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動員者和經濟規(guī)劃者；一貫主張通過企業(yè)聯盟化以及政府與企業(yè)的合作，以穩(wěn)定工業(yè)發(fā)展；率先在工業(yè)界推廣親工會理念，以保障勞工合作；支持高工資標準，以維持購買力和商業(yè)繁榮；積極支持在經濟蕭條時期開展大規(guī)模公共工程項目；倡導通過政府項目提高農產品價格和促進農業(yè)合作社的發(fā)展。沒有人能像赫伯特·克拉克·胡佛那樣完美地勝任大蕭條之初的總統職位，以及完美地應對大蕭條，即提出被稱為“新政”的激進中央集權計劃。這正是赫伯特·胡佛做的事情。歷史學中最具諷刺意味的事情之一就是，富蘭克林·羅斯福新政的每一個政策措施的締造者竟然被歷史學家和普通大眾奉為自由放任主義的最后一個堅定捍衛(wèi)者。
讓我們來看看新政。為應對嚴重的經濟蕭條，政府迅速加強了干預，其特點是：通過政府和企業(yè)的共同規(guī)劃實現工業(yè)的企業(yè)聯盟化；提高物價和工資標準，擴大信貸、大規(guī)模失業(yè)救濟和公共工程項目，支持農產品價格，以及扶持薄弱和不穩(wěn)定的商業(yè)。所有的這些政策措施都是由胡佛總統創(chuàng)立的。胡佛刻意地、深思熟慮地、劇烈而迅速地打破了美國對蕭條采取自由放任主義政策的傳統。正如胡佛在1932年總統競選中宣稱的那樣：
……我們本可以什么都不做，那就徹底毀了。實際上，我們向私人企業(yè)和國會提出了共和國歷史上最龐大的經濟防御和反擊計劃。我們付諸實踐。直到現在，華盛頓政府才認識到，在這種時候，它肩負著如此寬泛的領導責任……這是經濟蕭條歷史上的第一次，股息、利潤和生活成本在減薪之前已經下降……工資一直保持不變，直到生活成本下降和利潤幾乎消失。如今，美國的實際工資是世界上最高的。
赫伯特·胡佛
1929年10月24日股市崩盤，胡佛立即開始實施他的“巨無霸”計劃。其中最重要的舉動是召集美國主要金融家和實業(yè)家參加一系列白宮會議（White House Conferences），敦促他們保證不降低工資標準并擴大投資。胡佛解釋道，這些會議的總體目標是協調企業(yè)和政府機構一致行動。一個又一個行業(yè)團體承諾將維持工資標準不變。胡佛堅持認為，現在和之前的經濟蕭條完全不同，之前的工資標準快速、劇烈下降（我們可以做一個補充說明，當時的蕭條很快就結束了），現在為了支撐大眾購買力，工資標準必須是最后一個下降的。由此，經濟衰退的全部負擔落在了商業(yè)利潤肩上。這一系列會議中最重要的一次發(fā)生在11月21日，當時亨利·福特（Henry Ford）、朱利葉斯·羅森沃爾德、沃爾特·蒂格爾、歐文·D.楊、小阿爾弗雷德·P.斯?。ˋlfred P. Sloan，Jr）和皮埃爾·杜邦（Pierre du Pont）等重量級的工業(yè)領袖都承諾配合胡佛的計劃。這些協議被公布于眾，胡佛在12月5日的白宮會議上稱贊這是“企業(yè)與公共福利之間的關系在整個觀念上的進步……與三十或四十年前工業(yè)界的……專斷和互撕的態(tài)度相去甚遠”。美國勞工聯合會對這個新發(fā)展表示贊許，宣稱以前從未有工業(yè)領導人“被要求一起行動”。次年3月，美國勞工聯合會報告說，大公司確實遵守了他們的協議，維持了工資標準不變。
1930年9月，胡佛采取了另一項緩解失業(yè)問題的措施，順便提高了工資標準。胡佛實際上已經通過行政命令禁止了任何移民進入美國。為了與該政策的目標保持一致，即通過強迫某些人退出勞動力市場以解決失業(yè)問題，他刻意加速驅離“不受歡迎的”外來人口，每年被驅離的人數達到2萬。
