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學者對北美漢學的貢獻

香港本來只有一所頗具規(guī)模的大學，就是以英語教學的香港大學。1963年，中文教學的崇基學院、新亞書院和聯(lián)合書院合并為“中文大學”。今年香港中文大學的六十周年校慶舉辦了一系列活動，我應中文系張健教授之邀于4月14日做了一次報告，談“華人學者對北美漢學的貢獻”。

這里“漢學”泛指海外的中國研究（雖說這名詞在西方算過時了，學者大多會劃定自己研究中國哪一領域）；“北美”則指美國和土地遼闊、人口卻只有其十分之一、同屬一個學術圈的加拿大。疫情期間香港中文大學曾辦了個線上講座，邀請在斯坦福教中國文學的艾朗諾與當了逾半世紀漢學“票友”的我談“美國漢學五十年”。我們主要講朗諾在加州大學、華盛頓大學及哈佛的老師們。我有感于有些人錯以為“漢學家”都是白人，而一般“海外漢學”的討論也有意無意地繞過華人，因此這一趟聚焦于華人學者，談他們的背景，在漢學界的地位與所扮演的角色，最后略述我對漢學前景的一些看法。

其實北美漢學比歐洲起步晚卻后來居上，華人學者的參與非常關鍵；尤其在文學領域內，近年來可說已取得壓倒性的地位。北美漢學界華人多，有下列幾個原因：

1）二十世紀初義和團運動，美國獲得“庚子賠款”的百分之七點三二，比實際損失的要多些，就決定把多余的款項用以資助中國學生留美，培養(yǎng)了一批中英文俱佳的學人。這一千數(shù)百名留美學生大多攻讀理工，回國后在各大學、政府機關或私人企業(yè)工作，也有一小部分在美國執(zhí)教。

2）美國鋁業(yè)公司創(chuàng)辦人霍爾（Charles Martin Hall）沒有子嗣，遺囑把財產三分之一留給“英美人士在亞洲或巴爾干半島辦教育的機構”。為爭取這筆巨款，當時在北平的燕京大學和美國麻州哈佛大學決定合辦“哈佛燕京學社”，于1928年成立。當時北美開設與中國有關的課程寥寥無幾，該社資助美國各大學有意從事中國學術研究的學生訪華，也資助年輕燕京學人訪學哈佛；同時在哈佛設立“哈佛燕京圖書館”和出版《哈佛亞洲研究學報》；在燕京則出版《燕京學報》和《哈佛燕京引得》系列。這樣一來，北美漢學家便有了研討學術的平臺，不再只是散兵游勇，征引各種中國古文獻也有共同的方式，削減了中美學者間的隔閡。

3）二十世紀中國政局動蕩，戰(zhàn)亂頻繁，1952年院系調整又解散了輔仁大學與十三所基督新教教會大學（燕京、圣約翰、齊魯、東吳、之江、滬江、金陵、金陵女子、嶺南、華南女子、華中、福建協(xié)和、華西協(xié)和），不少學人外流。

4）二戰(zhàn)后北美特別富裕，對世界各地人才都具有強烈的吸引力。

5）美國學界種族與階級成見相對較輕。六十年代末的《平權法》更大幅提升了女性的地位，讓身為女性的華人學者也有機會在漢學界大展拳腳。

前后五撥華人學者

參與北美中國研究的華人可說有前后五大撥：

第一撥是庚款留美學生和他們的第二代：包括早年到美國讀本科的趙元任（最后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退休）；考入1911年成立的清華學堂，然后到美國自大三讀起的蕭公權、李方桂（兩位都是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王際真（哥倫比亞大學）、張歆海（菲爾萊狄更斯大學）、梅貽寶（愛荷華大學）和柳無忌（印第安納大學）；考入1925年成立的清華大學，到美國讀博士的，有哈佛的楊聯(lián)陞和方志彤，芝加哥大學的何炳棣和鄒讜。他們的第二代在美國從事漢學研究的，有趙元任的女兒趙如蘭（哈佛大學）、李方桂的女兒李林德（加州州立大學）、梅貽寶的兒子梅祖麟（康奈爾大學）；陳衡哲沒有留在美國，但她和任鴻雋的女兒任以都是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歷史系第一位女教授。

