貫通與旁通：唐宋史研究的新時代

近年來，唐宋史學界在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yǎng)兩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就。文書行政、信息溝通、藩鎮(zhèn)體制等重要課題碰撞出新知；敦煌吐魯番文書、石刻文本等文獻研究推動歷史研究走向深入；史料和論證更加立體化，個案研究扎實，關照面寬廣。

為了開拓新的研究領域，突破傳統(tǒng)王朝體系，強調比較研究，2023年6月3日，中國人民大學唐宋史研究中心主辦、浙大城市學院浙江歷史研究中心協(xié)辦“唐宋史研究的新時代”學術研討會，搭建切磋方法、凝練話題的交流平臺。來自海內外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百余位學者齊聚中國人民大學，討論新時代唐宋史研究的發(fā)展與未來。

此次會議分為三大部分，分別是專家報告、分組研討和圓桌會議。

一、專家報告

專家報告的上半場由七位學者發(fā)表主旨演講，主題分別是“敦煌吐魯番文獻與唐史研究”和“歷史十字中的南宋”。

首都師范大學郝春文教授以《青年唐史研究者如何檢索和利用敦煌文獻》為題，從目錄、圖版、釋文、工具書四個方面，報告海內外現(xiàn)有檢索和利用敦煌文獻的路徑。他指出現(xiàn)有編目成果雖多，但大多陳舊、殘缺不全。圖版經(jīng)歷了第一代黑白圖版、第二代黑白圖版，發(fā)展至彩圖印刷，有助于辨認朱筆的添加與校改。彩圖是當下敦煌文書圖版印刷的趨勢，許多學者正著手于此。

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結合手頭項目工作報告《新刊法藏敦煌文獻高清彩色圖版的方法與意義》，為敦煌學和唐史研究提供最新的彩色圖版和簡潔的解題目錄。此次重新出版法國國家圖書館敦煌文獻高清彩色圖版，最重要的工作是將文獻統(tǒng)一規(guī)范化定名。這要求對前人研究成果加以評判，對前人較少措意的寫本進行新的探討，利用古籍整理和出土文獻整理的規(guī)范命名。解題目錄提示寫本最基本的殘存狀態(tài)和首尾題情況，給出定題的文獻和研究依據(jù)。彩色圖版與黑白圖版不可同日而語，將避免許多文獻陷阱，并為藝術史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

清華大學張國剛教授以《種族與文化——中古中國文明的雙重變奏》為題，重申陳寅恪種族與文化的命題，認為從安史之亂至元代統(tǒng)一之前，都存在著民族融合的問題。其中諸如民族規(guī)劃的政策、胡化與漢化的轉換關系等都是中古時期很重要的課題，并直接通向中華民族多民族國家的統(tǒng)一。

中國人民大學包偉民教授以“歷史十字中的南宋”為主題發(fā)言。他提出，南宋時期的中國歷史走向開始呈現(xiàn)某種結構性的變化，一方面是傳統(tǒng)國家地理格局的大調整，另一方面是隨著全國經(jīng)濟重心南移的完成，農(nóng)業(yè)文明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影響改造周邊地區(qū)。他上承鄧廣銘先生大宋史觀，提倡遼、宋、西夏、金等領域諸史兼治。這一觀念在史學研究中應落實在觀察視野的超越，至少應以全局眼光對某一政權展開專題研究。以具體議題為例，宋人在雅文化層面的類型、經(jīng)濟生活的精致以及政治機制的文治走向等方面是否能充分反映宋代社會文化“轉向內在”，或許可以考慮外部世界非同尋常的壓力對宋人心理造成的反彈；又如持續(xù)不斷的、多方位的人口遷徙對不同地區(qū)包括宗教在內的復雜影響，南北對峙下地理格局的演變，高麗、大理等少數(shù)民族的因應之道等議題若從單一政權立場出發(fā)考察，恐難以深入。史學研究若能超越王朝體系間隔，從縱向、橫向兩個方面都擴寬視野，將可能更加貼近公元10至13世紀的中國歷史。

浙江大學李華瑞教授以《10至13世紀的南宋史研究》為題，主張以遼、西夏、金、蒙元與宋朝的互動作為主線，研究宋代的政治史。宋太宗確立了消極防御的軍事體制，神宗雖進行強兵改革，但沒能改變宋軍以防御為主的武裝力量性質，南宋時雖不乏北伐的呼聲和實踐，但在軍事體制上沒有建立進攻戰(zhàn)機制，輕率發(fā)動戰(zhàn)爭注定走向失敗。真宗與遼朝締結澶淵之盟，形成了宋朝以議和解決邊患的解決樣板。南宋與金、蒙元相關互動問題，需要深入宋、金、蒙元軍事體制和戰(zhàn)略思想才可以得到解釋。他以宋夏關系為例，提倡研究者需進行局部的、具體問題的研究，才能建立宋與周邊政權的互動關系。

