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購買過去》：后革命時代巴黎的古董收藏與歷史認識

Tom Stammers，The Purchase of the Past: Collecting Culture in Post-Revolutionary Paris c.1790–1890，劍橋大學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374頁，124.00 USD

1789年法國革命造成了歷史時間觀的斷裂，它擾亂并重塑了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之間的關(guān)系。過去被重置，被陌生化和他者化。以典范性和重復性為基本內(nèi)涵的歷史概念已被革命“清空”，未來因此成了一個無限延展的空間，作為一種“期待地平線”而被打開（阿赫托戈，《歷史性的體制：當下主義與時間經(jīng)驗》，黃艷紅譯，中信出版社，2020年，63頁；Reinhart Koselleck，“‘Space of Experience’ and ‘Horizon of Expectation’: Two Historical Categories，” in Futures Past：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255-275頁）。十九世紀初的法國人對這種斷裂感，感受頗深：“此時，人們從文化上經(jīng)歷了一種與過去關(guān)聯(lián)的不安全感，與自身所繼承的遺產(chǎn)的聯(lián)系也被打亂?！?特爾迪曼（Richard Terdiman）把這種不安全感和混亂稱之為“記憶危機”（memory crisis）：“這是這樣一種感覺，即過去常以某種方式逃避記憶，回憶（recollection）已經(jīng)不再同意識（consciousness）相互整合。在這種記憶的危機中，時間與主體性（subjectivity）之間的一致性似乎被瓦解了?！保≧ichard Terdiman，Present Past: Modernity and the Memory Crisi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第3頁）。正如詩人繆塞（Alfred de Musset，1810-1857）所感嘆：

過去所曾經(jīng)存在的已不復存在，將來總要到來的尚未到來。你們真用不著向別處尋找我們的病根。（繆塞，《一個世紀兒的懺悔》，梁均譯，人民出版社，1997年，15頁）

所以，當時法國人如何應對和處理這種“記憶的危機”，如何處理革命造成的斷裂，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早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歷史意識或政治思想方面，如美國學者梅隆關(guān)于復辟王朝時期的歷史寫作的經(jīng)典研究（Stanley Mellon，The Political Uses of History：A Study of Historians in the French Restor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近年來，物質(zhì)文化史的興起為考察這一問題，提供了更豐富、更貼切、更易理解的角度，因為這一取向所處理的是那些可見可觸的物，因而能夠很具體地呈現(xiàn)出人們在遺忘、保存和傳承方面所做的選擇。遨思蘭黛考察了十七世紀至二十世紀法國家具裝潢不斷變化的意義，揭示了日常生活美學與政治和社會轉(zhuǎn)型的緊密聯(lián)系，證明十九世紀家具中歷史主義風格的復興本身就表明了私人空間對國家歷史的一種忠誠（Leora Auslander， Taste and Power Furnishing Modern Franc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年）。夏比發(fā)現(xiàn)，十九世紀法國的中產(chǎn)階級很熱衷于收藏，認為這是中產(chǎn)階級塑造自我認同的方式，有趣的是，這種方式產(chǎn)生了一種悖謬，集中表現(xiàn)在文物收藏上，因為收藏盡管能讓中產(chǎn)階級逃離工業(yè)社會，與古老的過去建立聯(lián)系，但也未能擺脫商業(yè)社會的特質(zhì)，因為這本身就是一種逐利的投資行為（Manuel Charpy，“L'ordre des choses. Sur quelques traits de la culture matérielle bourgeoise parisienne, 1830-1914，”Revue d'histoire du XIXe siècle, N° 34, 2007, pp. 105-128）。

英國杜倫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視覺藝術(shù)與文化研究中心成員斯坦默斯近期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購買過去：后革命時代巴黎的文化搜集》（下簡稱《購買過去》）一書處理的是類似的問題。該書通過考察十九世紀法國古董收藏的歷史，觀察法國人如何消弭歷史意識中的斷層與分裂，并進一步分析私人與公共、品味與金錢之間的辯證關(guān)系?！顿徺I過去》是斯坦默斯第一部作品，出版后便獲得由英國皇家歷史學會頒發(fā)的格拉德斯通歷史學獎（Gladstone Prize，2021年）。該獎項創(chuàng)立于1998年，每年頒發(fā)給英國史以外的歷史研究。