在災難性的經濟大蕭條和史無前例的漫長大規(guī)模失業(yè)期間，工資協議得到了嚴格遵守。事實上，由于物價迅速下跌，那些足夠幸運的沒有失業(yè)的人的實際工資是急劇上升的。經濟學家利奧·沃爾曼（Leo Wolman）指出，“事實上，在過去任何一個強度和跨度與1930年至1931年的大蕭條相當的經濟蕭條期，工資都沒能像后者期間那樣保持那么長的時間未降低”。這是一個從美國勞工聯合會的自由主義者到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都為之歡呼的記錄。1932年，經歷了數年的嚴重蕭條和災難性失業(yè)之后，企業(yè)再也無法維持工資水平了。1931年秋季，美國鋼鐵公司鼓起勇氣降低工資標準，盡管公司的總裁并不同意這樣做，且威廉·格林也指責其違背了1929年對白宮所作的承諾。大公司們打破協議的速度緩慢，而且減薪也多發(fā)生在高管階層，即失業(yè)概率最小的地方。盡管工資有所下降，但從1929年到1933年僅下降了23%，低于物價的下降水平。因此，實際工資在這段時間里還是上漲了，在主要的制造業(yè)中上漲率超過8%。1921年的經濟蕭條雖然更溫和，但工資水平的下降卻更迅速，涉及的人數也更多。但是，在創(chuàng)記錄維持工資水平的同時，失業(yè)率大幅上漲。到1933年，失業(yè)率上升到勞動力的25%，主要制造業(yè)的失業(yè)率一度達到驚人的46%。不幸的是，只有少數評論員和經濟學家認識到這些事件之間的因果關系： 維持工資水平正是加深和延長大規(guī)模失業(yè)和經濟大蕭條的主要因素。
此外，胡佛竭盡全力推動了貨幣和信貸的大規(guī)模擴脹。美國聯邦儲備銀行持有的政府債券從1929年9月的3億美元增加到1933年3月的18.4億美元，增長了6倍。通常情況下，這會導致銀行準備金增加6倍，貨幣供應大幅增加。但胡佛對通脹的推動被經濟力量挫敗。盡管美聯儲再貼現率急劇下降，但由于商業(yè)需求疲軟，美聯儲再貼現仍下降了5億美元；由于公眾對不穩(wěn)定和通脹的銀行體系越來越不信任，流通中的現金增加了15億美元；銀行開始囤積超額準備金，因為他們害怕投資在企業(yè)倒閉的浪潮中被卷走。胡佛惱怒銀行的行徑，譴責“商業(yè)銀行在推動信貸擴張方面……不予配合”。重建金融公司的領袖阿特利·波梅雷內（Atlee Pomerene）宣稱，任何具備流動性但不發(fā)放貸款的銀行都是“國家的寄生蟲”。胡佛命令財政部部長奧格登·米爾斯成立一個由主要工業(yè)家和銀行家組成的委員會，施壓銀行擴大信貸。該委員會的主席是通用電氣的歐文·D.楊，其成員包括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沃爾特·吉福德、國民城市銀行的查爾斯·E·米切爾（Charles E. Mitchell）和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的沃爾特·蒂格爾。在其任期結束及其通脹計劃徹底失敗前，胡佛提出了一些典型的新政措施： 銀行休假日和臨時性銀行存款聯邦“保險”。
事實上，胡佛認真考慮過援引一項被遺忘的戰(zhàn)時法律，從而把“囤積”黃金（即將美元兌換成黃金）變成一項刑事犯罪行為。此外，胡佛的財政部部長和副部長在任期結束前決定廢除金本位制度。雖然他最終沒有走到這一步，但他確實竭力阻撓了金本位制度的運轉，譴責那些合法把美元兌換成黃金或把銀行存款兌換成現金的人。1932年2月，胡佛成立了公民重建組織（Citizen‘s Re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該組織致力于譴責“黃金囤積者”和不愛國的“叛徒”，其領導人是芝加哥的弗蘭克·諾克斯（Frank Knox）上校。主要的工業(yè)家和勞工領袖都加入了該組織。胡佛還試圖悄悄阻止美國媒體刊登有關銀行危機的全部真相以及公眾對政府越來越多的批評。