臺灣地區(qū)“中研院”黃寬重先生和上海師范大學虞云國教授以視頻發(fā)言的形式參與這一主題討論。黃寬重以研究孫應時、劉宰這類低階士人官僚群體的經(jīng)驗為出發(fā)點拋出議題，提出現(xiàn)有文集資料相對豐富，充分利用這些材料有助于理解南宋中低士人官僚與基層社會的諸多面相，豐富南宋士人與社會關系的認知。虞云國指出歷史研究既要抓共性，又要把握各個不同地區(qū)的特殊性。大宋史觀還可拓展它的研究范圍和時代，中亞各民族政權與元、明時期的歷史問題都應在研究范圍里面。十至十三世紀中國境內諸政權不僅有政治和軍事層面的互動，也有經(jīng)濟和文化層面的互動。鑒于既有大宋史研究融通不夠且學力有限，學者既要深入個案的細部研究，又要盡可能具備宏觀概括理論的自覺性。唐宋變革論、中國轉向內在論、宋元變革論等解釋模式都為中古史研究帶來新的議題和成果，其中將明代制度納入考慮有助于深刻理解南宋以后中國文化的延續(xù)。

專家報告的下半場由六位學者分別在A、B會場發(fā)言。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吳麗娛研究員以《〈通典·開元禮纂類〉衣服篇“令云”的來源與校勘》為題，對《通典·開元禮纂類》注文中引用的衣服令文進行解讀和探索，并對“令云”的形式來源、禮令關系以及相關《開元禮》章服的?？眴栴}加以考察，認為《通典》“令云”是在《開元禮》章服名目、構成的總體敘述之外對制度細節(jié)的補充，開元衣服禮文與“令云”的直接來源是開元《衣服令》，禮文與“令云”內容結合才是《衣服令》的完整表述。沿著這一思路，《通典》許多注文內容其實可劃歸為令，或許可以擴大令的復原范圍和內容。對注文的再理解可糾正前人版本校勘，拓展唐宋制度史研究的問題空間。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黃正建研究員在《應該加強〈天圣令〉研究——兼談〈天圣令〉文本整理和譯注的若干問題》發(fā)言中，首先圖文并茂地回顧過去十余年收獲頗豐的《天圣令》研究，強調《天圣令》對唐、宋法律史和制度史的意義，“新時代”仍然需要年輕學者繼續(xù)投入研究。隨后，他分享在重新審讀《天一閣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證（附唐令復原研究）》和“《天圣令》譯注稿”過程中發(fā)現(xiàn)的若干問題。如《校證》因凡例中避宋諱的規(guī)定所做的回改處理屬于改動原文，且無法判斷文字是否因避諱而改，超出文本整理范疇。又如《天圣令》清本根據(jù)唐令、宋令的補字反而引起理解歧義。因此，研究者在使用時要核對校錄本錄文及?？币庖姡乙粋€更符合原貌的令文原文（含清本）和更準確的譯注文本將便于學者更好地理解及使用《天圣令》，從而推動研究深入。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李錦繡研究員報告《“唐咸亨元年后西州倉曹文案為公廨本錢及奴婢自贖價事”文書考釋》一題。該文書出土于吐魯番臺藏塔佛教遺址，為咸亨二年至儀鳳三年之間的西州都督府倉曹案，記錄了西州非賦稅收入公廨本錢、其他本錢、官奴婢、碾磑等征利情況及執(zhí)行中的問題。此文書雖短小殘缺，但可與其他文書互相補充，并曲折反映咸亨元年這一唐代歷史轉折時期的特色和變化，為唐代政治、經(jīng)濟制度及西域軍事歷史提供了寶貴資料。該會場主持人中國人民大學孟憲實教授總結上述研究以小見大，對吐魯番出土文書的細致考訂與解讀，展現(xiàn)了敦煌吐魯番文獻對于唐史研究的重要價值。

中央民族大學李鴻賓教授報告的題目為《試論唐后期成德鎮(zhèn)員屬“本土化”現(xiàn)象及其實質》。他依據(jù)新出土的成德鎮(zhèn)軍將墓志，從大量軍將的安葬地點和家族成員的供職地點推知成德鎮(zhèn)員屬本土化已相當普遍。這一新的趨勢不局限于中唐以后河北道中部地帶，實質是節(jié)度使駐扎特定地區(qū)的制度規(guī)定的產(chǎn)物。節(jié)度使和地方關聯(lián)的深化，胡漢交融催生的地方豪強，都是節(jié)度使與皇權相抗衡的基礎。只有綜合考慮權力、族群、地理空間這三個要素，才能理解唐后期至北宋河朔地區(qū)的社會變遷。

