推測其寫成大約是在1964年12月前后。與尊譯使用文言不同，傅譯使用了語體文，還加入不少有價值的箋注。我個人以為，傅譯比尊譯更有價值。雖然后來有些科研機構和單位根據(jù)民院的油印本翻刻過傅譯，但是非常可惜傅譯至今未能正式出版。傅師仲的工作單位西藏公學，是西藏民族學院的前身，也就是今天的西藏民族大學，位于陜西省咸陽市內(nèi)。
圖二十
劉立千譯《土觀宗派源流》
《土觀宗派源流》是第二輩土觀活佛洛桑·卻吉尼瑪（漢譯善慧法日，1737-1802）所撰有關印藏漢三地佛學史的名著，全書有劉立千的語體文譯注本（《土觀宗派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后收入“劉立千藏學著譯文集”，民族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在《譯者前言》（1984年10月25日作于成都）中，劉立千細述過此書譯刊的經(jīng)過：
本書譯文是我在1947年翻譯的。初稿草成，未來得及復閱，即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原稿未攜走，留在成都有關科教單位，曾為一些同志使用和參考，并曾多次刻印。我是1980年才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以及中央民族學院的刻印本和打印本，以后又見到蘭州西北民族學院的打印本和鉛印本，當時看后，感到原譯稿本為初稿，自然里面問題不少。如此一再流傳，深恐貽誤讀者，甚感忐忑不安，一直想著將原譯稿重作校譯整理，以遂初意。同年11月份，接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聘我為研究員……遂報請院領導把整理此書列為研究的工作計劃……鑒于原稿是文言，改為語體，則更通俗些。遂從1981年春季開始，中間因病時作時輟，直到1982年9月，才完成了新譯稿的校改工作。
本書譯文原來是根據(jù)德格藏文版譯出的，此次校審時，又參照了中央民族學院的拉薩版藏文打印本。
《譯者前言》中提到的各種漢藏語本值得詳細說說。在這個語體譯注本正式出版之前，以文言原稿為基礎的文言譯本曾多次在內(nèi)部印行。劉立千說最早的文言原稿存“成都有關科教單位”，該單位應該就是《初步意見》提到的西南民族學院。劉立千說的民族所的刻印本，指民族所于1961年12月復制的《善說諸宗源流及教義晶鏡史》（目錄四頁，正文兩百一十八頁；圖二十一，圖二十二），也就是《初步意見》中提到的“我所一九六一年復制油印本，二一八頁”。這個復制油印本的字是手工刻的，不是打字機打的，所以劉立千叫它“刻印本”。由于這個本子沒有標明譯者，故而《初步意見》才會在“劉立千譯”的后面打上問號。柳陞祺（1909-2003）在內(nèi)部鉛印發(fā)行的參考資料《西藏喇嘛教與國外關系概述》（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研究室編印，1964年10月）中引用過這個本子，稱其為“民族研究所復制漢譯本”（29頁，尾注7）。
圖二十一
圖二十二
民院的打印本指民院民語系藏文教研室于1981年2月復印的《善說諸宗源流晶鏡史》上下兩冊（圖二十三，圖二十四）。上冊含目錄（藏漢對照）六頁，正文一百二十一頁（第1頁接在目錄第6頁之后）。下冊含目錄（藏漢對照）四頁，正文一百一十四頁（122-235頁）。這個本子的字是打字機打的，不是手工刻的，所以劉立千叫它“打印本”。
圖二十三
圖二十四
西北民院的打印本指該院喇嘛教研究小組于1978年油印的《宗教流派鏡史（原書全名：善說一切教派源流及教義晶鏡史》（說明一頁[寫于1978年8月]，正文二百七十二頁，沒有目錄；圖二十五，圖二十六）。全書的漢字固然都是打字機打的，但是夾雜其間的藏語和拉丁字卻是手工刻的，所以書前的《說明》非常準確地稱其為“刻打油印”。至于劉立千說的西北民院的鉛印本，就是上面提到的作為“資料叢刊之二”的《宗教流派鏡史》。
圖二十五
圖二十六
民院的拉薩版藏文打印本，分上下兩冊刊印于1981年2月，與民院的漢譯打印本同時。封面的藏語由上至下為書名（宗派善說晶鏡）、作者（土觀洛?！s吉尼瑪所集）、分冊（上冊、下冊）和復印單位（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藏文教研室復制印行）（圖二十七，圖二十八）。上冊含目錄（藏漢對照）六頁，說明（藏語，寫于1981年1月25日）四頁（含一空白頁），正文（藏語）兩百零六頁。下冊含目錄（藏漢對照）四頁，正文（藏語）兩百二十頁（207-426頁）。民院漢譯打印本的目錄，與拉薩版藏文打印本的目錄，字體和版式完全一樣。這個藏漢對照目錄中漢文部分的頁碼是漢譯打印本的頁碼，藏文部分的頁碼是拉薩版藏文打印本的頁碼。
圖二十七
圖二十八
湯薌銘等譯布敦《佛教史》
大約在1961年到1963年間，中國佛教協(xié)會曾組織人員翻譯藏語佛教史籍。據(jù)張建木（名克強，建木為其號，1917-1989）譯多羅那他（1575-1634）《印度佛教史》（詳見下文）的《序言》，這次翻譯工程的人員及其分工如下：
湯住心——布敦《佛教史》
胡繼歐——童祥《青史》
郭和卿——五世達賴《西藏王臣記》
張建木——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
其中湯譯和胡譯據(jù)說都已散佚，只有張譯和郭譯幸存下來并得以正式出版。湯就是民國聞人湯薌銘（1885-1975），他在退出軍政界后，專門研究佛學并學習藏語，翻譯過不少藏密典籍，“住心”是其居士法名?！冻醪揭庖姟诽岬綔g稿本當時尚在中國佛教協(xié)會。其實湯譯稿本還在，曾被我以一百多元的低價從孔網(wǎng)拍到（殘本，幾百頁），以后有機會當將其刊布出來?，F(xiàn)在只從湯譯稿本中挑出有批示“從一頁至六十一頁已送三時學會 從62—109頁61年十二月9日送周居士”（周居士即周叔迦[1899-1970]）的半頁（圖二十九），以及有帶有題記“湯住心 1962.11.12.”的一頁（圖三十）先供大家參考。從湯譯稿本來看，郭和卿當時也參與了翻譯，所以《初步意見》的“湯薌銘等譯”的“等”字非常有講究，并不是隨便加上去的。
圖二十九
圖三十
《初步意見》著錄的李有義（1912-2015）根據(jù)奧伯米勒（Eugène Obermiller, 1901-1935）英譯布敦《佛教史》第二分冊（History of Buddhism [Chos-?byung] by Bu-ston, Ⅱ. Part: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India and Tibet, Heidelberg: In Kommission bei O. Harrassowitz, 1932）所出的節(jié)譯本（稿本，36頁），以及鄧銳齡根據(jù)佐藤長（1914-2008）《古代チベット史研究》下卷（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59年10月31日；《初步意見》將出版地誤寫成“東京”）所收日譯本重譯的節(jié)譯本（稿本，1963年），都沒有正式刊行。其稿本可能還保存在民族所或私人手中?！冻醪揭庖姟吩谥浝钭g時標出的“IVB”，指布敦《佛教史》英譯本第二分冊中西藏佛教史部分（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Tibet）的章節(jié)數(shù)（Chapter IV B），由此可見李譯應該是只譯出了這一部分。順便提一句，我曾托周運拍攝國家圖書館藏布敦《佛教史》英譯本第二分冊（索書號：BL1420/B98；條碼號：3120029941），在他發(fā)來的照片中我發(fā)現(xiàn)西藏佛教史部分有一些鉛筆批注，多與因明量論有關，比如“量決定譯人”、“集量譯人”、“量釋莊嚴”（215頁）、“法上”（216頁）、“集量”（221頁）、“集量注”（224頁）等，很像是王森的字（后來我自己又去國圖調(diào)出原書目驗過）。此外，國圖藏本的西藏佛教史部分還有多處用鉛筆標出藏語頁碼（181-185、201、203、206、210、212-213、216頁），可見曾有人（可能就是王森）拿布敦《佛教史》藏語原本與英譯本對勘過，而且其所用版本與奧伯米勒所用者不同。
關于佐藤長的書，還有個故事，也見于前引鄧銳齡的《九十自述》：
