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公共話題，學者表達如何趨利避害？

先讀

知識分子有時不得不與媒體達成一種奇妙的“合謀”，比如選取媒體最愛關注的話題進行闡釋，在敘述時不得不采取所謂“讀者愛看、媒體愛用”的辦法，乃至嚴肅話題被娛樂化、客觀表述被噱頭化。

撰文黃帥（檢書作者）

閱讀“問答錄”的難與易

讀書、大學和中文系三個話題，陳平原先生此前已有專著論述。談讀書，有《讀書的“風景”:大學生活之春花秋月》；談中文系，則有《花開花落中文系》；談大學，有著名的“大學三書”（《大學何為》《大學有精神》《老北大的故事》），早已成為學子案頭的經(jīng)典書。當這些話題融匯成《閱讀·大學·中文系》，兼有對公共話題的評論時，會呈現(xiàn)出怎樣的面貌？

《閱讀·大學·中文系》

作者：陳平原

花城出版社 2017年版

通俗易懂，是本書一大特色。既然是與媒體對話，表述自然要明白曉暢。相比學術著作，閱讀“問答錄”門檻較低，但因為避開了晦澀的專業(yè)話題，被采訪人就必須直面更多輿論關注的公共話題。

學者和公眾人物，是陳平原先生在書中的雙重身份。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中，他提到，“北大教授擁有某種無形資產(chǎn)，很容易引人矚目，因此立論一定要謹慎。為了博取掌聲而故意說一些過頭的話，那樣不好”。換言之，應在被聚焦時保持學者的溫文爾雅，“要說自己相信的話，說自己有把握的話，這是基本立場”。在與騰訊文化記者對談時，他也提出，學者對公眾發(fā)言，要堅持自己的專業(yè)立場。

陳平原

只有在明白這個邏輯后，才能理解陳平原在公共話題前的克制與淡然。但是，只有這層理解是不夠的，“問答錄”這種文體本身的含混性、斷片式和多元化，也讓它具備更多解讀的可能性。

從書評人的角度看，不同類型的書自有其對應的閱讀方法。專業(yè)地閱讀小說，須掌握文學批評的基本邏輯，熟稔文學史脈絡和文學理論的譜系；閱讀嚴謹?shù)膶W術著作，則要邁過此學科的門檻，有基本的學術思維和理論知識。好在學術著作的特點是邏輯嚴密、思路清晰，沿循既有的知識結(jié)構(gòu)，去獲取新的知識，也不是難事。

與上述情況不同，《閱讀·大學·中文系》作為學者和媒體之間的“答問錄”，是多篇訪談文章的合集，表面看上去文章之間并無關聯(lián)，且涉及問題多有重疊。譬如，陳平原先生多次談及當下讀書理念的變化，又多次提及文學閱讀與時代的關聯(lián)。除了話題的重疊，表述的碎片化也增加系統(tǒng)閱讀的難度，從只言片語去揣測被采訪人的思想全貌，難免會以偏概全。因此，想進入《閱讀·大學·中文系》，就需要一套新的閱讀方法。

以筆者之見，“內(nèi)在關聯(lián)”是閱讀這類書的方法。簡言之，借助一些“基本元素”，發(fā)見文章內(nèi)部之間的體系，這個關聯(lián)時隱時現(xiàn)，需要讀者如探寶的獵人一樣在密林深處尋覓前進的路徑，閱讀快感亦由此產(chǎn)生。

讀書和大學教育是浮在水面之上的“基本元素”，沉在表層之下的元素，則是思考的公共性與專業(yè)性之間的糾纏。在接受《貴陽日報》“采訪時，陳平原說，在眾聲喧嘩中，更要冷眼熱腸，中道而行，正可謂“遠離熱鬧，不離人間”。躲進象牙塔里閉門造車，或在萬眾矚目下登高一呼，都不是陳平原贊同的學者“亮相”的方式。正如他此前呼告“學者的人間情懷”，“讀書人應學會在社會生活中作為普通人憑良知和道德表態(tài)，而不過分追求發(fā)言的姿態(tài)和效果”，從90年代初呼吁學者從政治熱潮中“退卻”，到此間不愿做“明星學者”，其中的思想路徑也是一脈相承的。

