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經(jīng)歷著“敏感性”從一種建設性力量向破壞性力量的轉變

【編者按】

在《敏感與自我》一書中，德國《哲學雜志》主編斯文婭·弗拉斯珀勒聚焦于敏感，圍繞身體、心理、道德、審美四個維度，介紹了從中世紀早期到現(xiàn)代的敏感發(fā)展史，以辯證的角度，結合不同時代哲學家、心理學家、文學家對敏感的討論，涉及諾貝特·埃利亞斯的文明史、尼采和列維納斯的哲學觀、盧梭和塞繆爾·理查森的小說、弗洛伊德的創(chuàng)傷分析、巴特勒的語言行事觀、托克維爾和羅爾斯的平等觀等，分析當下的創(chuàng)傷、語言傷害、性別問題、同情的限度以及高敏感性人群，引導我們思考人與人之間的邊界、分裂社會的身份政治，走出 “囊泡化”的傲慢等等。本文摘編自該書導言部分。

社會的裂痕

感覺是純粹的私人問題嗎？從什么時候開始，觸摸是一種（性）騷擾？多大程度的親近是令人愉快的，因而是被允許的？“能說”和“不能說”的界限又在哪里呢？什么樣的言論會影響到人的尊嚴，什么樣的言論能維護人的尊嚴？是否應該廢除陽性泛指？即使在引文中使用“Nigger”一詞，也是冒犯嗎？在有爭議的情況下，誰有裁判權？受影響者會因為親身經(jīng)歷過暴力（無論是口頭的還是身體的）而比未受影響者更接近真相嗎？脆弱性是新的力量嗎？

當?shù)貢r間2023年5月5日，美國紐約，在華盛頓廣場公園舉行的“為喬丹·尼利伸張正義”集會上，一名婦女舉著“黑人的命也是命”橫幅。

無論是#MeToo運動還是“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無論是性別平等的語言、觸發(fā)警告還是言論自由，無論是爭取弱勢群體被認可的斗爭還是擔心失去特權的人的敏感，其中顯而易見的是，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忙于重新調整“什么是合理的”界限。然而，相關話語正變得越來越固化：自由主義者和平等主義者、右翼和左翼、老年人和年輕人、受影響者和未受影響者都不可調和地對立起來。有些人說：“你們是過度敏感的‘雪花’。”對立方則反駁道：“你們是在傷害和侮辱，你們的語言沾著血！”這種針鋒相對日益侵蝕著民主的話語文化，制造了貫穿社會的幾乎無法彌合的裂痕。

更加緊迫的問題是：哪里可以找到出路？我建議雙方各退一步，擺脫爭論，我們來闡明一個與現(xiàn)代意義上的“主體”的起源密不可分的發(fā)展：自我和社會的日益敏感化。

主動敏感性與被動敏感性

“敏感的”一詞的含義是“敏銳的、可感的、易于接受的”。積極地看，此詞通常是指顯著的共情能力；消極地看，此詞是指一個不適應生活的主體的過度敏感。回顧哲學史就會發(fā)現(xiàn)，這種積極意義和消極意義共存所造成的緊張關系有著悠久的傳統(tǒng)。

早在中世紀，人們就區(qū)分了主動敏感性和被動敏感性。主動敏感性是指對于世界感覺敏銳，有道德含義；被動敏感性是“接受者”的特性，是對外部刺激的反應。主動敏感性的意思類似于 “擁有感覺的天賦”，一般地說，就是指有德行的、高尚的、善良的、能接受上帝的真理的特質。在18世紀，主動敏感性被系統(tǒng)地闡述為道德情感。簡而言之，當時的人認為主動敏感性是人自發(fā)地行善的自然秉賦。

另一方面，被動敏感性一般是指“能被人感覺到的情感”。在積極的意義上，人們把敏感性中被動的一面與“感動”等同起來，在感傷主義文學的時代尤其是這樣。然而，在消極的意義上，敏感性主要被理解為“愛哭、輕微瘋狂、懷有不現(xiàn)實的想法”，有時也被（例如托馬斯·阿奎那）理解為性服從。18世紀的唯物主義者把被動敏感性稱為“生理的敏感性”，意思是“神經(jīng)的易激動性”。

主動敏感性和被動敏感性往往是相輔相成的，如果我們審視當下，就能清楚地看到這一點：被認為是錯誤的和應受譴責的東西，通常也能刺激人的心靈；反之亦然，能刺激人的心靈的東西，通常也被認為是錯誤的和應受譴責的。盡管方式不同，但在所有政治陣營中都是如此。在右翼勢力對所謂的“性別魔怔”等社會轉型反應敏感時，他們不乏有針對性的仇恨言論，甚至還有具體的肢體暴力行為；而當左翼自由主義者的社會進步理念遭到質疑時，他們則表現(xiàn)得“皮膚薄”，他們有時會系統(tǒng)性地抵制某些人，有時甚至會導致受抵制者被解雇。