1962年，民族所訂立制度，每年要考核成績。我決定先找一本書翻譯，就選擇了佐藤長的《古代西藏史研究》。當時這部書的上冊在王森先生手里，我不好要過來，于是就拿下冊來翻譯。我對于唐代的吐蕃一點兒都不懂，就根據(jù)字面意義硬譯，那些人名都是用日本片假名拼出來的，就這樣硬譯，譯得很不好，我一直不愿意拿出來給人看。有一次王輔仁同志要借，我沒有答應，也沒跟他解釋。后來認識到，應該解釋一下就好了。
鄧銳齡這部“一直不愿意拿出來給人看”的譯稿，其中《總論》第一《古代西藏的制度和文化》后來還是題《古代西藏史研究·總論》分三次刊于《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8卷第2期（2007年3月）、第3期（同年5月）和第4期（同年7月；附譯稻葉正就撰《古代西藏史研究·下卷評介[摘要]》）。鄧銳齡在譯文后面標注“1962年譯，2005年重校一過”。佐藤長翻譯的布敦《佛教史》，就是《古代西藏史研究》下冊作為附錄一收入的日譯本（845-873頁），其中只翻出西藏佛教史一章有關“前弘期”的部分。鄧譯稿本的底本既然是佐藤譯本，所以也就不難理解《初步意見》為何將其著錄為只翻出關于“前弘期”的部分了。佐藤此書現(xiàn)在已有金偉、吳彥、金如沙的漢語全譯（《古代西藏史研究》，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4月初版），日譯布敦《佛教史》部分見于579-599頁。譯者只翻譯了日譯前面的說明文字，譯文正文則保留日語原文未動。書中沈衛(wèi)榮序、張虎生序以及譯者后記都沒有提到鄧銳齡曾根據(jù)佐藤譯本重譯布敦《佛教史》一事。
張建木譯《印度佛教史》
張建木譯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第一個正式發(fā)行的本子是中國佛教協(xié)會于1983年印行的（無出版時間，據(jù)張建木《序言》的時間而定；簡稱佛協(xié)版）。佛協(xié)版收有張建木寫的《簡短的弁言》（1963年7月）和《序言》（1983年7月），以及王堯?qū)懙摹稄堊g〈印度佛教史〉讀后贅語》。第二個正式發(fā)行的本子是四川民族出版社于1988年3月出版的（簡稱四川民族版），多羅那他名字里的“他”被改成了“它”。四川民族版請了陳慶英作特約編輯，新加入《拉薩版〈印度佛教史〉的刻印后記》（277頁）和《覺囊巴·多羅那它生平簡述》（木雅·公布撰文，陳慶英翻譯，281-290頁）。貴州大學出版社的“現(xiàn)代世界佛學文庫”版（2015年5月第1版）是根據(jù)四川民族版翻印的。與佛協(xié)版對讀，會發(fā)現(xiàn)四川民族版幾乎每句都有不同，不知是張自己改的，還是別人替他改的。此事在書中全無交代，引用時應注意。
張譯多氏《佛教史》，既是佛協(xié)交下的任務，也同他在民院的授課有關。據(jù)張譯《簡短的弁言》和《序言》，先是佛協(xié)的周叔迦交給他兩個多氏史漢譯本讓他整理，一是寺本婉雅（1872-1940）日譯本（丙午出版社，1928年3月）的重譯（未提譯者姓名），一是陳濟博（1899-1994）直接從藏語原本翻的文言譯本。周的意思是讓張將二譯合一，但張覺得它們都不讓人滿意，再加上他不知該如何將二譯合一，于是就決定參考陳譯從藏語本以語體文重新翻譯。正開始翻時，正好民院約他講一門有關佛教的課，目的是加強聽課者閱讀藏語古典文獻的能力，于是就商定以多氏史藏語原本為課本，從1963年2月開講，到同年6月底學期課程結束時（藏研班60級于此時畢業(yè)，見下文），只講到第十五章《圣者龍樹護持教法時代》的前半。暑假后繼續(xù)講，講完全書用時約一年。
張建木隨譯隨講，譯好了一部分就打字印發(fā)給聽課的同學，到1963年7月將全書譯完印畢，最后裝訂成冊，并寫出《簡短的弁言》?！钝脱浴穼ψg稿陸續(xù)印發(fā)后才發(fā)現(xiàn)的若干問題做了特別的說明，沒有對正文再做挖改。這種打字（油）印本，我從孔網(wǎng)先后購得兩部，其中一部在王堯先生生前曾經(jīng)拿給他看過。我還記得他當時用雙手把書恭敬地舉到額頭上輕輕觸碰以示敬禮的樣子。打印本有封面、《說明》（不計頁碼）、目錄（1-3頁）、《簡短的弁言》（4-5頁）和譯稿正文（6-128頁）五個部分。封面印有以下六行字（圖三十一）：
《印度佛教史》
（漢譯稿）
西藏 多羅那它 原著
未定譯稿
請勿引用
請勿外傳
圖三十一
打字油印本和四川民族版一樣，都把“多羅那他”的“他”寫成“它”。
在佛協(xié)版和四川民族版中，《說明》已被刪掉。對完整理解成書的過程來說，這篇《說明》還是有用的，值得錄出全文（圖三十二）：
說明：這分譯稿是中國佛教協(xié)會的未定稿，我院借來作語文系藏文研究班《藏文歷史名著選》課程的教材。本稿未經(jīng)原譯單位同意時請不要引用，不要外傳。
文中（）內(nèi)的阿拉伯字碼是代表原書（拉薩版）的頁碼。如：（32）是原書第三頁下，（51）是原書第五頁上，余類推。
圖三十二
《說明》保留了四種重要信息。第一，張的授課對象是民院語文系藏文研究班。所謂“藏文研究班”，指根據(jù)周恩來（1898-1976）總理的指示（但是王堯在《我所結識的喇嘛》中說“據(jù)說是周總理下的手令，我們都沒有見過”）在1960年9月成立的“古藏文專業(yè)研究生班”，有時也簡稱“藏研班”。藏研班是中國首次在高等學府開設的藏語專業(yè)的研究生班，學制三年，前后一共招收過60級（1960年9月-1963年7月）和61級（1961年9月-1964年7月）兩屆學生。根據(jù)《中央民族大學藏學五十年（1951-2001）》（征求意見稿，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院，2001年6月）記載（8，22-24，134，136頁），60級一共招生二十三人，其中男生十六人，女生七人。所學課程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專業(yè)課古藏文，課程題目和授課教師如下：
1、藏文文法 東嘎·洛桑赤列主講 羅秉芬輔導
2、詩鏡論 東嘎·洛桑赤列主講 羅秉芬輔導
3、公文檔案選 土登格機主講 扎西旺都輔導
4、《因明入正理論》 王森主講 羅秉芬輔導
5、《俱舍論》 于道泉主講 羅秉芬輔導
6、《西藏王臣記》 東嘎·洛桑赤列主講 王堯輔導
王堯《南宋少帝趙顯[?]遺事考辨》在講到《因明入正理論》藏譯本的那塘版時說：“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王森（雨農(nóng)）先生輯有該書的藏、梵、漢會本。未刊。又，對于瀛國公——合尊法寶的事跡發(fā)生興趣最早的是王森先生。1962年他在中央民族學院藏文研究班講授因明學，即以此書為教本。筆者承乏輔導。時，王森先生即指出瀛國公——合尊法寶可能是一人。這是他的遠見卓識?！保?6頁，尾注26）王森在藏研班講《因明入正理論》藏譯本時擔任輔導的到底是王堯還是羅秉芬，需要進一步確定。
第二類是講座課，講座題目和講座者如下：
1、中國佛教宗派源流 法尊法師講
2、馬列主義宗教觀 任繼愈講
3、宗喀巴《緣起贊》 觀空法師講
4、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 張克強講
61級一共招生十三人，其中男生十一人，女生二人。所學課程亦分兩類。第一類是專業(yè)課古藏文，課程題目和授課教師如下：
1、藏文文法 扎西仁欽主講 羅秉芬輔導
2、詩鏡論 東嘎·洛桑赤列主講 羅秉芬輔導
3、西藏歷史公文檔案選 土登格機主講 扎西旺都輔導
4、因明學 東嘎·洛桑赤列主講 車如龍輔導
5、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 張克強主講 王堯輔導
6、《西藏王臣記》 東嘎·洛桑赤列主講 王堯輔導
7、《米拉日巴傳》 洛桑覺群主講 謝后芳輔導
第二類為講座課，“請喜饒嘉措大師、周叔迦先生等作有關佛學知識的報告”。值得注意的是，多氏史在60級屬于張建木開的講座課，在61級卻屬于由他主講，王堯輔導的專業(yè)課。