學者的公共性與專業(yè)性

不熱衷在聚光燈下“登場”，不等于對時代變化不關注，不了解。陳平原先生多次提到，互聯(lián)網(wǎng)等新技術帶來的閱讀方式的改變，讓讀書的意義和方法也有了時代特質(zhì)?！白x書的意義在于保持一種思考、反省、批判、上下求索的姿態(tài)和能力”，但他也承認，“過去是書到用時方恨少，現(xiàn)在是書到用時方恨多。今天一味提倡苦讀，沒有意義，還可能誤人子弟”。

因為閱讀載體的變化，碎片化的網(wǎng)絡信息，讓讀書人更難深入閱讀與思考；閱讀被網(wǎng)絡檢索替代，人們也懶得記誦，反而讓腦子里的知識淺嘗輒止、難以系統(tǒng)化。但有獨到的眼光、濃厚的興趣和堅韌的毅力，依然能讓傳統(tǒng)讀書人的優(yōu)勢發(fā)揮。從對知識的閱讀和信息交流上，今天的學者面對環(huán)境，與之前大不一樣。

如何在眾聲喧嘩的輿論場中，讓知識分子的角色定位清晰，并不是一個容易弄清的問題。布爾迪厄曾指出，“新聞場與政治場和經(jīng)濟場一樣，遠比科學場、藝術場甚至司法場更受制于市場的裁決，始終經(jīng)受著市場的考驗，而這是通過顧客直接的認可來進行的?！币粋€在專業(yè)上有深奧研究的學者，如果不能在與大眾對話的過程中轉(zhuǎn)變話語方式，就難以得到“市場”（廣義）的認同，甚至會被傳播工具曲解自己的本意。

閱讀《閱讀·大學·中文系》的意義正在于此，它提供的方法論意義，或許是大于對涉及的具體話題的解讀的意義。

媒體對知識分子思想傳播的利弊都是明顯的。一方面，在廣泛性、便捷性和時效性上，媒體給予教授們走出書齋、走向“民間”的契機，乃至在媒體工具的推波助瀾下，產(chǎn)生了一些“明星學者”，甚至有人憑此獲取了遠大于個人學術能力的影響力。

另一方面，知識分子不得不與媒體達成一種奇妙的“合謀”，比如選取媒體最愛關注的話題進行闡釋，在敘述時不得不采取所謂“讀者愛看、媒體愛用”的辦法，乃至嚴肅話題被娛樂化、客觀表述被噱頭化。在這個“合謀”里，很多知識分子是被動而無奈的，也不乏一些“識時務者”會借機大做文章，但也有一些學者能夠堅守自己的專業(yè)領域。

中國知識界自90年代以降，學術研究專業(yè)性愈發(fā)凸顯，公共性和政治性不斷縮減，這既與學術研究演進的內(nèi)在邏輯有關，也與大的社會環(huán)境有關。直到新世紀以來，網(wǎng)絡媒體的強勢崛起，話語場域由政治空間變?yōu)榫W(wǎng)絡文化空間，在其中，媒體傳播信息和知識分子敘述更傾向于服從資本邏輯，而非過去的政治邏輯。知識分子可以不介入政治，但得懂得如何利用資本，同時不被資本將自己的研究異化。也正因此，知識分子應當善于跟媒體對話，而不被媒體牽引著自己的方向，既能回避自己不擅長的話題，又能在自己的專業(yè)領域里大發(fā)議論，進而讓自己身份的專業(yè)性變?yōu)楣残浴?/p>

讀書人各自心性和專業(yè)不同，與媒體對話的路徑也會不同。陳平原先生在書里常講到“不依附于前人、古人，不盲從于社會”，他對個體思想和專業(yè)研究的尊重，與傳統(tǒng)的讀書人風格相仿。讀書人不被文化場域里的資本邏輯混淆了自己的思路，反而能表現(xiàn)出“學者的人間情懷”。只是，知識分子的個體自覺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但追逐話題的噱頭與新鮮卻是媒體的天性，當雙方在此不能協(xié)調(diào)對話的時候，又當如何處理呢？作為讀者和觀眾，又是否能從駁雜的信息中捕捉到知識分子的本心呢？在《閱讀·大學·中文系》文本之外，面對現(xiàn)實問題仍需剝繭抽絲的具體功夫。

（文/黃帥；編輯：胡子華；文章原標題：《理想地讀書與讀書的理想》；配圖來自網(wǎng)絡。）