第二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一批在教會大學就讀或授課的學人遷移至北美，遇上二戰(zhàn)后北美高等學府擴充迅速，他們中英文皆通，便在各大學落腳，成了各校中國研究的中堅分子。加州大學有韓玉珊和陳觀勝（燕京-加大洛杉磯分校）、羅榮邦（燕京-加大戴維斯分校）、徐中約（燕京-加大圣芭芭拉分校）；普林斯頓大學有陳大端（金陵）、劉子健（燕京）和余英時（燕京，新亞）；匹茲堡大學有楊慶堃（燕京）和王伊同（燕京）；印第安納大學有鄧嗣禹（燕京）；哥倫比亞大學繼“第一撥”王際真后有吳百益（金陵）和夏志清（滬江）；其他還有吳經熊（東吳-薛頓賀爾大學）、陳受頤（嶺南-波莫納學院）、陳榮捷（嶺南-達特茅斯學院）、陳錫恩（福建協(xié)和-南加州大學）、張馨保（燕京-愛荷華州立大學）、瞿同祖（燕京-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薛光前（東吳-圣約翰大學）、李鑄晉（金陵-堪薩斯大學）、吳元黎（圣約翰-舊金山州立大學）等，不計其數(shù)。

第三撥：六十年代，北美漢學重點從把中國作為一個古文明研究，轉移到近現(xiàn)代研究，許多到美國讀博士的華人便留下執(zhí)教，幾乎全來自臺灣地區(qū)，尤以臺灣大學與東海大學外文系出身為多。當時臺大文科教授基本是北大和“中研院”史語所的班底，而東海則是曾在大陸的教會大學執(zhí)教的人馬。這批留學生大多有志于創(chuàng)作，讀研究生是為進一步了解古今中外的異同，就如影響他們極大的《現(xiàn)代文學》發(fā)刊詞所說：“我們不必模仿傳統(tǒng)或激烈的廢除傳統(tǒng)。不過為了需要，我們可能做一些‘破壞的建設工作’（constructive destruction）?！弊钤缭诒泵澜探F(xiàn)代文學的大概是“第二撥”的夏志清，其后臺大外文系出身的有劉紹銘（威斯康辛大學）、葉維廉（加大圣地亞哥分校）、奚密（加大戴維斯分校）、吳燕娜（加大河濱分校）、張誦圣（得克薩斯大學）、白先勇和杜國清（加大圣芭芭拉分校）、李歐梵和王德威（哈佛大學）；臺大中文系的則有高友工（普林斯頓大學）；東海外文系的有林順夫（密歇根大學）、孫康宜（耶魯大學）、楊牧（華盛頓大學）、高辛勇（阿爾伯塔大學）；東海中文系則有杜維明（哈佛大學）；師大英語系有史書美（加大洛杉磯分校）；政大英語系有張錯（南加州大學）。治近現(xiàn)代史的有臺大歷史系的郝延平（田納西大學）、張灝（俄亥俄州立大學）、汪榮祖（弗吉尼亞理工大學）、葉文心（加大伯克利分校）、李又寧（圣約翰大學）；其他還有東海中文系的周質平（普林斯頓大學）和師大歷史系的江勇振（迪堡大學）。治古代史的有臺大歷史系的許倬云（匹茲堡大學）與陶晉生（亞利桑那大學）、臺大考古系的張光直（哈佛大學）、師大歷史系的陳啟云（加大圣芭芭拉分校）等。臺大歷史系的李慧漱轉向治藝術史（加大洛杉磯分校），東海外文系的于君方則轉向治佛學（哥倫比亞大學）。

第四撥：七十年代起美國學術界時興以后現(xiàn)代、后殖民、性別及少數(shù)族裔的觀點進行解構，吸引了一些來自香港地區(qū)、東南亞和北美第二代華人投身中國研究。出色的學者包括美國生長的余寶琳（哥倫比亞大學）、呂立亭（耶魯大學）、田菱（羅格斯大學）、石靜遠（耶魯大學）；加拿大生長的方秀潔（麥吉爾大學）；香港生長的周蕾（杜克大學）、李惠儀（哈佛大學）、高彥頤（巴納德學院）、鄭文君（蒙大拿州立大學）；新加坡生長的吳妙慧（俄亥俄州立大學）及父母是外交官而在各地長大的楊美惠（加大圣芭芭拉分校）和周杉（巴魯克學院）等。此外，不少華人以探討海外華裔文學為業(yè)，包括馬來西亞生長的林玉玲（加大圣芭芭拉分校）和香港生長的張敬玨（加大洛杉磯分校）等；香港的榮鴻曾（匹茲堡大學）和林萃青（密歇根大學）則承襲“第一波”趙如蘭的志業(yè)研究中國民間音樂。北美學界的多元化可見一斑。