據(jù)王堯回憶，藏研班的專業(yè)課是以東噶·洛桑赤列（東嘎·洛桑赤列）、扎西仁青（扎西仁欽）格西和土登格機這三位西藏學者為主。與他們的課程配合，另開“佛學講座”，傳授佛學知識，應該就是指講座課。周叔迦講的是中國佛教的十宗（或八宗），法尊講的是藏傳佛教的前弘期和后弘期（王堯說的“這兩次演講的記錄稿都在《現(xiàn)代佛學》雜志上發(fā)表”不準確，因為《西藏前弘期佛教》和《西藏后弘期佛教》早就發(fā)表在《現(xiàn)代佛學》1956年8月號和1957年6月號上了，并非“這兩次演講的記錄稿”），喜饒嘉措（1883-1968）講藏文古典文化系列（一作“藏族的佛教信仰”），牙含章（1916-1989）講佛教信仰與無神論問題（一作“無神論與宗教信仰——黨的宗教政策”），任繼愈（1916-2009）講中國佛教宗派的形成與發(fā)展，張建木除多氏史外講慈恩大師的“五不翻”學說，高觀如（1906-1979）講佛教與中國文化，戴蕃豫（1910-1989）講佛教與中國藝術，王森除了《因明入正理論》之外講“清順治帝授予五世達賴喇嘛金印解讀”（《我所結識的喇嘛》，17頁；《我與藏學》，11-12頁）。據(jù)《中央民族大學藏學五十年（1951-2001）》（8頁），辦過講座的還有季羨林（1911-2009）、柳陞祺和吳豐培。
第二，張以譯講多氏史為課程，課程的正式題目是《藏文歷史名著選》。王堯在《張譯〈印度佛教史〉讀后贅語》里說：“……1960—1963年間應邀在中央民族學院古藏文研究班講授藏文哲學名著選讀一課，即挑選此書作為教材，進行全文（德格版全143頁）通本講授，邊講原文，邊譯漢語?！边@里記述的授課時間和課程題目均有錯誤。前引張氏《簡短的弁言》和《序言》既然明確說翻譯起自1963年元月，授課始于1963年2月，所以根本不存在“1960—1963年間”授課的問題。王文所記課程題目“藏文哲學名著選讀”，應該是把“歷史”誤記成了“哲學”。
第三，打印本是民院語文系所制，應該就是《初步意見》著錄之本，只是《初步意見》的“一二八頁”可能是“一七八頁”之誤。
第四，譯稿所標原書頁碼來自拉薩版。王堯《讀后贅語》認為是“德格版全143頁”，應該也是誤記。
既然是拿多氏史藏語原本當教材，按理說應該向聽課者印發(fā)過多氏史原文才是。2021年8月初，我在孔網(wǎng)買到一冊打字油印本的《印度佛教史講義》，正文一百四十六頁，內(nèi)容是多氏史藏語原文的拉丁字轉(zhuǎn)寫本，但只到第二十二章《圣者無著兄弟時代》?！吨v義》封面印有如下文字（圖三十三）：
印度佛教史講義
〔藏文 拉丁 代字〕
西藏·多羅那它著
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藏語教研組翻印
1963·北京
圖三十三
從版心印有“藏文歷史名著選（藏研教材）”（1-36頁；圖三十四）、“印度佛教史講義 六〇、六一級藏研（班）歷史名著選”（37-78頁）、“印度佛教史講義 藏研六〇—六一（歷史名著選）”（91-122頁）、“六〇·六一級藏研歷史名著選 印度佛教史講義”（123-146頁）來看，應該就是張建木給藏研班授課時印發(fā)的多氏史原文，而且這門課看來是給60、61兩級同時合開的。講義的行間有很多鉛筆批注，主要是藏語單詞的漢譯，可惜不知是誰寫的。
圖三十四
2022年7月底，我在孔網(wǎng)又拍到一冊打字油印本的《印度佛教史》。封面有墨筆寫的“印度佛教史（拉丁代字本） 六〇·六一年藏研班合用”（圖三十五），書脊有墨筆寫的“印度佛教史（六〇六一年藏研班合用）”。正文三百一十五頁，不僅包括上述《印度佛教史講義》，還有從第二十三章《陳那阿阇黎等的時代》到全書結束的《余論》（147-315頁；圖三十六），是一個首尾完具的全本。不僅如此，書后還附有八十六頁的“印度佛教史生詞”或“印度佛教史語詞注釋”（圖三十七），這也符合藏研班教材在原文之外印有生詞注釋的習慣（見下文）。
圖三十五
圖三十六
圖三十七
另外，這個本子里還夾有一張紅紙，紙的上半部分寫有以下幾行文字（圖三十八）：
著者：反動寺廟領主多羅那它
講者：日本特務張克強
《印度佛教史》
是一部猖狂鼓吹帝國主義的“印度文化圈”的反動謬論的黑書，完全適應了印度反動派實行擴張主義，瘋狂反華的需要。在反動學術權威于道泉極力吹捧之下，1963年由日本特務張克強給研究班同學放毒達一年之久。
圖三十八
這幾行“文革”式的大批判文字，意外地確證了張譯是在1963年譯講完成的。
藏研班用過的專業(yè)課教材油印本，除多氏史的漢譯和原文外，我在孔網(wǎng)見過或買過的還有《六〇年藏研班舊式公文選附錄（二上）》（無編印單位和時間）、《六〇年藏研班（二下）歷史文獻及檔案選（舊式公文選）》（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第一教研組）、《六〇年藏研班（二下）歷史文獻及檔案選（舊式公文生詞）》（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第一教研組；以上二書均無編印時間，我從孔網(wǎng)買到的兩冊是西南民院語文系藏語文教研組的舊藏，封面都有鋼筆寫的“民族語文教研組 六四[年]、五[月]、十九[日]”，圖三十九）、《西藏歷史文獻檔案詞匯（初稿）》（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藏文教研組，1963年12月）、《六一級藏文研究班古文教材：古文文選（頗羅鼐傳）》（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第一教研組，1964年6月）、《六一級藏文研究班古文教材：古文文選注解（頗羅鼐傳生詞注釋）》（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第一教研組，1964年8月；孔網(wǎng)有以上二書的民族所舊藏本，以及后一種的黃顥舊藏本）、《米拉日巴傳（六一級藏研班）》《米拉日巴傳生詞注釋（六一級藏研班）》（以上二書無編印單位和時間）、《西藏王臣記》（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第一教研組）、《西藏王臣記生詞》（以上二書無編印時間，后者還沒有編印單位，也沒有標明藏研班，但從書名、字體和紙張看應該是藏研班的教材）、《教派寶鬘（六一年藏研班古文補充教材）》（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第一教研組，無編印時間，圖四十）等。其中的《教派寶鬘》不常見，也不在上述的課程名單中，藏語正文一共四十頁，版心印有“六一級藏研班古文教材（教派建立寶鬘）”（圖四十一）。這部書就是第二世嘉木樣活佛（1728-1791）所造的Grub-mtha’-rin-chen-phre?-ba，有任杰（1920-2011）的漢譯本《宗派建立寶鬘論》（1962年初譯，1978年重譯，1988年重校，未見正式出版），以及臺灣陳玉蛟（1952-；后出家，法名如實）的漢譯本《宗義寶鬘》（法爾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圖三十九
圖四十
圖四十一
在藏研班，不但專業(yè)課印有講義和教材，講座課也是一樣。以張建木的《玄奘法師的翻譯事業(yè)》為例，此文正式發(fā)表于《法音》雜志1983年第2期到第5期，前面有一篇“附記”，詳細講述了寫作和刊發(fā)的緣起：
這篇論文是在六十年代為紀念玄奘法師逝世1300年而寫的，后因故紀念活動停止舉行。寫成后不久在中央民族學院曾就此論文作了一次學術講演，當時打印了若干份，發(fā)與聽講者并曾寄與海內(nèi)專家請求指正。那時收到了若干份意見，但還沒來得及修改，國內(nèi)首先是學習緊張，以后又進入動亂狀態(tài)，意見書也在動亂中遺失，實可惋惜。尤其是陸志韋先生曾就此文中講音譯的部分提出很詳盡而可寶貴的意見，但現(xiàn)在也無從吸收了。這次付印基本上未曾改動，一來是我的學問在這一方面并無長進，與多數(shù)中國知識分子情況相同，有七八年我未曾讀專業(yè)的書。致我苗而不秀，可慨也夫！二者是我現(xiàn)在健康情況欠佳，發(fā)表此文謹請讀者指教……
此稿系鄭立新先生1973年在佛協(xié)儲藏室發(fā)現(xiàn)，因而得以保存至今。特此志謝。
鄭立新發(fā)現(xiàn)之“稿”，不知是張建木的原稿，還是“當時打印了若干份”中的一份。2021年8月，我從孔網(wǎng)購得此文的打字油印本一冊（正文三十七頁），在封面的正題下印有“六一級藏文研究班講座”和“1964.6”等字（圖四十二），可見張建木說的“在中央民族學院曾就此論文作了一次學術講演”其實就是面對61級藏研班的講座課，而我買到的正是“當時打印了若干份”中的一份。另外，上文提到的王堯在《我所結識的喇嘛》中憶及的張建木所開講座課為慈恩大師的“五不翻”學說，應該就是指《玄奘法師的翻譯事業(yè)》（里面詳細講到“五不翻”問題，而住大慈恩寺翻經(jīng)的玄奘就是“慈恩大師”）。
圖四十二