胡佛在增加聯邦政府的開支方面也毫不松懈。聯邦支出從1929年財政年度的33億美元增加到1932—1933年財政年度的46億美元，增長了40%。與此同時，聯邦預算收入減少了一半，從40億美元下降到不到20億美元。這表明胡佛是一個非常原始的凱恩斯主義者，他愿意承擔近60%的預算赤字。到那時為止，這是美國歷史上和平時期聯邦政府出現的最大財政赤字。
正如人們所料，一部分大幅增長的聯邦支出是用于公共工程。胡佛擴大公共工程（提出在1929年12月前增加6億美元投入）的行動是如此迅速，以至于經濟學家J.M.克拉克在1929年年底為胡佛“建筑業(yè)政治家的偉大嘗試”歡呼。1931年2月，胡佛的就業(yè)緊急委員會在推動國會通過參議員瓦格納的《就業(yè)穩(wěn)定法》（Employment Stabilization Act）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該法令設立了就業(yè)穩(wěn)定委員會（Employment Stabilization Board），以在經濟蕭條時期擴大公共工程建設，并設立了一筆1.5億美元的基金用于相關實施。胡佛愉快地簽署了這項法令，并向資深的公共事業(yè)倡導者奧托·托德·梅勒里表達了贊賞。胡佛在回憶錄中自豪地說，他領導的聯邦政府建設的公共工程比聯邦政府在過去的30年里建設的更多，是自己親自說服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把它們的公共工程項目擴大了15億美元規(guī)模。胡佛還啟動了博爾德（Boulder）水壩、大古力（Grand Coulee水壩）和加利福尼亞中央谷地（California Central Valley）水壩工程。博爾德項目成為聯邦第一個大規(guī)模、多用途流域項目。在1921年發(fā)起這個工程后，胡佛還與加拿大簽署了修建圣羅倫斯航道（St. Lawrence Seaway）的協議，但該協議被參議院否決。
必須指出的是，胡佛，這位公共工程穩(wěn)定派的資深先驅，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年，發(fā)現公共工程快速發(fā)展的規(guī)模已經超出了他的設想。當評論家、經濟學家、政治家、商人以及建筑業(yè)都在大聲疾呼再向公共工程投入數十億美元時，胡佛開始撤退。他意識到公共工程耗資巨大，而且只能給一部分人帶來救濟。胡佛開始偏向聯邦援助撥款和可以收回成本并產生利潤的公共工程。因此，聯邦公共工程開支在1932年僅略有增加。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胡佛對公共工程的疑慮越來越多，這反映出他被加速發(fā)展的集體主義思想甩在了后面，這種思想是在他擔任總統的最后一年發(fā)展起來的。
政府的另一項大型干預措施是胡佛總統根據1932年7月的《聯邦住房貸款法》設立的住房貸款銀行體系。該法令得到了建筑協會和貸款協會的大力支持，對這些協會而言，該法令就是自己行業(yè)的《聯邦儲備法》。財政部提供2500萬美元的資本金，在聯邦住房貸款委員會之下設了12家地區(qū)銀行，作為建筑業(yè)和貸款業(yè)的法定中央抵押貸款貼現銀行。胡佛最初提出了一個宏大的全國抵押貸款貼現體系計劃，打算也納入儲蓄銀行和保險公司，但后者拒絕了這個提議。事實上，胡佛曾抱怨，國會對聯邦住房貸款委員會可以提供的貼現金額設置了過于嚴格的限制，他盡了最大努力推動該新體系的運作。