北京大學陸揚教授以《比較史學視野下的唐代后期研究》為題，指出唐代后期研究中以墓志為核心史料的研究雖然在近年來容易取得局部突破，但出于挑戰(zhàn)既有論述框架、思考經(jīng)典議題的需要，借鑒西方史學的成果可能帶來新的啟發(fā)，尤其是有關藩鎮(zhèn)和統(tǒng)治方式與結構的研究。例如，意大利文藝復興時的修辭學與唐代后期的“文”，具有融通理解的可能。古羅馬史學家塔西佗《編年史》中對羅馬城外兩支軍團兵變過程的敘述，應當與唐后期藩鎮(zhèn)兵變有相通之處，可供關注藩鎮(zhèn)內部的環(huán)境和基層人群的研究者參照。七至八世紀的拜占庭帝國和奈良-平安時期日本歷史與唐代河朔藩鎮(zhèn)也有相通之處。

中山大學曹家齊教授指出信息溝通是認識和理解南宋歷史，乃至整個宋代歷史的重要視角。南宋恰逢信息激增的時代，由此反映并帶來諸多政治與社會變化。信息激增的社會條件包括對外貿(mào)易與沖突的增加、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人員流動愈發(fā)頻繁、信息生產(chǎn)和傳播手段的進步等。信息激增的影響包括對宋代社會道德規(guī)范、價值觀念、社會關系、社會習俗等產(chǎn)生沖擊，并對國家和社會的治理與控制提出了新的挑戰(zhàn)。近年來已出版大量以宋代信息溝通為主題的成果，但這個領域仍有繼續(xù)深化的空間。

二、專題討論

下午分組討論分別圍繞“政治與制度”“國計與交通”“文獻與文化”和“文書與石刻”四大議題展開。

（一）政治與制度

本場由中國人民大學邱靖嘉和王爾主持，共報告10篇論文。

西北農(nóng)林科技大學張飄《試論唐前期銓選制度的演進——基于行政技術的考察》一文將唐前期銓選制度視作常規(guī)行政活動，從解決官闕與選人矛盾出發(fā)闡明制度演進的具體過程，并指出相關改革直接影響唐后期的官階制度，構建生成新官僚精英的制度路徑，推動政治文化變遷。趙璐璐指出“行政技術”一詞與議題的核心“管理”不太匹配，需加斟酌，文中關于京官確定官資的部分可加以深入推進，尋找更多唐前期的資料。

中國政法大學張雨以《唐代的敕旨與敕牒》為題，重新討論敕旨和敕牒的內容關系，敕旨的消失發(fā)生在依托三省運行的敕類文書內部消長之中，可能受到中書門下體制影響，但并非被敕牒取代。敕牒與其他由兩省官宣出的制敕類王言逐漸配合行下，反映出最高政治集團內部存在分工與合作的政務裁決機制。公文書整體體系和制敕類王言的種類、形態(tài)在唐宋之間存在差異，但不影響敕牒作為王言的性質。評議人金珍針對研究對象追問該如何理解《唐六典》中對敕旨、敕牒和其他王言記載方式的差異，敕類文字的順序以及《新唐書·百官志》強調百司承旨未承敕的改動。張雨推測這些問題可能與編撰方式有關，還需要更多研究。

西北大學顧成瑞報告《唐代大禮蔭補制度述略》，復原蔭補程序，探究蔭補制度的緣起、演變、實施機制以及蔭補制度對唐后期選舉形勢的影響。大禮蔭補彌補唐初令式所定門蔭制度在獎酬殊功者和高級使職方面的缺憾，宋初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系統(tǒng)化、有限度的蔭補制度有助于科舉體制的開放與公平。張飄認為該研究從大禮蔭補的動態(tài)演變?yōu)槔斫馓坪笃谡闻c選舉提供新的視角，但仍可思考大禮蔭補制度緣起與泛階制度缺陷的關聯(lián)、能否形成穩(wěn)定的制度以及為何在宣宗后頓減等問題。

曲阜師范大學牟學林報告《概念·職官·機制：中國近代以來唐代御史制度研究述評》，指出“監(jiān)察”概念受近代政治與學術的影響，無法在深層次與唐代御史研究完全契合；傳統(tǒng)官職視角研究細致，但缺乏動態(tài)變化以及與其他制度的深層互動；新世紀研究創(chuàng)新集中在研究唐宋官僚結構體系轉化過程中御史的身份性要素所承擔的功能和以文書行政為主的唐代御史臺政務運行機制，并由此反思御史制度研究如何從路徑和研究內容來拓展和突破。任士英從該文章看出現(xiàn)實關懷，并提出宋人如何研究唐朝御史以及近代以來御史研究如何改變認識都是可以繼續(xù)思索的要點。