第五撥：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在美國引起一陣“中國熱”?！暗谌龘堋钡脑S倬云為回饋世界對華人教育的貢獻發(fā)起的蔣經國基金于1989年成立，提供大學新設漢學教職前三年的經費；中國官方的孔子學院于2004成立，向大中小學提供漢語教師，更發(fā)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不少規(guī)模較小的院校亦紛紛開設漢學學科，許多留美中國學人便留下教書，儼然成了各大學中國研究的主要接班人群。其中佼佼者包括中央美術學院畢業(yè)的巫鴻（芝加哥大學）；社科院的李懷?。ǖ每怂_斯大學）；山東大學的劉禾（哥倫比亞大學)；南京大學的錢南秀（萊斯大學）；北京語言大學的丁香（康奈爾大學）；北大的商偉（哥倫比亞大學）、田曉菲（哈佛大學）、羅曼玲（印第安納大學）、李海燕（斯坦福大學）、周佚群（斯坦福大學）、康笑菲（喬治華盛頓大學）、李小榮（加大圣芭芭拉分校）、王敖（衛(wèi)斯理大學）、熊存瑞（西密歇根大學）；復旦的盧葦菁（加大圣地亞哥分校）、王岡（佛羅里達大學）、汪悅進（哈佛大學）等，不勝枚舉。

當然，在北美從事漢學的華人不盡都在以上“五撥”之內，舉些背景殊異的例子：

江亢虎（1883-1954）早年留日，官拜刑部主事，以創(chuàng)辦女校轟動一時；民國初年組織中國社會黨，主張男女平等，遺產充公，1921 到莫斯科參加國際共產第三次會議，試圖把社會黨納入共產黨不果；抗戰(zhàn)時加入汪精衛(wèi)偽政府，戰(zhàn)后被捕病死上海獄中。這樣的政治風云人物居然也是最早在北美大學從事漢學的華人之一，1913年始有六七年在加大伯克利分校講授中國文化，與紅極一時的美國詩人威特·賓納（Witter Bynner）合作翻譯唐詩三百首，1930 至1933年又受聘于麥吉爾大學，是加拿大第一位中國文學教授。

哈佛燕京學社的主要策劃人洪業(yè)（1893-1980）本來念神學，同時在哥倫比亞大學修讀歷史碩士。1919年歐戰(zhàn)結束后，美國代表在巴黎和會支持日本承襲德國在中國的權益，洪業(yè)到各地講演反對此議案，因口才特別好被一所演說局的經紀人盯上，安排他到處介紹中國文化，遇上燕京大學擬在北京城外建新校園，亦聘洪業(yè)在美國募款，回國任燕大歷史教授兼教務長。洪業(yè)在北美正式執(zhí)教止于哈佛燕京學社在哈佛成立那兩年，但許多早年漢學家因獲哈佛燕京學社資助得以深造，學術成果得以發(fā)表，在電子索引普及之前，大家都使用他編撰的哈佛燕京引得系列，影響巨大。

陳世驤（1912-1971）在北大主修英國文學，曾在北大和湖南大學任講師，1941 到哥倫比亞大學進修，似乎并沒有完成博士學業(yè)，也沒有重要學術專著出版。然而他1945起在加大伯克利分校教中國文學和中西文論，協(xié)助該?；I建比較文學系，因學問根底實在深厚，人緣又好，廣受學生與同事的尊崇。 

周策縱（1916-2007）的父親是有名的詩人和書法家；他從中央政治大學畢業(yè)后，曾主編數(shù)種刊物，并任民國政府主席侍從室編審秘書，替蔣介石起稿重要文件；1948年到密歇根大學深造，博士論文為五四運動史。從小癡迷《紅樓夢》的他，1980年起相繼在任教的威斯康星大學、哈爾濱、揚州、臺北和北京召開國際《紅樓夢》學術研討會。 