除《玄奘法師的翻譯事業(yè)》外，當時的講座課油印本已知的還有法尊的《西藏前弘期佛教》（孔網(wǎng)曾上拍一冊，封面題“專題講座 西藏前弘期佛教 六〇六一藏研班”[https://www.kongfz.cn/13875805；2023年5月29日讀取]，網(wǎng)上照片的內(nèi)容與前引法尊發(fā)表于《現(xiàn)代佛學》的同名文章完全一樣），以及王堯的《藏文大藏經(jīng)（西蕃字藏）述略》。王文似不太常見，以前僅從王撰《西夏黑水橋碑考補》（《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78年第1期，1978年3月，62頁，尾注8）、《藏族翻譯家管·法成對民族文化交流的貢獻》（《文物》1980年第7期，1980年7月，附記）等文中知其刊于1963年，并且內(nèi)含王氏所輯“管·法成事跡”而已。本文接近定稿時，發(fā)現(xiàn)孔網(wǎng)正好上架一冊，立刻買下。拿到書后發(fā)現(xiàn)正文一共二十頁，并無“管·法成事跡”，可能不是全本。封面印有如下文字（圖四十三）：
藏文大藏經(jīng)（西蕃字藏）述略
（藏研班專題講座）
王堯
1963年4月 擬
1963年6月 修改
圖四十三
再回到張譯多氏史。從內(nèi)容和文字來看，佛協(xié)版顯然直接來自打字本或打字本所根據(jù)的稿本，不過佛協(xié)版的章題多作“某某（或某某等）的時代”，打字本卻多在“時代”后面加上“史話”二字，而且按照印藏書籍的習慣將章題置于每章的末尾。比如圖四十四上的“婆羅門羅睺羅時代史話第十四”就是前面幾頁而非本頁的章題，因為本頁（49頁）下面都是下一章“龍樹護持教法時代史話第十五”中的內(nèi)容。同樣是《簡短的弁言》，打字本里“這個譯本目前的質(zhì)量已超過現(xiàn)有的中外譯本”一句，在佛協(xié)版中被改為“這個譯本目前的質(zhì)量已臻信達”，如此改動的原因應該是考慮到喇嘛欽巴（Lama Chimpa）和恰托巴底亞耶夫人（Alaka Chattopadhyaya, 1926-1998）翻譯，恰托巴底亞耶（Debiprasad Chattopadhyaya, 1918-1993；此人即黃寶生、郭良鋆譯《印度哲學》，王世安譯《順世論》的作者，印度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史學家，譯者Alaka的丈夫）編訂的英譯本（Tāranātha's History of Buddhism in India, Simla: Indian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1970）在打印本發(fā)行的1963年還沒有出版。張譯《序言》在提到英譯者時，佛協(xié)版作“1970年喇嘛欽巴和卡托帕德哈亞合譯由加爾各答大學卡托帕德哈亞教授參照俄文和德文譯本校訂并增加了許多注釋和補充注釋的英譯本在印度出版”，將夫婦二人以“卡托帕德哈亞”和“加爾各答大學卡托帕德哈亞教授”的形式區(qū)分開來。但是，在四川民族版中，這句話卻變成了“另外，還有喇嘛欽巴和印度加爾各答大學卡托帕德哈亞合譯并由卡托帕德哈亞教授參照俄文和德文譯本校訂并增加了許多注釋和補充注釋的英譯本于1970年在印度出版”，顯然是將夫婦二人誤當成了一人。從這個錯誤也能看出四川民族版是如何的不可靠，其中的各種改動我很懷疑沒有經(jīng)過張建木的同意。打字油印本中的拉薩版頁碼，在佛協(xié)版中已被刪除，只是刪得不夠徹底，比如在第38頁就留有數(shù)字“361”。如果沒看過打印本（參看圖四十四），就會不明白這個半路鉆出來的數(shù)字是什么意思。
圖四十四
嘉木樣《佛歷表》
第一世嘉木樣活佛（1648-1722）所著《佛歷表》是西藏佛學史名著?！冻醪揭庖姟分浀耐鯃蜃g稿，后來未見正式出版。王堯《述略》油印本在講到此書時（44-45頁）也沒有提到自己的譯稿?！斗饸v表》后來有黃顥的譯注本，是根據(jù)民族宮所藏刻本翻的，刊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歷史室和西藏自治區(qū)歷史檔案館編《藏文史料譯文集》（1985年7月，89-161頁）。孔網(wǎng)現(xiàn)有黃顥譯稿上架（https://book.kongfz.com/27877/2842229454；2023年6月30日讀取），書于學部民族所稿紙上，有編輯的痕跡，應是從出版社散出的原譯稿本。其實早在王堯和黃顥之前，呂澂（1896-1989）就翻譯過此書，由于最后未能出版，所以知道的人不多。
《落照堂集存國人信札手跡》（聞廣、蔣秋華主編，上、下冊，“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年12月初版）上冊收有呂澂致聞宥信十六封（181-199頁），在第十二封中呂澂就提到翻譯嘉木樣《佛歷表》（譯作《西藏佛教大事表》）事（194-195頁，圖四十五，圖四十六）：
在宥先生：獲書藉悉尊況如常為慰。承屬續(xù)撰前稿，因資料悉留蜀中，一時無從著手，不勝歉然。行篋現(xiàn)有嘉木樣Jam-ya? shad-pa《西藏佛教大事表》（拉卜楞版）一種，為治西藏學者所必需，久擬整理刊布。如尊意以為合于貴所?？?，請函知準備編寄何如？（該表包括丁卯紀元以來七百年間大師行跡、寺院興建、經(jīng)籍譯撰等事，改排羅馬字母，約有前印?？酒呤撟笥遥饧有蜓?、附錄、索引等，可二三十頁）附奉《內(nèi)學院工作總結及計劃》一份，即希詧正。專復，即頌撰祉。 弟呂澂頓 十，十。
惠復請寄江蘇丹陽公園后二號舍間
圖四十五
圖四十六
《內(nèi)學院工作總結及計劃》全名《內(nèi)學院研究工作的總結和計劃》，正式刊發(fā)于《現(xiàn)代佛學》第1卷第1期（1950年9月15日，16-18頁）的是1950年8月20日的修正稿。我收藏有初稿的油印本，上面印的完成時間是1950年3月20日（圖四十七），由此可知提到它的這封信必寫于這個時間之后。信中說的“承屬續(xù)撰前稿”和“前印專刊本”者，指“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庇?942年刊出呂澂編校的《漢藏佛教關系史料集》（內(nèi)含《漢譯藏密三書》《藏傳中土佛法源流》二種，后者即翻自《土觀宗派源流》）之后，主編聞宥邀請呂繼續(xù)編寫《史料集》，呂乃以翻譯嘉木樣《大事表》應之。根據(jù)我刊布的呂澂《自傳》（《世界哲學》2007年第3期），呂于1947年6月攜子從四川返回南京，籌劃重建支那內(nèi)學院，但一直苦無結果，1948年夏間因感身體不適，乃離開南京去丹陽老家休養(yǎng)，直到1950年年底才離開南京返回四川（見下文）。由此可知此信的寫作時間10月10日，必為1950年10月10日，當時呂還住在丹陽老家。呂寄給聞的《內(nèi)學院工作總結及計劃》，既可能是《現(xiàn)代佛學》上的刊本，也可能是初稿或修正稿的稿本或油印本。
圖四十七
第八封信（圖四十八，190頁）中再次提到《大事表》：
在宥先生：惠復敬悉。弟因院友促歸，已購好民生荊門輪船票，月杪返蜀?！斗鸾檀笫卤怼犯寮?，俟返后整理奉寄。弗念，專頌道祉 弟呂澂拜上 十一，十九。
圖四十八
此11月19日信中提到因院友促歸已購好船票月底返川，與呂澂《自傳》“乃于（1950年）11月下旬偕幼兒回到四川”密合，知其應寫于1950年11月19日。在寫信的第二天（11月20日），呂澂又有致巨贊法師書，里面提到“澂因院友促歸，定于本月二十六日由寧搭輪赴蜀”（呂澂復巨贊法師書，1950年11月20日，朱哲編《巨贊法師全集》，第三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1324頁），也可以參考。
《信札手跡》的第一封信（圖四十九，182頁）為呂澂返川后所寫：
在宥先生：惠教敬悉。弟抵院已一月，因料理各事，尚未獲暇撰述。《大事表》需俟一個月后方可清稿，不審貴所邇?nèi)战?jīng)濟狀況如何。原定印刷計劃，能無改動否？便希示復為感。專頌道祉 弟呂澂 頓 一，十二。
圖四十九
據(jù)“抵院已一月”推算，此信當作于1951年1月12日。在《信札手跡》所收呂澂信中，此信撰寫時間最晚，卻被排在了第一位。
《佛歷表》在呂澂寫的文章中也被提到過，比如《漢藏佛學溝通的第一步》（《現(xiàn)代佛學》1953第8月號，1953年8月15日）：“用漢文重編一部西藏佛學歷史（嚴格的說，應該和佛教歷史有好些區(qū)別），闡明各種學說的源流和現(xiàn)況，最好更參照嘉木樣的西藏佛教史表bstan-rtsis編一個學術年表，作為附錄?！眳巫g稿本可能還保存在金陵刻經(jīng)處。
劉立千譯《瑪爾巴譯師傳》