在《購買過去》一書中，“古董”概念比較寬泛，指的是一切“歷史物品”（historic objects），包括出版物、圖像、錢幣、古書、歷史文獻與政府密檔、各類藝術(shù)品等。斯坦默斯認為，“通過收藏和展示這些歷史物品（historic objects），那些被禁止的或被譴責為不存在的時代——包括1815年后的革命時代本身——被重新發(fā)現(xiàn)，并變得可見，同時也展現(xiàn)了十九世紀社會的另一種不同的起源敘事（rival origins），或是具有批判性的另一種理解方式（critical alternatives）”（12頁）。在理論上，除了借鑒波蘭學者波米安（Krzysztof Pomian）的收藏分類模式理論外，斯坦默斯更倚重哲學家萊昂·羅森斯坦（Leon Rosenstein）提出的古董理論。羅森斯坦認為，古董擁有以下三種特質(zhì)： “相關(guān)性”（aboutness），即古董指向一個已經(jīng)消失的過去；“非時間性”（untimeliness），即古董有一種既在那、又不在那的特質(zhì)；“透明性”（translucency），即正是因為自身擁有的這種“持續(xù)的實體性”（enduring corporeality），古董允許觀看者透過它們，看到一個失落的起源時代。

受羅森斯坦理論的啟發(fā)，斯坦默斯堅持將歷史感（historical sensibility）與審美判斷結(jié)合在一起，把古董的觀看與透視融合在一起，并對原本不屬于同一世界的不同物品所引發(fā)的“認知失調(diào)”（cognitive dissonance）（13頁）保持著敏感。斯坦默斯認為，十九世紀的收藏家各有各的癖好，但是通過社交活動、市場行為、“搜捕”（furetage）與“漂泊”（vagabondage），更重要的是通過與公立博物館之間維持一種充滿張力的關(guān)系，他們實際上屬于同一個“想象的共同體”，彼此之間存在著“團體精神”（esprit de corps，15頁）。從這個共同體中，羅森斯坦選擇了六位收藏家，構(gòu)成全書的六章。這六位收藏家不僅代表了不同的收藏領(lǐng)域與興趣，而且也構(gòu)成了十九世紀的文物收藏如何由一種滿足個人旨趣的私人活動，轉(zhuǎn)變成承擔“社會使命”（221頁）的公共行為的完整歷史過程。

第一章通過藝術(shù)評論家高爾特（Gault de Saint Germain，1754-1842）的藝術(shù)與收藏評論作品，探討了1780-1830年藝術(shù)品市場的轉(zhuǎn)變。高爾特成長于舊制度末年，出入貴族藝術(shù)沙龍，接受過御用畫師的訓練，受雇整理盧浮宮王家藝術(shù)藏品。革命后，藝術(shù)收藏界中日益興盛的商業(yè)主義氛圍令他厭惡，那些“扮演”收藏家的新貴的物質(zhì)主義和利己主義也讓他感到震驚。高爾特覺得，商業(yè)社會的興起摧毀了藝術(shù)精英的世界，品味蕩然無存（圖1），資本的涌入令法國藝術(shù)品拍賣市場混亂不堪，原先的精品店被“鵝卵石拼湊起來的舊貨攤位”取代（61頁）。秉持保守主義的立場，高爾特力圖與舊制度的世界建立聯(lián)系，從1789年之前的藝術(shù)體系的廢墟中，尋找重建藝術(shù)品評與繪畫鑒賞的標準。他崇拜舊制度偉大的“業(yè)余愛好者”（amateur），因為這些人不是為了利益，而是為了藝術(shù)精神。他將審美判斷與保護主義的熱情結(jié)合起來，堅持認為業(yè)余愛好者盡管是一種褪色的理想，但也是符合后革命時代的道德需求（63頁）。