胡佛為新政奠定的最明顯基礎之一，是他在1932年1月創(chuàng)立的重建金融公司。戰(zhàn)爭期間的戰(zhàn)爭金融公司向企業(yè)提供緊急貸款，重建金融公司的設立顯然是受到之前這家公司的啟發(fā)，并以其為藍本。重建金融公司的主要發(fā)起人之一是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戰(zhàn)爭金融公司總經理小尤金·邁耶；戰(zhàn)爭金融公司的大多數老員工都受雇于這家新公司。
重建金融公司始于1931年秋設立的國家信貸公司（National Credit Corporation）。在胡佛及其助手參加的一次秘密會議上，主要銀行被勸說在美聯儲的協助下通過國家信貸公司向那些搖搖欲墜的銀行提供信貸。當主要銀行對這個安排支支吾吾時，胡佛威脅通過立法強制實施合作；作為他們同意國家信貸公司這種安排的答謝，胡佛政府答應國家信貸公司只是暫時的，很快會成立重建金融公司予以取代。
1932年1月，國會匆匆通過了重建金融公司法案。財政部向重建金融公司注資5億美元，并授權它發(fā)行總額高達15億美元的債券。邁耶成為這家新機構的董事長。在1932年上半年，重建金融公司以極為隱秘的方式發(fā)放了10億美元的貸款，這些貸款中的大部分給了銀行和鐵路公司。鐵路公司為了償還大銀行（主要是J.P.摩根公司和庫恩-洛布公司）的債務，用去了其中的近5000萬美元。這項政策的一位重要支持者是小尤金·邁耶，其理由是“促進經濟復蘇”，直白地說，就是“向銀行注入更多資金”。邁耶如此積極主動，很可能是因為他的妹夫喬治·布盧門塔爾是J.P.摩根公司的高管，而他本人也曾是摩根銀行的一名高管。
但是，胡佛仍然不滿意重建金融公司項目的規(guī)模。他認為，重建金融公司應該向更寬泛的工業(yè)和農業(yè)受眾提供貸款，而且應該能夠提供資本貸款。1932年7月，國會通過了重建金融公司法修正案《緊急救濟和建設法》（Emergency Relief and Construction Act）。該法令把重建金融公司的總資本從20億美元增加到38億美元，幾乎增加了一倍，并大幅擴張了重建金融公司的貸款范圍。1932年全年，重建金融公司發(fā)放貸款總額達23億美元。
赫伯特·胡佛對政府援助工業(yè)和銀行業(yè)的熱情并沒有延伸到對窮人的經濟蕭條救濟；在這方面，他更多地傾向于自愿主義。胡佛堅持自愿救濟的立場，直到1932年年中。1930年或1931年，亞瑟·伍茲（Arthur Woods）上校敦促胡佛實施聯邦救濟。伍茲上校是胡佛緊急就業(yè)委員會的主席，之前曾擔任洛克菲勒普通教育委員會（General Education Board）委員。但是，真正發(fā)揮作用的是一批重要的芝加哥實業(yè)家。1932年年中，他們說服胡佛改變主意，建立聯邦救濟計劃。胡佛的《緊急救濟和建設法》不僅把重建金融公司貸款的范圍擴大到工業(yè)企業(yè)，而且是美國第一部聯邦救濟立法。重建金融公司得到授權向各州發(fā)放貸款3億美元，用于救濟窮人。
在整個經濟大蕭條期間，赫伯特·胡佛顯露出他對投機和股票市場的厭惡。1930年秋季，胡佛威脅對紐約證券交易所實施聯邦監(jiān)管。此前，紐約證券交易所一直被認為只接受所在州的監(jiān)管。胡佛迫使該交易所“自愿”同意不發(fā)放用于賣空的貸款。1932年，胡佛再次發(fā)起攻擊，聲稱聯邦政府將對賣空行為采取行動。他還極力勸說參議院調查交易所的“惡意……空頭襲擊”。胡佛似乎認為，股票市場根據當前的（低）收益來判斷股票價值的做法是一種有罪的背叛。胡佛接著提出了設立監(jiān)管機構的建議，該建議后來落地為新政中的證券交易委員會。胡佛對這個監(jiān)管機構公開表示贊許。
當經濟大蕭條來臨時，胡佛的聯邦農場委員會已經做好了行動準備，即實行其新政農業(yè)政策原型，設法提高和支撐農產品價格。