《初步意見》說“《瑪爾巴譯師傳》，劉立千節(jié)譯，載《康藏研究月刊》第一至二十二期，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不夠準確和詳細?！犊挡匮芯吭驴罚ê喎Q《月刊》）是康藏研究社的社刊，該社由謝安國（1887-1966）、任乃強、劉立千等人成立于1946年7月，以研究康藏地區(qū)語文、史地、政教等為目標。發(fā)起人中不乏佛學、藏學名家，比如呂澂、法尊、王恩洋（1897-1964）、張怡蓀（張煦，1893-1983）、聞宥、韓儒林、楊質(zhì)夫（1906-1980）、歐陽無畏（1913-1991）、祝維翰（1911-1983）、郭和卿等。王恩洋在《月刊》第4期（1947年1月31日）發(fā)表的《對康藏研究之期望》，有提到呂澂的地方，值得錄出：“曾聞友人呂秋逸先生言：英人之偵查西藏也，凡山川之高度深度，原野之廣袤，靡不精悉，不失黍米[絫？]。藏人禁英人照像測量，英人則偽為旅行者，以其所持手杖刻畫分寸，隨行隨記，即已量其高遠之度而罔差謬，歸為地圖，其精詳非吾漢人所能夢見矣。故今治西藏地理者，還須遠求教于英人。”呂澂所提“偽為旅行者”的“英人”，不知是不是指十九世紀下半葉被派去秘測西藏地理的印度辛格（Singh）兄弟（伍昆明《英印測量局辛格家族兄弟非法秘密探測西藏的活動》，《藏學研究文選》，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321-340頁）。
劉譯在《月刊》最初發(fā)表時，原題《瑪巴譯師傳》，并非《瑪爾巴譯師傳》。其譯刊詳情如下：
第1期，1946年10月30日，8-12頁
第2期，同年11月30日，17-29頁
第3期，同年12月31日，13-24頁
第4期，1947年1月31日，18-27頁
第5期，同年2月28日，27-31頁
第6期，同年3月31日，17-27頁
第7期，同年4月30日，23-28頁
第8期，同年5月30日，21-27頁
第9期，同年6月30日，17-27頁
第10期，同年7月31日，22-24頁
第11期，同年8月31日，20-24頁
第12期，同年9月30日，7-12頁
第13期，同年10月31日，10-15頁
第14期，同年11月30日，11-18頁
第15期，同年12月31日，13-19頁
第16期，1948年1月31日，18-25頁
第17期，同年2月29日，27-29頁
第18期，同年3月31日，16-21頁
第19期，同年4月30日，18-25頁
第20期，同年5月30日，15-20頁
第21期，同年6月30日，12-18頁
第22期，同年7月30日，5-9頁
《初步意見》還提到任乃強節(jié)譯的《德格土司世譜》“載《康藏研究月刊》，第十三至十六期，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其譯刊詳情如下：
第13期，1947年10月31日，15-23頁
第14期，同年11月30日，19-30頁
第15期，同年12月31日，第19-25頁
第16期，1948年1月31日，第11-18頁
附帶說一下，《初步意見》著錄的劉譯《彌拉熱巴傳》的稿本（西南民院藏）和民族所的復制抄寫本（1962），筆者均未見到。劉譯后來改題《米拉日巴傳》正式出版（桑杰堅贊著《米拉日巴傳》，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后收入“劉立千藏學著譯文集”，民族出版社，2000年2月第1版）。劉譯以及《初步意見》著錄的王沂暖翻譯的《西藏圣者米拉日巴的一生》（乳畢堅金著，商務印書館，1949年12月初版），均不難見到，這里不再細說。
《西藏古碑銘集》
有關西藏古代史真正的科學研究，除了對傳世歷史文獻的探討之外，主要是由對兩類史料的解讀和翻譯奠定的。第一類史料是西藏古代碑刻，如藏王墓碑、紀功碑、盟誓碑等。這方面的代表作有杜齊（Giuseppe Tucci, 1894-1984；亦譯圖奇等）的《吐蕃王墓》（The T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 Serie Orientale Roma I, Roma: 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50），黎吉生（Hugh Edward Richardson, 1904-2000）的《拉薩古代歷史文告與拉薩碑銘上的唐穆宗與彝泰贊普的盟約》（Ancient Historical Edicts at Lhasa and the Mu Tsung/Khri Gtsug Lde Brtsan Treaty of A.D. 821-822 from the Inscription of Lhasa, London: Luzac and Co., Ltd., 1952；收有《拉薩雪碑》和《唐蕃會盟碑》的校譯本，我從孔網(wǎng)買到過民族所藏本）等。第二類史料是敦煌出土的古藏文史籍寫本。這方面的代表作有巴考（Jacques Bacot, 1877-1965）、杜散（Gustave-Charles Toussaint, 1869-1938）和托馬斯（Frederick Thomas, 1867-1956）用法語出版的《敦煌出土西藏歷史相關文獻》（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à l’histoire du Tibet, 1940-1946）等。《白史》稱贊第二類史料為“內(nèi)容重要，根基穩(wěn)妥，猶如黃金之地，為吐蕃王時代藏人自己所寫，而未經(jīng)改竄者，在將近千年的漫長時期長眠于沙、石之下的古老文件”（傅譯，25頁）。其實第一類史料又何嘗不是“內(nèi)容重要，根基穩(wěn)妥”。佐藤長的《西藏古代史研究》就是較早綜合利用兩類史料的成功嘗試。
《初步意見》列出的1961年拉薩打印本《西藏古碑銘集》（共二十三頁），就是對第一類史料及其相關研究的翻譯和介紹。我沒有見過帶有這個書名的打印本。不過，我從孔網(wǎng)拍到過一沓打字（少數(shù)西文藏文及漢文為手刻）油印本（圖五十），內(nèi)含《桑葉寺金石文字記載吐蕃歷史文獻》（1頁）、《桑葉大誓》（2-3頁）、《第二詔書》（4-5頁）、《藏王赤德松贊建立噶仲寺的詔書》（6-8頁），一共八頁，一式兩份，沒有封面。我很懷疑這沓油印本就是《西藏古碑銘集》。原因有二。第一，內(nèi)容全是譯自杜齊《吐蕃王墓》所收碑銘的英譯部分，這與《初步意見》所記《西藏古碑銘集》“主要”參考杜齊該書“英譯部分碑銘譯”完全符合。第二，用紙和字體與本文介紹的西藏調(diào)查組在同一時期打字油印的其他文件近似，所以很可能就是1961年的拉薩打印本《西藏古碑銘集》。不過我買到的不是二十三頁，而是只有八頁，可能是殘本。
圖五十
既然說《西藏古碑銘集》“主要參考”杜齊之書，說明可能還有杜齊一書之外的內(nèi)容。常鳳玄（玄亦作鉉，1927-2007）在《吐蕃工布摩崖碑考釋》（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編，《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237頁）中提到自己調(diào)查吐蕃時期工布摩崖古碑的經(jīng)過：
我參加西藏自治區(qū)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調(diào)查組在藏工作期間，于1961年2月前往進行調(diào)查，曾據(jù)拍攝、試拓和抄錄的材料，初步譯為漢文，編入《吐蕃金石文獻》資料中，當年曾由調(diào)查組打印散發(fā)。此后，調(diào)查材料散失殆盡，多次擬再行復查，迄未如愿。
文中這句“編入《吐蕃金石文獻》資料中”，文氣似嫌不夠貫通，既然書名已有書名號，似不宜再加“資料”二字。如果去掉書名號，成為“編入吐蕃金石文獻資料中”，文章就顯得通順多了。所以，我很懷疑書名號是《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的編輯加的，常文原作“吐蕃金石文獻資料”，具體所指就是1961年編印的《西藏古碑銘集》，只不過作文時已相隔二十多年，常已記不清“當年曾由調(diào)查組打印散發(fā)”的這個資料的具體名稱，所以就泛泛地寫成“吐蕃金石文獻資料”。