圖1“行家：這是拉斐爾的作品？我對此可一無所知?！笔娈?，作者博伊（Julien-Léopold Boilly，1796-1874）

第二章的主角是歷史文獻的收藏者。這些人非常敏銳，很快覺察到革命時期出現(xiàn)的各類材料——文字、圖像、錢幣——是珍貴的歷史文獻，價值不菲。他們就像獵人一樣，不會放過任何一片材料。本章講述了蘇拉維（Jean-Louis Soulavie，1752-1813）的收藏經(jīng)歷。此人原本是一位自然科學家，后來對文獻檔案產(chǎn)生了濃烈的興趣，利用舊制度末年出版審查制度的松懈以及革命時期局勢混亂的機會，“大撈一把”：“在我看來，現(xiàn)在的法國（指革命時期——引者注）就像一座被掠奪的城市，瘋子殺人，智者掠奪。我就屬于后一類人。”（72頁）在巴黎人民攻下杜伊勒里宮之際，他買通議會代表，獲得宮廷的外交密檔。路易十六受審之際，他在凡爾賽宮找到了一批材料，將王室秘密開支公之于眾。羅伯斯庇爾倒臺前一天，蘇拉維從日內(nèi)瓦寫信給國內(nèi)的朋友，希望他們提供一切可以提供的材料。1801年，蘇拉維收藏的出版物超過三萬種，此外還包括一百五十二個對開本、總數(shù)超過兩萬幅的版畫和素描。他對自己收藏的圖像尤其看重。在這樣一個“修辭和寫作因不斷被操控，而不斷被貶低”的時代，蘇拉維相信，只有圖像才能讓觀看者“回到感情中去，回到感動我們的情感中去，以揭開我們的記憶”。他從巴黎各處監(jiān)獄里搜集來的圖像尤其能顯示這種紀念性的沖動。蘇拉維為那些被送上斷頭臺的囚犯專門做了一個對開本的圖冊，把死者的肖像裝裱在特制的藍色紙張做成的底本上，并在肖像畫下寫上題注。圣佩爾恩的馬孔和他的妻子于共和二年熱月1日受刑，時年八十一歲。蘇拉維寫道：“所以，這個家庭中的所有老人都在同一天死去了”（圖2）。評述雖然簡單，但很容易打開塵封的記憶。1809年，蘇拉維給自己的收藏起草了目錄，并分了類，編目的方式體現(xiàn)了他早年所受的自然科學的訓練，透露出一種冷靜的反思。這份材料是一種兼具回顧和預言雙重功能的工具，既可以用于重溫革命，同時也包含了總體性的因果解釋。他的分類與自述無形中將過去的時代聯(lián)系起來，并向未來開放。

圖2 “馬貢。被斬首，享年八十一歲，共和二年熱月1日。因此，這個家庭中的所有老人都在同一天死去了?！?/p>

第三章考察書的世界，分別討論古書收藏、書目學發(fā)展、法國藏書家協(xié)會以及圖書裝幀，貫穿的核心線索是如何修補圖書世界的碎裂，恢復秩序。評論家雅爾德（Joseph-Charles Jardé，生卒年不詳）在為《新便攜式書目辭典》（Nouveau dictionnaire portative de bibliographie，1809年）所作序言中，懷念舊制度那個充滿了“品味和文學知識”的圖書世界，并譴責革命對“圖書館和圖書貿(mào)易的致命打擊”，嘲諷當下這樣一個利潤超過學問的時代。這是一代“書癡”的心聲。布拉爾德（Arthur-Marie-Henri Boulard，1754-1825）是無可爭議的代表，他在四十年間收集了五十五萬卷圖書，“規(guī)模僅次于國王”（133頁，圖3）。對布拉爾德這樣一位有著堅定天主教信念的人而言，藏書不是囤積謀利，而是為那些從“原主人”手里遺失，散亂世間的“孤兒”尋找臨時棲身之所，是一種“保護和恢復正義的行為”（141頁），而當這些圖書被拍賣的時候，便重新回到的真正的主人手里，即愛書之人。因此，藏書是一種搜集、歸還和分配的方式，重建斷裂的閱讀世界的秩序。十九世紀上半葉的書目學家也同樣意識到革命和戰(zhàn)爭不僅摧毀了圖書世界，而且“法國的印刷機印個不停”，因此出現(xiàn)了太多質(zhì)量極差的圖書，亟待整理與編目。布魯訥（Jean-Charles Brunet，1780-1861）在《圖書業(yè)余愛好者手冊》（Manuel de l’amateur des livres）中確定了最重要的善本書，并列出了之前在拍賣會上的價格，希望借此“跨越大革命和帝國，重新連接在舊政權(quán)中盛行的法國好奇心的偉大傳統(tǒng)”（144-145頁）。佩尼奧（Gabriel Peignot，1767-1849）在《珍本收藏家手冊》（Manuel du bibliophile, ou traité du choix des livres）中把讀書比作進餐，把書籍比作食物，壞的書是毒藥砒霜，而“我們的祖先享用的是那些健康而有營養(yǎng)的水果”（146頁）。法國的藏書家協(xié)會（Société des bibliophiles fran?ais）成立于1818年。該組織似乎有意仿效舊制度下的文人團體，是私人性質(zhì)的集會，而且是一個業(yè)余組織，并不關(guān)心向公眾宣傳和傳播，主要任務除了維持藏書精英內(nèi)部的團結(jié)外，就是收集重現(xiàn)“偉大世紀”（grand siècle）的經(jīng)典文本。這類善本構(gòu)成一種精神傳導的媒介，讓人們從身體和精神上能夠與古書前主人相遇，從而帶來“一種微妙的快樂，一種秘密的狂喜”（152頁）。書的裝幀似乎也回到了舊制度的風格。由圖弗南（Joseph Thouvenin，1791-1834）和西米耶（René Simier，1772-1843）（圖4）兩位大師引領(lǐng)了圖書裝幀藝術(shù)的革興，摒棄了革命時代那種粗糙簡陋的紙質(zhì)封面，讓他們的客戶重新領(lǐng)略到了新文藝復興設(shè)計風格（neo-Renaissance designs）。這不是在滿足奢侈的嗜好，而是表達古書的感情：“作為人類思想的一種表達，這是過去的遺物，其裝幀的復雜和精致，無論如何都不過分。”（153頁）