南越王博物院胡田甜《唐前期廣州海貿(mào)管理研究——以〈定夷舶市物敕例〉為中心》從公文運作角度利用顯慶六年的敕文研究唐前期三省制下的廣州海貿(mào)管理，概括廣州海貿(mào)需指定預算、官府優(yōu)先采購、以供御為主以及廣州都督和下屬官員是管理主體等特點。張雨對此進行補充，提出“宜令所司”指的是度支司作為頭司去管理，“本道長史” 應溢出廣州的范圍，涉及所有海外船舶到來的地方，此外可以再思考敕文中規(guī)定四月前預支的原因。

南京曉莊學院高峰報告題目是《試論唐代的都督府管州》，通過討論唐代都督府與州的關系，關照唐代地方制度如何設計、運行等問題，發(fā)現(xiàn)都督府在南選和配送流移人等具體政務中成為中央對接地方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呈現(xiàn)管州的狀態(tài)。余蔚從政區(qū)體系的視角解釋在唐代道與都督府這類不標準區(qū)域或機構研究中，判斷政區(qū)和機構的性質與研究它的實際職能同等重要。高峰隨后補充貞觀十道作為制度底圖和政治理想，對唐代行政體制與制度文化的意義。

韓國成均館大學金珍《從“折杖”到“折杖法”：唐代脊杖與臀杖的形成脈絡及其效果》研究《宋刑統(tǒng)》所載“折杖法”的形成過程，討論脊杖和臀杖的出現(xiàn)背景，及其成為折杖法主角的具體過程。趙晶指出文章需再加分辨笞刑從秦漢魏晉發(fā)展來的不同脈絡，如曹魏時期以杖刑復活肉刑與唐代修改杖背的討論背景是不同的，此外“殿廷決者皆背受”不符合貞觀故事的論斷也應從日本令和玄宗政治再做考慮。

湖南大學黃曉巍《趙氏家族的五代史——〈宋史·太祖本紀〉趙弘殷事跡考論》是在閱讀《宋史·本紀》時重新反思趙氏家族先世史后的相關研究。文章在重訂趙弘殷事跡后，從趙氏家族與五代軍人集團的相互影響，重新梳理五代政治軍事的演進脈絡，并指出《宋史·太祖本紀》的淺層美化反而遮蔽了趙氏家族對宋朝建立的重要性。何兆泉指出該文關于趙弘殷事跡多為推測，且需處理文獻記載的差異性問題。

山西師范大學霍斌《北宋郭皇后之死探微》一文考證仁宗郭皇后死亡的諸多細節(jié)，楊太后授意謀殺，仁宗只能選擇掩蓋真相，從情感史和身體史角度展現(xiàn)帝制時代皇帝的凡人性與政治性。吳錚強直接批評該文直指楊太后的猜測毫無根據(jù)，應深究郭氏被廢與被害之間陳氏與曹皇后背后的政治力量，以及郭皇后對政治的影響是否足以構成被害理由。此外，吳錚強指出宋史研究者急需擺脫《涑水記聞》和受其影響的《長編》對宋史基本政治史問題的誤導。

《涑水記聞》

湖北大學黃光輝《南宋前期中央行政體制改革考論》討論南宋前期中書三省的改革過程，與元豐改制后的差異，及其對南宋王朝運行制度框架和金朝官制改革的意義。曹家齊肯定該研究理清了南宋初期三省合一、六部諸司郎官、寺監(jiān)和諸司庫務省并，以及六部與寺監(jiān)的關系等問題，但從該文的題目來看，還應納入光宗、寧宗時期的制度改革和樞密院、三衙等其他中央行政體制內容。文章還要充分考慮建炎三年四月形成中央行政體制改革的條件，并從中國中央行政體制的整體演變歷程來觀察南宋初期改革的意義。

最后，李鴻賓分別對高峰和黃曉巍的發(fā)言進行闡發(fā)。高峰所討論的問題，需要從中國古代國家通過行政管理和軍事控制兩種經(jīng)營地方的方式來理解。兩個系統(tǒng)在國家統(tǒng)治的前后過程中互相交織，始終處于轉化狀態(tài)。這是理解中國歷史軍、政兩套系統(tǒng)之間不斷博弈和逐漸緩沖的基本范式。黃曉巍的研究涉及君權世俗化的轉變。早期君權神授的皇權政治會神化君主家世，中古時代皇權變成君權民族子孫，轉向以民間的、祖先的方式追蹤民族的先世。從這個范式角度，史書對趙匡胤父親的書寫并非無意義，或許是基于另一套編寫的基本法則。