聯邦農場委員會的第一個大型行動是針對小麥的。該委員會建議有意愿的小麥種植者像企業(yè)聯盟一樣行事： 簡而言之，暫停小麥銷售，等待價格的上漲。之后，它向小麥合作社發(fā)放貸款1億美元，以保留小麥庫存，從而抬高價格；它還建立了一個中央谷物公司，協調小麥合作社的行動。當發(fā)給合作社的貸款未能阻止小麥價格的下跌時，中央谷物公司開始自己購進小麥。聯邦農場委員會的貸款和購買成功地把小麥價格維持了一段時間，但到了1930年春天，這種做法誘導農民擴大生產，加劇了小麥的過剩，唯一的結果是價格進一步下跌。
胡佛政府清楚地認識到，除非小麥產量下降，否則企業(yè)聯盟化和抬價政策不會奏效。在美國農業(yè)部部長和聯邦農場委員會的領導下，一輪典型的胡佛式道義勸說行動開始了；華盛頓派出一群經濟學家敦促西北地區(qū)規(guī)模較小的小麥種植戶——支撐小麥價格的最初倡導者——從種植小麥轉向種植其他農作物。農業(yè)部部長亞瑟·M.海德（Arthur M. Hyde）和聯邦農場委員會亞歷山大·萊格訪問了中西部地區(qū)，敦促農民減少小麥種植面積。但是，正如大家所料，這些道義勸說無濟于事，小麥繼續(xù)堆積，價格繼續(xù)下跌。在11月之前，政府的谷物穩(wěn)定公司（Grain Stabilization Corporation）購買了超過6500萬蒲式耳小麥，試圖阻止小麥市場價格下跌，但是收效甚微。接著，1930年11月，胡佛授權谷物穩(wěn)定公司購買盡可能多的小麥，以阻止小麥價格的下跌。但是，經濟的力量不會那么輕易被擊敗，小麥價格仍在下跌。最后，聯邦農場委員會承認失敗，拋售其囤積的小麥庫存，進一步加劇了小麥價格的下跌。
類似的價格支撐計劃也曾在棉花領域實施過，但帶來的是同樣的災難性后果。聯邦農場委員會主席詹姆斯·C.斯通甚至動員各州州長，把每三排棉花都犁掉一排，但是仍沒有起到作用。在羊毛、黃油、葡萄和煙草行業(yè)，也發(fā)生過導致災難性結果的類似企業(yè)聯盟化嘗試。
很明顯，除非強制性限制生產，否則企業(yè)聯盟計劃是行不通的；農民太多了，自愿性的道義勸說起不到任何作用。胡佛總統開始沿著這個思路行動，他建議停止耕種肥沃的土地，把莊稼犁倒，宰殺未成熟的牲畜——所有這些都是為了解決胡佛價格支撐計劃所導致的產品過剩。
與此同時，胡佛總統在其他領域推行的企業(yè)聯盟化取得了較大的成功。1931年5月，胡佛下令停止簽訂以伐木為目的的聯邦森林新租約。他還把超過200萬英畝的林地從生產用地變成“國家森林”，從而把國家公園的面積增加了40%。
1930年4月，胡佛推動了《麥克納里-瓦特斯法》（McNary Watres Act）的通過，該法令旨在利用郵政航空郵件扶持和管制把商業(yè)航線置于聯邦的組織和控制之下。仰慕胡佛的傳記作者寫道，由于該法令的實施，“這些航線被整合成一個精心規(guī)劃的全國商業(yè)航線系統……這個國家免于陷入復雜混亂的航線之中，這種亂象曾在鐵路運輸業(yè)的發(fā)展中出現過”。
胡佛還敦促國會制定第一部電力公司聯邦監(jiān)管法。胡佛最初的提議是授權聯邦電力委員會（Federal Power Commission）與州電力委員會合作設定各州電力費率。國會拒絕了胡佛的這個提議；雖然聯邦電力委員會的規(guī)模有所擴大，但其權力仍然限于河流的水力發(fā)電。
在煤炭行業(yè)，胡佛與銷售額占阿巴拉契亞煙煤四分之三的阿巴拉契亞煤炭聯合公司（Appalachian Coal combine）合作，試圖提高煤炭價格，并分配各個煤礦的產量。胡佛呼吁減少煤炭行業(yè)盛行的“破壞性競爭”。