圖3“狂喜的舊書商”。高爾特舊藏，平版印刷畫

圖4 維內(nèi)（Alexandre Vinet，1797-1847）《支持信仰自由備忘錄》（Mémoire en faveur de la liberté des cultes，1826年）西米耶裝幀

第四章講述了亞歷山大·索瓦吉奧（Alexandre Charles Sauvageot，1781-1860）的文藝復興藝術(shù)品收藏故事。此人是歌劇院一名小提琴手，后在海關(guān)部門供職，盡管收入有限，卻舍得傾其所有，以法國文藝復興時期著名的古物收藏家富歇（Claude Fauchet，1530-1603）的名言“Dispersa coeg”（我收集了散落的東西）為自己的座右銘，投身收藏。索瓦吉奧的成功離不開龐大的收藏家通訊網(wǎng)絡，他們交換物品交易的信息，評定物品價格。貫穿這張網(wǎng)絡的是這樣一種熱情，即“確定散落在法國各地的文藝復興時期物品的制作方法和社會生活”（原文如此，作者可能指的是物品的制作方法及其背后蘊含的生活方式——引者注）；他們認為自己正參與一場全國性的運動，以拯救那些消失的、往往是神秘的過去時代的紀念品（173頁）。1856年，索瓦吉奧將自己的全部一千六百八十件藏品捐獻給盧浮宮（圖5）。在十九世紀收藏歷史上，索瓦吉奧的捐贈具有重要的轉(zhuǎn)折意義，私人收藏與公立博物館之間的合作關(guān)系從此確立。斯坦默斯認為，促成公私合作有兩方面原因。首先，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拍賣市場異常繁榮，而大部分參與拍賣的法國交易商往往受外國人的贊助，索瓦吉奧對此很不滿，拒絕將這些“由道德紐帶連接在一起物品、構(gòu)成我們歷史一頁的物品，放在錘子上”（188頁）。另一方面，拿破侖三世試圖把盧浮宮和杜伊勒里宮整合起來，并通過盧浮宮的文物展覽，確立一支從查理曼直至拿破侖的帝王譜系。因此，在第二帝國時期，收藏不僅成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國家機構(gòu)、私人奢侈品和公共景觀之間的分界線也消失了。頗具象征意味的是，1858年，索瓦吉奧獲準搬入盧浮宮居住，他說，“（我要）和它們一起死去，就像我一直和它們生活在一起一樣”（190頁）。無怪乎，龔古爾兄弟會稱索瓦格特是“19世紀最偉大、最純潔、最美麗的人之一，而這個世紀是如此墮落并被其欲望所奴役”（193-194頁）。

圖5 索瓦吉奧的收藏室（1856） 油畫，作者羅伯茨（Arthur Roberts，1819-1900）

第五章聚焦第三共和國。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普法戰(zhàn)爭和巴黎公社的大火摧毀了巴黎城內(nèi)幾十座歷史建筑，震驚了法國的收藏界。收藏家的作用和地位隨之提高，被賦予了“全新的道德嚴肅性”，被視為是對“這種破壞的憤怒，法國人深層病癥”的糾正。邦納費（Edmond Bonnaffé，1825-1903）說得好：“古老的高盧土地上，既有破壞者（ravageur），也誕生了大量的收藏家，就像在某些土地上，解藥就長在毒藥旁邊”（210-211頁）。同時，對1789年革命文物破壞行為（vandalism）的仇視也被喚醒，這種反雅各賓派的情緒融進了藝術(shù)史家辜哈若（Louis Courajod，1841-1896）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不朽巨著中，也推動著保守派和愛國者疾呼保護文物：“如果再這樣下去，我們的歷史在一百年后將無法依靠任何一份真實的歷史材料?！保ǘ拧た财铡綧axime du Camp，1822-1894】語）收藏不再是滿足個人興趣的行為，而是由正直的人承擔起的“社會使命”。和高爾特一樣，辜哈若認為，這樣的收藏家才是名副其實的“業(yè)余愛好者”，不把自己的藝術(shù)品味看作是一種既定的東西，而是看成一項永恒的任務，需要不斷地接受經(jīng)驗、博學和勤奮的自我檢討的錘煉，以便更好地為公共利益服務（218頁）。收藏家越來越頻繁地向公立博物館捐助藏品，舉辦公開展覽，因為“展覽被認為是鞏固法國的驕傲和霸權(quán)的重要手段”（221頁）。十九世紀以降，私人收藏家在法國公共生活的重要性日益凸顯，1878年的萬國博覽會是這一過程的頂峰（222頁）。