（二）國計與交通

本場由中國人民大學張亦冰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孫方圓主持，共報告7篇論文。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陳麗萍報告《敦煌籍帳類文書的再整理與唐史研究》，提出全面整理敦煌籍帳類文書的工作會為經(jīng)濟史課題增添新的原始資料，開辟新的課題。報告人目前已匯集整理戶籍、授田田籍和請地狀等文書，以胡渠和其他簿書為例展示了文書綴合復原后比較完整的狀態(tài)。李錦繡、劉屹、孟憲實都肯定該工作對戶籍研究的基礎性作用，劉后濱針對五代、宋初請地日期改為正月初一這一現(xiàn)象發(fā)問，并期待后續(xù)能展開研究。

山西大學丁俊《〈儀鳳三年度支奏抄·四年金部旨符〉新碎片的綴合與相關問題的討論》一文通過綴合阿斯塔那230號墓新發(fā)表的四件文書殘片與相關文書，討論庸調的填欠折納和計帳的項帳分類與半輸?shù)葐栴}，結合蕃戶與嶺南諸州稅米者相關規(guī)定指出該地區(qū)存在從半輸、輕稅到租庸調等全輸稅制的過渡過程，以及項帳有入官、入國之分，并以此為基礎重新解讀文書A’27-32行。李錦繡指出文章要重新思考的問題，如幅寬規(guī)定在唐朝出現(xiàn)的時間節(jié)點，《儀鳳三年度支奏抄》中關于嶺南庸調的問題，以及 “半輸者準下戶之半”是否真為錯簡。

湖南師范大學彭麗華《日常統(tǒng)治史視野下的開元橋梁營繕》一文試圖從人文的角度關注橋梁和橋梁史研究，從東渭橋、蒲津橋、金橋等三座橋分析唐代官府在橋梁營繕中統(tǒng)治職能、治民理事的具體體現(xiàn)和在推進技術革新上的重要作用，以及金橋所含政治隱喻。高柯立評議指出全文并未貫徹日常這一概念，需要尋找一個可以凝聚議題的關注點，并佐以圖片說明橋梁的構造與位置。此外，唐代從中原至太原的物資、人力轉運是否必經(jīng)蒲津橋還應再做探討。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周曲洋《〈日藏白氏六帖事類集〉紙背南宋明州榷務文書考釋——兼論南宋中后期的地方財政分隸及其運作》一文首先介紹嘉定年間明州榷務公書中保留大量不系省酒庫以及財物不分隸的現(xiàn)象，其次分析官酒務的虧損和經(jīng)總制錢的過高定額征收導致州府發(fā)展不系省的私庫酒務。這是南宋中后期地方財政分隸制度在實踐中的變形。評議人王申認為此文提供了解讀酒務文書的新角度，通過討論運作的實態(tài)提出了新的問題，后進一步推測酒務文書息錢形成錢六會四比例的原因，需另作制度性解讀。

廣州南方學院黃敏捷《京畿試行新法過程中的信息博弈：以保甲、雇役法為例》從輿情角度探討新法理論上有利于國家和百姓的措施為何、如何走向變異，認為舊法大臣利用輿情把行政事件引向政治事件，陷入黨政歧途，暫時失去皇帝信任，也使變法君臣失去制約和信息途徑，百姓的表達渠道被削弱，新法真正的漏洞得不到重視與改正。方誠峰認為該文特點是從信息流通的視角出發(fā)圍繞輿情事件討論王安石變法，但拋卻對王安石變法的立場預設，事件是輿情還是客觀不良影響還需考慮，神宗不利用信息渠道不代表信息渠道減少。此外，相比輿情，人情更符合神宗與王安石的討論語境。

首都師范大學劉屹《“大秦路”與“陀歷道”——西漢至北宋時期中印陸路交通的兩條主要通道》考證“大秦路”與“陀歷道”的命名依據(jù)與實指，重論懸度、瓦罕走廊等對外交通路線，認為兩條路依存互補，最大區(qū)別在于是否可以通行馬匹、牲畜等物資。兩條路在宋以后逐漸模糊是陸上絲路交通受阻和佛教重心從印度和中亞向東亞遷移的結果。孟憲實評價該研究迎難而上，把絲綢之路研究推向深處，但魏晉南北朝的文獻記載在后世理應有所繼承，尤其是《高僧傳》所走的路線，那么為什么唐代高僧向西取經(jīng)卻不見“大秦路”的記載？