然而，這種主動敏感性和被動敏感性的相互聯(lián)系絕不是新產(chǎn)生的，而是有哲學上的先例。例如，感覺敏銳的盧梭從他的靈魂最深處憎惡城市中泛濫的諸多刺激。在寧靜安逸的巴黎郊區(qū)，盧梭發(fā)展了他的“人性善”的道德觀。他認為，“性本善”的、富有同情心的人類需要被保護，免受有害的文明的影響。如果你愿意的話，可以說蒙莫朗西的鄉(xiāng)村田園就是盧梭的“安全空間”。

敏感性是一把雙刃劍，這一見解為理解當下指明了道路，對于全書也是關鍵。敏感性可以分為向外的敏感性和向內(nèi)的敏感性，連接的敏感性和分離的敏感性，解放的敏感性和壓迫的敏感性。簡而言之，敏感性帶有暴力的一面，這一點在其歷史起源中已經(jīng)顯現(xiàn)。而敏感性的發(fā)展則以強迫為前提。社會學家諾貝特·埃利亞斯在其知名著作《文明的進程》（1939）中，追溯了人類行為的轉變，令人印象深刻。埃利亞斯認為，在人類社會中存在著一種逐步增強的紀律約束，最初表現(xiàn)為吃飯和睡覺時的紀律，后來發(fā)展成復雜社會情景下的約束。這種紀律約束使人類行為越來越文雅精致，也使得人們對自己和他人的越界行為明顯地越來越敏感。埃利亞斯認為，這種精致化的基本方法是“抑制本能”、“情感調節(jié)”、形成有自控力的超我。換句話說，為了變得敏感，我們必須馴服自己，“將外部強迫轉化為自我強迫”，并形成有調節(jié)能力的羞恥感和尷尬感。

埃利亞斯所說的，是“冷漠”的紀律約束和“溫暖”的敏感化的復雜交錯，是規(guī)范化和羞恥的復雜交錯，是自我控制和敏感的“世界感知與自我感知”的復雜交錯。埃利亞斯明確指出，人類很難在不傷害自己的情況下滿足文化需求。這一觀察與精神分析的核心見解不謀而合：不斷推進的文明化進程有其黑暗的一面，這也表現(xiàn)在文明的脆弱性之中。

因此，敏感化作為一種歷史進程，當然也有中斷和矛盾。在20世紀，兩次毀滅性的世界大戰(zhàn)和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令人印象深刻地證明了人類固有的殘酷，這種殘酷在特定條件下就會爆發(fā)。歷史學家赫爾穆特·萊特恩在其著作《冷靜、冷漠、冷酷的行為教導》中，預見性地分析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的趨向疏遠和內(nèi)心裝甲的行動指導。同一時期的恩斯特·容格爾的著作可作為證據(jù)。同時，容格爾的筆記對于一些心理機制提供了深刻的見解，這些心理機制不僅使人們能夠實施難以想象的暴力，還使人們能夠忍受這種暴力。

此處觸及了本書試圖逐漸發(fā)掘出的一個關鍵點：萊特恩的思想傳統(tǒng)中的“冷靜、冷漠、冷酷”，決定性地導致了對韌性的呼吁在我們的時代聽起來堅硬而不敏感，或者用克勞斯·特韋萊特的話說，聽起來是“男性化的”。特韋萊特在其著名的論著《男性幻想》中認為，法西斯主義在“男性的裝甲”和“用武力保護女性”中繼續(xù)存在。法西斯主義可被描述為“男性暴力釋放的產(chǎn)物”，是“資本主義和父權制條件下男人的正常情況”。特韋萊特稱，兩次世界大戰(zhàn)中“接受過良好軍事訓練的男性”而今已成為“有毒的男性”。

韌性和敏感性似乎不可調和地對立著，并且反映在政治立場的沖突中。在左翼政治的普遍認識中，韌性等同于麻木不仁，等同于“不讓某事物接近自己”。韌性被廣泛地認為是一種男性化的、新自由主義的自我優(yōu)化策略，與共情和團結不相容。

“韌性”（Resilienz）一詞的詞源似乎支持這種解釋。該詞可追溯到拉丁文詞語“resilire”，其意義是“反彈、回彈”，其德語詞形最早見于物理學，描述了身體在受到外部干擾變形后恢復到原來狀態(tài)的特性。