我藏有一種《西藏林芝摩崖碑文》，內(nèi)有常文研究的工布摩崖碑文的照片四張和抄（鈔）錄本兩份，裝于牛皮紙袋中（圖五十一）。照片含碑文的外景一張，內(nèi)景三張，為西藏自治區(qū)農(nóng)牧局李超群于1960年拍攝。抄錄本一為佟錦華（1928-1989）于1960年用藏文草體字抄寫（共三頁），一為常鳳玄于1961年用楷體字抄寫。常抄本是用復寫紙抄的，一共三頁，含封面一頁和碑文二頁。封面中部有藏漢雙語標題，漢語標題作“工布地區(qū)達雍中增鄉(xiāng)古藏文碑文”，下部有漢語題記“西藏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調(diào)查組 1961.2.8.于林芝”（圖五十二）。這份資料出自民族所檔案，是我從孔網(wǎng)拍到的。
圖五十一
圖五十二
我同時拍到的還有一本作為“內(nèi)部資料僅供參考”的打字油印本《西藏各類歷代史表》，是西藏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調(diào)查組于1962年2月編印的（圖五十三），也是屬于當時編印的同一批資料。這本《史表》除封面外一共十五頁，內(nèi)含《吐蕃王朝世系表》（1-2頁）、《薩迦王朝世系表》（3頁）、《帕莫主巴王朝（第司王朝·乃東王朝）世系表》（4-5頁）、《噶馬王朝》（5頁）、《達賴世系表》（6-7頁）、《班禪世系表》（7-8頁）、《清代歷任駐藏大臣一覽表》（8-12頁）、《明末以來歷任藏王及攝政一覽表》（12-14頁）、《薩迦派前五世世系表》（14頁）、《各大寺創(chuàng)建年代表》（15頁）和《固始汗世系表》（15頁）。
圖五十三
李有義譯《吐蕃諸王陵墓考》
與古藏文金石銘刻有關的漢譯，除《西藏古碑銘集》外，《初步意見》還列出李有義和王忠（1921-1999）的譯稿。王譯內(nèi)容不詳，僅說是“據(jù)外文書刊所載碑銘原文”譯出，所謂“外文書刊”者，應該不出杜奇、黎吉生等人作品范圍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初步意見》著錄的常任俠（1904-1996）《拉薩“唐蕃會盟碑”的盟文與建筑》（《現(xiàn)代佛學》1959年11月號）一文使用的《唐蕃會盟碑》碑文藏語部分的漢譯就是采用王忠的譯文（“此碑藏文過去無漢文譯本，今得王忠先生譯出，四面刻文，俱可通讀了”）。
至于李譯，《初步意見》明確說是The T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的譯本，還給出翻譯年代（1962）和譯稿頁數(shù)（一百二十七頁）。李譯稿本未見，后來也未正式出版。我從孔網(wǎng)買過一本刻（西語藏語部分是手刻的）打（漢語部分是打字機打的）油印的《吐蕃王墓》，正文一百一十六頁，封面題“吐蕃王墓 西北民院少語系 藏文教研室翻印”（圖五十四），但內(nèi)頁卻題作《吐蕃諸王陵墓考》（圖五十五）。從內(nèi)容看，此書正是The T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的全文翻譯，內(nèi)頁書名也和《初步意見》所記李譯題名一致，只是未署譯者姓名和印行年代。既然說是西北民族學院（西北民院）少數(shù)民族語文系（少語系）藏文教研室“翻印”，似乎說明該譯此前并未停留在稿本的階段，而是也曾（在內(nèi)部）印行過，只是這個更早的印本目前還無法見到。我很懷疑這部書就是李譯，但缺乏過硬的證據(jù)。順便提一句，圖奇此書另有民院藏族研究所阿沛·晉美（陳慶英的同學）于1982年4月完成的漢譯本，題為杜齊著《藏王墓考》，收入《藏族研究譯文集》第一集（中央民族學院藏族研究所，1983年3月，1-33頁）。
圖五十四
圖五十五
王靜如譯《敦煌古藏文史料》
《初步意見》列出的王靜如、王忠和傅師仲對巴考等三人所編《敦煌古藏文史料》的翻譯，就是對第二類史料及其相關研究的翻譯和介紹。王忠譯稿雖然未見，但在他所寫《新唐書吐蕃傳箋證》等中使用過自己的譯文，從中可以略窺一斑。至于傅師仲的譯文，則情況不明。王忠和傅師仲的譯文都未單獨刊行，已刊的如王忠譯文也都是片段的，只有王靜如不但將全書譯出，還在內(nèi)部發(fā)行過刻字油印本。
油印本的存在有很多記錄，其中以黃顥寫的《中國關于敦煌吐蕃古藏文文獻的研究》（《四川藏學研究（四）》，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最為準確和詳細：
幾乎大約與王忠先生前后，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王靜如教授，于1957年著手直接從法文釋譯巴考的《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從序言到正文均譯，由常鳳玄先生協(xié)助譯校藏文。并據(jù)此為民院藏語班開講。同時王靜如先生據(jù)巴考本所譯資料，撰寫了論述吐蕃是奴隸制社會的論文，發(fā)表于中國民族研究期刊（內(nèi)部本）上。本文將此漢譯稿《吐番[蕃]歷史文書》帶到拉薩西藏社會歷史調(diào)查組，并于1961年打印成冊，同時散發(fā)組內(nèi)外有關同志。該印本質(zhì)地粗糙，校對不甚精，多有錯漏。但該打印本仍是由法文直譯的版本（即法譯漢）。使讀者對《吐蕃歷史文書》有了較全面地概括認識。
《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和《吐蕃歷史文書》都是《敦煌古藏文史料》的異譯。從黃文可以看出，他“本人”（文中作“本文”，不通，可能是“本人”之誤，也可能是“本文作者”的脫誤）就是制作這個油印本的主要推動者。
與王靜如和柳陞祺合著的《藏族史講稿》油印本（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1957年3月）一樣，《敦煌古藏文史料》油印本也不常見，我在孔網(wǎng)等了很多年才在2023年2月買到一冊。從書名（《敦煌古藏文史料》）、匯編單位（西藏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調(diào)查組）、印行時間（1961年3月）、地點（拉莎=拉薩）（圖五十六）以及頁數(shù)（一百零七頁）來看，正是《初步意見》著錄的拉薩復制打印本。在封面的背后一頁還列出采用的三種資料，一即《敦煌古藏文史料》本身（簡稱“巴書”），二為陶瑪斯《新疆古藏文史料》（Tibetan Texts and Documents）的紀年部分（簡稱“陶書”），三是王忠的《新唐書吐蕃傳箋證》（簡稱“王書”；圖五十七）。為方便了解這三種資料在全書中的分布，抄寫全書目錄如下（圖五十八，圖五十九）：
第一部份 紀年
一、紀年 1—21
二、紀年續(xù)編 22—23
三、紀年再續(xù) 24—27
四、紀年補編 28—30
第二部份 世系
一、贊普世系 31—33
二、論·尚世系 34—37
三、諸侯世系 38—39
第三部份 傳略
一、聶墀贊普傳略 40—40
二、止貢贊普傳略 41—44
三、達布悉若即傳略 45—47
四、囊日倫贊傳略 48—54
五、松贊干布傳略 55—56
六、松贊干布與大臣會盟 57—60
七、墀都松、墀德蹜贊傳略 61—63
八、論·欽陵與唐將盟戰(zhàn) 64—65
九、墀都松與大臣慶功唱和 66—72
十、墀松德贊傳略 73—74
〔十、附〕贊普（松贊干布？）與大臣慶功唱和 75—81
附錄之一 譯者原序
一、總序 82—83
二、紀年序 84—86
三、紀年續(xù)編、紀年再續(xù)序 86—88
四、世系序 89
五、傳略序 90—91
六、傳略分章和提綱 92—93
附錄之二 敦煌古藏文史料摘譯
第一部份紀年
一、紀年 94—97
二、紀年再續(xù) 97
第二部份 世系
一、贊普世系 98—99
二、論·尚世系 100
三、諸侯世系 101
第三部份 傳略
一、聶棄贊普傳略 102
二、支弓贊普傳略 102
三、達布聶西傳略 103—104
四、朗日論贊傳略 104—105
五、松贊干布傳略 105
六、棄都松贊傳略 106
七、棄隸縮贊傳略 106
八、棄松結贊傳略 107
圖五十六
圖五十七
圖五十八
圖五十九
目錄中的“紀年補編”全部來自陶書?！案戒浿?敦煌古藏文史料摘譯”全部來自王書，這也就是《初步意見》為何特別強調(diào)“并輯入王忠部分譯文編印”的理由。剩余的主體部分都是巴書。順便提一下與王忠有關的事。我從孔網(wǎng)買到過一冊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民族志教研室（王啟龍、陰海燕著《中國藏學史[1950-200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39頁將“民族志教研室”誤寫成“民族教研室”）于1964年1月刻字油印的《新唐書吐蕃傳箋證索引》（圖六十；封面和書中所鈐“賀文宣印”被劃掉。賀生于1933年，是1960級藏研班的畢業(yè)生，任職于西北民院），也屬于和十七年時期藏語古代歷史文獻研究有關之物，其中的《前言》詳細講述了該書編印的緣起和經(jīng)過：