黃仁宇（1918-2000）原在南開大學修讀電機工程，抗日參軍十二年屢立戰(zhàn)功，1964年獲密歇根大學歷史博士學位，著有《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但在美國數(shù)所大學教書皆不得意，便潛心著作。他的《萬歷十五年》遭多家出版社退稿后自行譯為中文，一時洛陽紙貴，結果耶魯大學也出了英文版。 

余國藩（1938-2015）在香港出生，祖父科舉廢后考入牛津大學，父親是劍橋大學法律碩士，投筆從戎官至四星上將。他精通希伯來文、希臘文、拉丁文、西班牙文、法文等多種語言，在芝加哥大學同時任宗教、英文、比較文學、東亞系教授；閑來賦詩填詞，彈奏古典音樂，以風度稱譽學林。他英譯全本《西游記》凡涉及儒釋道思想的詞語都作精細的注釋，另有《重讀石頭記：〈紅樓夢〉里的情欲與虛構》及多種中英文論著。

葉嘉瑩（1924年出生）是滿族人，北平輔仁大學出身，祖父為進士，父親北大畢業(yè)。她曾在臺灣受政治牽連帶著襁褓中的女兒入獄，在臺大教古詩詞卻深受學生歡迎，應海陶瑋（James Robert Hightower）教授之邀到哈佛和他一同研讀詩詞。海陶瑋推薦她到加拿大的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執(zhí)教二十余年。1991定居天津，任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長。

華人在北美漢學的地位與影響

歐洲漢學與北美漢學的此消彼長，及華人學者地位的提升，可從劍橋大學一系列權威著作的參與成員略見端倪：

參與1960年代開始策劃的《劍橋中國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的有四位歐洲學者，九位美國學者，其中只有一位華人（劉廣京）。 

參與1990年代開始策劃的《劍橋中國古代史》（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的有兩位歐洲學者，七位美國學者中有兩位華人（張光直和許倬云）。 

參與2000年代策劃的《劍橋中國文學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只有兩位來自歐洲，十四位美國學者中十位是華人，除主編孫康宜外，有林順夫、王德威、奚密、李惠儀、商偉、田曉菲、呂立亭和石靜遠。 

華人以“局內人”和“局外人”的雙重身份加入北美漢學界，有下列重要影響：

1）擴大了北美漢學家的陣容，在各領域提出不同視角，充實研討的內容，并栽培出不少根基扎實的學生。

2）發(fā)揮“把關”作用：他們除做分內事外還幫助其他學者治學。譬如楊聯(lián)陞在哈佛教書，另負責替哈佛大學出版社審稿，替《哈佛亞洲學報》寫書評。其他學者往往把著作先請華人同事過目后才投稿。

3）北美漢語教學的祖師爺自然是語言學家趙元任。但鄧嗣禹、劉子健、高友工、周質平、凌志韞在內的華人教授不僅栽培本科生，還視推廣漢語為己任，吸引外系學生學漢語。另有些學人因種種原因不能在學府傳授他們的專業(yè)，卻成了優(yōu)秀的漢語教師。耶魯便曾同時有三位這樣的漢語教師，他們分別是北平輔仁出身、斯坦福廣播學碩士、新聞界聞人黃伯飛；輔仁教育系出身、哥倫比亞碩士、書法家兼書畫收藏家王方宇；燕京和奧伯林出身、哥倫比亞音樂博士李寶枕。李寶枕后來在愛荷華大學當東方系主任，退休后又到臺灣繼續(xù)發(fā)展他的音樂事業(yè)（見凌志韞2018年編的美國漢語教學回顧The Field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U.S.：A Retrospective of the 20th Century）。