但我在本書中將要展現(xiàn)，韌性和敏感性不一定是對立的。僅當它們被絕對化時，它們才是對立的。在此背景下，我們要提出這樣的問題：“冷靜、冷漠、冷酷的學說”是否包含我們今天需要重新發(fā)現(xiàn)的要點。如果我們嘗試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觀點來解讀容格爾的著作，就會發(fā)現(xiàn)容格爾在贊美戰(zhàn)爭和暴力之余，清晰地表述了一種生存沖動，而這種生存沖動可以成為極其無力的創(chuàng)傷體驗的救藥。

仔細觀察，弗里德里?！つ岵傻闹鞑⒉恢皇且娮C了一種對裝甲的狂熱。在尼采的著作中，高度的脆弱性和可塑的韌性建立了一種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對于敏感性和韌性之間的這種聯(lián)系，本書會詳加闡述。因為如有可能結合韌性與敏感性的力量，目前分裂社會的沖突將可能被揚棄，并成為二者之外的第三種東西。

從普遍和廣泛的意義上說，敏感性和韌性之間的關系，要比乍看起來辯證得多，這一點在文明進程中也有體現(xiàn)。城市化和機械化使人們變得過于敏感且易受刺激，而他們的保護措施就是在心理上與各種刺激隔絕。早在20世紀初，社會學家格奧爾格·齊美爾就診斷出大城市人的“囊泡化”。“小囊泡”屏蔽了外界的許多刺激以及各種可能的要求，使人能夠承受這些刺激，形成一個內(nèi)在的自由空間。保羅·瓦萊里做出了非常類似的診斷，他寫道：“在經(jīng)歷了一個敏感化階段之后，現(xiàn)代人的敏感性正在減弱，持續(xù)的過度刺激最終導致了遲鈍?！边@句話對于當今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貼切，當今大部分人甚至沒有用眼角余光去感知他們的環(huán)境，而是牢牢地盯著他們的智能手機屏幕。

過度刺激和去敏感化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在這一背景下，我們也可以從另一視角看待當代人背離敏感的現(xiàn)象。社會上某些人對少數(shù)群體最近提出的要求十分漠然，這與齊美爾所說的“囊泡化”的大城市人在遭受過度刺激后愈加遲鈍是類似的。相反地，對歧視性含義的覺醒的感知，和對“政治正確”的語言符碼的相應掌握，有時體現(xiàn)出一種“囊泡化”的傲慢，這種傲慢像保護膜一樣掩蓋著少數(shù)群體自身的脆弱性。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觀察到，在極端暴力的階段之后，社會會決定性地向敏感化邁進。因此，在20世紀最嚴重的全球犯罪中，“冷靜、冷漠、冷酷的學說”達到了可怕的高潮，但也引向了或許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敏感化浪潮。畢竟，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經(jīng)歷和對歐洲猶太人的系統(tǒng)性屠殺，催生了包括1949年《德意志聯(lián)邦共和國基本法》在內(nèi)的許多文明進步。這部法律的第1條寫道：“人的尊嚴不可觸犯?！边@句話指出，無論是國家還是其他任何人，都無權觸犯人的尊嚴?！坝|犯”，如果復原其隱喻的原始形象，也就是“觸碰”。

觸覺和得體感，最精細的運動技能和精微細致的感覺，在這個如此感性的表述中匯聚成不可侵犯的尊嚴。關于硬化和裝甲的要求，已經(jīng)成為過往歷史的一章，這對于文明的發(fā)展而言是一件好事。從現(xiàn)在起，決定人類前途命運的是敏感性，敏感性將把保護主體的空間從軀體之內(nèi)擴展到軀體之外。事實上，《德意志聯(lián)邦共和國基本法》所說的“保護人的尊嚴”，不僅僅是指保護人們免受身體暴力。的確，究竟什么是人的尊嚴？什么觸碰甚至侵犯了人的尊嚴？從字面上看，何時一個人離另一個人太近，以至越過了尊嚴的界限，絕不是一成不變或精確劃定的，而是取決于社會的敏感程度。人們對此往往爭議很大，并且人們的觀點隨著時間會有很大的變化。直到幾年前，實打實的暴力還是性犯罪法的核心，自2016年的性刑法改革以來，即使是一個被誤解的意愿也會帶來法律后果。在人類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里，談論“女性”和“男性”，并賦予他們某些生物特征，被認為是沒有問題的，如今卻被視為“對跨性別者有敵意的”，即對不適用于男女性別二分法的人群的歧視。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用Nigger來指代巧克力包著的糖塊是沒什么問題的，而如今Nigger卻被明確認為是種族歧視和冒犯性的，是一種不可接受的語言暴力形式。