香港樹仁大學張偉國報告《隋唐通濟渠、永濟渠史跡走訪札記》，通過實地走訪，建立對大運河的功能、唐宋軍事儲備的現(xiàn)場感覺。劉屹認為札記中傳世史料詳盡，涉及較新的考古發(fā)現(xiàn)，路線完整，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示范。

（三）文獻與文化

本場由中國人民大學王靜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劉力耘主持，共報告9篇論文。

中國人民大學曹剛華報告《〈大唐西域記〉在唐中前時期的社會流傳與影響》，通過分析《大唐西域記》在唐初、中期流傳范圍變化的原因，指出唐太宗征伐遼東前后的心態(tài)變化導致《大唐西域記》在唐初不受重視，而筆記小說的發(fā)展和被《開元釋教錄》著錄與入藏則擴大在唐中晚期的流傳范圍。田衛(wèi)衛(wèi)認為文章以小見大、論證嚴謹，但在流傳過程中西域與中央的關系、《大唐西域記》的文本獨特性、相關的政治丑聞、書寫條件的變化等因素都可再考慮。朱玉麒提示《大唐西域記》在唐廷控制西域過程中作為情報書的重要性，并指出需要進一步尋找唐前期的相關資料。

香港樹仁大學羅永生《從〈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看中晚唐的制茶與飲茶風尚——兼釋“餅茶”與“團茶”、“喫茶”與“啜茶”的關系》一文結合《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全面分析唐代制茶風尚、“喫茶”與“啜茶”習俗的發(fā)展，在一定程度上糾正學界在點評陸羽《茶經(jīng)》對唐代飲茶風氣影響時的夸大之處。沈冬梅認為物質文化生活史看似材料多，實際上分析不易。文章可以從文字學的角度考慮“喫”和“啜”的區(qū)分，并區(qū)分飲茶習俗的地域性。

北京大學史?！短扑晤}額書法的文化史考察》聚焦于唐宋題額書法，結合豐富案例分析唐宋題額的署名、書體、社會功能等內容，探索書法史與傳統(tǒng)歷史學研究的關聯(lián)?？爹i認為文章內容豐富，有很多可以引申之處，如《玉?！飞婕暗乃谓鹞幕睾犀F(xiàn)象，南宋使臣游覽汴京時標記金人改建部分，除搜集敵國情報外，結合時代背景來看也可能體現(xiàn)故國之思。

北京大學朱玉麒報告題目為《唐平高昌的民間文學遺產(chǎn)》，從“高昌童謠”、西州“學郎詩”、《姜行本紀功碑》相關傳說三個方面揭示唐代經(jīng)營西域的民間文學遺產(chǎn)，填補《大唐西域記》記載中缺失的吐魯番民間文學故事。評議人林巖指出，該研究很好地將民間史學與正統(tǒng)史學相結合，地域上從吐魯番文書中的學郎詩勾連到長沙瓷窯詩歌，觀察到相同的知識普及程度；時代上聯(lián)系唐宋材料，分析從唐至宋理解“高昌童謠”的變化。文章存在的問題一是高昌童謠處于正史記載中，在傳統(tǒng)意義上不會歸入民間文學范疇；二是認為童謠是唐朝間諜所作，推測成分較多；三是部分口述材料樣本不足，說服力不夠。

上海師范大學李殷《敦煌蒙書〈辯才家教〉的成書與傳布》一文考證敦煌本《辯才家教》的真正作者應為某底層僧侶。《辯才家教》在沙州敦煌的傳布經(jīng)歷吐蕃與歸義軍統(tǒng)治，北宋初期仍可得見抄本?！掇q才家教》既是庶民階層的日常履行教育指南，也是世俗佛教的宣傳手冊，其成書與傳布是中原漢地與敦煌社會文化聯(lián)結的重要寫照。評議人陸敏珍指出該文從“顯比丘僧”的角度嵌入，改變了前人的研究路徑，從敦煌地區(qū)中原文化資源的背景考察，視野很廣，但存在的不足是論述內容、使用材料存在重復，以及部分結論相對倉促。

中國人民大學趙永磊以《隋唐宗廟祼禮的生成研究》為題，提出《開元禮》最終完成宗廟祭禮的改定標志著宗廟祭禮的成熟，奠定了唐代以后宗廟祭禮的基本規(guī)制?！堕_元禮》宗廟祭禮充分吸納《周禮》元素，折射出唐玄宗刻意彰顯盛世、塑造經(jīng)典的初衷。評議人王楊梅認為文章關照了整個漢唐間宗廟祭禮的演變，但是研究者除了關注禮儀內容的變化，亦應關注過程的變化。此外，王安石變法也有《周禮》的學術支持，該思路或可資借鑒。