4）不少早年的“拓荒者”把藏書贈送給所執(zhí)教的院校，是各校東亞圖書館的濫觴。

華人主掌亞東圖書館功不可沒

筆者去年秋天在一個聚會上見到普林斯頓大學的柯馬?。∕artin Kern）教授。他對我說：“華人主掌圖書館，是美國漢學的秘訣?！笨陆淌谑堑聡耍阚E遍布各地東亞圖書館，說這話是很有分量的。做學問靠材料，需各種參考書和電子檔，及與時俱進的專業(yè)書刊，最好有第一手材料；而各圖書館的資源都有限，決定采購哪些書刊，搜集哪一方面的資訊，須和教授及研究生配合；如此學術視野遼闊而辦事圓融的人才不可多得。北美從事圖書館業(yè)的華人不但有效率地向校內學者提供治學資訊，且勤于梳理重整資訊，惠澤學林，推廣國際學術交流亦不遺余力。

裘開明是華中大學前身文華大學（Boone Library School）的第一屆畢業(yè)生，在哈佛獲經濟博士時，正巧哈佛燕京學社成立，便聘他為圖書館館長。哈佛燕京圖書館第二任館長是抗戰(zhàn)中當中國空軍翻譯官的吳文津，他大幅擴充了該館的收藏，以涵蓋當代各社會科學領域；又代表同業(yè)籌備中國研究資料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系統(tǒng)地收集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各地的報刊、方志、公文、海報、傳單等歷史資料，翻印或制成縮微膠卷分售給各地圖書館。吳文津1979 年參加美國圖書館業(yè)代表團訪華后，應中國教育部邀請到多處開展長達一個月的圖書館管理研討會，帶動了中國大陸圖書館的革新。 

王重民于1939年至1947年到美國國會圖書館鑒定中文古籍，回國后建立北大圖書館系?！拔母铩焙笃浞蛉藙⑿迾I(yè)集合他在美國和北京搜集的資料，編《中國善本書目提要》。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北平圖書館長袁同禮恐善本書落入日本人手中，打算運到美國國會圖書館保存，而在上海冒生命危險把這三百箱書秘密運上船的是錢存訓，后來任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館長及圖書館系教授，培養(yǎng)了許多東亞圖書館管理人才，并著有《書于竹帛：中國古代的文字記錄》，享譽學林。 

燕京大學出身的房兆楹與杜聯(lián)喆夫婦戰(zhàn)后在美國和澳洲各圖書館任職，并和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東方部主任恒慕義（Arthur Hummel）合編《明代名人傳》和《清代名人傳略》，又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富路特（Carrington Goodrich）教授合編《中華民國人物傳記辭典》。三部大部頭工具書皆被譯成中文，足見其有用。

唐德剛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收錄了李宗仁、顧維鈞、胡適、張學良的口述史，萬惟英在密歇根大學搜集十九世紀以來中國各地的報刊，都是很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張?；?、薛昭慧和蔣樹勇合編《北美中國學：研究概述與文獻資源》（2010年出版），請一流學者寫各自領域的進展及文獻資源，結集成 A Scholarly Review of Chinese Studies in America（2013年出版），延續(xù)著北美主掌圖書館的華人梳理資訊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向前展望

根據現(xiàn)代語文學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的數(shù)據，選修外國語文的美國大學生自六十年代以來大致是走下坡的，從1960年平均每一百個學生中有十六點二個選修外語，跌到2016年每一百個學生中只有七點五個。

然而一直到十年前，學中文的學生卻逆向上漲，漲勢自八十年代起尤其顯著。

根據最新的數(shù)據，美國選讀外語的學生繼續(xù)急劇下降。就2016至2020四年間，不僅學中文的學生降了百分之二十一，族裔構成美國人口五分之一的西班牙語也降了百分之十五，法語降了百分之二十二，德語更降了百分之三十二。韓語雖然選的人仍不多，卻升了百分之二十五，大概是“韓流”效應吧。日語也曾因日語動漫盛行而風光一時。

雪上加霜的是，選歷史文學等人文學科的學生每年遞減，引發(fā)了學術界空前的“人文危機”。哈佛校友雜志Harvard Magazine今年初有篇以此為主題的文章廣受矚目，文中有份圖表非常形象地展示自2011至2021十年間，除了語言學及性別與少數(shù)族裔研究外，大半的人文學科（以小紅圈標志）主修生都減了四分之一以上。

科技日新月異，北美大學生應接不暇，對以往的文學與歷史仿佛感到與當下環(huán)境已無甚關系，不太感興趣；于是文科教授退休時，校方往往就趁機省了筆開銷；結果即使是名校出身的博士生都很難找到出路，準漢學家也未能豁免。