本索引是為閱讀《新唐書吐蕃傳箋證》（王忠著，科學出版社1958年出版）一書提供方便而作，內(nèi)容包括人名、地名、書名和部分藏族專有名詞。索引的初稿由我室王輔仁同志編成，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常鳳玄同志校對了初稿，并作了部分補充，我系中國史教研室蘇晉仁先生也曾幫助查對資料，提供意見。因此，這個索引是在各有關單位的協(xié)作下編訂出來的。由于時間倉促，在索引的編校過程中，缺乏材料的詳細核實，同時，編訂這樣的索引，在我們還是初次嘗試的一項工作，疏漏和錯誤之處在所難免。希望使用它的同志們提出意見，以便今后改正。
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民族志教研室
1964年元月
圖六十
再回到巴考等人的書。巴考在《總序》里交代了兩位合作者以及伯希和的貢獻，頗為重要?，F(xiàn)將王譯《總序》抄錄如下（圖六十一，圖六十二；第二頁每行的右端在印刷時缺了兩字，我按照殘留的筆畫和文義在方括號[]中盡可能做了還原）：
一、總序
（巴書5-6頁）
本書所發(fā)表的幾個不同的藏族吐蕃編年史（即吐蕃史記）依現(xiàn)在所知，應當是多淩（rdo -ri?）石刻和八世紀拉薩碑文以后，用藏文書寫的最古的藏族歷史文獻了。把這些文獻初步譯成法文是從1922年著手的，也就是編寫國立圖書館之藏伯希和（P. Pelliot）所獲藏文書寫手卷暫編目錄的那一年。在初步翻譯工作中，如果沒有西藏學者甘欽頓珠（bka’-cen-don-grub）先生的協(xié)助，可能竟無所成就。編年史中的藏語實在太古了，它充滿著已經(jīng)不用的死語和不明的專名。就連這位編校藏文古語集（li-shi-gur-kha?理希古康）的甘欽頓珠先生也承認他自己對于某些存疑的部份也不能解決。這就是第一次譯稿文所以被認為太不成就，而未能出版的原因。十五年后就商于翻譯藏文帕瑪唐易（Padma-tha?-yig）的杜霰（Ch. Tous[s]aint）先生。這些編年史的文獻價值，使他覺得寫卷有重加精密研究的必要，并應取得英國印度部圖書館（La Bibliothèque de l'india office）館藏同一來源的寫卷由陶瑪斯（W. Thomas）多年以來譯就的譯本的支援。就在這樣雙重協(xié)作的機會下，敦煌舊藏藏文編年史吐蕃史記的譯本終于出版了。
杜霰先生的工作是校訂國立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所藏編年史初步法譯文的疑難部分，并對其間未能譯出的空白字部分差不多作了全部的補充。寫卷的艱深難懂更吸引了杜霰先生的興趣，而沒有使他灰心。當我們對每一句藏文的理解不能一致時，總是經(jīng)過長久時間的討論，然后得出最后的協(xié)議。用我們自己編年史把翻譯重加推敲，并參照陶瑪斯倫敦藏文文獻的英譯，終于使我們獲得了滿意的解釋，至少也得出了合理的假設。關于不能確定的部分，我們在注中把它記出來。
長篇的編年史史傳中的詩唱譯文，主要是杜霰先生的勞績。他精心的保留了詩歌中的一定韻律而又沒有脫離原文的含義。就翻譯詩歌來說，如果譯成散文，首先就是對原作不忠實，失掉他的精神實質(zhì)。其次翻譯詩歌中的中世[紀的]某些詞匯時，杜霰先生覺得能夠幫助了解史傳中的某些詞匯。因此，就這[方面]來說，與其說是對于文字作了鉆研，倒不如是把翻譯接近了原文?！捕碰盵先生]故于1938年10月。他的工作結束了，手稿交給了出版者?！?/p>
吐蕃紀年寫卷既然絕大部分藏在倫敦，最好是在英國出版。陶瑪斯先[生本]人就是印度部圖書館館長，他曾熱情的把寫卷提供我參考，后來他自己也[著書]翻譯了。他還愿意讓我們把這一部分史料編入這些歷史文獻的整體中。讓[我們]來對他的這一學術貢獻表示感謝吧。這一貢獻，使得同一來原的，同一舊[？？]的卻又極為分散的寫卷合成一種出版物了。
我對于法國科學院院士伯希和先生致以特別的謝意。他情愿給我們校[閱譯]稿并對人物或外族稱號的鑒定作出了指示。
巴考（Bacot）
圖六十一
圖六十二
序中所提甘欽頓珠編校的“藏文古語集（理希古康）”，即所謂《丁香帳》。1961級藏研班的安世興（1936-2021）是專門研究《丁香帳》的，編著有《丁香帳——藏文古今詞語辨析》（民族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和《評介古藏文詞書〈丁香帳〉》（民族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在《科學研究報告文集（1961級藏研班）》中收有他寫的《古藏語詞匯〈丁香帳〉一書評介》（《評介古藏文詞書〈丁香帳〉》將此文誤引為《試談古藏文詞書〈丁香帳〉》）。杜霰翻譯的“藏文《帕瑪唐易》”（Le Padma Tang Yig, 1933），就是《初步意見》著錄的孫景風（“風”誤作“峰”，生卒年不詳）留有譯稿的《蓮花遺教》，也有翻成《蓮師遺教》的。所謂“蓮花”或“蓮師”，就是西藏佛教的創(chuàng)立者之一印度上師蓮花生（Padmasambhava）。《初步意見》說“據(jù)于道泉先生介紹此人先在北京菩提學會，一九五六年后在上海文史館”，基本符合孫景風的情況（參看孫景風與郭元興合譯《西藏傳本印度古代醫(yī)經(jīng)》[上海市衛(wèi)生局，1957年5月第1版]前面上海市衛(wèi)生局的《前言》[1957年5月]和孫本人寫的《翻譯緣起》[1957年1月]，及上海文史研究館官方網(wǎng)站中的孫景風網(wǎng)頁：https://wsyjg.sh.gov.cn/detailpage/gyml-1190.html）。
石泰安?！栋螀f(xié)》
以上所談均為《初步意見》的第一部分“國內(nèi)已經(jīng)翻譯的藏文史料”，下面簡單談談第二部分“今后計劃重點翻譯的項目”。這個部分只是列出作者當時所能見到的有關歷史文獻的刻本、抄本、油印本、歐美刊本及藏書單位，作為將來翻譯和研究工作的指南。這些文獻后來出的譯本，因為不在本文討論的范圍以內(nèi)，所以不再進行羅列和解說。這里只就我見過的幾種計劃翻譯的歷史文獻的翻譯底本，尤其是其中的油印本稍作介紹。
以《巴氏語錄》為例，書名亦譯《巴協(xié)》或《拔協(xié)》，《初步意見》指出有三個翻譯底本，即民族文化宮藏傳抄本，民族所藏民院據(jù)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 1911-1999）?？北镜挠陀椭票荆约拔鞑卣{(diào)查組據(jù)西藏傳抄本的油印復制本。王堯《藏文古代歷史文獻述略》也著錄了三個本子，即民族文化宮圖書館藏抄本、石泰安本和民族所藏油印本，前兩種與《初步意見》的前兩種內(nèi)容一致（但未提石泰安本的民院油印復制本），第三種不知是不是西藏調(diào)查組的油印本。據(jù)佟錦華（1928-1989）和黃布凡（1933-2021）《拔協(xié)譯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的《譯序》（第1頁），民族出版社于1980年6月初版的《拔協(xié)》藏語本（漢文書名題為《巴協(xié)》）就是以民族文化宮圖書館藏的抄本為底本，并參考另外兩種西藏的本子?？备队〉?。
民院據(jù)石泰安?？北镜挠陀椭票?，我在孔網(wǎng)見過幾部（可惜未能買到），其一為民族所舊藏，封面印有如下文字：
藏語書名（略）
拔協(xié)
中央民族學院語文
系藏語教研組編選
1963 · 北京
里面的書名頁基本是復制石泰安原書的封面和書名頁（圖六十三，圖六十四；國圖藏本），并將其翻譯成漢語（“石泰安”被寫成“史泰安”）：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TEXTES ET DOCUMENTS
I
UNE CHRONIQUE ANCIENNE DE
bSam-yas
sBa-b?ed
R. A. STEIN
PARIS 1961
（法）漢學研究所叢刊/正文及文件
桑耶古代編年史——《拔協(xié)》
藏文正文編輯及法文摘要
R. A. 史泰安
巴黎 1961
圖六十三
圖六十四