寧波大學石鵬以《試論唐代官署志的編纂與形成》為題，以唐代新產(chǎn)生的職官文獻官署志為分析對象，從內容、記載對象和編撰者等方面認為官署志具有較高的文獻史料價值，對后世官署志編纂產(chǎn)生深遠影響。皮慶生從官署志延伸開，指出唐代人的衙署觀念、廳壁記書寫背后的群體意識、唐代從以官存司到以司存官的變化、官署志的功能及其抄本的流傳等問題都值得進一步研究。

中國人民大學段真子報告題目為《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和田出土〈孝經(jīng)〉殘片考釋》，從這組寫本背面的習字推測《孝經(jīng)》白文與背面習字或許存在 “藏-用”的關系，為了解這組白文《孝經(jīng)》的抄寫背景、使用群體，以及《孝經(jīng)》在唐代于闐的傳播狀況提供諸多啟發(fā)。評議人史睿認為，從經(jīng)學史的角度講，《論語》和《孝經(jīng)》的關系特別密切，該研究 “仁字可能來自《論語》” 的推測頗值得關注；從書法的角度來看抄寫者控筆能力較弱，或為學童過渡階段的習書，文本抄寫的時間或許更晚。

浙大城市學院王楊梅以《“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考》為題，從文獻的角度分析記述源流，認為此語很難被定義為真實記錄，史籍記載存在景物與濾鏡兩個觀察對象，應從其文本書寫的背后仔細探尋作者的意圖與歷史的真相。邵浪舷從東漢三國以來經(jīng)文建構和教義等角度進行補充，并進一步探討燃燈佛源頭的問題。

（四）文書與石刻

本場由中國人民大學求芝蓉和謝能宗主持，共報告8篇論文。

湖南大學蒲宣伊在《新見吐魯番文書〈唐開元六年高昌縣潘寺尼如金訟牒為因改嫁領官錢帛粟事〉考》中利用傳世史籍當中有關唐代婚嫁的法律制度規(guī)定，廣泛搜羅敦煌文書、唐人墓志中有關聘禮的文獻記載，揭示文書涉及的這起因聘糾紛案的原委。裴成國討論該文書性質，建議重新擬定文書名稱來體現(xiàn)對文書性質的理解，并指出從社會生活史角度來說可結合《唐大歷七年馬寺尼法慈為父張無價身死請給墓夫賻贈事牒》做比較研究。

北京大學何亦凡《“簡紙過渡”時代的衣物疏——從新刊布的吐魯番出土最早的衣物疏說起》從衣物疏由木牘到紙張的物質形態(tài)變遷，注意到衣物疏所載內容逐漸增加，宗教信仰信息的增多既反映民眾信仰與觀念的變化，也有賴于紙張?zhí)峁└嗟臅鴮懣臻g。馬利清認為該研究采用接近考古學中類型學的比較方式，視角新穎，但需注意使用考古學術語。討論簡紙過渡還要結合喪禮過程，考慮衣物疏的內容、性質以及買地券、正墓文、過所等。這些變化可能都跟當時的社會風俗、族群文化等方面有關。

西北大學裴成國《〈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所刊四件刺薪文書研究》圍繞四件刺薪文書性質、相關制度問題，討論調薪、劑刺薪制度和高昌國賦稅納入的文書行政。徐暢認可文章對第四件文書性質的討論，但關于供應人名單中女性納稅的問題可再做解釋。

中國政法大學馬俊杰《新見吐魯番出土“入老”文書考釋》根據(jù)麹氏高昌國時期的一件世子令，結合對“羈人”“入老”“入養(yǎng)”的討論，揭示麹氏高昌制度的地方特色和與中原王朝的同源性，重新審視重光復辟到延壽改制期間的政治動向。何亦凡指出文章可補充高昌制度研究，追問西州何以按照唐代制度建立和維系完整軍政體制，或許能延伸出更大的問題。

北京師范大學徐暢《唐前期京畿兵民與絲綢之路——敦煌吐魯番文書的印證》從文書中勾稽出眾多個案，追索長安及其周邊京畿地區(qū)普通民眾在西北的蹤跡，勾勒唐前期京畿民眾在定居農(nóng)耕之外的生活，側面展現(xiàn)唐帝國的開放性和流動性。蒲宣伊對該研究中僧尼活動不頻繁的現(xiàn)象稍作闡釋，建議報告人可以嘗試補充這方面研究。

中國人民大學徐弛《蒙古國德勒山唐麟德二年漢文題記考》考釋靈州輔賢府，考證德勒山很可能是《新唐書· 地理志》中回鶻路東道上的怛羅思山，指出題記內容與唐與漠北鐵勒九姓關系、唐高宗封禪泰山密切相關。劉喆指出討論回鶻路的路線問題需補充前人成果，盡量落實推論環(huán)節(jié)。