其實由長遠看，這是無可厚非的。每個時代每個社會所面臨的挑戰(zhàn)不同，而人的時間和精力有限，集中注意力學習的科目自然不同。中國古代的必修科是禮、樂、射、御、書、數(shù)。古希臘教育注重的也是體育、音樂和詩歌。古羅馬統(tǒng)治幅員遼闊的帝國，除體育、音樂、詩歌外，還要求學生通曉倫理、法律、農業(yè)、軍事及公開演說所需要的修辭。希臘文是羅馬統(tǒng)治下地中海一帶最通用的語言，也是高雅文化的語言，因此羅馬公民不但須學自身的拉丁文，也須學希臘文。歐洲中世紀拉丁文已成了各地讀書人的共通語言，又是法律和醫(yī)學的專用語言，因此教育主要傳授拉丁文，學生熟讀《圣經》外也熟讀拉丁文經典?，F(xiàn)在高等學府五花八門的科目，是歐美工業(yè)化后應對日趨復雜的科技和社會而逐漸積累的。十九世紀歐美士紳除本國語及拉丁文外，附庸風雅要學外交通用及標志精致品味的法語；以知識分子自居的要學德語，因德國人走在學術前沿；讀神學還須掌握古希伯來文和古希臘文，因《舊約圣經》原是希伯來文而《新約》是希臘文寫的；大學標榜“通識教育”，傳授這些語文并介紹科學新發(fā)展?，F(xiàn)在英語成了世界最通行的語言，無論外交、學術、科技都以英語為主，連法語德語都失去了昔日的光環(huán)，無怪乎美國學生對外語的興趣劇減。他們寧愿花時間學計算機操作和編碼，何況外語已可由電腦粗略翻譯。在資訊可隨時上網查詢的當下，許多本來熱門的科目淪為冷僻，也不足為怪。

由于種種原因，北美漢學逐年擴充的盛況在中短期內恐難重現(xiàn)，但一個世紀來的成績是很可觀的，各地都有院校開設與中國有關的課程，而且中國研究逐漸從邊緣地帶融入主流知識架構中。西方學術在中國早就不籠統(tǒng)稱為“西學”了，北美院校當前把中國音樂設在音樂系，中國繪畫設在藝術系，中國歷史設在歷史系，佛道設在宗教研究學系，也就是“漢學”這籠統(tǒng)名詞顯得過時的緣故?，F(xiàn)在中國文學一般仍設在“東亞語文系”，該系若有一天因經費減縮和比較文學系合并了，未嘗不是壞事，等于宣稱中、日、韓文學在北美已踏入主流，可和德、法、俄、意等文學放置在同一語境中討論。

知識快速傳遞，有利于國際學術交流；而學者中英文皆通現(xiàn)在相當普遍，歐美“漢學家”與中國國內學者走得愈來愈近。然而，思想突破往往來自不同文化碰撞迸發(fā)的火花。每個思想體系都有些預設的思維軌道，有些懸而未決的話題；又有其惰性、盲點、不自覺的禁區(qū)、根深蒂固的情結，習以為常便感到是天經地義了；用他者的眼光審視往往發(fā)現(xiàn)各種癥結。余英時為回應韋伯的儒家貶壓商人抑制了中國資本主義發(fā)展之論說，辯證明清以來紳商的興起，早已顛覆了傳統(tǒng)社會視商人為末流的傳統(tǒng)，而紳商之所以為紳商，正因他們吸取了新儒家的價值觀；夏志清在美國講現(xiàn)代中國文學，提出沈從文、錢鍾書、張愛玲、白先勇足以媲美魯迅、茅盾、巴金；無論聽者贊不贊同，都覺耳目一新。學者的使命不是宣揚文化，而是了解文化。希望北美華人學者致力保持其“局內人”和“局外人”的雙重視角，繼續(xù)沿自有的脈絡，緊貼資料的內在邏輯治學。

（此報告蒙伊佩霞、艾朗諾、周佚群、孫康宜、韓德玲、梅家玲、方秀潔、楊繼東和康笑菲協(xié)助，特此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