胡佛采取了更具體的措施幫助石油行業(yè)的企業(yè)聯盟化。胡佛和內政部部長雷·萊曼·威爾伯（Ray Lyman Wilbur）鼓勵得克薩斯和俄克拉荷馬等州以“保護”的名義通過石油配額生產法，減少原油生產，提高價格，并制定州際契約就配額生產計劃開展合作。為了促進這些法規(guī)的執(zhí)行和實施，胡佛暫停了所有涉及公共土地的石油開采租賃新增契約，并向公共土地附近的石油生產商施壓，敦促他們減少石油生產。
特別是在支持和鼓勵配額生產法方面，胡佛與大型石油公司站在了一起。胡佛和威爾伯關于周日停止石油生產的建議，得到了大公司的認同，卻因為小生產商的反對未獲通過。小企業(yè)強烈要求對進口原油和石油產品征收保護性關稅，胡佛在1932年同意了這個要求。關稅使國內企業(yè)聯盟和配額生產法能更好地發(fā)揮作用。關稅是用來限制進口的，這也表明，制定配額生產法的動機并不是簡單地保護國內石油儲備，而是旨在減少國內市場的石油供應。
盡管胡佛采取了這么多措施，石油行業(yè)仍然不滿足。石油行業(yè)想得到更多，它希望聯邦立法直接支持生產限制和價格提高。因此，在這個行業(yè)，胡佛總統也開始失去對美國工業(yè)中加速發(fā)展的企業(yè)聯盟化運動的領導力。
在棉紡織業(yè)，長期與胡佛保持密切關系的棉紡織協會，狡猾地舉著“人道主義”幌子，推行壟斷性減產。其方法是呼吁廢除婦女和兒童的夜間工作；這種經過巧妙設計的方法既可以迎合胡佛（以及整個行業(yè)）的壟斷理念，也符合胡佛的人道主義言論。棉紡織協會在1930年和1931年向各個工廠施壓，要求廢除婦女和兒童的夜間工作，這場運動得到了胡佛和他的商務部的大力支持，他們積極地“幫助鞭策非合作者就范”。胡佛公開表達了自己的堅決支持，商務部部長拉蒙特給棉紡織經營者寄去私人信件，敦促他們遵守行業(yè)決定。1931年和1932年，政府持續(xù)施加巨大的壓力。拉蒙特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召集幾位主要的銀行家，并得到胡佛的支持，一起向拒不合作的經營者施壓，迫使他們就范。
但是，這個企業(yè)聯盟計劃也失敗了，因為棉紡織品價格繼續(xù)下跌。減產的約定繼而瓦解。企業(yè)聯盟的失敗原因與聯邦農場委員會的失敗原因類似： 盡管面臨來自政府的巨大壓力，減產仍然取決于自愿。只要政府不直接強制紡織企業(yè)遵守生產配額，價格就不會上漲。1932年，棉紡織業(yè)也對老朋友胡佛失去了耐心；該行業(yè)開始鼓動政府施加強制力，以使企業(yè)聯盟化發(fā)揮作用。
1931年至1932年，棉紡織業(yè)、石油業(yè)和農業(yè)等行業(yè)的態(tài)度迅速蔓延至整個美國的各行各業(yè)： 對美國走向法團國家的速度不再抱有耐心。在經濟大蕭條的影響下，美國產業(yè)界與美國的知識分子和勞工領袖攜手，疾呼建立一個徹底集體主義的法團國家——聯邦把行業(yè)協會組織成強制性企業(yè)聯盟，以限制生產和提高價格。
在呼吁建立強制性企業(yè)聯盟化法團國家的人之中，最重要的是杰勒德·斯沃普，他是資深的法團自由主義人士，也是通用電氣的負責人。1931年秋季，斯沃普在全美電器制造商協會（National Electr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的會議中提出了著名的“斯沃普計劃”，并在12月得到了美國商會的認可。美國商會主席亨利·I.哈里曼（Henry I. Harriman）對這個計劃特別熱心，宣稱任何持反對意見的商人都會“被認為是特立獨行的……會被孤立起來，燒上烙印，并且最終不得不跟隨主流意見”。美國鋼結構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Steel Construction）的查爾斯·F.阿博特（Charles F. Abbott）稱贊斯沃普計劃是打擊“自稱有權為所欲為的狂妄之徒”的“公共安全措施”。美國勞工聯合會支持一個類似的計劃，該計劃在全局控制中賦予工會稍微多一些的權力。特別積極推動此計劃的是約翰·L.劉易斯和西德尼·希爾曼，他們后來組建了以新政為導向的產業(yè)工會聯合會（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CIO）。