不可否認，社會的敏感性是文明進步的一個重要因素。多元的、高度復雜的、分化的社會，由于其空間上的集中，從根本上依靠每個人能夠敏感地感知自己和他人的關切來維系。然而，我們目前正經(jīng)歷著敏感性從一種建設性力量向一種破壞性力量的轉變。敏感不是連接我們，而是分裂我們。敏感性把社會分成了若干群體，在某些群體相互對抗的前線，雙方甚至都將敏感性作為一種武器來使用。

利用敏感性進行斗爭的核心，是這樣一個問題：究竟是個人需要努力使自己變得更有韌性，還是其周圍的世界需要改變？戲劇臺詞中的Nigger僅僅是藝術（因而是合理的），還是不合理的種族主義？男性在酒店吧臺旁搭訕女性，男性瞅一眼女性的胸，或者男老板對女職員的一句恭維，是情愛游戲的一部分，還是令人難以容忍的性別歧視？我們是否將成為“豌豆公主”，甚至不能接受最小的干擾？或者，這些所謂的小事是否反映了一種結構性暴力，而社會應當用一切手段來懲治這種暴力？更尖銳地說：什么時候需要個人進化，什么時候需要社會革命？什么時候我們需要韌性，什么時候我們需要社會條件的轉變？到目前為止，這些問題似乎沒有真正令人滿意的答案。美國哲學家朱迪斯·巴特勒明確地站在社會革命一邊（盡管我將展現(xiàn)，她的立場中有一種徹底的二義性），她說：“當有人被種族主義或恐同癥的言論或行為傷害，盡管這是一種個人經(jīng)驗，但這一行為及其效果激活了一種社會結構。性騷擾也是如此，盡管騷擾總是有個人的行為形式，但這種行為形式映射在社會結構上，并再現(xiàn)著社會結構?！卑吞乩者@番話切中要害的一點是，侵犯行為絕非總是個人心理方面的問題，而是可能遠遠超出這一點。事實上，巴特勒并沒有澄清到底是什么樣的社會結構開啟了種族主義、恐同癥、性別歧視?！澳銖哪睦飦?？”是一個種族主義的問題，還是一個無害的、關切的詢問？性別歧視從哪里開始？是從摸屁股開始還是從使用陽性泛指開始？孩子的父母是“兩個同性”還是“一男一女”，堅持認為二者有別，是恐同癥的反應，還是只是一種無涉價值的區(qū)分？一個群體中并非所有成員都有相同的感受，一些人認為不合理的東西［如“黑色的”（schwarz）一詞］，對于另一些人來說是一種合適的認同手段，那么我們?nèi)绾翁幚恚?/p>

社會學家安德雷亞斯·萊克維茨

社會學家安德雷亞斯·萊克維茨與巴特勒的立場不同，他更傾向于個人進化。萊克維茨明確地歡迎社會的日益敏感化，并指出這帶來了精細化的認知。這種精細化的認知不僅針對積極的感情，也針對二義性的和消極的感情。萊克維茨認為，如今我們不再樂意接受不愉快的感情。他指出了蓬勃發(fā)展的積極心理學中存在的問題：“（積極心理學）盡管強調敏感性，但只將其與積極的感情聯(lián)系起來；盡管強調敏感性，但只將其作為一種對形態(tài)優(yōu)美的審美形式的感受力，一種和睦、周到的共存感，一種塑造身心幸福的感覺。這不過是一種感覺良好的敏感性?！?/p>

盡管萊克維茨的這一觀察令人大開眼界，但它留下了被人批判的把柄。批評者會問：難道要告訴一個因為膚色而在上班路上遭受辱罵的有色人種女性，說她必須對負面情緒持開放態(tài)度，并學會承受？這顯然不是萊克維茨的原意。仔細觀察會發(fā)現(xiàn)，巴特勒和萊克維茨的思想碰撞會造成更加復雜的沖突：不是每一種痛苦都必須忍受，但也不是每一種痛苦都必須在社會上加以預防。

本書并不妄圖建立合理性的最終公式（即判定哪些行為是允許的，哪些是不允許的）。相反地，本書恰恰試圖在雙方陣營的前線，都找到敏感性的絕對化傾向中的不合理之處：絕對化的韌性是不合理的，因為它反彈他人的要求；絕對化的敏感性也是不合理的，因為它把人降格為一個需要保護的、不知如何自助的脆弱生命。合理性的界限在這兩極之間的張力場內(nèi)運行，并展現(xiàn)著自我和世界之間有待被發(fā)現(xiàn)的新關系。

《敏感與自我》，[德]斯文婭·弗拉斯珀勒著，許一諾、包向飛譯，理想國｜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2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