第六章通過1893年弗雷德里克·斯皮策（Frédéric Spitzer，1815-1890）的收藏與拍賣，進一步分析私人收藏與共和文化之間的結(jié)盟關(guān)系。斯皮策是一位猶太人，1852年后定居巴黎，是中世紀與文藝復興藝術(shù)品收藏界的大家。他的藏品被美術(shù)史家蒙茲（Eugène Müntz，1845-1902）譽為代表了“二十個世紀、十個文明的最重要的遺產(chǎn)”（245頁），價值超過一千二百法郎，于1893-1895年被拍賣。這既是一場文化盛典，是“本世紀最偉大的拍賣會”（語出盧浮宮館長莫利尼埃[émile Molinier，1857-1906]，249頁），也是一次歷史事件，因為它發(fā)生在德雷福斯事件前一年，引發(fā)的爭議將精英主義、共和主義、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糾纏在一起，影響深遠。在作者看來，斯皮策這一個案的意義在于它代表了革命后搶救文物的“十字軍運動”走到了巔峰，業(yè)余收藏從私人活動邁向了公共展演，收藏家和共和國之家建立起了某種非正式和隱形的合作關(guān)系，但是這種關(guān)系不是“順滑的”，因為這些顯貴所彰的“高人一等”以及對消費主義的自我意識，始終與共和主義內(nèi)在的強大平等主義產(chǎn)生抵牾（280頁）。

六卷《斯皮策藏品總目：古代、中世紀、文藝復興》（La collection Spitzer: antiquité – Moyen ?ge– Renaissanc，Paris: Quantin, 1890-1892）本身就是一部杰作，這是當時相關(guān)研究領(lǐng)域中最重要學者集體合作的成果。其中，手稿藏品編目由法國國家圖書館館長德利爾（Léopold Delisle，1826-1910）負責，掛毯和刺繡藏品編目由藝術(shù)史家蒙茲（Eugène Müntz，1845-1902）負責，皮革和象牙藏品編目由法國國立中世紀博物館館長達塞爾（Alfred Darcel，1818-1893）負責，雕塑藏品編目由伯林皇家博物館雕塑分館館長博德（Wilhelm von Bode，1845-1929）負責。六卷售價一千二百法郎，若要購買使用日本特殊紙張的印本，則需要三千法郎。

在結(jié)論部分，作者試圖為收藏家的歷史地位正名。他認為，在十九世紀的知識生產(chǎn)中，收藏家的作用普遍受到輕視，主要由于以下幾點原因。首先是專業(yè)學術(shù)的確立，使得這些“業(yè)余愛好者”逐漸邊緣化。其次，由于受到德國學術(shù)，尤其是蘭克傳統(tǒng)的影響，歷史學的專業(yè)化訓練越來越重視語言學，越來越強調(diào)回歸文本，因此視覺證據(jù)和物質(zhì)文化證據(jù)的重要性遭到削弱。第三，實證主義史學的發(fā)展及其對檔案的搜集、整理與考訂，本身是民族國家建設(shè)工程的一部分，而對于這些依附于中央集權(quán)國家的實證主義史家而言，分散的私人收藏阻礙了歷史技藝的成熟，是一種亟待清理的前現(xiàn)代遺產(chǎn)。本書認為，收藏家應該被重新納入關(guān)于歷史意識的出現(xiàn)、記憶的政治、品味的形成和市場文化的核心敘事中。

全書結(jié)構(gòu)緊湊，信息豐富，文筆優(yōu)美，論述流暢，分析透徹，不僅充滿了引人入勝的歷史細節(jié)，而且以一種不那么生硬和機械的方式，將政治史、物質(zhì)文化史、收藏史結(jié)合在一起，并為探究現(xiàn)代史學學科的確立，提供了全新的切入點。另外，作者在材料的選取與編譯方面，極為用心，敘述與論證結(jié)合得十分巧妙，材料豐富卻不嫌冗長，論證細膩又不失美感。而對專業(yè)研究者來說，此書所提供的，除了那些頗具啟發(fā)性的見解之外，還有相當數(shù)量、可供深挖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