全國工業(yè)聯合會的經濟學家維吉爾·喬丹（Virgil Jordan）博士對商業(yè)輿情進行了總結。他以贊許的口吻得出結論，商人們已經準備好迎接“經濟墨索里尼”。
鑒于赫伯特·胡佛對法團主義的長期實踐，商界領袖自然希望胡佛能全心全意地支持商業(yè)集體主義新動向。但是，他們驚訝和懊惱地發(fā)現，胡佛從深淵中猛然抽身，不再追求他整個職業(yè)生涯一直遵循的邏輯。
革命吞噬其創(chuàng)始人和先驅者的事例并不罕見。隨著革命進程的加速，早期領導人從他們畢生工作的隱含邏輯中抽身，跳出他們幫助發(fā)起的、正在加速發(fā)展的潮流。赫伯特·胡佛正是這樣。胡佛畢生致力于法團主義，但他也一直喜歡用含糊的自愿主義掩蓋他的法團國家強制性。他始終在傳統自愿主義言辭的天鵝絨手套里尋求并使用強制手段。但是，現在他的老朋友和同事，如他的長期助手兼美國商會領導人朱利葉斯·巴恩斯（Julius Barnes）、鐵路大亨丹尼爾·威拉德和實業(yè)家杰勒德·斯沃普等，都在敦促他扔掉自愿主義的外衣，接受赤裸裸的極端法團國家主義經濟。赫伯特·胡佛無法迎合他們；當他發(fā)現這種新趨勢時，他開始與之抗爭，但從來沒有放棄他以前的任何立場。赫伯特·胡佛走向了朝著中央集權主義加速邁進的反面。僅僅是因為以一種慢得多的步伐在向前推進，這位昔日的“進步”法團主義者，相對于迅速涌動的意識形態(tài)潮流，現在變成了一個膽小的溫和派。這位領導者和輿論塑造者正在成為過客。
胡佛開始反擊，堅持必須保留一定比例的個人主義和一定程度的舊“美國制度”。他指責斯沃普計劃以及其他類似的計劃將導致工業(yè)的完全壟斷，將導致一個龐大的政府官僚機構的建立，并將導致社會的單一化。簡而言之，就像胡佛氣憤地對亨利·哈里曼說的那樣，斯沃普-美國商會的計劃簡直就是“法西斯主義”。赫伯特·胡佛終于看到了極端中央集權主義深淵，卻沒有任何辦法。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沒有這樣的顧忌。胡佛的決定產生了至關重要的政治影響。哈里曼在1932年競選開始時直截了當地告訴胡佛，富蘭克林·羅斯福接受了斯沃普計劃——他會以《全國工業(yè)復興法》和《農業(yè)調整法》充分證明自己。哈里曼警告說，如果胡佛固執(zhí)己見，工商界，特別是大企業(yè)，將支持富蘭克林·羅斯福。胡佛干脆地予以拒絕，導致大企業(yè)實施了他們的威脅。那是赫伯特·胡佛最輝煌的時刻。隨著富蘭克林·羅斯福新政的到來，美國的法團自由主義者找到了他們的圣杯。他們永遠不會原諒，也永遠不會忘記赫伯特·胡佛在帶領美國踏入“應許之地”時的畏縮不前。對憤怒的法團自由主義者來說，胡佛的謹慎看起來非常像老式的自由放任主義。因此，赫伯特·胡佛的自由放任個人主義堅定擁護者的形象深深地印入了公眾的腦海。作為美國法團國家主義的偉大先驅，最后卻留下這樣一個形象，這對胡佛的職業(yè)生涯來說是一個諷刺性的結局。
（本文選摘自《現代美國的起源》，[美]默里·羅斯巴德著，[美]帕特里克·紐曼整理匯編，粟志敏、陳玲、姚晨輝、蔡建娜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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