石泰安全書由引言（introduction）、提要（résumé）和藏語抄本影印三部分組成。油印本將引言和提要譯為漢語，最后附根據(jù)石泰安影印本刻印的《拔協(xié)》藏語原文。據(jù)鄧銳齡《九十自述》后面所附《鄧銳齡先生作品目錄》，譯文類第一種即“《1961年重印〈巴協(xié)〉——桑耶古代編年史的引言及提要》[法]石泰安著（中央民族學院1963年印《巴協(xié)》）”，如此看來民院1963年油印復制本中的漢譯文應是出自鄧氏之手。另外，鄧氏作品目錄譯文類第二種是“《西藏的文明·跋》[法]石泰安著（1963年譯，未刊）”，翻的是前一年剛剛出版的石泰安的La civilisation tibétaine（1962）。下面根據(jù)我從孔網(wǎng)買到的甘肅人民出版社藏文編譯室1980年（根據(jù)書前《說明》的寫作時間[1980年元旦]）的翻印本將引言的漢譯全部錄出（凡是與原文有明顯不合的地方均在方括號[]中標注出來），所引西文和藏語的文句根據(jù)石泰安的原文做了一些訂正：
引言
《拔協(xié)》〔sBa-b?ed或rBa-b?ed〕一書，據(jù)已佚的原本，得名于巴氏家族〔sBa或rBa〕的賽囊〔gSal-sna?〕大臣所撰。賽囊，在尺松德贊〔Khri-sro? lde-bcan〕（約在八世紀）在位時是一位有名的人物，其聲名與同族的另一成員——拔氏家族的修道者桑?！睸a?-?i〕相埒。本書的主要記事本來應是賽囊直接的見聞〔témoignage, b?ed〕。這部分記事構成后來一些編年史，如《布頓史》、《霸臥祖拉程哇編年史》〔dPa’o gCug-lag phre?-ba〕等記述的依據(jù)。
正如我們在末頁談到的，目前被介紹而印出的這篇正文〔texte〕是被認為“正式的〔officielle, ?abs-brtag-ma〕增廣本”的。本文在第七十一——七十二頁[石泰安原文作“六十二頁”]上談到原本《拔協(xié)》的結束，并在第七十六頁[石泰安原文作“六十五頁”]上談到正式本《拔協(xié)》的結束。杜齊〔M. Tucci〕指出，傳說本書有三種不同的編輯本〔rédactions〕，一為長篇，一為中篇，一為短篇（Minor Buddhist Texts, Pt.Ⅱ, Rome, 1958, p.17, n.1）。《如意寶樹》（松巴堪布一七四八年著）〔dPag-bsam l?on-bza?, Sum-pa mkhan-po; 1748〕在議論各古代歷史家的歷史時間分歧上表示自己的看法時，所說的如下一段話，無疑的講地正是這些傳本：
“（這些編年史）的大部分的藍本是《拔協(xié)》〔Mi sPa-b?ed〕一書。這書是關于桑耶寺〔bSam-yas〕（創(chuàng)建）的記述，為賽囊和桑希等人所著，被分別保存在喇嘛、贊普和大臣們手中，人們對它屢次增加或消刪一點。這就是三種（著述或書名）：即《喇協(xié)》〔Bla-b?ed〕（給喇嘛寫的）、《杰協(xié)》〔rGyal-b?ed〕（給贊普寫的）和《拔協(xié)》〔sPa-b?ed〕（給大臣或拔氏〔sPa〕寫的）的來源。其后晚出的若干本子〔Textes〕或長或短地都是從這〔三種書〕里出來的?！保‥d. Das, Pt.Ⅱ, p.155-156=xyl.fol.101a; idem, p.383=fol.242a.）
在隔著稍遠的地方（éd. Das, p.157=fol.102a），同一作者在論及朗達瑪〔Gla?-dar-ma〕和奧松〔’Od-sru?〕時引證一段原本〔《pur》〕《拔協(xié)》〔sBa-b?ed gca?-ma〕。
現(xiàn)在這一譯本終結阿底峽〔Ati?a〕的來到西藏。那么它的成書當在十一世紀末以后。黎吉生（M. Richardson）估計應在十四世紀末（Ancient Historical Edicts at Lhasa..., London, 1952, p.4 et n.2）；賴里赫估計可能出于十三世紀中的一位噶當派喇嘛之手（據(jù)口頭材料）。
作品的名稱并非一直象現(xiàn)在（至少在1748年時）所記的這樣?！锻踅y(tǒng)記》〔rGyal-rabs〕（1508年？）引用過它，書名作《桑耶寺誥》〔bSam-yas kyi ka-chigs, fol.92〕，但《王統(tǒng)記》的記事，至少在它的現(xiàn)存版本中，比起現(xiàn)在這本《拔協(xié)》的記載，佛教色彩要更加濃厚。另外，在1645-1665年，霸臥祖拉程哇〔dPa’o gCug-lag phre?-ba〕（所著之《智者喜筵》）曾引用本書題目為《拔協(xié)，一名桑耶寺詳志》〔le Grand Guide de bSam-yas〕（見第七卷，第八十九頁下，原文：“對《桑耶寺詳志》稱為《拔協(xié)》?！薄瞔hap.?a, fol. 89b: bSam-yas kyi dkar-?hag ?hen-mor grags-pa rBa-b?ed.〕
這本小編年史所以重要有幾項理由。這里關于史實事件的記敘，比較至今所知道的后出的諸編年史更加詳贍，后者都已有所節(jié)略。文章的風格和詞匯是顯著突出的，值得語言學家注意。西藏社會學家和西藏歷史學家在本書內(nèi)可以找到有趣味的史實。
這里印出的手抄本，是黎吉生在拉薩請人用楷體字抄錄的，它所以被選為底本，是因為它抄的清晰，易于復制。但不免些正字法上的錯誤。我們已經(jīng)取所藏另一抄體字抄本與之對校。只有一些具有意義的異體字被留下來，這些字印在正文之下（注：因條件所限，未能打印。——翻印者），并注明所在頁、行。
本書的得以印出，只能感謝黎吉生和杜齊兩位先生的慷慨，他們友誼地寄給我〔書的〕小型膠片，并且準許出版。謹在此對他們致以衷心的感謝。還要對拉日夫人〔Large〕表達我的謝意，因為她在我的指導下，承擔起本書索引的編制工作。
史泰安〔R. A. Stein〕
佟錦華和黃布凡開始譯注《拔協(xié)》用的就是民院1963年刻印的這個油印本（《拔協(xié)譯注》，《譯序》，6-7頁）：
現(xiàn)在我們這個譯注本，最初是依據(jù)中央民族學院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學系藏語文教研室根據(jù)石泰安影印本刻印的油印本譯注的?！?/p>
藏語文教研室于1963年，曾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鄧銳齡同志將這個影印本中石泰安的引言及內(nèi)容提要譯出。這對我們理解《拔協(xié)》無疑有所幫助。在翻譯過程中，藏族學者東嘎·洛桑赤烈、欽饒威色、貢布等三位教授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藏學專家王森教授幫助我們解決了不少疑難問題。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石泰安于1946年到1949年來華游學并任教期間，曾加入康藏研究社成為社員。在《康藏研究月刊》第16期（1948年1月31日）末頁（32頁）“本月份收入揭曉”中，有“石泰安先生匯來社費十萬元”的記錄。
余論
在《初步意見》計劃翻譯的項目中，第十種《安多政教史》有西北民院復制打印本。王堯《述略》著錄有此書分為三卷的西北民院油印本，應該就是這個復制打印本。我在孔網(wǎng)見過此書多部，分上中下三大厚冊，是西北民院翻譯科印的。我買到過一本下冊（民族所舊藏），其卷尾記有印制的時間（1958年1月，圖六十五，圖六十六）。
圖六十五
圖六十六
第十四種為袞卻倫朱等著《增續(xù)教法源流》。此書即劉譯《續(xù)藏史鑒》附錄《本書參考西藏典籍目錄》中的《增續(xù)正法源流》（劉譯《緒言》亦作《正法源流補遺》）：“全書一函，上卷為寶頓成所著，下卷為覺滿所續(xù)，書成于清初，乃宗教歷史之書，內(nèi)亦附有西藏大德生年卒年考，與白琉璃所說略異，可資對勘?！睂氼D成和覺滿分別是Dkon-mchog-lhun-grub和Sa?s-rgyas-phun-tshogs。《初步意見》的袞卻倫朱就是寶頓成，所等者即覺滿。王堯《述略》譯為《寶天成教史》，寶天成即寶頓成，覺滿被王堯譯為佛滿（油印本，37頁）?！鞍琢鹆А奔磩⒆g《參考藏籍目錄》中的《浦派歷書百[白]琉璃解》（劉譯《緒言》亦作《白琉璃歷法》），也就是《初步意見》計劃翻譯的第十九種《白琉璃歷史年表》。
（本文在文字辨識和史料辨析方面還得到過艾俊川和宋希於的幫助，附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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