北京師范大學劉喆《異流同源：五代遼宋三種哀冊小考》討論唐以后哀冊出現(xiàn)冊版形、石碣（臥碑）形、墓志形三種形式的不同原因，探究漢唐以來“古禮” “今俗” 的碰撞與交融。仝相卿提出南漢使用碑形冊也可理解為政權對外的低姿態(tài)，遼代使用哀冊的風格有別于中原的原因還需進一步加以解釋，并補充更多的案例為文章論證增添佐證。

浙大城市學院仝相卿《北宋歐陽修撰“尹洙墓志公案”新探》通過比較歐陽修所撰尹洙墓志和韓琦所書尹洙墓表之間差異，發(fā)現(xiàn)歐陽修撰尹洙墓志銘中的“書與不書”，討論歐陽修慶歷新政后從政風格的轉變。李全德認為歐陽修撰寫尹洙墓志需考慮他的書寫風格，也要判斷他對朋黨問題的真實看法，是否一以貫之堅持“君子有黨”論，或許可以從歐陽修長期修撰《新五代史》來考察他長時段的為政理念。

三、圓桌會議：總結與展望

圓桌會議由中國人民大學李全德和王靜主持，邀請學者們針對研究中遇到的問題與危機共談新時代創(chuàng)新的方向。與會學者暢所欲言，大致提出以下值得思考的要點。

一是新技術與新材料。面對技術新時代，朱玉麒和羅永生均持樂觀態(tài)度，新的技術擴大了學者對知識吸收的容量，網(wǎng)絡渠道獲取資料方便快捷，數(shù)據(jù)庫建設如今也是高校、科研院所的標配。這有利于突破個人研究斷代史的學力限制，從而擴展研究問題的時段與范圍。葉煒則從史料方面談起，認為《唐會要》等傳統(tǒng)文獻未能得到充分解讀，而出土文書、石刻資料等新史料所包含的非文字信息也值得關注。通過比較不同時期的史料及其載體變遷，可以生發(fā)出書籍史、知識史等方面的議題。林巖從宋代文學的角度呼吁新的闡釋框架，重新認真審視宋代材料的性質、類型，別集、文集這類與前代相比獨有而豐富的材料會帶來新的視角，比如充分挖掘書信所蘊含的信息，或自編文集這一行為能為宋代社會研究引發(fā)的思考。

二是新視角與新話題。陸敏珍提出宋史研究存在不同維度的破舊立新，向傳統(tǒng)材料導入新的概念，從新的認知角度賦予新的解釋框架，諸如詮釋權力、文本書寫、象征、儀式、符號、隱喻等議題的討論已漸豐富。新的知識的再造和重塑正在成為許多學者的研究興趣。張偉國提到唐朝歷史可能是宋朝構成的歷史記憶，從《資治通鑒》可觀察唐朝歷史記憶如何構建。史睿強調書籍史在文獻研究基礎上追問產(chǎn)生了新問題，與一般斷代歷史研究綜合起來考察非常具有前景。同時，具備書法的基礎知識對于出土文獻研究會有非常大的助益。余蔚則從空間展開，認為唐宋時期由一個政權變?yōu)槎鄠€政權會產(chǎn)生新問題，例如邊緣地區(qū)復雜的社會研究將改變宋代方志研究目前區(qū)域集中、現(xiàn)象總結趨同的停滯現(xiàn)狀，西南地區(qū)、宋金夏交界的西北地區(qū)以及東北地區(qū)金朝的族群等話題可以碰撞出很多新的關注點。吳錚強認為通觀10世紀以來中國整體政治體系，杭州史研究不一定僅限于地方史研究層面，可能具備更高的政治層面的意義。

三是交流與對話。何兆泉提醒在關注唐宋史研究新發(fā)展的同時，也要注重學術傳承，回應原有的重要問題，用專題式研究真正推進打通唐宋史研究，開啟持續(xù)性對話。蔣愛花表示目前在做的《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目的便是突破王朝史觀和帝王將相的敘事模式。劉屹特別倡議要在國際學術領域體現(xiàn)中國學派和中國聲音，尤其是年輕學者，要系統(tǒng)性了解國外研究動向，不畏學術權威，與國際最好學者論辯，有志于以國際最高水準的研究觸動海外學術界。最后，東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教授西村陽子補充，希望中、日學者保持日后合作與交流。

（本文綜合整理自會議紀要，會議紀要由駱勇、唐錫楠、唐瑾、范穎媛、徐通輝、王榕靖、李璐緣、張雯雯、程家琪、劉琬華、陳妙、方王子參與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